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孔子论礼

孔子重德，德在自己，但与人交往，离不开礼。礼管别人，也管自己，品德再高，也要纳德于礼。他很重视礼。

孔子论礼，也应归纳一下。

什么叫“礼坏乐崩”？

孔子说，三代相承，礼制互有损益（《为政》2.23）。“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3.14）。他从的周，一是文武之道（《子张》19.22），二是周公之礼（《礼记·明堂位》）。

文武之道，是文王、武王的道。文王以仁恩称，武王以威猛著，王号恰如其人。他们都属于“革命圣人”。但孔子的时代，距离周初有五百多年，周人已告别革命。牧野之战太血腥，不是他的主要学习对象。⁽¹⁾文武二道，他更喜欢文。他甚至说，他是以传文王之文为己任（《子罕》9.5）。文王决虞芮之讼，讲的是让；善养老，讲的是孝。都属于道德。道德是礼乐的基础。孔子讲的仁，便属于文。

周公也是这样。周公东征、平定武庚三监之叛，是武；制礼作乐，是文。文是礼乐，武是征伐，各有各的用。孔子更欣赏，也是他的文。

古代社会，礼乐很重要。孔子说，天下是否有道，全看礼乐征伐由谁来掌握：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16.2）

孔子的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鲁侯被三桓控制，三桓被阳货控制，照此衡量，当然属于“无道”，后人用四个字概括，叫“礼坏乐崩”。“礼坏乐崩”是出典于宰予：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阳货》17.21）

什么叫“礼坏乐崩”，就是支撑贵族社会的规矩全都垮了。

当时的贵族很无礼。比如，鲁侯禘祭，孔子不欲观（《八佾》3.10）；三桓以《雍》彻，孔子讥刺之（《八佾》3.2）。还有季氏舞八佾（《八佾》3.1），季氏旅泰山（《八佾》3.6），季氏伐颛臾（《季氏》16.1），季氏富于周公（《先进》11.17），都让他看不下去。其他国家，齐景公、卫灵公，也很不像话。就连他最佩服的政治家管仲，他也以为不知礼（《八佾》3.22）。

孔子批评无礼，主要在《八佾》、《季氏》两篇。

什么叫“克己复礼”？

“文革”批孔，“克己复礼”是批判重点。当时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

孔子贵仁。他讲礼，是以道德为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3.3）。但反过来讲，也一样，没有礼，光有仁，也不行。讲道德，就要克己，自己把自己管好，但管道德的东西是什么？恰恰是礼。道德，一旦入世，放到人与人的关系中去，一定要有规矩。没有规矩，没有秩序，道德也就无所附丽。所以，他要讲“克己复礼”：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12.1）

子曰：“知（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智）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15.33）

礼和德，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比如，在家里，怎么对待父母，孝亲的孝，就离不开礼。

有一次，孟懿子问孝，孔子的回答是“无违”。回来的路上，樊迟赶车，孔子跟他说起这次谈话，他问孔子，什么叫“无违”，孔子说，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2.5），三句话，有三个“礼”字。

还有一次，宰予问“三年之丧”，刚才提到。宰予说，三年太长，一年也就够了，三年的话，会礼坏乐崩。孔子很生气，骂他没良心，不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在他看来，没有这种礼，孝就无法体现（《阳货》17.21）。

还有，在朝廷，对国君要忠，对上级要敬，对同僚要让，情况也一样。如果没有礼，道德也无法体现。比如孔子说，“事君”要“尽礼”（《八佾》3.18），“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3.19），君臣关系离不开礼。

孔子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4.41），“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3.4）。“为礼不敬”（《八佾》3.26），不行。“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4.13）

德与礼，是互为表里。

不知礼，无以立

君子是生活于贵族社会。要想在贵族圈里混，就要学会同圈里人来往应酬。比如开口讲话，要当场背诗，接着对方的话茬，应着当时的气氛，动不动，来上两句。还有，场面上走动，有很多规矩，站怎么站，坐怎么坐，走怎么走，一举一动，都得合乎礼。

孔子有一句话，叫“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20.3）。

这有个故事。有一次，陈亢（可能是子贡的学生）问孔鲤（孔子的儿子），你爸爸跟你说过点我们没听说过的东西吗？孔鲤说没有，只不过，有一次，从院里过，他问我，你学过诗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可没法说话（“不学诗，无以言”）。我就赶紧学诗。还有一次，也是从院里过，他问我，你学过礼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可没法做人（“不学礼，无以立”）。我就赶紧学礼（《季氏》16.13）。这个故事，就是《圣迹图》上的“过庭诗礼”。

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的道德搞好，除了反躬内省，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学而》1.4），自己把自己管好，还得有点规矩。特别是与外界打交道，尤其不能少。这类规矩就是礼。

