1938年1月8日，凛冽的寒风中，19名飞行学员洒泪挥别延安，先穿八路军军服经西安到兰州，然后换长袍、马褂、瓜皮小帽,装扮成东北流亡学生，佯称是盛世才远房亲戚投奔新疆。车过河西走廊，看着戈壁滩上的处处白骨，原西路军红三十军保卫局长方华失声痛哭，一年前，西路军多少兄弟姐妹倒在了这里，学员们一起摘下头上的帽子，对着荒原上的累累白骨集体致敬……

这时接替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邓发，正指定吕黎平带领“新兵营”三十多名学航空的候选人员体检，进行体检的是苏联医生和盛世才医院的军医，他们可比马海德严厉得多，量身高，称体重，检查内、外科和五官科等，对视力和心脏查得特别仔细。

学员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从不皱眉，却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浓浓的来苏尔味道熏得大家心情都很紧张，量血压时普遍偏高。那时化验血一次要抽25cc血样，哪像现在的戳破中指就行？说来也怪，当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用粗粗的针筒抽血时，这些在战场上见惯了鲜血的英雄，反而感到特别不自在。最难应付的是坐转椅检查平衡机能，左转八圈，右转八圈，立即停止后，要求身体站正不歪斜，还能辨别东南西北，结果好几个学员在抽血和坐转椅时晕倒，呕吐。

体检结果，25名合格，其余被淘汰。

除了体检外，还有入学文化考试。被斯诺称为“中国秘密警察头子”、蒋介石悬赏五万大洋买脑袋（毛泽东、朱德的价码是十万大洋）的邓发何等精明，马上意识到这批学员考文化肯定要糟。邓发当即找到盛世才和苏联航空总教官尤吉耶夫，直截了当地讲明：“我们这批学员，从小参军，没读过什么书，要是按照《新疆日报》登报时的招考中学毕业生的条件，都考不上，请免于文化考试。”

天下的布尔什维克都是一家，尤吉耶夫心领神会，当即同意。

盛世才也只好点头。

由于路途遥远，飞行班、机械班开学七天后，延安来的19名学员才赶到迪化。“新兵营”学员和延安学员趁星期天开了个联欢会，这是真正的军人之间的联欢，大家兴高采烈，热血沸腾，激情满怀，特别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方子翼和方华，两人见面时几乎激动得抱头痛哭。原来，方华在西路军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七团当政委，方子翼在红三十军政治部当青年科长。西路军最后的血战中，二六七团为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都与马家骑兵拼死，方华弹尽后跳崖，侥幸活命，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方子翼则随李先念左支队千里跋涉到了新疆，两人都以为对方已经牺牲，现在塞外重逢，真是惊喜万分。

联欢会上，严振刚传达了陈云在延安窑洞时的指示：“你们是第一批红色飞机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一定把技术学到手，要遵守纪律，搞好团结，保持党的荣誉。”

在这春寒料峭的早春，陈云的话像阵阵暖流一样涌动在学员的心中。

闻名中国空军史的新疆航空队就这样成立了，44名航空学员，来自红军的各个部队。其中，来自红一方面军16人，红二方面军2人，红四方面军24人，红二十五军1人。不久学员赖玉林因病返回延安。最后确定的学员为43人，分飞行班和机械班。

飞行班有吕黎平、安志敏、方子翼、袁彬、胡子昆、陈熙、刘忠惠、张毅、汪德祥、杨一德、方槐、方华、夏伯勋、黎明、赵群、李奎、谢奇光、王东汉、龚延寿、邓明、余天照、黄明煌、杨光瑶、王聚奎、彭浩25人。

机械班有严振刚、朱烨、周立范、金生、曹麟辉、丁园、王云清、黄思深、陈旭、云甫、周绍光、刘子立、陈御风、吴峰、刘子宁、彭任发、吴茂林、余志强18人。

这支43人的航空队后来走出了14名人民空军的将领，新中国建国时7所航校，有4所航校校长都由新疆航空队队员担任，他们中大部分队员建国后都担任了军以上领导职务，为中国空军建设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同班的还有盛世才从地方中学招收的学机械的16名学员。

艰苦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国民党空军少校、《机械物理学》教官王膺祺穿着一身笔挺的藏青色制服走进了教室。

“这堂课叫做《机械物理学》。诸位都有中学以上的学历，《普通物理学》诸位在初中早已学过了，想必记忆犹新。现在我们先复习一下，请哪位同学说说什么叫‘物理三变态’。”

