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寻找美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
美无处不在。从原始民族文在身上的种种花纹、图案,到当代社会人们所用的各种新潮电子产品;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吃穿日用,比如服饰、装饰,到诗人的诗歌、画家的画作,再到现代工业的专业设计,处处都体现着美的观念。那么,什么是美呢?中国的古人说,“羊大为美”,这显然就代表着一种美学观念了。相比之下,西方人对美的理解则要复杂一些。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就开始了对美的讨论,但没有定论,就连苏格拉底也不得不感叹“美是难的!”尽管如此,美以及人们对于美的诸种观念,却随着历史的车轮一直前进着。美真的就这么难吗?几千年来,人们对美都有过哪些观念?那些擅长哲思的哲学家都是怎样理解美的呢?英国学者鲍桑葵所著的《美学史》除了能回答这些问题外,还能带您领略人类的思想在美学的历史上所留下的美丽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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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桑葵于1848年7月生于英国的诺森伯兰郡,家境殷实。在兄弟五人中,鲍桑葵最为年幼。除了英年早逝的第四个哥哥,鲍桑葵的其他兄长也都事业有成:长兄为慈善组织学会的创始人,另一个哥哥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上将,还有一个哥哥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律师,也是音乐家。
1862年,鲍桑葵就读于著名的男子中学哈罗学校,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主攻人文学科。在那里,他广泛阅读了贝利尔学院的风云人物爱德华·凯尔德和T.H.格林的著作,并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由于鲍桑葵表现出色,在校期间深受格林赏识,格林甚至说他是那一代人中最出色的人。1870年,鲍桑葵从贝利尔学院毕业,经F.H.布兰得利的推荐,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教职,教授逻辑史、希腊史、伦理学史等课程。
1880年,鲍桑葵的父亲去世。次年,他继承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并离开牛津去了伦敦。在伦敦,他通过伦敦伦理社团、慈善组织社团等组织,在教育与社会工作方面积极活动。一方面,鲍桑葵专心研究希腊哲学和黑格尔著作,另一方面又在大学成人班授课、演讲。据说他的演讲富有魅力,能将深奥的理论讲得清楚明白,很多人即使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讲的内容,仍愿意去听他的讲座。而鲍桑葵的许多作品都是根据他在这一时期的演讲编撰的。在此期间,鲍桑葵结识了海伦·丹迪。海伦·丹迪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和社会改革活动家,也是皇家调查委员会推动济贫法的领袖人物。这对热衷于社会工作的恋人,于1895年完婚。
1903年,也就是鲍桑葵55岁时,他回到了校园,重执教鞭,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担任伦理哲学的教授,而学生们也对这位极富个人魅力的智者充满了爱戴。可惜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再加上他又想专心写作独创性哲学,于是1908年从对安德鲁斯大学退休,去了萨里郡。但到了萨里郡之后,鲍桑葵恢复了忙碌的社交生活,继续忙于哲学研究。他还于1911年和1912年受聘于爱丁堡大学,讲授“个性和价值的原则与个体的价值与命运”,比较成熟地体现了他在这一时期对形而上学的思考。
后来,鲍桑葵将其在爱丁堡大学所讲授的课程内容结集出版,不料却招来了大量的批评,尤其是对其形而上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批评。鲍桑葵积极地回应了这些批评,从他的辩护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试图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找到一个共同地带,并表明在不同的思想派别中存在着联系,而不是思考是什么让它们分开。
尽管唯心主义在学术内部和学术以外的世界都遭到了挑战,但鲍桑葵的著作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一直被人们谈论着。1922年夏,鲍桑葵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于是与妻子搬回伦敦居住。回到伦敦的次年,即1923年2月,鲍桑葵就与世长辞了,享年75岁。
