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 十九　孔子的政治烦恼

十九　孔子的政治烦恼

孔子的一生，有快乐，也有忧愁。他是人。人，都有七情六欲。光快乐，不发愁，那还叫人吗？更何况，他生逢乱世。乱世之人，发点愁，抒点愤，不是很正常吗？否则，还有什么《离骚》、《孤愤》。读《论语》，我们必须指出，孔子的最后二十年，也是充满烦恼，并非如很多人所描写，整天乐呵呵，轻飘飘。你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你不了解这个人。

孔子的一生，分为两截：50岁以前，他躲在家里读书，发愁还比较少；50岁以后，投身政治，常常很苦恼

孔子年轻时，以好学知礼名。他是30岁出名。出名是因知礼，国内、国外都很有名。⁽¹⁾30岁以前，他读古书，习古礼，学过不少东西，应该很幸福，也很快乐。30岁以后，除了适周适齐，短暂出游，他一直待在鲁国，教书育人做学问，达二十年，也还行。读书是自娱自乐，教书是助人为乐。

孔子爱学习。他的快乐，主要来自他无官可做、赋闲在家的好时光。苦恼，主要是因政治而起。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他这个人，迷政治，超过一般人，不搞政治，绝对受不了。

孔子的处世之道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8.13）。然而，他做不到。

他所在的国家，鲁君是诸侯，对周天子无礼；三桓是大夫，对鲁君无礼，三桓的手下是陪臣，对三桓无礼。周围的国家也都如此。

这样的政治是烂政治，明明属于无道。但他躲起来了吗？没有。他还是忍不住，紧着往里掺和。掺和的结果，当然不愉快。他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

孔子仕齐：无功而返

孔子第一次找官做，是上齐国。齐国是东方大国，与鲁为邻，经常欺负鲁国。鲁国是小国，只能傍大国。不是傍齐国，就是傍晋国。孔子生活的时代，鲁国是夹处于这两大国际势力间，很多动乱都与它们有关。鲁国的政治家，一有麻烦，不是上齐国，就是奔晋国。齐国离鲁国近，对鲁国的影响比晋国大。孔子说过，“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6.24）。在他看来，鲁是周的同姓，比齐正宗，如果能用周道改造鲁国，用鲁道改造齐国，周的东方就有希望了，东周就有希望了。他对齐国很重视。

孔子到齐国，齐景公问政，他的答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12.11）孔子的话，其实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景公表面赞赏，实际未必。因为景公是齐庄公的异母弟，乃乱臣贼子崔杼弑庄公所立，论身份，论程序，都非合法继承人。景公不喜欢孔子，还不直说，一是借口没合适的位子，二是推说自己太老（《微子》18.3）。孔子很扫兴，只好回国。⁽²⁾

孔子仕鲁，遭人排挤

孔子第二次找工作，是在鲁国。这段经历，是孔子仕途的巅峰。

51—54岁，他在鲁国当过四年官：51岁，当中都宰（《礼记·檀弓上》提到此事）。中都是鲁邑，在今山东汶上县的西南。这个官不太大，只是县邑的长官，和他父亲一样；但52—54岁，他先当司空，又升任大司寇，却是比较大的官。司空是管工程。司寇是管司法。当时的鲁卿，季桓子是大司徒，叔孙武叔是大司马，孟懿子是大司空。他当的司空，是少司空，为孟懿子的副手，地位仅次于三桓。

孔子出山的背景是什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多说几句。

（1）阳货之乱和侯犯之乱

孔子出来当官，是50岁以后。50岁以前，没人请他出来当官，鲁昭公不请，季平子不请，阳货也不请，他很着急。

谁第一个请孔子出来当官？请注意，是阳货。《论语》提到这件事：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馈）孔子豚。孔子时（待）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塗（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17.1）

阳货（《左传》作阳虎）是三桓中季氏的大管家。三桓，作为鲁卿，都住在曲阜，并在曲阜外置采邑。季氏的采邑是费（在今山东费县西北），叔氏的采邑是郈（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孟氏的采邑是成（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这三大采邑，皆高筑墙，藏甲兵，由三桓各自的家臣把守：公山弗扰（《左传》作公山不狃）为费宰，公若藐为郈宰，公敛阳（字处父）为成宰。是谓三都。

