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群英会

白先勇在大三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开宗明义，是这群台大外文系的学生，为宏扬文学上的“现代主义”，在台湾进行引介、交流、见习、创作的园地。

所谓文学上的“现代主义”，系指1890—1950年于欧美兴起的国际文学思潮，上承古典文学、浪漫文学和写实主义，下接后现代主义。在横向上，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意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六个流派。《现代文学》的编辑作者，包括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李欧梵、刘绍铭、张先绪、王祯和、丛苏等外文系的学长学弟，从第一期（3月号）的卡夫卡开始，进行他们对当时国际文学风潮的呼应与实验。除了王文兴提议在首期制作的卡夫卡，白先勇、殴阳子较心仪讲究紧密结构与技巧分析的亨利詹姆斯，郭松棻偏好加缪与萨特的存在主义，乔伊思则同时启发了水晶（《没有脸的人》）、王文兴（《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之于《家变》）、白先勇（《都柏林人》之于《台北人》）。

他们的引介对台湾文坛的小说创作造成巨大的影响：像蔡文甫的小说《饥渴》就被认为受到卡夫卡的《蜕变》启发，此外如李昂、施叔青、七等生（如《异乡人》之于《我爱黑眼珠》）等人都因此接受到存在主义、表现主义、乡土魔幻写实等风潮，开启往后漫长的创作生涯。

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2003年白先勇获得“国家”文艺奖时曾表示：

今年的文学奖落在我身上，如果说这是肯定我对台湾文学有一些建树，我自己认为这应该是指我在60年代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所创办的《现代文学》而言。这本文学杂志创办于1960年，主办人起初是由台湾大学外文系我的一班同学们为核心，如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叶维廉、李欧梵、郭松棻、杜国清、戴天等人，后来撰稿人并扩及其他同世代的青年作家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李昂、七等生、李永平等，当时已成名的诗人作家如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姚一苇、夏志清、朱西宁、司马中原也经常在《现代文学》发表作品。这本杂志前后发行近二十年，在六七十年代对台湾文坛曾经产生不可抹灭的巨大影响。《现代文学》对台湾文学的贡献，我认为应该有下列几项：

一、有系统译介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经典作品及文学评论，对当时台湾文学界产生启蒙作用。

二、鼓励创新实验，供给当时一批极富才情的青年作家一块耕耘园地，后来多位成为台湾文学中坚的作家，《现代文学》乃是他们当年初试啼声的场所，如三毛、李黎、刘大任、王祯和，他们的第一篇小说即发表于《现代文学》。

三、台湾大学中文系师生对《现代文学》亦贡献良多，后期《现文》在柯庆明主编下，曾努力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现代文艺思潮接轨。

除了白先勇发表的上列三点，笔者愿意在这里补上一句：后来台大文学院开办的《中外文学》有相当程度衔接了《现代文学》的风格，产生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院式写作”风潮。到了两大报文学奖兴起，这股“学院风格”和彼时风起云涌的张爱玲热相互结合在一起，几乎主宰了台湾20世纪末30年的文学风尚。直到马尔克斯、村上春树引起另外一波转变。

《现代文学》的成员承袭了当时台大外文系“南北社”的成员；“南北社”顾名思义：就是有缘千里来相聚，南北一家游山玩水。其中陈若曦、欧阳子原是北一女同班同学（她们另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同学——琼瑶），虽然是本省籍，但陈若曦个性活跃，和“外省挂”的几位同学因有文学的共通志向，很聊得来，终于在白先勇登高一呼之下，于1960年3月开办《现代文学》。该年5月9日，全体编辑委员一行十二人到台大附近的照相馆拍下了纪念照，他们是（从左至右）：

陈若曦：1938年生，原名陈秀美，永和县人，台湾籍作家。

陈若曦生于木匠家庭，就读台大期间，与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她先经美国驻台新闻处处长麦卡锡（Richard M．McCarthy）推荐，进入何立克学院进修，后转入马里兰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系研读。

陈若曦和同班同学郭松棻很早便向往中国大陆，1966年随夫前往大陆定居，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吃了不少苦头。1973年移居香港，任职新法书院。1974年移民加拿大，开始将在中国时的耳闻目睹，以当事人的身份，写下《尹县长》等系列小说，1976年出版，轰动一时。

