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外文系的师长
陈若曦
我出身贫寒家庭，放弃免缴学杂费的师范大学，宁可半工半读上台大，纯粹是向往台大的自由风气。据说台大以外文系最为自由开放，我便以此为第一志愿，1957年报考录取。开学后上系图书馆，果然自由开放到近乎无政府主义；在尼姑庵似的北一女待了六年，我顿感“解放”，庆幸选对系。
年轻时最好读书，当然不会放过台大总图书馆，然而借书可比登天还难。首先是一群人拥挤着翻查总目录，好不容易找到要借的，费心地抄在一张张卡片上。递进去半天后，要十本顶多找来一两本，甚至一本也没有，令人挫折重重。印象里，总馆的最大用途是供同学考试啃书，到时一席难求。
比起校总馆，系馆场地不算大，但藏书颇丰，又采取开架式，学生自由浏览选择，累了还有座椅可供歇脚。正碰到当时的图书员不管事，经常兀自埋首书本，让同学自由进出，包括自由借书和还书。大三时，我发现同学家中藏有系馆十多本书，甚至美国朋友家中也有。我忍不住有样学样，也留了几本当参考书，毕业前夕才送回图书馆。
外文系的自由风气，相信和系主任英千里老师的名士派作风有关。他好像体弱多病，平常难得在外文系出现；只教授一门英诗，上课前坐三轮车赶来，下课立即上车走人，绝不多留一分钟。老师名声很大，绯闻不少，见到庐山真面目前已如雷贯耳。譬如他和家中的女仆同居并生下孩子；他不拘小节，喜欢找台大女生跳舞，回来太晚碰到宿舍关门，会抱起女生帮她翻墙过去……
老师们只教我们一学期的英诗，采取自由散漫的即兴式授课法。随便一行诗词，他能旁征博引，讲了一堂课意犹未尽，都因学问渊博，见多识广之故。某回，他从秋天的风景竟能扯出日本的殡葬仪式，然后又说某些日本人有奸女尸之癖，以及如何奸法……全班女生早羞得头都快挂到胸口了。
80年代，我在美国结识了老师的儿子英若诚，知道英师母还健在。师母守了半世纪活寡，双手养育子女；从英若诚的成就，如英文流利、在电影《成吉思汗》中演活了一代天骄、闻名国际的演员……就可想见这位女性的伟大。这时我才理解老师长年在台，不能再娶又煎熬难耐的尴尬处境。
和英老师一样特立独行的还有苏维熊教授。台大有导师制。同学洪智惠的父亲和苏维熊熟识，要我们选苏老师为导师，因而四年都以他为导师。大二时，我提议去见老师，好接受“指导”。洪智惠乃去约时间，到时两人去老师的研究室请教。
“读书的方法，种类要多，也要专心。”
大约是诸如此类的训示，十分钟就把我们打发出来了。
四年里，我们一共被指导过一回。问起一些同学，人家从没动过讨教的念头，直笑我们多此一举。
大三时，苏老师教我们一学期的英诗。老师显然偏爱华兹华斯，一首《水仙花》讲得头头是道，其他多一语带过。说话不时耸人听闻，有一回不知怎么讲到女性的“三角地带”，竟然怕我们听不懂，还特地站起身来，到黑板上画出部位来，羞得班上的女同学半天抬不起头来。
课本教不完是当时外文系的特色，很多教授都未完成预定的进度，像夏济安老师教英国文学史，一学期讲了四十来页，下学期就出国去了。老师起个头，学问自己做，这个教训我们是学到了。
有些老师上课照本宣科，像侯健老师教英国小说，等于作翻译。譬如教《呼啸山庄》，打开书开始念一句英文，然后翻译给同学听。下课钟响，他把教到的那一页纸对折起来，整本书再卷成圆筒塞进裤袋里。下堂课，他步上讲台时，也是从裤袋里掏出书本，打开到对折处，继续念一句译一句。一学期显然无法口译完一部小说，但也算教完了。好在这些小说我早在初中时代就读了译本，现在乘机读原文，兴致还高。
我实在太喜欢读小说了，忍不住想去请教侯老师，还有哪些英文小说可以自己阅读。其时甚少私人电话，无从预约。暑假时，我找了一个同学，冒然就闯到教员宿舍去。东问西问地找到了侯宅，正巧夏日炎炎，他的孩子在户外泡水玩，溅得一地都是水，而老师忙着吆喝、收拾，汗衫短裤也沾上水，情况颇为狼狈。
我们很识相，请教了两句就闪人。那个年代，教员的清苦也可见一斑。
大一的国文老师是叶庆炳，上下学期各要交一篇作文，我都以小说交差，全被他拿给夏济安老师主编的《文学杂志》刊登。据说受老师之托，暑假前的一个周日早上，同学白先勇带我去温州街的台大单身教员宿舍。
