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圣人和仁人

读《论语》，很多人都以为，仁是孔子的最高价值，仁人最高，不对。孔子品人，最高一级，不是仁，而是圣。圣人才最伟大，天底下，除了神，就他伟大。仁人，比起君子，是高一大截儿，但和圣人没法比，和圣人比，又低一大截儿。

这两样，常人做不到，活人做不到，伟大的人，都生活在古代，孔子这么想。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在《论语》一书中，圣人和仁人都是死人，没一个是活着的。

什么叫圣人？要看《尧曰》第一章和《泰伯》的最后四章

孔子时代，所谓圣人，都是东周以前的死人。大家公认，主要是六个人，尧、舜、禹和汤、文、武。前三位是“禅让圣人”，后三位是“革命圣人”。孔子讲圣人，主要是讲“禅让圣人”，特别是它的前两位。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16.8）。天命，前面讲过，是老天爷的意志，叫你活到初一，你活不到十五，不能不怕。大人，是长官，现在叫领导，你的一切归他管，不能不怕。最后这样，也不得了。所谓圣人之言，都是古代最伟大的人留下的教训。圣人已经死了，但他们的话，仍有权威，你不能不听。

读《论语》，我们要注意，它讲尧、舜、禹，主要是根据《尚书》。比如《尧曰》，《论语》最后一篇，其第一章，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就是根据尧、舜、禹。它的前三节，估计是抄自古本《尚书》：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论语》讲唐、虞、夏，主要是讲尧、舜、禹。传说，尧、舜、禹分属唐、虞、夏，不同族，但他们是禅让关系，年代是接着的，也就是一百年左右的事。尧让舜，舜让禹，据说讲了同样的话，就是上面第一节。后面两节，一节是汤的罪己之辞，一节无主语，估计是武王或周公的罪己之辞。这些都是圣人的话。

大家注意，尧、舜、禹是三个人，不是三个朝代，让来让去，不过是三代领导。

禹以下，有所谓夏代。夏、商、周也不同族，但王位世袭，一传好多代，打断世袭，是靠革命。孔子虽讲夏代，但禹承舜，还是禅让，不属朝代史。朝代是他以后的事。

孔子认为，尧、舜、禹最伟大。他夸尧、舜、禹，极尽赞美：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8.18）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8.19）

“巍巍”形容山高，“荡荡”形容水大，“焕乎”形容光辉，都是歌功颂德。

孔子夸尧，主要夸他“则天”（武则天名字中的“则天”）：“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8.19），“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尧曰》20.1）。话和《书·尧典》一致。《尧典》讲尧，三件事，一是命羲、和四子观象授时，二是命鲧治水，三是让位于舜。第一件事，《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正是此文注脚。

从前讲天文的，都称《尧典》。

孔子夸舜，主要夸他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光老子讲，孔子也讲：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15.5）

无为而治靠什么？靠能干的大臣。这是以《书·舜典》的叙事为母题。孔子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8.20）

这五大臣是谁？孔注说，禹、弃、契、皋陶、益。古本《舜典》说，舜有臣22人，四岳、十二牧，外加禹（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垂（工）、益（虞）、伯夷（秩宗）、夔（典乐）、龙（纳言）九官（见《史记·五帝本纪》引述）。⁽¹⁾后面九人，就有这五人。

孔子讲禹，讲汤，讲文、武，讲后来的明君贤臣，无不以此为模范。后来，道家讲黄帝君臣，有“七辅”、“六相”。黄帝垂衣而天下治，也都有一批能干的大臣。大臣能干，天子才能无为。

孔子夸禹，主要夸他勤劳俭朴，特别是治水有功：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8.21）

我们读这段话，也要看《书·禹贡》。《禹贡》的重点，就是讲大禹治水。

从前讲地理的，都称《禹贡》。

尧、舜、禹，禹是分界线。禹以前是禅让，禹以后，启代益是世袭，汤、武取天下是革命，都不是禅让。前面三位，是本来意义上的圣人。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标准很高。唐虞盛世，还有禹治天下的时代，那是超级乌托邦，他连做梦都不敢想。