1983年出任柏克莱大学东方语言学系客座讲师。1985年于北京会见胡耀邦。1989年创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并当选首任会长。

陈若曦是他们这一班最早在夏济安的《文学杂志》发表小说的（1957年的《周末》），还因此事引起叶庆炳与夏志清笔战。白先勇说她“勇敢、喜欢冒险，一生大风大险多”，《现代文学》开办后负责对外约稿、笼络作家。大学时期作品包括《钦之舅舅》《灰眼黑猫》《巴里的旅程》《收魂》《辛庄》《乔琪》《燃烧的夜》《最后夜戏》等；以《尹县长》重新出发后，《突围》《远见》《二胡》等作品充满写实色彩和感时忧民的情怀，获得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学奖等。

欧阳子原名洪智惠。1939年生于日本广岛，原籍台湾南投县。

欧阳子出身书香世家，在北一女中读书时，受到美文作家张秀亚启发，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13岁就在报刊上发表散文，16岁开始写诗。

洪智惠与同学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之后文风丕变，以实验各种观点运用、剖析人性各个幽微层面著称，亦更名为欧阳子。白先勇说她“稳重细心，主持内政，总务出纳、订户收发皆由她接管”，写作亦反映其精细个性，常常实践各种西洋文学技法，因此有时也显得较为无机性。不过，她在理论著述上较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为丰；也因此，她创作的自觉成分甚高，甚至以她自己的评论最为全面。这在小说家中非常罕见。不过，这个优点（或者说是局限？）却带来两种不良的影响：一、尽管自觉成分再高，但她还是无力解决个人全部的局限；而即便有少数天资聪颖的论者看出部分缺点，却因对其论述不够全面而无法给予有效的建议。二、而这正是绝大多数的论者、甚至包括几位《现代文学》诸将亦颇为重视的，因此只能死守欧阳子自己的论点再予以扩充，造成“归纳法”上“错误经验”的累积，也就是俗称的“陈腔滥调”（cliché）。只要考虑欧阳子被评述的数量远远不及张爱玲或白先勇、这种论调上的cliché（比方对“三一定律错误地看重和引用遵循”）却不遑多让，这对挖掘欧阳子作品的价值，造成极大的挫伤。

欧阳子的小说集《那长头发的女孩》和《秋叶》，虽是同一本书，却一改再改，每一篇都经过大改甚或重写；有论者认为一个作家如此一再修改自己的作品，实属罕有；其实症结在于欧阳子由主义、技巧所衍生的创作形式。在《那长头发的女孩》（1967）的序中，欧阳子表示她“意外发现”自己的小说有许多篇扣除回忆和倒述，皆合乎古希腊剧场的“三一定律”。“三一定律”是指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出发，评析古希腊的“宿命论”悲剧如《艾雷克塔》《梅迪亚》，合乎同一地点、一段时间、一桩事件这“三一原则”。问题是后来学术界认为这是16世纪的学者Lodovico Castelvetro在论述《诗学》时将其中戏剧原则推到极端的产物；莫里哀等人的法国古典喜剧固然还遵循着它，莎士比亚等人却早就冲破了它。但是由于历代戏剧学者往后三百年仍持续地就此系统论战，直到20世纪中期才宣告“三一定律”是一种过时的束缚；欧阳子可能基于此，又在《秋叶》（1971、1980）里将篇章逐一修订，并在80年版的后记宣称往后不再遵循“三一定律”。这个声明，充分显现出欧阳子一丝不苟的磊落性格；《现代文学》诸人也以她的回忆记述最为详实。

其实，要论断“三一定律”的功与过，形式无罪，而在是否因此钳制住创作力。白先勇与王文兴也有不少小说符合欧阳子所谓的“三一定律”，但是他们几乎都能跳脱这层框架。

欧阳子赴美后获艾奥瓦小说创作班硕士学位，后又入伊利诺伊大学进修文学课程。1965年随夫定居得克萨斯州。原本她婚姻美满，家事闲暇译写不辍；不料却因用眼过度，视网膜脱落，数次开刀，终至一眼失明。欧阳子在弱视中仍然勤勉创作，自1988年起进行长篇小说《一个离奇的法律案件》；但自云在笔耕四十万余字后发现结构失败，加上急欲摆脱那个诡秘案件的日夜牵系，乃将全部手稿撕毁丢弃。

