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载：现代主义文学的追求
——外文系求学读书记
李欧梵
一
我进入台大外文系（1957年）时，茅塞未开，除了在中学时文史方面成绩不错外，真正有兴趣的是音乐和电影，前者是家学渊源，后者则是集成多年来在新竹看电影的“课外活动”经验（部分“成果”已经写成一本书：《我的观影自传》）。对于外文，除了英语底子打得不错外，其实对西洋文学一窍不通，在高中时仅读过几本通俗小说——如《基度山恩仇记》《三剑客》——的中文译本而已，还有一本《希腊神话》，从中发现奥菲士（orpheus，我的外文原名）原来是一位音乐神，而且是一个悲剧人物。
进了台大的校门，眼界突然大开。大一国文课——由叶庆炳先生教授——就边读古书（《左传》之类）边作作文，班上的佼佼者就是白先勇和陈秀美，记得叶老师还把陈秀美（后来以笔名“陈若曦”闻名世界）的作文当堂宣读。白先勇的更不必提，印象中他早已思想成熟，文笔洗练不在话下。至于我呢？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是多年后反而记得叶先生点名时说我的名字是“欧洲的和尚”——不伦不类，然而这个“欧”字似乎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后来我又自名Leo，故意和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拉上关系，真的“欧化”起来。至于是否在老年随我妻得聆“梵”音而复归佛，则要看我的造化了。
大一英文也是必修课之一，我应付不成问题，然而初到班上就被震住了，原来同班的女同学的程度比我更好，特别班上几位才貌双全、又是“北一女”毕业的美女，更不得了，说的英语字正腔圆，又自然得很，令我自惭形秽，怎么办？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勤练会话演说（我当年的志愿是做外交官），一是勤读英文小说。到了大二，特别在英语演说能力下功夫，大二的会话课由一位美国太太任教，记得有一次终于轮到我上台演讲了，虽然我早已把自己写好的讲稿背得滚瓜烂熟，但上台刚开口，还没有说几句，台下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就哄堂大笑，而且笑声越来越大，原来是我的表情太夸张了，嘴噘得很长，像一头笨猪！现在想起来也不禁失笑，但这个小小的trauma（创伤）却像一道符咒一样，紧跟我二三十年，甚至间接促使我放弃做外交官的美梦（直接的原因是后来在芝加哥读大学研究院攻读国际关系时，才发现自己对这门学问毫无兴趣）。
至于勤读英文小说，记得在大一后来放暑假时，我以整整两个半月的时间把一本美国小说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读完，不懂时还勤查字典，附带也把一本薄薄的英汉字典上的英文从头背到快结尾的P部。这本小说就是《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我早已读过中译本——《飘》出自名家傅东华之手——又看过影片至少两三次，印象深刻，以为原著必属经典。读完后才大失所望，怎么英文文笔这么差？书中黑人说的俚语我根本看不懂，而且不合文法——当时认为一切不合文法的都是坏英文。
痛定思痛，在大二班上就交上王文兴为友——又是一个早熟而才气过人的同学——向他学习，看他每天拿着一大堆书在苦读，特别是海明威的小说，于是我乖乖地学他读《老人与海》，练习写海明威的那种长长的句子：以“…and…and…”连接，又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擅加不少形容词，形成一种我个人英文文体的“三段论”（这个逻辑学上的专门名词是从殷海光教授的堂上学来的，故意错用在英文作文造句上）：就是在每个重要的名词前面一定加上三个形容词，以展露自己的修词特色。这个语病也是出自误读，因为在大二那年我在总图书馆的藏书库发现莫泊桑小说的英译本，是日据时代大学用的版本，附有详细日文注解，我在苦读的过程中悟到这位法国短篇小说的名家用了不少形容词（抑或是出自英文译者的文笔？），而且我在大三那年选修法文，第一堂课开始，卜尔格神父就大声朗诵莫泊桑的小说《项链》，并要我们跟着念，一句接一句，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隐隐之中似觉第一句就用了一个“三段论”——三个法文形容词。