这段话很有名，据考是在孔子47岁上，即前505年。鲁国，从鲁宣公起，公室卑，政在三桓。季氏势力最大，其次是叔氏，其次是孟氏。鲁国的大权先后由季文子、季武子、季悼子、季平子把持。鲁昭公，就是被三桓赶走，客死他乡。这就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这一年，是鲁定公即位的第五个年头，六月丙申，季平子卒，季桓子执政；九月乙亥，出了件大事，阳货把季桓子抓起来，与之盟于稷门内，迫其答应自己的条件，才把他放掉，大权落入阳货手中（《左传》定分五年）。这就是孔子说的“陪臣执国命”。阳货请孔子出来当官，是以此为背景。事情很可能在九月乙亥之后。

这里，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阳货请孔子出来做官，原因有二：

第一，他知道，孔子想出来做官，已经盼了很久，就等这一天。47岁不当，剩下的机会就不多了。当时的仕途，位居公卿的显贵，一般是世袭贵族，只有邑宰和家臣，才是孔子这类人的出路。孔子出仕，一开始就是任这类官职。他的学生，后来纷纷出仕，也主要是担任这类官职。当时，阳货掌权，是难得的机会。阳货请他出来，是想拉他加入陪臣的队伍。

第二，当时，鲁国的政治势力有三股，公室、三桓和三桓的陪臣。鲁君之患在三桓，三桓之患在陪臣，一个比一个更无礼。孔子从政，尊君为本。孔子要替鲁君出气，当务之急是打击三桓，很明确。但当时，现实的政治力量，谁能制约三桓，只有阳货。阳货的背后还有齐国的势力。阳货认为，这对孔子有吸引力。

孔子很犹豫。他的内心是跃跃欲试，但打击三桓，是件投鼠忌器的事，阳货背主，不合君臣名分，支持他，也坏自己的名声。最后，他还是放弃了。

当时，阳货来访，他故意不见；回访，是趁阳货不在；最后在路上撞见，也是满口答应而实际不动窝。他的顾虑是，支持阳货，成功把握不大，还特丢人（支持阳货叛主，有点不像话）。公开拒绝，又太危险。他想再观望一下。

阳货之乱，始于定公五年（前505年），终于定公九年（前501年）。这一叛乱，背后有齐国势力的介入。前502年，阳货勾结三桓子弟和家臣，谋刺季桓子于蒲圃，以季寤代替季桓子，叔孙辄代替叔孙武叔，自己代替孟懿子，被孟氏打败（《左传》定分八年）。阳货退守阳关，次年奔齐，齐国不收留，又奔晋，投靠晋国的赵简子（《左传》定分九年）。晋国的赵简子和鲁国的季桓子是类似的政治人物。

阳货出亡后，阳货的同党还在。公山弗扰据费而守，对三桓构成巨大威胁。他和阳货一样，也对孔子感兴趣。《论语》说：

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末（蔑）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17.5）

这次，孔子也很犹豫，遭到子路反对。犹豫的原因和前面一样——他肯定考虑过，借三桓的陪臣打击三桓。他说，人家召我，当然有人家的目的，但我的目的，毕竟是为了东周呀。

阳货之乱只是序幕。接着，还有侯犯之乱。前500年夏，侯犯杀郈宰公若藐而叛。侯犯是叔氏的家臣，郈邑的马正（相当郈邑的司马）。这一叛乱，也有齐国势力的介入，最后被叔孙武叔和孟懿子平定。侯犯奔齐（《左传》定分十年）。

（2）孔子出山，后台是孟懿子

鲁国起用孔子，估计跟孟懿子有关，时间就在侯犯之乱后不久。孟懿子是平定阳货之乱和侯犯之乱的主力。他跟孔子学礼，关系不一般。当时，陪臣结党，主要威胁来自季氏和叔氏两家，孟氏地位不如他们，受到的威胁小一点。孔子出来当官，我估计，就是由孟懿子推荐，季氏、叔氏同意，鲁君也赞同。起用他，是为了平定乱局。

孔子出山，首先是做中都宰。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南的次丘镇，是鲁国的公邑。孔子为什么一开始是到这里当官，我们要注意《左传》的记载。

