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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白先勇;从台北人到纽约客
1.2.3 喜晤张心漪——谈白先勇、陈若曦与王文兴

喜晤张心漪
——谈白先勇、陈若曦与王文兴

张心漪在台大教翻译,第一年就教到风云际会的一班

在教科书还没进入“一纲多本”的战国时代,莘莘学子对张心漪应不陌生。她翻译修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那篇《寄子书》,不单是美感认知及文学的品位启蒙,也是最好的人格教育。历经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联考生涯,当年死背的东西早就还给学校;如今自己也走上笔耕之路,却在日前“惊”逢已经九十有一的张心漪女士!张女士雍容淡定,望之俨然六十出头,一顿饭下来不单受益匪浅,更谈到不少文坛往事。

张心漪,广西桂林人,以翻译见长,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应香港美新处所聘,在今日世界出版美国南方女作家凯瑟琳·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er)的《如梦令、午酒歌、旧家风》。另外如《林肯外传》《美国名家书信选》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电影《真善美》的主人翁自传《菩提树》,亦是由她首开先例介绍到华文世界。在培育后进方面,她是台大第一位开授翻译课程的教授,第一年就教到风云际会的这一班: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李欧梵、欧阳子、郭松棻、戴天、林耀福。

打从数年前起,笔者应白先勇之邀共同撰述《牡丹亭》研究,名为合作,实同师生。白先生追求文学艺术的绝对性,却也身体力行文化的社会功能。常常听他说起:当年几个大学生,如何风起云涌地把《现代文学》给办起来;为了杂志,跑印刷厂、放高利贷、讨债……种种书生所不当为之事都顺理成章地顶下来。那时社会较为单纯,大学生虽相对老成,但在风雨飘摇中怀抱文学理想、勇于任事,听来竟有如任侠仗义一般。

白先勇和陈若曦都很用功,竞争得厉害

白先生是很感恩的人,当年一本“同人志”出刊,张心漪不遗余力地介绍订户,加上都是桂林老乡,这份“亲上加亲”,他一直铭刻于心。我自己饱尝联考战火,不是文学本科出身,开始写乐评后,因为文类特殊,没有师从,赤手空拳起家,倒收了几个数典忘祖的学生。我是先学会当老师后再学习怎么当学生的,遇上了白先生,这才享受到师门皈依的温暖。如今天外飞来一个“师祖”,不免心生纳罕,猛打听当年人家是怎么教、怎么学的。

张心漪说,当年白先勇和陈若曦都很用功,竞争得厉害,最后她斟酌再三,实在无法决定谁胜过谁,因此两个人都拿下最高分。她还不忘补上一句:“他们拿下我所给过的最高分。”这两位前辈都个性好强,是早就领受过的;白先生做《牡丹亭》时,什么都要最好的,不但如此,还精益求精,不断驱策整个团队突破个人极限。至于陈若曦,这个狂野的革命者,待我见到她时已经历尽沧桑:两岸对峙时代怀抱淑世大愿回归“铁幕”,“文革”时九死一生,居然又能全家出来;后来她想返台定居创作,丈夫不允,离婚后终于回归故土。

王文兴最注意国际文坛脉络、点子最多

他们的个性,也反映到当年《现代文学》的分工上。白先勇说:当时他们文艺青年,最期盼的就是在夏济安编的《文学杂志》发表文章。夏济安移居美国后,整份杂志走了样,班上同学都怅然若失。据陈若曦追忆:她和白先勇都骑单车上学,某次两人遇上,边骑边聊,提到若是自己有钱,就可以开办杂志。“钱?我可能有办法。”白先勇即说即行,果然弄来十万块钱,再加上个王愈静,三人在暑假交换了一下意见,开学后就轰轰烈烈地开张了。当时真是新人新气象,个个豪气干云;白先勇说:“那时的台大校长傅斯年,是‘五四’健将,在北大时办了本《新潮》杂志,很出名;既然傅校长办杂志,我们也来办,也来个五四运动!”叶维廉高他们一届,前来掠阵,创刊诗取名“致我的子孙们”,还真有传诸千秋万世的雄心。同学之间分派工作:白先勇是社长,欧阳子执掌财政、订户收发,陈若曦负责一切对外事宜。王文兴年纪最小,但最注意国际文坛脉络、点子最多,第一期便提议主打当时台湾闻所未闻的“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后来王文兴果然成为《现代文学》当中最具实验性的一位,在《家变》和《背海的人》中,把中文语法的创造性推至极限。

“那么,王文兴在学生时代是什么样子?”我爱听故事的个性到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改不了,想起沉静稳如泰山的王先生:那磁性的嗓音、喜怒不形于色的架势,“他应该也很用功啊!”

“最起码对我这科不是!”张教授眼眉含笑,平常望之也严的王教授,在她眼中,还是当年古灵精怪的小伙子:“有次交期末报告,他还交错了,把上次就该交的给交上来。”——换言之,上次该缴的拖到这次来抵!听得我睁大了眼睛!

这件事给我很美的感受:原来,王文兴曾经那么幼小!他也曾年轻过、稚嫩过,当他立志在文学道路驰骋的时候,还只是个会迟交作业的学生。他不是天生的巨人,文学巨人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用一生去实践的。

张心漪更专注做一位“生活家”

至于张心漪自己,无可讳言,前瞻性要落居这几个学生之后。除了遭逢离乱,还得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这些都分割掉不少时间。她嫁给费骅先生,费先生后来一直当到“财政部长”,一位官夫人,有整个社会加诸的枷锁,是不允许太前卫的。

可是,她在文学的道路上,还是留下深远的影响:泡特女士冶意识流与乡野传奇于一炉,对白先勇和王祯和产生巨大的启发;台湾这十五年来模仿南美流行的“魔幻写实”已经泛滥成灾,其实类似技巧凯瑟琳·安·泡特早在七八十年前就用过。只可惜,无论是泡特或是张心漪,作品都嫌太少,没能造成“魔幻写实”那样风行草偃的狂潮。泡特后来因为《愚人船》大卖而提早结束文学生命,张心漪则连这本砖头书都没翻;她最喜爱的,还是富于人情味的小品,包括后来由林海音先生出版的《妈妈的银行存款》《妙爸爸》……比起文学志业,似乎她更专注做一位“生活家”。

说起“生活家”,我觉得张心漪真是当之无愧。那天看到她,穿着粉蓝色套装,耳聪目明、腰杆笔直,一脸可爱的神情,粉雕玉琢的,真像个洋娃娃。和我谈天的时候,不时哼着歌。

“鱼来了,您尝尝,这对健康好。”我舀起一匙石斑,正要递去,张心漪却摇摇手:“不,我看过菜单,下一道是牛筋,我要留着胃口吃那个。”

“牛筋!您嚼得动吗?”我正狐疑,却见她张开一口牙说:“可没有一颗不是自己的哦!”

全桌一片惊呼,那一刻,可真真是“甘拜下风”。白先生不在国内,赶紧把陈若曦找来,用“师叔”来替补“师父”,留下一帧“三代同堂”。一位是“生活家”,一位是“文学家”,以后该走哪条路,我回去可得好好想想。

——原载2007-01-31—2007-02-01《联合报》/E7版/联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