这一个月悟得来的“陋规”，令我自鸣得意整整一年，必修的大二英文班上的老师也没有纠正我，因为堂上老师教的以文法为主，为我打下基础，后来在大三又随吴炳钟上校（当年他也是军人）在班上读一本极高深的文法书：Otto Jaspersen（丹麦文法家）的《英文文法》，得以进一步句型结构的深奥（因为内中引了不少西洋经典中的名句作例子）。然而我的“三段论”呢？依然不改，直到大三下半年末朱立民教授自美返校（他刚得到杜克大学英文系的博士学位）任教，我选了他的“戏剧选读”（也可能是“大三英文”）的课，读完Arthur Miller的My Three Sons，和朱老师混熟了，才斗胆把一篇英文拙作请他指正，他很认真地看过全文，还了给我，把我的大部分字句用红笔删了很多——特别是文中的形容词，我才大梦初醒，啊！原来写英文不能胡乱堆砌，必须注重语气和节奏。到了大四那年，我被分到曾约农教授的大四英文班上，以丘吉尔的演说词和《大战回忆录》为教科书，作练习时以填空选择命题：空白有两三个字可选填，到底哪一个是丘吉尔用的？这才逐渐悟到曾大师的一句名言：写英文时——特别是初出道者——绝对不要用大字长句，而要用短小精练的小字或短句。多年后，又得到我的前岳父安格尔（Paul Engle）的耳提面命，他再三地提醒我：写英文句子，特别是诗句，除了节奏外，必须善用动词，句子才会有力而生动。
原来英文写作有这么大的学问！我学了四十多年，至今还写得不够好，每次为文，不论是学术文章或散文随笔，只要是英文，必不停删改多次，总是不满意，觉得不够尽善尽美，找不到所谓的“le mot juste”——最恰当的字。相较之下，我写中文却迅雷不及掩耳，草草了事，只求通顺即可，毫无文气可言，而且只校正一两次就寄出去了，这篇文章亦不列外。此风不可长！想起当年王文兴勤习作文时（中英文皆然），常常改来改去，尚未毕业就练成一种独特的文体，我称之为“arid style”，他闻后颇为得意，以为终于找到一个知音。后来文兴自己创作时，每天也只写数百字，但每个字都是慢慢磨出来的，所以他也公开宣布：读他的小说必须慢读——慢慢咀嚼才能深知文中奥妙之处。
谈到此处，就不能不提起我的恩师夏济安了。夏教授教我们大三的英国文学史（抑或是小说选读，记不清了），在班上有时大谈“题外话”，令我们徒子徒孙大开眼界，于是在课后就到温州街他的宿舍区听他高谈阔论。在我心目中他的大弟子是刘绍铭，我和绍铭——他高我一班——在大一时就结为好友——我们都是业余剧评人，为报纸写影评文章，然而我不久就读到他在校刊上发表的论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具》的大文，这还了得！我连Eliot是谁都不太清楚。但交上他这个朋友后，我也顺理成章地随他到夏先生的宿舍去“旁听”，共同受益，只记得夏先生有时讲得兴起，就曾拿一本英文名著向我们节拆内中某段某句的妙处。他房间里到处都是书，连床上床下都是，他又不停地抽烟，抽完就把烟蒂随手掷到窗外。
我在聆听之余，当然更勤读他每期为赵丽莲教授主编的一本杂志写的专栏，专谈英文句话，广征博引，我读之再三，有时干脆连带把他举的例子——特别是各类成语和连接词语——都背了下来。
那时外文系几位同学早已在夏先生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我只有看的份。但看这本《文学杂志》还是不够细心，比不上读他的英文专栏。也许，王牌早已承认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毫无天分，不如练练英文作文略做心理补偿，时而想做一个“essayist”，于是又和同班同学张先绪（也成了挚友）读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散文，从Charles Lamb（先绪的英文名就叫作Charles）到G．K．Chesterton，还有什么“Saki”等怪人，都是他发现的。我曾在一篇回忆他的文章中提过：当年我们时常共同散步，或你一句我一句地唱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Capriccio Italien），或你一字我一词背诵英文同义字。先绪英年早逝，我至今怀念着他随和亲切的待人态度和深藏不露的古文修养。
走笔至此，我这篇“流水账”只谈到英文，还没有谈到文学，那是另一个故事，说来话长。
二
我在文字方面启蒙也甚晚，大学前两年，时光几乎完全花在练习英文作文上，因为觉得自己不是“文学料子”，所以后来也不敢申请到美国去念英国文学或比较文学，最后选择的还是历史。然而文史哲自古相通，其实我已在不知不觉之间走向文学的道路。