沉默。

无人回答。

“汪新民，谁是汪新民？”

化名汪新民的丁园站了起来，他答不出来什么叫“物理三变态”。

只好罚站。

很快，罚站的红军学员站成一排。

没人答得出什么叫“物理三变态”。

他们不可能回答得出。

这些老红军都是家里太苦才闹革命的，除了方子翼读过六年私塾，夏伯勋高小毕业外，多数只上过两三年小学，有的还是参军后才在扫盲班识过几个字，连加减乘除都不会。

王膺祺疑惑了，他一个个指着学员的鼻子：“你什么学历，还有你，你……”

“私塾。”

“高小。”

“小学。”

……

王膺祺终于勃然大怒，挥着拳头把讲台擂得“砰砰”直颤：“这堂课我没法上了！你们都是什么学历？花名册上都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师范毕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像你们这样的文化程度，还想进入航空界？做梦！”

最后擂了一次桌子后，教官拂袖而去。

这样的情景天天上演。

教育股长王聪讲得口沬横飞、咽干舌燥，却发现学生们呆若木鸡、如闻天书，愤怒之下扯着嗓子大吼了一句：“给你们上课就是对牛弹琴！”

……

红军学员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要知道中共这批经过精挑细选才选拔出的学员，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营团级干部，枪林弹雨中威风八面，干吗要跑到教室坐着受国民党教官的鸟气？

一批学员赌气骂娘不干了，但冷静下来后，大家都知道想建立自己的空军，就必须吃下寒窗奇苦。

学员们学习的动力非常朴实：“绝不给红军丢脸，绝不能让国民党看共产党的笑话，一定要建起我们自己的空军！”

一群小学都没毕业的人，要掌握现代航空理论知识，难度可想而知。

学员们都拼命了。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都抱着书本在啃。

节假日，草滩上卧着一群看书的人。

熄灯了，被子里卧着一群打手电看书的人。

一天深夜，校工起解，看见教室的灯还亮着，教工迷迷糊糊地把灯关上，回到住处一扭头，灯又开了。挺迷信的校工哆哆嗦嗦地叫醒一个教官，一起回去看是怎么回事，走进教室，满满一屋学员正在灯下苦读的情景深深震撼了他们。

除了苦读，还会巧读。

学员陈熙编了一首快板，就把令人头痛的《飞机构造原理》讲得清清楚楚：

“一个翅膀二把刀（机头和螺旋桨），四个翅膀往上翘（四个机翼）。三条铁腿踏飞轮（三个起落架），横竖尾巴在后梢（水平安定面和垂直安定面）。”

有学员不理解几何形状，马上，一个个青萝卜刻的立方体、圆锥体就摆了出来。

方子翼将军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航空理论学习，是我们面前的难关。记得我们当时所学课程有：飞机构造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教练机和发动机的构造、性能和操纵法,飞行原理，飞行规则,气象学、仪表学、军械学、保险伞学,收发电报和译电等等等等，再加上政治课，总共三十几门。

“课程多而庞杂，并且根本没有课本或讲义，每门课都得我们自己记笔记。尤其要命的是这些课大部分由苏联教官来讲。苏联教官中文很差，结果只好请翻译官，但翻译官又不懂术语，往往译不全甚至译错。结果是大家下了课只好一起对笔记，尽量让记录通顺。

“航校作息制度很严，宿舍晚9点就吹熄灯号。为了争取时间学习，我们只能加班加点，每天除就餐和体操外，全泡在教室里，甚至到夜里零点。

“校方发现后派人干涉。我们就等校方的人走后，钻进教室继续学。后来校方下课就锁门，不许我们进去，我们就跳窗进去。再后来校方在锁门时连窗户也插上，我们就把笔记本带回宿舍，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

“除了挤时间之外，我们用得最多的‘招数’是互帮互学。下课后，我们首先集体对笔记，互相补缺，接着各自整理笔记，然后集体讨论，直到全体弄懂。

“对文化水平低、学习有困难的同学，我们派专人负责。比如我同桌王聚奎，参加革命早，没读过书，支部就指定由我负责帮助他。每次我整理完笔记后，再替王聚奎抄一份，并负责把他教会，以便在教官提问时能答上来。

“通过刻苦的学习，我们成功攻克了航空理论关。我们的努力，也改变了校方对我们的看法，为我们日后的飞行训练打下了基础。

“曾经被学生气得火冒三丈的教官感动了，他们议论说：‘这期学员不一般，前两期学员要我们从外面往教室里撵，这期倒好，要把他们从教室往外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