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孔门十三贤

孔子，学生太多。但三千弟子，除七十子，全不可考。七十子，也只有一小半可考。司马迁讲的学生，77人，其中只有35人，有年龄，有姓名，有跟孔子学习的经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他42人，司马迁已说不清，光剩名字。《论语》提到的人更少，只有29人，都在司马迁讲的35人之内，即上一章所讲。照理说，我们只要把这29人记住，读《论语》就容易了。

其实，在我看来，《论语》的29人，还有点多，仍可浓缩，聚焦于13人。这13人，才是《论语》中最重要的人物（除了孔子）。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13人。

“四科十哲”

《论语》有段话，非常有名：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11.3）⁽¹⁾

这里，“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习惯上叫“四科”。它们是孔门教学的四个科目。这里只讲十个人，其他学生也可按此分类。

这种分类法，对后世也有影响。如王莽时代，就是凭这四科来选拔人材（《后汉书·景丹传》）。魏晋时期，流行品评人物，《世说新语》的前四篇，以四科为题，四科也是品评人物的分类法。

颜渊等人，上面讲的这十个人，习惯上是叫“十哲”。一般认为，他们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唐开元八年，定祭孔之礼，就是以十哲配享（《旧唐书·礼仪志四》）。他们最重要。

德行科的四大弟子

“德行”是个人修养，孔子最重这一科。它的主要标志是安贫乐道。人，看上去，呆头呆脑，笨嘴拙舌，但埋头苦干，勤学好问，而且多半是大孝子。

颜渊（颜回）、闵子骞（闵损）、冉伯牛（冉耕）、仲弓（冉雍），都是苦出身，为这一科的代表人物。他们四个，冉伯牛最大（比孔子小7岁），闵子骞次之（比孔子小15岁），仲弓又次之（比孔子小29岁），颜渊最小（比孔子小30岁）。但颜渊反而排第一。颜渊是孔子姥姥家的人，孔子最心疼。他的特点是，从不多说，从不顶嘴，从不怠惰，特能琢磨老师的想法，老师最喜欢。闵子骞，也不爱说话，但“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进》11.14），孔子也很欣赏。他是有名的大孝子，闵家的人，谁都夸他，没一个不说好（《先进》11.5）。这里排第二。冉伯牛有什么美德，不知道。《论语》提到他，就一件事，只说他有恶疾（麻风病），临死，怪可怜的，孔子去看他，拉着他的手，惋惜得不得了（《雍也》6.10）。这里排第三。仲弓最后。孔子夸他，“雍也可使南面”（《雍也》6.1），有人君之相。他的特长，本来在政事，似乎应人政事科，但他有一大美德，曰“不佞”（《公冶长》5.5），很合格。他也是一不爱说话的主儿。

孔子认为道德好，学问好，应该做官，但这几位，只有仲弓，接替子路，做过季氏宰（《子路》13.2）。闵子骞，太清高，季氏派他当费邑宰，他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汶水的北边（《雍也》6.9）。颜渊、冉伯牛，也没当官的记录。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8.13）。他生活的时代，分明无道，当学生的该怎么办？是躲家里，枕着胳膊喝凉水，还是死乞白赖找官做，管他干净不干净，先参与一把？孔子很矛盾。安贫乐道躲家里，道德肯定最高，但高尚的结果，是无所作为，和隐者没什么两样，孔子又不乐意。

孔子喜欢老实巴交，“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4.24），“刚、毅、木、讷，近仁”（《子路》13.27）。人，一定要“木讷”，面无表情，不善言辞。但春秋晚期，人处乱世，老实是无用之别名。战国更是。他把老实巴交的学生搁家里，感动身边的人；有本事的学生撒外边儿，说服外边的人，各有各的用。但在他的心目中，后三科比不了第一科。