这是圣人。

什么是仁人？要看《微子》篇⁽²⁾

仁人是拿人当人，推己及人，道德非常高尚的人，不但自己好，还能帮助别人好。他和圣人有什么区别？主要看有没有王位，有，才是圣人，没有，道德再高，也只能算仁人。

孔子所谓仁人，标准是什么？也要看他自己的话。《论语》中的仁人，经他批准，也是六个人：

一是商代的微子、箕子、比干。孔子说，“殷有三仁”（《微子》18.1）。微子逃跑，箕子佯狂，比干死谏，方式不同，共同点是不合作。

二是西周的伯夷、叔齐。他们也是不合作者，而且属于以死明志的一类。孔子说，他们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7.15），对他们非常佩服。司马迁写他的七十列传，也是以他们的传为第一篇。他俩是道德楷模。

三是东周的管仲。他和前面五位不一样，不但不属于不合作者，还背主降敌，骄奢不知礼。孔子说，他也算仁人。他的学生想不通，我们也觉得奇怪。其实，孔子是有所变通。他说，管仲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有大功，挽救了中原诸夏，没有他，我们都是亡国奴。他是拿恩人当仁人（《宪问》14.16—14.17）。

读《论语》，我们要知道，道德最高尚，孔子最欣赏，主要是《微子》篇中的人物。这些人，或称“逸民”，或称“隐士”。正史有所谓《隐逸传》，就是专收这类人。《微子》篇是最早的《隐逸传》。

古代所谓逸民，多半是遗老遗少，对现实不满，不是躲，就是藏，照理不可能出名，但也有一些，却因此出了名，后人叫“名士”。他们都是拒绝和当局合作的人。⁽³⁾

不合作，怎么办？主要有三条路（《微子》18.8）：

第一条，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最讲原则。孔子说，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的伯夷、叔齐，属于这一类，最冰清玉洁。其实，比干强谏而死，也属这一类。

第二条，是“降志辱身”，环境不好照样待，受委屈就受委屈，但出污泥而不染，原则还是不能丢。孔子说，柳下惠和少连属于这一类。柳下惠，是个忍辱负重的人。他在官场上很不得志，三次被罢官。但他说，他并不打算离开自己的国家（《微子》18.2）。其实，箕子佯狂，也可归入这一类。后世有“大隐隐于朝”或“大隐隐于市”的说法，统治者住哪儿你住哪儿，光讲直道很危险，当然只能装疯卖傻。

第三条，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干脆隐居山林，躬耕垄亩，躲起来，藏起来，把嘴巴管好，什么都不说。“身中清”，是洁身自好。“废中权”，是讲究策略，能够巧妙安全地溜掉，全身而退。孔子说，虞仲和夷逸属于这一类。其实，微子逃跑也属于这一类。

孔子也是持不同政见者，三条路，挑哪条？他说，他都不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第一，隐居山林，不说话，他做不到。他不能忘情于政治，政治都在城里，他才不肯到农村安家落户，跟着老乡种庄稼。他很讨厌种庄稼。

第二，他也不会装疯卖傻，住在城里躲政治。

第三，他也不敢跟统治者硬碰硬，死磕，白白搭上一条命。

他选择的是，跟统治者死缠，原则不能丢，命也不能丢，机会更不能丢，三不丢。他是死下一条心，跟他们反复周旋，死乞白赖劝说他们，这个不听，再找下一个，一直到梦不见周公。

在《微子》篇中，孔子提到的隐逸之士，有些是古代的名人，有些是他周游列国，在路上偶尔撞见的怪人。比如楚狂接舆，比如长沮、桀溺，比如荷蓧丈人，就是他碰见的四个怪人（《微子》18.5—18.7）。