居中的刘绍铭是香港侨生，广东惠阳人，1934年生。

刘绍铭成长、求学时代艰辛，笔名二残、袁无名皆或多或少反映出这种心境。1966年得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刘绍铭的小说以《二残游记》最富代表；自传《吃马铃薯的日子》亦颇负盛名。

《现代文学》的发刊词由刘绍铭执笔，这是永远的记录。

刘绍铭左侧是白先勇、白先勇再过去是张先绪。张先绪书画皆擅，早年《现代文学》封面皆由其设计，加上一支译笔了得，是发稿的主力。

稿的主力。张先绪崇拜Charles Lamb（查尔斯·兰姆），所以给自己取名为Charles；在第一期即负责翻译卡夫卡的扛鼎之作《审判》。对于这位老同学，白先勇有无尽的痛惜：“张先绪有才，译文真好，然而个性内向，太敏感。”张先绪新婚不久即意外身亡，令“现文”诸友唏嘘不已。

后排第一人是诗人戴天（1937年—），原名戴成义，广东大埔县人，来自毛里求斯。

戴天毕业后赴艾奥瓦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之后以香港为主力，是《盘古》杂志编辑和创办人之一；《八方》文艺季刊编辑顾问；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今日世界出版社编辑、总编辑；《读者文摘》高级编辑等。1969年邀古苍梧创办影响深远的“诗作坊”，开民间教研新诗之先河，著有散文集《无名集》《渡渡这种鸟》诗集《岣嵝山论辩》及《石头的研究》。戴天值得一提的是帮张爱玲出版《张看》时，提议由久未作画的张再度设计封面；皇冠的《张看》延续这个设计，而后才有《流言》和《红楼梦魇》，堪称难得的纪念。戴天目前已经退休，移居加拿大。

方蔚华在文学史上的足迹不若其他同学长久，但他在政大新闻系执教，《现代文学》老友返台都会找他相聚，在几位老友东奔西走的生涯中，宛若这群同窗的“驻台聚点”，常给予老友安慰、打气。

林湖本名林耀福，参加《现代文学》时是满腔抱负的诗人，但是后来变成专擅语文教学、美国文学及生态诗学的教授。

林耀福系明尼苏达大学美国研究博士，目前市面上可以看到他编汇的《三民英汉大辞典》《如何写好英文作文》等书，其中《台大英文手册》是与陈竺筠（王文兴夫人）、郑恒雄（《现代文学》编辑，笔名潜石）等人合著。

后排正中央的李欧梵，1939年生，“中研院”院士，亦是著名的教授、作家、评论家。

获得哈佛历史及东方语文博士后，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加州大学及哈佛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此外，因为父亲李永刚、母亲周瑗都是著名音乐家，李欧梵亦钟情音乐评论。博采众长的结果，李欧梵变成一位“狐狸型”的学者；套句他自己的话说：“刺猬型的学者就是指那些守着某家学说、跟随某个师派，并以此建立一套完整体系的人。但是狐狸恰恰相反，旁敲侧击、灵活运用，而我就是这样狐狸型的人物。”他那部著名的《上海摩登》，就是综合了都会文化、哲学思潮、电影学音乐学经济学社会学，以新鲜的创造力，架构出融汇文学与史学于一炉的学术巨著。这本书也堪称两岸三地近十年来，影响力最大的文学论著。

李欧梵著作非常丰富，包括文化论述、评论、小说、散文，如《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上海摩登》《西潮的彼岸》《一起看海的日子》（与李玉莹合著）《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等。其中在研究新感觉派及上海都会文化互动、张爱玲的电影论述以及向张爱玲致敬的长篇小说《范柳原忏情录》，均开风气之先。尤其在其代表作《上海摩登》里，将西方现代文学思潮首次和白话文学中的“都会书写”结合在一起，辅以史学的归类梳理，产生一门开山立派的新型论述，将启蒙于《现代文学》的“创造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叶维廉（1937—），广东中山人。

1963年远赴艾奥瓦大学攻读硕士，1967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任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比较文学教授。1970年返台湾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协助建立比较文学博士班。1975年与侯健、姚一苇、杨牧等人创办《文学评论》期刊。1980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首席客座教授，建立比较文学研究所。叶维廉早年为著名诗人。后转而从事比较文学、美学和文化哲学等的研究，著述等身，主要著作有《庞德的国泰集》《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饮之太和》《比较诗学》《历史、传释与美学》《解读现代与后现代》《与当代艺术家的对话》《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中国诗学》等。