他明白，要想冰清玉洁，就得待家里，隐士的道德才最高尚。

言语科的两大弟子

“言语”，是口才好，善于主持仪式，处理场面上的事，属于政治才能或外交才能。孔子讨厌“佞”，不喜欢能说会道的人，但“言语”是说话的本领。战国时期，诸子游说，全凭一张嘴，笨嘴拙舌怎么行？孔子周游列国，到处劝说统治者，游说的风气，恰好是孔子提倡起来的。微生亩对孔子说，你干吗非这样忙忙碌碌到处跑，这不是卖弄口舌吗？孔子赶紧解释说，不是我爱卖弄口舌，而是他们太顽固（《宪问》14.32）。

宰我（宰予）、子贡（端沐赐）是言语科的代表，他们都能说会道。这两位，和颜渊是一辈，宰我比颜渊大一岁，子贡（端沐赐）比颜渊小一岁。孔子离不开能说会道的人，但能说会道，他又讨厌。能说会道，有两大坏处：一是食言自肥，说了做不到，丢人；二是说话不得体，把事办砸，得罪人。如宰予昼寝，孔子破口大骂，“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俗话说，狗屎上不了墙，话非常难听。他挨骂，不是因为白天睡大觉，而是说话不算话。他肯定发过誓，决不在白天睡大觉（《公冶长》5.10）。光看这条，不看其他，你根本想不到，他居然也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宰我性格倔，老师讲三年之丧，他抬杠，说时间这么长，礼必坏，乐必崩，没必要。老师说，服丧期间，吃好的，穿好的，你心里踏实吗？他说踏实，偏不顺着老师的心意。孔子说，宰予不仁，真是没良心的东西，谁不是爹娘养，爹娘养你三年，才能脱离怀抱，难道不要回报，他怎么能说这话（《阳货》17.21）。子贡也是言语科，不但会做买卖，有政治、外交方面的才能，本事相当大，对孔子，也是忠心耿耿，一点不比子路差。孔子回到鲁国后，他在鲁国的政界，影响特别大，三桓中的叔孙武叔说，子贡比他的老师还高明（《子张》19.23）。特别是颜渊、子路死后，在孔门弟子中，他地位最高。但孔子对他，评价并不高，说跟颜渊比，他差远了（《公冶长》5.9）。子贡有本事，顶多是个器。什么器，曰瑚琏之器（《公冶长》5.4）。瑚琏是什么器？古代盛饭的家伙。孔子说，他修养不够，还做不到恕（《公冶长》5.12）；与人攀比，也是坏毛病（《宪问》14.29）。

总之，能说会道的学生，孔子不喜欢。

政事科的两大弟子

“政事”，是管理才能。冉有（冉求）、季路（仲由，即子路），两人都当过季氏宰。宰是什么？是贵族雇佣的大管家，他们是大臣的臣，古人叫“陪臣”。孔门弟子找工作，主要就是找这种差事。他们当中，有三人当过季氏宰。子路最早最短（前498年），仲弓其次早其次短（前497—前493年），冉有最晚也最长（前492—前？年）。《论语》中，孔门弟子称子，只有三人：冉子、有子和曾子。冉有是其中之一。

冉有长于理财。怎么理？主要是劫贫济富，“损不足而奉有余”（《老子》第79章）。他帮孔子管家，这么管；帮季氏管家，也这么管。人才是人才，太势利眼。公西赤出差，“乘肥马，衣轻裘”，他使劲儿给他妈送米，孔子不乐意（《雍也》6.4）。季氏比周公阔，他还帮他搜刮，孔子叫学生“鸣鼓而攻之”（《先进》11.17）。

季路和他不一样。冉有能治一城，他能治一国，志气大，本事也大（《公冶长》5.8、《先进》11.26），但他对老师特忠诚，门里的事高于门外的事，总是鞍前马后，替老师张罗。

季路比孔子小9岁，是孔门的大师兄，冉有和宰我同岁，是晚辈。但这里把冉有摆在季路前。冉有，当季氏宰时间最长，孔子死后继续当，在官场陷得最深。孔子死后，似与师门无来往，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文学科的两大弟子