楚狂接舆唱歌讽刺他，歌词是“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想跟他说话，他扭头就走了。“已而已而”，是算了吧，算了吧，您老还是趁早歇着吧。“今之从政者殆而”，是说当官的都烂透了——你还跟他们废什么话。有个叫微生亩的也问过他，“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欤）？无乃为佞乎”，他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14.32），不是我话多，只是他们太顽固。

长沮、桀溺也嘲笑孔子，说举世滔滔，有谁能改变它，你与其跟着“辟（避）人之士”跑，还不如跟着“辟（避）世之士”跑。孔子辩解说，我总不能与鸟兽作伴吧，我不跟人待在一起又跟谁待在一起，如果世道好，我又何必改变它。

荷蓧丈人也看不起孔子，跟子路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对孔子不肯躬耕垄亩，放下架子种庄稼，非常看不起。

这些人，说话都阴阳怪气，对孔子爱答不理，很不礼貌，但孔子对他们很客气。他们批评孔子，话很难听。孔子听了，情绪不太好。但这一年，他正好60岁，属于他说的“耳顺”之年，他还是听下去了。

孔子和他们的分歧是什么？鲁国的石门晨门说得好，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14.38），而这些人，正好相反，他们是“知其不可而不为之”。

上述隐士，虽然不是死人，还不配称为“仁人”，但古代的“仁人”都是不合作者，和他们属于一大类。在这个举世滔滔的世界上，只有他们还保持了自己的道德操守。在他们面前，孔子很钦佩，孔子很惭愧。

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虽然于世无补，但论道德，他们最高尚，甚至比自己还高尚。

圣人是死人，孔子绝不会自称圣人

圣人，不是孔子的发明，古人都讲圣人。

圣人也叫圣者，圣是聪明，不是一般聪明，而是绝顶聪明，谁都比不了。但光是聪明就能当圣人吗？也不是。他还得有权有势，坐在唯我独尊的位子上。古人讲的圣人，其实都是圣王，没有权力不能当。这不是我的发明，先秦古书都这么讲。

聪明的统治者才叫圣人。如果翻成现代话，就是“英明领袖”。过去，大臣给皇上拍马屁，喜欢说“皇上圣明”。但孔子是复古主义者，他说的圣人，可不是一般的君主，活着的统治者，都不配当圣人。

古人都怕死人，死人里最大的头儿，就是圣人。说起圣人，谁都肃然起敬。《论语》、《墨子》、《老子》都敬。《老子》讲圣人，比孔子还多，81章里，有三分之一都是拿圣人说事。他们都崇拜圣人。

孔子看人，基本上是倒着看。时光漏斗下的沙子，堆成一个尖儿，圣人是尖儿上的几个人。好人，死人多。坏人，现在多。好人多半生活在古代。圣人是好人中的大好人，他们端坐在历史的高峰上，统治着现在的世界。

这样的圣人，和后世不同。后世的圣人，一是伪，二是烂。

俗话说，好人总是多数，大家都相信。只有庄子抬杠，非说坏人多。他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

庄子的话比较怪，过去不理解，现在才明白。早先，孔子那阵儿，礼坏乐崩，好人就不太多，简直是凤毛麟角，而且越往后越少。圣人稀缺，供给不足，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刺激需求，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越没圣人，才越盼圣人，这是子贡等人；另一种是供给等于零，需求也等于零。乱世讲圣人，越讲越虚伪，让人觉得，有还不如没有，干脆死了算。庄子的话是后一种。从他的话，我们不难窥见，他生活的那阵儿，比起孔子生活的那阵儿，又不知坏上多少倍。

我们要知道，圣人很稀罕。古人说，这样的人，几百年才出一个。

圣人是带复古味儿和宗教味儿的概念。

圣人是什么人？都是死人，没一个是活人。孔子说，他见不着：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述而》7.26）

圣人都是死人，这点很重要。见着不如见不着，有心理学奥妙。见不着多好，让你使劲想，想也够不着，于是更想。

善人，《论语》五见，含义不太明确，但从这段话看，显然比君子和有恒者要高，估计是相当于仁人。它也是属于死人。

上面讲过，当圣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聪明，天生聪明；二是有权有势，能安民济众。没有这两个条件，不能当圣人。