孔子讲的四个“非礼勿”，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12.1），上博楚简《君子为礼》也提到。它说，这样的话，颜渊都做不到。老师讲，他坐不住，听了这话，躲在屋里，都不敢出门，唯恐出门就犯错误。一般人，特别是自由散漫的人，绝对受不了。只有夫子本人，活到70岁，入于化境，他敢拍着胸脯说，他已“从心所欲”，还一点儿“不逾矩”（《为政》2.4）。

礼分大礼和小礼

人与人的关系，有很多种，从小圈子到大圈子，各有各的规矩。一个体面人，挨家里待着什么样，到官场走动什么样？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各有各的讲究。这是一种礼。《仪礼》是讲这种礼。这是小礼。

还有一种，属于国家制度，比如官制，比如军制，古代也曾属于礼。这是大礼。《周礼》就讲这种礼。《司马法》，本来叫《军礼司马法》，也讲这种礼。礼和法，是有缘分的，两者都是规矩。很多礼，最初独立，同狭义的法（刑法、刑律）没什么关系，后来越管越宽，礼装不下了，就合并到法律里面去，变成法律规定下的制度。所谓“出于礼者入于法”，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讲前一种礼，主要在《乡党》篇。

古代的儒家文献，有很多都是解释礼。这种解释，就是所谓“曲礼之说”。

《乡党》讲礼，不厌其烦，涉及吃喝穿戴、言谈举止，上朝如何，待客如何，坐车该注意什么，路上碰见人，该怎么点头示意，等等。这些老礼，大多过时，除了研究历史，没什么用。大家读起来也很难，读了也记不住。大家印象最深，是讲吃饭的部分。

比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10.6），米要反复捣，脍要切得很薄。吃肉，古人很讲究，脍炙人口，脍是生肉，炙是烤肉。生肉，主要是生鱼片。

有人说，孔子提倡俭，怎么吃喝这么讲究，是不是自相矛盾。我说，不矛盾，第一，他是君子，当过官，场面上，不能不讲究。第二，孔子讲的礼，还是符合他的身份，只要合乎身份就行，不属于超标享受。

国家制度的礼，天子公卿才配讲，《论语》中，他不太讲。孔子知道，他自己是谁，由他讲，不合适。《论语》讲礼，主要是士君子之礼，汉代所谓的“家人之礼”。国家大典，只能讲精神原则，不能讲仪文细节。

礼学的三项基本原则

（1）礼贵和

文明社会，向来不平等，人都是分为三六九等的。他们，有血统出身的差异，有职业分工的差异，有贫富贵贱的差异，有很多很多差异。有差异，就会闹别扭，闹急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怎么办？孔子讲了一个字，叫“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

“和”是和谐，即上流社会，“君子和为贵”的“和”。“同”是平等，即《礼运》“大同”的“同”，墨子“尚同”的“同”，是下层社会呼吁平等的“同”。“同”是社会平等，大家都一样，男女都一样，官兵都一样，等等。“和”是“调和”，不一样就不一样，照样可以搁一块儿，猫和老鼠，可以搁一块儿。君子国里一团和气，主要是君子和君子一团和气，老百姓嘛，有饭吃，不闹事，就得了，这绝不是“同”。君子不讲“同”，小人才讲。比如墨子“尚同”，照孔子的想法，就是小人之道。

有子说过一段话，非常有名，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1.12）

孔子的礼，讲究的是别，和是在别的基础上。仁也是爱有差等，并不是平等、博爱。

（2）礼贵简

儒家隆礼，礼必繁冗。韩非说，“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正是把“繁”加在“礼”前。司马迁也说，“夫儒者以六蓺为法。六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分自序》）。古人有这个印象。

但孔子却反对繁礼，他喜欢说一句话，叫“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这话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训。《论语》里，孔子讲过三次，分别见于《雍也》6.27、《子罕》9.11、《颜渊》12.15。

在他看来，读书要“博”，但习礼要“约”，在礼的问题上，他反对的就是“博而寡要”。

可见，繁礼是后儒所为。

（3）礼贵俭

冠婚丧祭、朝聘会享，要有礼器和礼物，钟鼓、玉帛、牲牷，样样要花钱。大笔大笔花钱，结果是礼被物化和异化，变成礼器、礼物。但孔子认为，这不对：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17.11）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3.17）

他老人家认为，礼不是钟鼓，不是玉帛，不是牲牷。

孔子是苦出身。体面，他要讲，但不是为了摆阔气，讲排场。办事，他是宁俭毋奢：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3.4）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9.3）

墨子提倡节用、节葬，也求俭，但“三年之丧”，在墨子看来，还是太奢侈。《老子》也反对奢侈。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孔子没有讲周公之礼，但他向往的制度建设，却是根据周公之礼。

礼坏乐崩，崩坏的是礼。中国炼内丹的说，竹破竹补，人破人补。礼坏了，也要用礼来补。礼是规矩，是制度。孔子是以道德为本，制度为辅。他对制度很重视。

孔子重德，也重礼。谁更重要？道德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道德，这是孟、荀的主要分歧。