正如同李欧梵、刘绍铭当时着力于电影评论；叶维廉和当时崇尚“现代画派”的“东方画会”及“五月画会”相交往还，将《现代文学》扩充到美术的领域，这是一般研究《现代文学》未曾触及的面向。其实不单叶维廉，白先勇曾以《月梦》《青春》和顾福生、席德进交互唱和，以及与奚淞情同手足，在证明《现代文学》涉猎领域广阔及影响力之深远，绝非“象牙塔里的同人志”。

王文兴，1939年生于福建福州，1946年举家迁台，先住在东港，两年后迁居台北。

王文兴早在高中时期就对文学产生兴趣，开始写小说。就读台大外文系期间，和同学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创办《现代文学》，早期编务多半由他负责，白先勇也表示：“王文兴主意多，是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台大毕业后，他前往艾奥瓦大学的作家工作室从事研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1965年回台，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担任讲师，教授小说课程，后来也在中文系任教，直到退休。

王文兴自陈：早年受到卡夫卡、海明威、乔伊斯的影响；《最快乐的事》等篇，亦可看到加缪式的存在寓言。到了《背海的人》，王文兴表示受到加缪、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索尔贝娄、海明威、贝克特等人的影响，尤其从Samuel Beckett（塞缪尔·贝克特）那里观摹讽刺（satire）的喜剧（comical）风格。此外，该书另一“内在独白”（interior monologue）的形式，显然得力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

不过，王文兴最负盛名、也是最具争议性的作品，当然是长篇小说《家变》。王文兴从1966年开始动笔，至1973年始完成出版，发表后造成轩然大波。这是因为《家变》从内容到形式、情节、结构，语言文字，在当时都是创新的；但是违反传统中文句法，加上老父出走的情节，被某些人认为是“离经叛道”。此外王文兴彼时偏偏又卷入乡土文学论战，各方谩骂的文章，甚至集结成册。

王文兴写书写得很慢，《家变》就写了七年，《背海的人》写了二十三年，写完之后，再花起码一年时间校对（也因此，他提倡“精读”，认为每小时阅读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过两小时⁽¹⁾。如今这两本书，都已经是台湾文学史上的经典。颜元叔当初即赞美《家变》是“一个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及乔伊斯的《一个艺术家之少年画像》之结合”，并表示：“《家变》在文字之创新，临场感之强劲，人情刻画之真实，细节抉择之精审，笔触之细腻含蓄等方面，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小说少数的杰作之一。”王文兴的小说用字精萃，具郊寒岛瘦之美；其字与字的断绝语法，不但与以《红楼梦》以降张爱玲、白先勇的流利腔体大相径庭，也与韩昌黎的硬梗盘空、废名的晦涩奇诡不同。

这张照片的最后一位陈次云，在台大外文系任教到退休，最著名的作品，是将奥玛·开俨的《鲁拜集》，重译为《狂酒歌》。

奥玛·开俨是活跃于十一二世纪间的波斯诗人，他这本诗集当初由爱德华·费滋杰罗（Edward Fitzgerald）引介至英语世界。当年白先勇、白先敬开设的晨钟出版社欲出版此书，分头请孟祥森与陈次云翻译，结果因为前者坚持《鲁拜集》的译名，惹火白先敬，亲自写了篇文章着证为何要改用《狂酒歌》，并于1971年9月将两者合而为一出版。这篇文章显现出白先敬这位常常湮没在白先勇背后、其实却甚为重要的出版人，亦有颇为不凡的文学见解与素养；在台湾文学出版史的探考上，值得挖掘。