“文学”，不是今天说的文学，作诗、写小说。文学是对方术而言。方术是古代的自然科学（外加各种占卜和迷信），文学是古代的人文学术（六艺、诸子、诗赋）。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1.6）。所谓“学文”，就是学这种东西。文学，不是口头传授的东西，而是写在简帛上的东西。

文学科的学生，特点是好读书，长于经艺。经是经书，艺是礼乐，要说这方面，本事最大，是两个年龄最小的学生。子夏比孔子小44岁，子游比孔子小45岁，在孔门十哲中，是最小的一辈儿。他俩，岁数差不多，兴趣差不多，但处理问题，两种风格。

子夏的特点，是热衷小道，追求细节（《子张》19.4），⁽²⁾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子游对他颇有微词，说他光注意“洒扫、应对、进退”，舍本逐末，不识大体，他反唇相讥，认为没有小，哪有大（《子张》19.12）。一个重小，一个重大。子夏泥于小，导致行动迟缓，作风与子张也不一样。孔子说，子张的毛病是“过”，大刀阔斧，干什么都容易过梭；子夏的毛病是“不及”，干什么老赶不上趟（《先进》11.16）。

孔门四科，哪种对后世影响最大？不是德行，不是言语，不是政事，主要是文学。儒学靠书本传世，他俩对儒家经典的传授贡献最大，尤其是子夏（当然，他也搞政治，很多学生都是政治家）。战国和汉代，子夏很有名。

古代取仕，选举方法不断变，但大体不出这四科。学生，能说会道是言语科，理财管人是政事科，知书达理是文学科，都比德行科低一截儿。孔子认为，不爱说话，不能干，像颜渊那样，很好；能干，不爱说话，像仲弓那样，也行；最最不能容忍，是像子路那样，多嘴多舌，抬杠，抢风头。能说会道，肯定入不了德行门。

孔子死后的七大弟子

孔门十哲，德行科的四人、政事科的两人，这六个人，年龄比较大。颜渊、子路、冉伯牛，都没活过孔子；闵子骞、仲弓和冉有，孔子死后，我们知道，冉有还在，可能忙于季氏家的事，不大听说，其他两位，不清楚。真正留下来，还有点故事，主要是四个人，言语科的宰我、子贡，文学科的子游、子夏。

孔子死后，有七个学生最有名，就是这里讲的“七大弟子”，他们是宰予（宰我）、端沐赐（子贡）、有若（子有）、卜商（子夏）、言偃（子游）、曾参（子舆）、颛孙师（子张）。他们当中，有四人是孔门十哲留下来的，即刚才说的四个人。多出三个人，是有若、曾参、颛孙师。这七个人，宰予、端沐赐是大师兄，孔子死时，宰予44岁，端沐赐42岁。有若、卜商、言偃、曾参、颛孙师是小师弟，孔子死时，有若30岁，卜商29岁，言偃28岁，曾参27岁，颛孙师25岁。有若和曾参，可能属于德行门。颛孙师，性格激烈似仲由，是个小子路，可能属于政事门。

七大弟子，后世有书，只有曾参。有书没书，就是不一样。颜回道德高，没事迹，没著作，光一虚名，没法学；仲由本事大，有事迹，没著作，也没法学；端沐赐，孔子死后，地位最高，没书，同样没法学。七十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只有《子思》、《曾子》、《漆雕子》（漆雕启后的书）和《宓子》（宓不齐的书）。这些书，大多失传，只有曾参的东西留下来，比较多（除《孝经》，传说与他有关，多散见于大小戴《记》）。

古人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是所谓“三不朽”。颜渊有德，德散得最快；仲由有功，当时能记得，死后也被遗忘。知识分子，后世得大名，有书没书，就是不一样。曾子，唐以来，名气上升；宋以来，地位很高。宋儒突出曾子，孔门七十子，全都不讲，光突出他一个，就是因为他有东西。