国家和征服有不解之缘，国征服国，人征服人，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三光政策”，见了男的就杀，见了女的就奸，能抢的抢，能烧的烧。这是笨办法。笨办法，是靠杀人立威，自古以来，使用很普遍，比如古代的亚述帝国，中古的蒙古帝国，还有地理大发现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都是如此。

这样的国家都兔子尾巴长不了，特别是很大的帝国。

中国的政治传统不是这样，周人崛起西土，只是蕞尔小国，他以小邦周克大邑商，采取的是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文革”，这话是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很冤枉。

商，地盘大，周人接收，不是挖人家的祖坟，灭人家的社稷，而是在俯首称臣的前提之下，恢复他们的国家，把原来的继承人请回来，王子王孙，哪怕在天涯海角放羊，也把他找回来，让他们接续香火。逸民，前面讲过。旧官员，社会贤达，有学问的人，有气节，不肯出来做官，散在民间，也要细心访求，请他们出来做官。这是我们的归化政策。西周金文有个词，叫“柔远能迩”（《尚书》也有），就是讲这种政治高明。

柔远能迩，很高明，但不是孔子的发明。

孔子宗周，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是祖述政治家的发明，文、武、周公的发明。我猜，《尧曰》20.1的这九个字，很可能也是来自古本《尚书》，即使不是原话，也是来自前人的嘴。

这是政治家的遗产。书生想不出这等事。

礼与政、刑

古代，礼和政、刑是两回事。礼，是用来处理贵族内部矛盾，是上流社会的纪律。政、刑不一样，是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它要对付的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如人身伤害罪、财产侵害罪，主要针对老百姓。

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反对专任刑法，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治国，认为后者虽能制止犯罪，却不能从内心解决问题。老百姓会钻法律的空子，变得毫无羞耻：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2.3）

孔子在卫国，第二次就职，是在卫出公的手下干事。上任前，子路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子路不以为然，被孔子大骂。孔子说：

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13.3）

孔子主张，为政，第一重要，是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谁是什么身份，彼此的权利义务是什么，一定要搞清。名分以下，其次是礼乐，其次是刑罚。礼乐是摆在刑罚之上。俗话说，先礼后兵，他是先礼后刑。刑不是不要，而是摆在礼的下边。

回到周公，还是走向秦始皇

天下无道，似乎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挽狂澜于既倒，回到可爱的周公时代，或者跟着这个糟糕的世界，一天天烂下去。一面是好，一面是坏，好坏似乎很分明。

孔子托梦周公，号召大家，一起回到周公那里去。他的话似乎很有理。然而，孔子死后的现实是，中国的政治，不但没有复古倒退，回到周公，反而一步快似一步，直奔秦始皇。

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礼记·大学》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条，由小到大，一环扣一环。很多人都以为，没有小，焉有大，只有把个人道德搞好了，国家才有希望。这种道德救世说，貌似推理严密，也很符合常识，对乱世之人，或许是心灵安慰，但对政治家却是十足的误导。

孟子说的另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才是对的。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硬道理管着软道理。

中国的儒家，战国末年的荀卿，对孟子很不满意。他是先秦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儒。他对这个世界的走向，比孟子看得更明白。孟子看不清的时势，在他已洞若观火。他已彻底放弃心性为本的迂阔之谈和道德救世的幼稚想法。他的想法很清楚，除了礼法，没有希望。

荀子对礼极为推崇。他说：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荀子·劝学》）

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荀子·礼论》）

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

和孟子相反，他是制度救世说。

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²⁾

李斯为秦相，辅佐秦始皇，铸就了中国的大一统，终于带领中国，第一次走出了孔子痛诋的乱世。天涯海角，到处都刻着他的字迹，宣告着一个新世纪的来临。

这是先秦儒家的终结。

虽然，秦政之失，在于过分迷信制度，它也栽了大跟头。

制度也非万能，这类古老的话题，还会争论下去。

这全是后话，这里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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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子不相信，当时真的死了很多人，竟怀疑《尚书》的可靠性，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未必会“血流漂杵”（《孟子·尽心下》）。

(2) 宋神宗元封七年封荀卿为兰陵侯（《宋史·神宗纪》），多少也有一点地位。但宋以来，荀子逐渐被儒家排斥。荀卿后孟子，对曾子还客气，对思、孟则痛加诋斥，在道统如日中天的宋代，必然遭排斥。如《苏轼集》卷四三《荀卿论》就指责荀卿，认为秦政出李斯，李斯出荀卿，是儒家的罪人。明万历年间，竟黜而不祀，把他开除出儒家的队伍。荀子的地位重新被确认，还是“五四”以来，还是解放以来。“文革”批孔，荀子被列入法家，也是题中必有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