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是应陈平原教授之邀，加入他主编的三联人文书系的行列。体例、篇幅、内文的选择标准，都是参照了书系编辑体例所要求的去做。本来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体例规定有作者小序一项，只好再多说几句。平原教授在总序里所说的“经由十万字左右的文章，进入某一专业课题，看高手如何‘翻云覆雨’”之语，可谓是本丛书的点睛之处。其所谓“专业课题”，让我想起当年周作人提倡的胜业之说，个人有个人可以做并且也能够做的几件事情，那就是“胜业”。如知堂的胜业，由他自己规定的翻译、民俗、小品外，偶然还要管窥一下的日本研究，或者在自己的园地里种几株文学批评的花草。在他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守住那几个胜业辛苦劳动，本来也可以衣食无忧地过日子，至于后来一步迈出了胜业的藩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周作人的言与行，从三十年前初次接触时，就成为我私自的座右铭，从正面的或者反面的意义上勉励自己或者警戒自己。今年是个奇怪的年头，由媒体牵头到处都在做一些言不由衷的三十年回顾，可是你真的想回顾一下当年印象，马上又会有许多忌讳出现，到处是不方便说的界定。我在年初时碰过一回墙，以后也就不再开口，转眼已经到了年末，正值编这样一本小书，我忍不住又要想一下，自己的胜业，也就是平原教授所说的“专业课题”，究竟有些什么？

自从内地高校走世界一流的目标以来，所谓的课题越来越重要了，但那首先是要进入国家资助计划中的项目课题。前不久作家阎连科发表了一部小说，写某副教授耗数年之功完成了一部研究诗经的厚厚专著，立刻就傲视一切，以为正高职称、教研室主任、名誉地位加美人，都会自动从天而降，滚滚而来。这实在是不了解目前高校的学科状况。在今天的理工模式量化标准下，专著已经不怎么稀奇了，最重要的是学术论文，而且是在什么什么顶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即使你有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先要归入某个资助项目课题（最好是省部级以上的），这样才会有钱有势，而像小说主人公那样关在办公室里埋首穷经似地写出来的专著，可能连出版都有困难，没有课题经费，遑论其他梦想。好在平原兄提倡的不是那种专业课题，香港三联也不在乎什么省部级以上的项目资助，他们策划这套丛书的目的，只是文人兴会，舞文弄墨，志趣所向，翻云覆雨。这是何等浪漫的想象。就仿佛在漫漫昏暗的山洞里突然透过一阵有助于生命畅通的新鲜空气，脑子也随之清醒并活跃起来。于是，可以想一想，自己可以做的，也能够做的，究竟是些什么？

当然，第一胜业是教书。自己的职业是教师，三十年来，除了前四年做学生外，接着就做了二十几年的教师，每个学期都是在讲台上消磨生命，看着学生一年年轮换，自己也不知不觉老之将至，这是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感觉，何况也自以为教的方法不错。这么说，教书就是自己的胜业了。教书属于教育的一种工作，但教育的范围比教书要大得多，由喜爱教书兼及教育，对于人才培养事业的关心，对于教书育人作为一种制度的建设，对于教育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以及对现存教育体制种种弊端的批判，应该都属于我所关心的胜业。但其中工作并非是自己都能够胜任的，尤其是我作为教育体制中的一员，八年前更是不得已兼了一份院系的行政差事，明白了其中的许多道理，也增添了许多的无奈，企图做到的，是现行教育体制下尽可能地保护人文学科正常发展，尽可能保护人文学科的教师在专业上少受伤害，保护他们在专业研究上的积极性。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只要想一想当年蔡元培偶一涉足教育就马上丢官弃职远走海外，此中三昧也只有他自己细细品嚼了。