我们都知道，鲁昭公被三桓逼走，最后是死在乾侯。昭公的尸体运回鲁国，应该怎么埋葬，曾经有争论（《左传》定分二年）。

最初，季桓子打算把他埋在“阚公氏”，即鲁国的公墓，被鲁大夫荣驾鹅劝止。季桓子把鲁昭公葬在鲁侯墓地的墓道南，和鲁国先君的墓是分开的，含有惩罚之义。后来，孔子当鲁司寇，才“沟而合诸墓”，重新和鲁国先君的墓合在一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阚的地点正在汶上县的南旺镇一带，和中都非常近（在其西南）。

我很怀疑，孔子当中都宰，跟负责鲁侯墓地的营建和管理直接有关。我们都知道，陵墓修建，属于土木工程，古代往往由刑徒从事，这类事情，是归司空和司寇管。司空和司寇有密切关系。

孔子当司空，钱穆推测，是少司空，很有道理。⁽³⁾孟懿子是大司空，他当的司空，自然是少司空，也就是孟懿子的助手。他从中都宰，当到少司空，当到大司寇，恐怕都是由孟氏推荐，都跟为鲁昭公修墓有关。

（3）孔子堕三都

前498年，孔子派仲由当季氏宰，堕三都（拆毁三都的城墙），收其甲兵。孔子想，这可是一举两得：既可打击陪臣，又可削弱三桓。仲由先堕郈，成功，因为那里刚刚平定侯犯之乱，堕郈很有理由。但接下来堕费，就没那么顺利，马上引起公山弗扰和叔孙辄叛乱。他们趁子路堕费，后防空虚，帅师袭鲁。鲁君与三桓退守季氏之宫，躲在武子之台上。叛军包围武子之台，被孔子击退。堕费因而成功。只有成，孟氏不配合，围而不克（《左传》定分十二年）。

这次叛乱，也有齐国作后盾；事败，公山弗扰、叔孙辄逃往齐国。

孔子堕三都，陪臣的势力受到打击，但真正的获益者，不是鲁君，而是三桓。孔子作为替代的政治势力，反而成了三桓，特别是季氏的猜忌对象。《论语》说：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18.4）

这是前497年的事。司马迁对此事有更详细的描写。他说，孔子离开鲁国，是迫于齐国的压力（《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是齐、鲁政治交易的牺牲品。

孔子周游列国：一无所获

前497年，孔子留下冉雍，任季氏宰；留下高柴，任费宰，用以填补上述动乱留下的权力真空，但他本人却不得不离开鲁国，带着仲由、颜回、冉求等人出游。从55岁到68岁，前后14年，他一直流亡在外。

孔子离开鲁国，西行、西南行，到过卫、曹、宋、郑、陈、蔡六国。⁽⁴⁾这些国家，都是小国。它们的西边是晋国，南边是楚国，才是大国。他想去晋国，据说走到黄河边，没有过河；到过楚的边境，也未能深入（《史记·孔子世家》）。大国都不接纳。他做官，只有两个国家，卫国和陈国。时间最长是卫国。

前面，我们说过，孔子对卫国感兴趣，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是“卫多君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很多干练的大臣，但另一面，卫国的坏人也很多（如南子、弥子瑕和宋朝）。卫灵公，凡事听于南子，南子淫乱，私通宋朝，导致卫太子蒯聩逃亡晋国，这是后来卫乱的祸根。孔子对卫灵公的评价是“无道”（《宪问》14.19）。他离开卫灵公前，卫灵公曾问陈于他，向他请示军事，估计是为了对付晋送蒯聩回国。孔子对卫灵公很不满，他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卫灵公》15.1）。卫灵公死于前493年的夏天。孔子是在此之前离开卫国。⁽⁵⁾

卫国的政治，背后有晋国的阴影，就像鲁国的背后有齐国的阴影。卫灵公死后，晋国的赵简子用武力送蒯聩回国，但卫国却立蒯聩子为卫出公，拒绝接纳，蒯聩不得入。孔子避卫乱，转仕陈湣公。在陈期间，他一度考虑去晋国。这是很重要的插曲。

前490年，赵简子围中牟，佛肸以中牟叛，佛肸召孔子，孔子曾动心：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17.7）