真正使我开启的当然是《现代文学》杂志。我是在大三那年（1960）创刊时加入的，但只能为主将白先勇（创办者）和王文兴、陈秀美、欧阳子（洪智惠）、刘绍铭、叶维廉等人（多是外文系同班或高一班的同学）打边鼓，摇旗呐喊，偶尔被派译点评论文章，记得第二或第三期就有我译的一篇关于托玛斯·曼的介绍，内容我一知半解，照译不误（和现在大陆不少译者一样）。
然而，即便是“硬译”，也须细读原文文本。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是为欧洲一位汉学家冯铁（Raol Findesien）编的卡夫卡专号而写］提到《现代文学》刊载卡夫卡的由来。第一期就以卡夫卡为主要专题人物，大概是王文兴选的，我当时根本还不知道卡夫卡是何许人也！还刊了欧阳子译的一篇他的短篇小说《乡村医生》，小说结尾我也看不懂，只觉得在写实中有点怪诞。那个时候，只知道要“现代”，但不知道什么是“现代主义”。在台大四年，课堂上也从来没有教过卡夫卡。系名虽是外文系，我们念的都是英美文学（大多是18和19世纪），诸如大二读的《浮华世界》（Vanity Fair）和《还乡记》（The Return of the Native）等，皆是名著，但却没有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而是在课余和同学张先绪共读的。当时用的一套教材，可能来自大陆时代沿用已久的英国文学课程，教材可能根据3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教本，当然都以传统经典为主，缺乏现代文学。
什么是现代文学？里维斯（F．R．Leavis）和稍后的“新批评”也曾以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几位诗人和小说家为主流，从奥斯汀到劳伦斯，但似乎不提弗吉尼亚·伍尔夫，没有海明威和福克纳，英诗当然以19世纪浪漫主义为主，其他欧陆各国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在此列。我们在几位恩师的影响下，课外读物也以英美文学为主，兴趣转向现代，摸索到一位主将艾略特。然而乔伊斯呢？当然没有人教过，全是班上先知先觉的同学发现的，叶维廉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一篇讽刺小说《尤利西斯在台北》之后，我才知道在文学史上有这个作家，而王文兴早已读了他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白先勇也受到《都柏林人》启发开始构思《台北人》系列小说。这些课外文本自何而来？我猜大部分是外文系图书馆找到的，小部分是在台北坊间买到的纸面本或廉价硬装本特别是美国Modern Library出版的现代名著系列，这真是非同小可，记得白先勇送给我的“稿费”就是两本该书店出版的名著：亨利·詹姆斯的The Portrait of Lad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但我只能选其中一本，我当然选了后者，因为页数较多，大概是“巨著”，并把这本小说一路带到美国，引发了我对于俄国文学和思想史的浓厚兴趣。这段佳话，我曾数次为文提过。每次提都表示遗憾，没有读詹姆斯的那本小说，今年寒假，终于又买了一本纸面版，发现也很厚，至今尚未读。
我对于英文诗更一窍不通，不少同学写诗读诗，并从中发现叶芝、庞德等大师，我只知道艾略特的一首《荒原》，但太难了，多年后才在美国大诗人——也是我以前的岳父——安格尔（Paul Engle）指导下读了几段。到了大四，我的兴趣转向戏剧，在黄琼玫教授的班上读到了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史特林堡及奥尼尔等现代剧作家，又迷上了田纳西·威廉斯，但就是不喜欢易卜生（我们念了他的《野鸭》）和亚瑟·米勒。毕业前随波逐流申请赴美读研究院时，同时申请了耶鲁和印第安那的戏剧系，但都落了空，还申请了UCLA（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系，也因为背景不足而被拒绝。如果当年真的走上戏剧之路，又会如何？谁知道。