鲍桑葵死后,人们称他为“最受欢迎和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唯心主义者”。他一生写作了20多本著作、150多篇论文。从他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他的兴趣极为广泛,涵盖了逻辑学、美学、认识论、社会和公共政策、心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他在哲学和社会工作方面也有贡献,于1907年组建了英国学术协会,并被格拉斯哥大学、杜伦大学、伯明翰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名誉学位。此外,鲍桑葵是英美世界最早欣赏胡塞尔、克罗齐、涂尔干著作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和维特根斯坦、摩尔、罗素的思想关系密切。在当时的英国,虽然布兰得利在哲学领域的名气很大,但在《泰晤士报》为鲍桑葵所发的讣告上,仍称鲍桑葵是“这一代英国哲学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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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桑葵一生都对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博览群书,尤其是对于诗学,从古代一直到当代都有研究。他在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黑格尔艺术哲学导引》、《美学史》、《伦敦伦理社会》、《美学三讲》。其中,《美学史》集中体现了鲍桑葵的美学观,要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应先了解一下他的哲学思想。
鲍桑葵的哲学观点是对19世纪英国—美国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动,也是对当代个人唯心主义和机体说的反动。他曾表示,他思想中的许多灵感都可以在黑格尔、康德、卢梭,甚至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找到根源。实际上,当鲍桑葵开始他的哲学生涯时,他就称康德和黑格尔为“描绘蓝图”的伟大导师,并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图。结果,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就综合了英国对经验研究的偏爱与从欧洲大陆借来的词汇和概念体系。一般认为,鲍桑葵是英国唯心主义者中的“黑格尔主义者”,而从对鲍桑葵的著作的争论来看,把“黑格尔主义者”加在他的身上的确是合适的,也富于启发。
在这种哲学背景下,鲍桑葵对美学的研究主要有四方面:①审美意识的性质和发展;②艺术作品;③美学鉴赏,尤其是艺术中的美的体验、丑、崇高;④艺术在特征发展中的作用。
这本《美学史》所研究的正是第一个方面的内容。鲍桑葵曾明确地说,他想“写出一部审美意识的历史来”。可以说,审美意识是本书的写作主线。那么,什么是审美意识呢?在鲍桑葵看来,审美意识是各种关于美的思想和观念的集合,也就是关于美学的种种理论。鲍桑葵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一开篇就区分了美学史和美的艺术史,显然,前者就是审美意识,而后者则是指各种具体的艺术批评和欣赏。所以,在本书中,作者很少提到某一美学理论在美学史上的具体应用,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也论述不多,对美学家的生平也常常是一笔带过,而把篇幅都集中在对审美意识的论述上。这是与其他同类著作不同的。
阅读本书,应明悉鲍桑葵的立论原则。在确定审美意识的地位后,鲍桑葵就开始逐个分析它们的历史形态了,他认为,在古希腊,审美理论有三个基本形态,或说是三个基本原则:①道德主义原则,艺术所再现的现实生活,其内容必须符合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标准;②形而上学原则,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且是有限的模仿,艺术是第二自然,它不是真实的;③审美原则,如果艺术中体现了美的话,那这种美也纯粹是形式的,美寓于多样性的统一中。这三项原则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到了近代,又有三个与之相对应的审美原则:①美不再取决于道德标准,而与想象形式或形象联系起来了;②艺术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艺术不再从属于自然,这时,象征说也代替了古希腊的模仿说;③美的多样性统一的原则转变为表现力、特征刻画和意蕴原则。这种古代原则与近代原则的对比,既体现了鲍桑葵对于审美意识发展的观点,也构成了本书章节安排的框架。
阅读本书,还应了解作者的历史观。鲍桑葵说,美学思想“当其最富有历史性的时候,就常常最富有生命力”。鲍桑葵是典型的“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把美学逻辑方面与历史方面统一起来,而不是僵化地以时间为先后顺序。鲍桑葵借鉴了黑格尔的历史观,并应用到这本《美学史》中。他以古代审美原则与近代审美原则的对比构建了一个清晰、合理的框架,形成了一个明晰的美学史的发展线索。有了这条线索,读者在遇到芜杂的史料时就不会迷失方向;有了这个框架,鲍桑葵在行文时就不必严格遵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叙述,而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将一部漫长的美学史分解成一个个专门的论题,这样既不失历史的连贯性,又顾及了论题的集中性,使得对一些问题的分析要比其他的同类著作更深刻。