在《论语》中，此事和阳货之召、公山弗扰之召列在同一篇，绝非偶然。这是孔子的第三次动心。孔子去卫，是学伯夷、叔齐（《述而》7.15）。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18.8），但这次动心，却是属于“降志辱身”。子路反对他去，说我可亲耳听过您的教导，这种叛变主子的事，君子是不能参加的。孔子回答说，硬的磨不薄，白的染不黑，我总不能像挂在墙上的葫芦，只中看，不中吃吧。当官对他有很大诱惑，但如果到处都是坏蛋，你又怎么当？

政治，都是依靠现成的政治力量，一恶降一恶。这和道德完全是两码事。没有好蛋，只能坏蛋里面挑好蛋，把坏蛋当好蛋，但这样一来，道德还怎么摆。

孔子仕陈湣公，《论语》毫无记载，只提到一位陈司败（《述而》7.31）。卫国才是他最上心的地方。

孔子仕卫出公，在前488年，即卫出公即位的第四年。子路问，老师为政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13.3）。当时的卫国，是处于蒯聩父子争政的危机之中。他们两个，父不父，子不子，怎么正？子路认为，老师的想法太迂阔，被孔子痛骂。孔子的施政纲领，还是当年答齐景公的那一套，当年不行，现在也不行。

孔子居卫，对卫国的政治参与太深。他的学生，仲由是卫蒲邑大夫（蒲邑是卫御晋、楚的门户），高柴是卫士师，都是卫出公的臣下。孔子返鲁前，孔子返鲁后，他的学生都穿梭往来于鲁、卫之间。孔子回到鲁国，仍不能忘情于卫国的政治，继续支持卫出公。这是仲由死卫的原因。

前480年岁末，蒯聩自戚入卫，高柴逃跑，仲由死于难，被人剁成了肉泥。孔悝立蒯聩为卫庄公，卫出公逃往鲁国。二君废立，背后是晋、鲁斗法：晋国支持蒯聩，鲁国支持卫出公。仲由之死，让孔子深受刺激。次年四月，他含泪离开了人世（《左传》哀公十五年和十六年）。

这个结尾很悲剧。

丧家狗的象征意义

孔子在外多年，心情很不好。比如，他在卫国，独自在屋里击磐，铿铿作响，甭提有多烦。这种烦恼，无人会，反而让个背着箩筐打门口过的汉子给听出来了：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蔑）之难矣。”（《宪问》14.39）

他说，这是谁在击磐呀，肯定有心事。你那点心事也太俗了吧，不就因为没人理吗！孔子的烦恼是“莫己知”——谁都不搭理，谁都不理解。

该跑的地方都跑过了，剩下的只是浮海居夷。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欤）？”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5.7）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9.14）

他说的海，是离他最近的黄海。黄海，古代两大港口，一个在今山东胶南市，一个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连云港有个孔望山，传说孔子在此望海）。九夷在淮河下游，今安徽、江苏一带。他想上哪儿？吴、越？还是更远的地方？这是赌气话。他很失望，也很绝望。

心情最坏的时候，他气得连话都不想说：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17.19）

孔子的无所遇，像什么？古人的说法，是“丧家之狗”。古人讲孔子周游列国，经常提到这个故事。它反映了孔子的真实处境。

孔子的话，充满自嘲，但不失冷静。

在无情的命运面前，他保持着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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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迁说，孔子30岁（前522年），齐景公、晏婴到鲁国问礼（《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齐景公曾向他请教（《史记·孔子世家》）。《左传》昭公七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孟僖子为自己不懂礼而苦恼，所以开始向懂礼的人学习。这是孔子17岁（前535年）时的事，和孔子无关。下文说，孟僖子临死前，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仲孙何忌）和南宫敬叔，托付给他身边的大夫，说孔子是“圣人之后”，当代“达人”，要他的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跟他学礼，这是提前叙述，讲孔子34岁的事（前518年）。

(2) 《墨子·非儒下》等古书说，景公不肯重用孔子，是因晏婴反对。此说不可信。

(3) 钱穆《孔子传》，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27—28页。

(4) 《庄子·天运》说，孔子跟老聃讲，“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孔子干禄，见过“七十二君”，有点夸大。这是寓言，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