其次的胜业是文学评论，这本来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回顾自己三十年来的学习研究道路，进大学前曾经在一家区图书馆服务过，学的是书评工作，包括组织书评讨论，办一份书评杂志，等等，自己也开始写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进大学以后，接受了系统的文学史教育，慢慢知道，光注重当代文学评论，好像不那么“学术”。在当代文学领域，无论是评论还是研究，大约都是不需要弄得几页注释，满纸引文的，所以在高校的中文系里常常是被排挤在学科的末位。过去有种说法，在中文系里，研究语言的看不起研究文学，研究古典的看不起研究现代和理论，而研究现代和理论的没有什么可攀比，除了互相看不起外，就是一致看不起当代文学评论和写作。其实这种阿Q式的看不起风气在我服务的高校里并不严重，但我自己还是受过这种影响的，跻身在现代文学学科，追究五四新文学历史的演变和规律，研讨鲁迅、周作人、巴金、胡风的文学传统，探索中外文学的关系与比较，等等，努力要把自己搞得很“学术”，几十年来也有过几种著述，提出过一些自己的发现。但是，从内心深处的关切和喜爱而言，真正喜欢的还是纠缠在当代文学领域里，像鲁迅纠缠在当时的文学烂泥塘里一样，惹得满身是非，狼烟迭起。由于鲁迅等前辈的纠缠于文坛，使当时文坛的许多本来都遮蔽在堂皇学术外衣后面的阴暗嘴脸和文人劣迹都被须发毕现地照了出来，立此存照了，留给今天的就是一笔极为丰富的遗产，养活了许多很学术的人。而鲁迅为代表的（还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五四一代作家，以及稍后的巴金、胡风、老舍、沈从文等人，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又是多么精彩，多么富有个性，他们文章的精彩首先是缘于他们生命的精彩和人格的精彩，他们是将自己的生命实践于这个社会，与社会的一切污秽和尘垢纠缠在一起，挣扎在一起，搏斗在一起，他们至死也都是在试图改造中国的环境而不求适应后者，只有当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动了企图适应的念头（如周作人），他的生命魅力也就消失，仿佛瞎了眼的浮士德最后对魔鬼变幻的世界感到了满意一样。这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与中国当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坚持了当代立场，五四至今的新文学传统才会散发自身的光彩和魅力，吸引着今天的人们去重新思考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如果放弃了当代的立场，把鲁迅一代人的文学变成为死气沉沉的古代文学，我以为这是相当可悲的。

正因为起于这样的认识，我还是回到了当代文学。1980年代我的学术道路是通过研究巴金的文学创作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进入五四新文学领域的研究，试图把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纠正当年这门学科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1990年代我力图在1949年以后的文学领域里开拓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话语空间，从而寻找当时的文学史范畴里值得信赖的健康的文学因素。新世纪以后，我的关注点重新回到了当下的文学现场，试图通过对一系列文本的分析，考察文学创作在今天社会发展中的所能够产生的批判意义，以及文学如何对于当下时代精神的审美把握。问题又回到了当代文学，这三十年的道路自己走得并不宽敞通达，仿佛是蝇子飞起来兜了一圈又飞回了原点。不过也不是原点了，当下的文学毕竟与我的生命一起走过了三十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为本书所确定的专业课题，是最近几年所发表的有关当下文学创作的研究，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研究对象是五位当红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他们是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山东籍作家张炜的《外省书》和《能不忆蜀葵》，浙江籍作家余华的《兄弟》，陕西籍作家贾平凹的《秦腔》和山东籍作家莫言的《生死疲劳》。说是“五种”，其实是五篇论文，关于《秦腔》和《生死疲劳》的论文，本来是一篇，因为写得长，被杂志社编辑分作两篇刊发了。现在也懒得再合并，就成了这个样子。也并不是说，当下只有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这几年所写的当代长篇小说文本分析远不止这五位作家的作品，但是把这些评论放在一起阅读，比较能够看出我对于当代文学介入的立场和观念。

这些作品刚问世时都引起过争论，也受到不少评论家的严厉批评，但也许这些作家都是我的同代人，我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当我阅读他们的创作，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在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背后的那张严肃甚至痛苦的脸，也能够听到字里行间透出的挣扎的发自生命深处的声音。我总以为我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读到了属于自己的体会。我一向认为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本来就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是站在同样的生活前沿，面对时代说出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不同的是，评论家需要通过作家们创造的艺术形象来分析时代，表达出来的仍然是我们自己对时代的看法。我不能说，这些文章是我的代表作，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也是我最近几年所努力探讨，努力思考的结果。

2008年11月22日于黑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