早听叶老师说了，他和夏老师住房很近，常相往来，煮茶论文也月旦千古风流人物。我对这个单身宿舍因而有份浪漫的想象，此行颇有朝圣之意。
进门一见，相当惊讶，老师的客厅和书房连成一气，煞似旧书摊兼仓库，书籍堆得满坑满谷。书桌更是奇观，上面堆满书、信、文稿和茶杯等，层层叠叠，最高的堆了七八本书，由外围向座位方向逐渐下降。座位前面露出了一小块桌面，约两肘宽，想是主人伏案写字多了，磨拭得相当光亮。
老师把我们带到书桌旁，大家坐着闲聊开来。他一向不修边幅，上课和居家都衣着随便，予人亲切感。可惜他操吴侬软语，说话很急，还带点口吃，让我听得很吃力。随意拿起近身的一张贺年卡，厚厚一层灰尘，一看竟是三年前美国寄来的，令我印象深刻。下次见面时上老师的英国文学史课。他讲解很细，除引经据典外又常做跳跃式补充，内容非常丰富，可惜难以笔记。印象最深的是，他反复强调“文字精简”。
“一个字可以表达的，绝不要用两个字。”
他说，这是美国《时代》周刊的风格。我视为金科玉律，终身奉行。
四年的大学生涯，令同学闻之色变的是俞大彩老师。
大二散文是小班制，我们这一年级被编成四个组，老师教我这一组。
本组原有三十八位学生，第一堂上课就少了二十多位，原来听说老师严格过人，早悄悄转到别的组去了。剩下的十六位，有的是事先不知情，有的是不信邪，以为“严师出高徒”。我除两者兼具外，更因无缘得识傅斯年校长，觉得有机会亲近他的遗孀也是一大幸事。
老师不愧体育系出身，身材保养良好，也很重视穿着打扮，永远显得光鲜亮丽。她总是穿一袭合身的旗袍，色泽花而不俗。头发烫得卷卷的，涂脂抹粉外，高跟鞋的颜色和指甲搭配，在讲台上走动时顾盼自如，宛如明星走秀。
老师英文咬字清楚，语速不疾不徐，脸部表情冷漠深邃；讲课很少对着学生，头总是抬得高高的，目光不是投向窗外，就是瞪着课堂后的天花板；眼神时而冷淡，时而遥远，一副拒人千里的神色。
以前的寡妇不管如何穿着打扮，常会散发出哀怨悲苦的气息；老师却一举一动全然反传统，特立独行的外表先就让我觉得新鲜有朝气。
五四运动走过来的新女性，我暗自佩服，就该是这个样子！
头堂课，老师点名后，立即根据英文姓的顺序给同学排座位。我姓陈，以C打头，被排在左边靠窗第一位；郭松棻在第二排的中央，白先勇殿后，位于教室后门口。
两堂课下来，我就明白为什么许多学生要退选了。老师太过威严，动辄罚站，不给女生留颜面，简直公然歧视女性。
她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简单的英文，叫一位女生分析句子的构造，何谓主词和述词。分析句子属于语法，初二就学了，大二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不止被问到的学生莫名其妙，全班都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被叫起的是北二女的高才生，平时绝对答得出，想是被老师的威严震慑住了，一时措手不及，当场答非所问。
老师借机骂我们英文程度差，还不让这位同学坐下。
女孩子脸皮薄，不久就掩面而泣。不料这一来更激怒了老师。
“出去，出去！要哭到外面哭去！”
她气呼呼地呵斥着，同时高跟鞋“登登登”，三步并两步地走去开了教室门，硬是把同学撵出去。
剩下的时间，老师全用来反复讲解主、述词。下课时，每人发了两页讲义才走。
我回家瞄一眼讲义，不过是两三段英语散文的片段，也没放在心上。不料下次上课，老师发下考卷，上有英语单字和词组，要我们当场造句。
交卷后，她要我们拿出上堂课发的讲义。我快读了一页，大感不妙，原来题目全出在这两张讲义上。
结果是：我和郭松棻没准备，各考了七十分和六十多分；白先勇最用功，考了全班最高的九十分。
这以后，我对散文课兢兢业业，每堂课前都做考试准备。期终考时，我放心了，每题都会做。
郭松棻是哲学系转过来的，不喜欢这门散文课，多少讲义也不理会，只是不敢逃课而已。他研究存在主义，最爱谈萨特和加缪；不上课时就在椰子树下睡大觉，继续在梦中追寻存在主义。
公布学期成绩了，他仍是六十多分，我还是七十分，白先勇依然九十分。
下学期我更用功了，但期末成绩完全相同；郭和白也一成不变。