但老实讲，孔子死后，曾子的地位不如有若。有若和两位老大哥，共树孔子为圣人（《孟子·公孙丑上》），于光大师门有功。可能是两位老大哥的主意，有若成为接班人。有若不但熟悉孔子的想法（《礼记·檀弓上》），长相也酷似孔子（《孟子·公孙丑上》）。当时，他的三个小同学，卜商、言偃、颛孙师，才华出众，各有一帮学生，谁也不服谁，唯独对他没意见。大家一致推举有若，代替孔子，受弟子拜。只有曾参不服（《孟子·滕文公上》）。当时，他是晚辈，心里不平衡。有若，他不服。子张，他也羞与为伍，“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子张》19.16）。他是十足的少数派，绝非主流。

孔门十哲，加上有若、曾参和颛孙师，就是我们说的“孔门十三贤”。

历代祭孔，有各种配享从祀的制度，从汉代到清代，主要就是祭这13人。

道统之谬

历代祭孔，配享从祀，有谁没谁，谁站哪儿，很有讲究。就跟“文革”那阵儿，天安门上怎么站，第二天见报，谁在谁不在，哪个上去，哪个下来，很敏感。

清代的孔庙，孔子坐当间，弟子在两边，有所谓“四配十二哲”。“四配”是四个二等圣人：颜回是复圣、曾参是宗圣、孔伋（子思）是述圣、孟轲是亚圣。“十二哲”是十哲去颜回（已升四配），加颛孙师、有若和朱熹。除去七十子之外的孔伋、孟轲、朱熹，正好是13人，就是我们说的“十三贤”。这套制度是慢慢形成的，我把过程讲一下。

汉代，文翁学宫、鸿都学宫，有壁画，上面有很多人物，不仅孔子和七十子，还有汉代的名儒，但怎么排，不知道，画像石上有，比较随意，不能当根据。

祀孔，魏正始五年（244年）以来，是以颜渊配享（《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东魏兴和三年（541年），有十哲配享的立像，儒冠，青襟青领（李仲璇《修孔子庙碑》）。

唐代，开元八年（720年）以前，只有颜回称亚圣，为塑像，立侍，在孔子旁，十哲是画像，刊于两壁。是年，李元瓘奏，把颜回像改为坐像，十哲像改为塑像，十哲缺颜回（升孔子旁），补进曾参，在庙堂的东西两侧，也是坐像，七十子和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贤则画于两壁（《旧唐书·礼仪志四》）。

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升曾参配孔子，孔子有了左膀右臂。十哲的空位由孔伋补上（《宋史·理宗本纪》）。咸淳三年（1267年），又升孔伋配孔子，加上孟轲，与颜回、曾参，构成“四配”，十哲的空位由颛孙师补上（《宋史·度宗本纪》）。四配，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就是宋儒树立的道统，有如佛教的传灯。宋代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就是对应于四配。

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封颜回为复圣公，曾参为宗圣公，孔伋为述圣公，孟轲为亚圣公（《元史·文宗本纪》），都带“圣”字。他们是二等圣人，地位在十哲之上。

明代，有人说，孔子和神佛不同，不应立像，塑像的彩画容易剥落，反而不敬，嘉靖九年（1530年），孔庙改制，毁塑像，用木主（《明史·礼志四》）。

清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升朱熹为第十一哲，乾隆三年（1738年），升有若为第十二哲（《清史稿·礼志三》），从此形成“四配十二哲”。

四配十二哲，加一起，一共16人，多出三个人。

多出的三个人，子思、孟子和朱熹，根本不是孔子的学生。孔子死时，子思才五岁，孟子还没出生，差着一百多年，朱熹更是一千六百多年后的人。宋儒把子思、孟子塞进来，摆在十哲之上，很可笑（北京话，迈辈儿了）。清代把朱熹塞进来，就更可笑。孔颜之道变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变孔朱之道。这种后来居上，是儒学传统的最大断裂。