我在外文系从来没有选过文学理论的课，当时有一堂“文学批评”，主讲的教授是吴鸿藻先生（以吴鲁芹笔名享誉文坛），他是一位翩翩君子，也是夏济安师的好友，但我不知何故，自惭形秽，不敢选他的课，可能觉得太难。多年之后，鲁芹师也已作古，绍铭为他编了一本散文集出版，我重读再三，也佩服之至。但文学批评毕竟和理论有别，在台大的这段“系谱”有待整理。据我所知，流行于美国五六十年代学界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当时并未列入外文系课程，但不少老师和同学都甚熟悉，可能那几本教科书（如Brooks and Warren的Understanding Poetry和Understanding Fiction）都读过了，但并没有拿来做教本。大二大三英国小说和英诗课程，老师以选才为本逐字讲解，但没有做理论分析，可能在70年代期间才由颜元叔等教授正式列入课程。这是一段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公案”。
对我个人而言，不懂“新批评”和其他文学理论，后来从历史转授文学时就吃了大亏。对文学文本的节拆，不知从何入手。只好亡羊补牢，但那时（80年代初）新批评理论早已式微，代之而起的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还有五花八门的“文化研究”理论，几乎无所适从，危机重重，只好向老友郑树森求救，他以长途电话向我指点迷津，我至今感激不尽。我们在《现代文学》译介大师作品，所选的介绍性的评论文章究系出自何种理论？我当时也从来没有想到，现在思之，可能是所谓的“神话批评”（Myth Criticism）加上一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对卡夫卡和托玛斯·曼的诠释更是如此），也许现在早已过时了，和后来引进的欧陆理论大相径庭，而且以现今眼光看来，也不重女性角度和性别视野。但这些都是马后炮，我们当年哪有这种理论功力？只知盲从英美，这未始不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盲点。三十多年后，时过境迁，该我做文学教师了，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个专业也重理论，这才发现后现代理论早已席卷一切，似乎把现代主义的传统——包括新批评——也全盘否定了，未免矫枉过正，我反而要为现代中外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翻案”，但用的方法和视野当然也与前大不相同。
这一切我都要重新来过，但为时并不晚。
如果对自己在台大外文系求学的“青春梦”做一个总结的话，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天真无知的“梦中人”，多亏《现代文学》先知先觉的同学们提我一把，非但令我后来从“外交梦”中醒觉，而且还给了我一份对文学本身的尊重和热情，否则我的文学细胞说不定会胎死腹中。我们当时年纪虽轻，但对于西方——特别是英美——现代主义的发现和介绍，毕竟比大陆早了二十年，诚然，更早一辈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如施蛰存和30年代的《现代》杂志的作家群又比我们早了三十年，但至少据我们研究的结果，他们那一代还没有人提到卡夫卡。
如今台湾的现代文学也成了历史，我又从历史回归文学，回顾求学往事，不禁感慨系之。当年的我只知道苦读，成绩也不错，还年年得到“书卷奖”，名列前茅，然而我在四年之中到底学到了多少？浪费了多少光阴在废书坏书上？多年不得其门而入，原因当然在我，但有时又不免遗憾：如果我们的老师当年为我们多开几门课或多开几张书单，该有多好！他们都是饱学之士，但似乎有点怀才不遇，不愿意把全部学问传授给我们，因此我们只好去摸索，自己找书读，甚至逃课躲到外文系图书馆或美国新闻处图书馆看书，我甚至把后者收藏的电影书都看遍了。现在思之，大学四年之中我读的课外书籍，显然较课内的指定书和教科书为多。后来到美国留学，我依然旧习不改，拼命旁听其他教授的课，而且阅读大量与本科（中国现代史）无关的课外书，内中又以文学占大多数。想不到这些课余读物和旁听得来的知识反而成了我教学和研究的“本钱”，积累多了，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杂学家”，但我也毫不后悔，至少这些阅读过的杂书使我心路历程和教学生涯更丰富，也更多彩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