其他同学也很气馁，都相信俞老师一年只阅卷一回，俨然一试定终生。
大学四年，就数这一年我最用功。为此我很感激俞老师。
老师重男轻女常有验证。有一回，课文牵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师点白先勇的名。
“白先生，请你告诉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何年？”
白先勇起立回答：1942年。
有人先扑哧一声笑出来。眼看白先勇要被罚站了，我不免替他捏一把冷汗。
“Sit down，please.”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回头看一眼，他竟大方地坐下来。
平心而论，老师也有幽默的一面。下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她一来就宣布：“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不讲课了，我们玩一个游戏。”
天上竟会掉下这么个礼物！大家惊喜交加，不禁面面相觑起来。
“你们每个人说出一项心愿，随便什么都行。来，从这边开始，陈小姐请！”
她的手像乐队指挥棒似的朝我一指。盼了一年，头一回被点到名，我激动得很，身子立即随着指挥棒弹了起来。
我大声宣告：“我但愿天下的寡妇都结婚去！”
只见她的鼻孔扭曲了一下，脸朝窗外瞪了两秒，随即转回来，若无其事地示意我坐下。
我像死囚获得特赦，喜不自胜地坐下来。这时才注意到，右排的女同学正咬着唇皮，强忍着不敢笑出来。
我犹陶醉于自己的大胆里，这时传来老师的催促声：“郭先生……哈喽，郭先生，轮到你了！”
郭松棻宛如从存在主义的甜梦里被摇醒，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我……我愿意娶个有钱的寡妇！”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俞老师也笑了，但笑容一闪而过，立即又把头转向窗外。等回转脸来，依然冷若冰霜，俨然神圣不可侵犯。
一年来难得这么嫣然一笑，虽然短暂，那一刹那却是美丽而温柔。
女生多抱怨，俞老师太苛刻，分数都被压低了。我相信“严师出高徒”，外文系学姐於梨华的散文课就曾被老师“当”掉，结果留美时，却以英文小说在该校获奖，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
外文系还有很多认真负责的老师，像曾约农和张心漪都经常有备而来，一板一眼地完成教案，令我们感戴不已。
外文系也聘了两位天主教神父和一位修女。奥哈拉神父教我们希腊神话，他待人随和，谈话幽默，且笑口常开。讲的课虽是杳不可及的远古传说，但是往往被他“本土化”，譬如以“像炒面那么好吃”来形容神仙美食，更佐以扫面入口的手势，十分逗趣。
我在初中时，看到一则新闻，说日本政府有计划地协助人民移民到南美洲，在巴西等国开发农业。太有眼光了，我对自己说，台湾将来也会人口过剩，也需要移民，我因此决心有机会就去学西班牙文。
到了台大，我修了两年的西语，成绩为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来自菲律宾的女侨生，早会说一口流利的西语了，考试对她是易如反掌，我们有疑问都去问她。大三下学期，我们念了一出话剧原文，后来在班上分派角色，像广播剧似的念出来，算作学习两年西语的结业式吧。
大四那年，朱立民老师从美国留学返台，在台大开创美国文学课。他的教学方法重启发，让我们现念小说，然后在课堂上听他分析讲解。我跟着读了海明威、福克纳等几位作家的短篇小说，非常喜欢。黄毛丫头十八变，临毕业时我放弃了到南美开荒的念头，希望将来能像朱老师那样，以教授美国现代小说为职业。
两年后我去美国念硕士，以研究当代美国小说为专业，兴趣就是这门课打下的。
师长们对我的学业和为人多有影响，令我终身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