剖析这批《现代文学》诸将的文学成就，不可不注意的是，他们其实皆受夏济安、叶庆炳等人的启发，而且白先勇、陈若曦还是因为在《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产生鼓舞和较劲的心理，才一股脑儿地投入创办《现代文学》。因此这股《现代文学》的精神，也不能完全说是“开天辟地”冒出来的；此外，因为夏济安，他们和麦卡锡及张爱玲产生了交集⁽²⁾。在麦卡锡的引介下，《现代文学》不单获得经济外援，并且安排彼时创作成绩较为亮眼的陈若曦（后来转学）、欧阳子、叶维廉、白先勇、王文兴先后赴艾奥瓦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奠定理论和就业的基础。只是，这批以创作为主的作家，在往后的道路上，并未认同深受麦卡锡与夏济安重视的张爱玲；反倒是以理论为主的刘绍铭、李欧梵、庄信正，后来皆成为深情的“张学”研究专家⁽³⁾。这是华文文学史迄今仍混淆不清的一块领域（例如误传白先勇为“张派”）；其实，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都留有评价张爱玲的正式文字，且不尽正面；白先勇的看法可以参考本书中的《跨世代的青春追寻》，要厘清不难。

夏济安除了引发他们对“现代主义”的自行探索，似乎亦特别看重《卡拉马佐夫兄弟》；创作稀少的白先勇、王文兴皆曾特别为文剖析这部不属于“现代主义”范畴的巨著，李欧梵也曾多次提及这本书的影响。而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更在评断张爱玲时与之并列。

在更深一层的影响上，叶维廉曾表示：在夏济安教的小说选读里，他每页都会挑出“用字问题”，一步一步带领学生品尝“风格”形成的过程。此外他还说夏济安作名著分析，往往在用字上提供几种不同的写法，并说明每种写法代表的语态和风格。对一个创作者而言，这个启示最为有用。夏济安是亨利·詹姆斯所宣扬的“小说艺术”和福楼拜所推崇的“字字准确”（le mot juste）的信徒。他后来透过《文学杂志》大力推广他的信念，不遗余力，影响至巨。从叶维廉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的小说创作、甚至王文兴日后的授课过程，是否遵循了这方面的理念。

不过，笔者必须补充：虽则从本文与《怀想美好年代（Belleépoque）的都会传奇（Urban Legend）》的繁复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师承西洋现代主义的时间相近、彼此心仪的西方大师亦不乏重复；但是根据个人不同的美学皈依，产生了百花竞放的差异：王文兴是《现代文学》轴心里受到“存在主义”熏陶最深的一位，但是和郭松棻、七等生的变异之大，毋庸赘言。欧阳子强调亨利詹姆士的“观点统一”，从怀旧色彩浓厚的白先勇到乡土滑稽的王祯和亦奉行不悖。其他诸如福克纳、凯瑟琳·安·波特、伍尔芙、乔伊斯等英语作家，都不难找到一个以上的追随者。只是，他们在技巧实践之余，多半还苦心孤诣地锻炼自己的“叙述语言”，这和台湾后来横行的“张腔”“村上春树腔”“马尔克斯腔”……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也足证《现代文学》诸将“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没有把“文学”当作一窝蜂追逐时尚潮流的势利工具。这正是我之所以觉得：即便“现代主义”的年代已经过去，《现代文学》诸将的文学性、艺术成就、乃至创作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欣赏、效法的原因。

在那个锁国的时代，《现代文学》并不只是静态地接受现代主义洗礼，还能够对话、探讨，并且在学院之外产生出本土的变异结晶；这种影响体现在小说创作上，从七等生到现在的舞鹤，不得不说是一项重要的成就。因此我们探究这段文学史，可以说，《现代文学》拓展了“现代主义”在华文文坛思想和文学上的领域，使之交汇、呼应，并且繁衍出深具本地色彩的多样成果，为台湾往后的百花齐放，种下扎实的根基。

注：

(1) 王文兴这番话，其实是不自觉地重复福克纳的意见；有人问他读了他的作品三遍后仍一头雾水怎么办，福克纳回答：“读第四遍。”

(2) 根据白先勇的回忆：1961年秋，张爱玲访台，麦卡锡在西门町的石家饭店做东宴请张爱玲，邀请《现代文学》的年轻作家作陪，有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戴天还有王祯和，此外殷张兰熙女士也在座。不过，根据陈若曦的说法，当时饭局的地点是在大东园。

(3) 属于《现代文学》外围的水晶，理论与创作并重，早年即为“张迷”；他们的学弟王祯和，似乎是《现代文学》当时唯一受到张爱玲启发的创作者；但是王的“叙述风格”独树一帜，和后来的“张派”不能归于一论。风靡全台的“张腔”，要一直等到70年代才集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