宋以来，讲道统。道统是对治统而言。治统是政治合法性，道统是思想正统性。汉代所谓阳儒阴法，就是这两样的结合。

宋儒所谓道统，是四科独尊德行，七十子独尊曾子。他们从孟子上溯子思，从子思上溯曾子，从曾子上溯孔子，说孔子是一脉单传。这不仅是以偏概全，也是凭空虚构，对研究孔子是大破坏。

为什么我说破坏，道理很简单。

第一，七十子不止曾子一人，凭什么只讲曾子，而且还是一脉单传。

第二，七十子分四门，不止德行一门，德行四哲无曾子。

第三，孔子活着，德行四哲，近于隐士，多半不中用，捍卫师门，传播主张，远不如其他六人；孔子死后，真正光大师门，主要是后一类学生。

第四，孔子死后，曾子不是主流派，主流派是言语、文学两科的学生，即使讲德行，有若也比他地位高。他是七十子中辈分最小的学生，在孔子死后的七大弟子中不是主流派。

第五，子思、孟子的派别只是儒家八派的两派（《韩非子·显学》），八派只讲两派，也不像话。

第六，先秦儒籍多失传，但《荀子》还在，汉代的四大传记没有《荀子》，宋代的“四书”也没有，《大学》、《中庸》只是《礼记》的两篇，大小戴《记》还有不少儒书，包括曾子的东西，都没有包括在内。孔、曾、思、孟，《论》、《孟》、《学》、《庸》，根本不是儒家全貌。出土发现也证明，我们要讲孔门弟子，起码也得有13人。

《论语》的文学特点

《论语》这书是语录，选得好，也编得好。好在哪儿？主要是坦荡直率不虚伪。书中人物，夫子也好，十哲也好，孔子死后的七大弟子也好，喜怒笑骂，毫不遮掩，寥寥数语，写意传神，让你觉得，生活中的事，本来就该是这么个样子。后人崇圣，再怎么曲里拐弯，美化之，神化之，都遮不住这种优点。谁说伟大导师就得高大全，圣门子弟就得身披光芒？比如子路，他跟老师没大没小，老师对他说骂就骂，一点面子都不给。冉求惹他生气，他叫学生“鸣鼓而攻之”（《先进》11.17）。他们师生在一块儿，学生顶老师，老师骂学生，都被记下来。

孔子周游列国，跟隐士打交道，被他们讽刺、挖苦，也被记下来。

孔子对学生说，我没有什么要瞒着你们的，“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7.24）。

孔门十三贤，早期主要是六人：闵子骞、冉耕、颜回、冉雍、仲由、冉求；晚期主要是七人：宰予、端沐赐、有若、卜商、言偃、曾参、颛孙师。

孔子最喜欢颜回，但颜回的描写很失败，不如仲由，也不如端沐赐。

四大道德先生，死后默默无闻，有闻也是虚名而已，还不如仲由。仲由，就像《三国》的张飞，《水浒》的李逵，比刘备、宋江写得好，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深。比如，同样是讲富贵观，大家可以对比这两段话：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6.11）

子曰：“衣敞缊袍，与衣孤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欤）。‘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罕》9.27）

我们看电影，好人经常记不住，记住的都是坏人和有毛病的人，道理就在这里。老师都喜欢好孩子，但很多小孩不想当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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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段话，现在的各个本子，都没有“子曰”。它们是不是孔子所说，前人有争论。有人说，它和它上面的一章（“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应该连起来读，都是孔子的话，不对。其实，从文意看，这两章应分开读。此章的十个人既然以字称，可见不是孔子本人的话，而是后人的总结。即使是老师的想法，语气也是后人的语气。

(2) 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张》19.4），当是孔子针对他的弱点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