天生聪明、绝顶聪明，是贵族血统论的概念。孔子相信这一点，古人都相信这一点。但孔子没说，他自己就是天生聪明，反而一再声明，我可不是这种人（《述而》7.20）。第一个条件，他说他没有。

第二个条件，孔子也没有。他这一辈子，一共当过14年的官，鲁国4年，卫国7年（两次加起来），陈国3年，他不是国君。

圣人是尧、舜，尧、舜是死人。孔子绝不会自比于尧、舜。

我们称他为圣人，等于骂他。他不可能这么讲。

仁人的头衔也很高，孔子很吝啬，绝不轻易送给谁

孔子提倡仁，仁是很高的道德要求：低于圣人，高于君子。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算不算仁？孔子说，这何止是仁，简直就是圣，即便尧、舜在世，都很难做到。他说，仁人不光把自己管好，还能推己及人，施爱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6.30）。但他手中没有权，推来推去，范围比较小，帮的人比较少，只限于“人”，没法和圣人比。圣人施爱，是“博施于民”，他所救助的人可多了去，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众”。这里，“人”和“民”可大不一样。孔子说的“人”是君子，专指上流社会的人；“民”是百姓，专指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只有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才叫圣人。君子中的模范，只能算“仁人”。

还有一次，子路问孔子，本来是问君子。孔子的答案是“修己以敬”，即把自己的道德搞好，待人很礼貌，很客气。子路问更高的要求是什么，孔子说“修己以安人”，即不但把自己的道德搞好，还能安定上流君子。这种比君子更高的人，从各方面看，显然是仁人。子路又追问更高的要求是什么，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他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显然就是圣人（《宪问》14.42）。这充分说明，子路问的三种人，一种比一种高：圣人最高，仁人其次，君子最低。“修己以敬”、“修己安人”、“修己安民”，就是不一样。

孔子说的仁人，是很高的头衔，他很吝啬，绝不轻易许人，特别是搞政治的人。

比如，楚国的令尹子文，齐国的陈文子，二子皆有令名。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是不是够得上仁？孔子说，这只能算忠，哪里够得上仁。子张又问孔子，“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是不是够得上仁？孔子说，这只能算清，哪里够得上仁（《公冶长》5.19）。

他们都够不上仁。

还有，孔门弟子，仲由、冉求有政事之才，公西赤谙习礼仪，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孟氏家族的孟武伯问他，这三个人够得上仁吗？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公冶长》5.8）。

他们也够不上仁。

孔子很清楚，政治是沾血带污的，不能戴着白手套。搞政治的，除了管仲，有旷世之才、救世之功，勉强可称为仁，其他玩政治的，即使很有道德，也够不上仁。不仅能干如子路、子贡者流还远远不够，就是奔走侯门的他自己也有点愧得慌。

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孔子的好学生，他最待见的学生，多半不做官。四科之首的德行科，颜回、闵损、冉耕、冉雍，都是老实巴交、少言寡语。他们，除了冉雍，是个道德水准很高的官员，几乎都不做官，有些还逃官，比如闵子骞。颜回也不做官，光是躲在家里读书，吃粗食，喝凉水，贫居陋巷，不改其乐，简直和隐者差不多。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8.13）。他对“隐”非常欣赏，只是行为反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按他的标准衡量，明明属于“无道”，为什么还要抛头露面？

答案是，政治家都讲可行性。“隐”意味着无所作为。他不能忘情于政治，不能放弃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虽然，他心里和明镜一样，真正有道德的人，恰恰是那些生逢乱世而耻于做官的人。

我们只有理解他的内心矛盾，才能明白，为什么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7.34）。

圣人和仁人，他自己都不敢当，谁还敢当？

————————————————————

(1) 四岳算一人。另一说法，是加彭祖，去四岳。见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上册，14—15页。

(2) 还可参看《宪问》14.37—14.40。

(3) 李零《说名士，兼谈人文幻想》，《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20期，126—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