基于以上原因,鲍桑葵的这本《美学史》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以问题论述代替了历史叙述。比如在论述中世纪到近代美学的过渡期时,鲍桑葵没有像其他著作一样把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十七八世纪的美学分开论述,而是以审美意识为纲、以但丁和莎士比亚的对比为论题,以这两个人的思想特色来概括两个历史时期的异同,可谓别出心裁。其次,用美学问题带动对美学家的论述。美学史有多种写法,或按时间顺序叙述,或按美学思潮、流派叙述,或按主要代表人物叙述,也可以综合以上几种方法。鲍桑葵在本书中采取的是最后一种写法。比如,他用“三项原则”和“三个对比”确立了古希腊美学的基调,把康德美学说成“一个焦点”,把席勒和歌德的美学说成“具体综合”的开始,用“精密”美学(即形式美学)囊括黑格尔之后的德国美学,等等,问题明确,条件清晰,都显示出了独到的见解。另外,鲍桑葵还深入地分析了崇高在美学史上的演变,较全面地梳理了丑在美学史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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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学方面,鲍桑葵还著有《美学三讲》。在这本书中,鲍桑葵主要讨论了审美,分析了“审美态度”,他说,美学态度不只是一种心理活动,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体和心理”。鲍桑葵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不假,但他也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审美经验像知觉一样都包含完整的人。
鲍桑葵还在《美学三讲》中探讨了诸如审美满意的形式与美的不同种类等问题——美从来都不限于审美愉悦。也正是这个观点引来了许多批评。鲍桑葵辩解说,美常常是“简单的”——所有人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而某些类型的美的事物,却只有在那些拥有“审美洞察力”的人面前才会显现。因为有些人会把那些艺术作品的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说成是丑的。鲍桑葵认为这是一种错误。在他看来,严格来说,丑只是表现的一种失败,不能将艺术中的丑与“复杂的艺术”混淆在一起。
综合《美学史》和《美学三讲》这两本书,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鲍桑葵的美学观点。与《美学三讲》相比,《美学史》的论述可能不那么集中,但其所涉及的内容、题材却更为广泛。不过,就美学史类的专著而言,鲍桑葵的这本《美学史》所涉及的题材和资料又算是少的了。
在资料翔实与题材的广泛方面,吉尔伯特和库恩合著的《美学史》可谓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美学史著作了。这本书旁征博引,资料丰富,美学史上的主要人物和流派基本都论述到了,而且一直从古希腊写到20世纪40年代,几乎涵盖了美学史上的所有内容。许多在鲍桑葵的《美学史》中找不到的人物和流派,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只可惜由于这本书论述的面铺得过宽,作者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资料的引介上,导致无暇深入论述,因而创见不多。
与鲍桑葵的《美学史》更为相似的是克罗齐的《美学的历史》。克罗齐是意大利的著名艺术评论家和美学家,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艺术即直觉,而他的《美学的历史》也是围绕这个论题来写的,写法也与鲍桑葵的《美学史》相似,只是二人的理论立足点不同。鲍桑葵不同意克罗齐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合理的美学理论都应为艺术的外形留下空间,因此,任何对“内部世界的现实”表示怀疑的理论——他觉得克罗齐的“艺术直觉论”就是如此——都不能准确地描绘世界的一致。他认为,克罗齐忽视了“美学态度都是习得的”。最后,鲍桑葵写道:克罗齐没能充分地理清美、自然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由于克罗齐严格地把美限定在艺术的领域内,他也就忽视了自然美在号召“离开我们自己”和认识现实中的作用。
撇开鲍桑葵与克罗齐的观点纠纷不谈,仅以鲍桑葵的《美学史》而论,这本书所体现出的完整的历史观和独到的见解,无处不体现出鲍桑葵过人的眼光和智慧,这本书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它在同类美学史著作中独树一帜。
尽管鲍桑葵在美学领域的名气没有“第三代”理想主义者科林伍德和意大利的克罗齐那么大。但是,当鲍桑葵的《美学史》出版后,立即给他赢得了美学上的崇高赞誉,鲍桑葵还被看成“完整地研究了哲学的分支——美学的第一梯队的英国哲学家”。比尔兹利将鲍桑葵的《美学史》看成“一个开创性的著作”,是近半个世纪里仅有的一部全面的包罗万象的美学研究著作。随后,这本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美学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在现有的几种美学史著作中,以鲍桑葵的这本影响最大、流传范围最广。可以说,这本《美学史》是任何希冀深入了解西方美学的人都绕不过去的一本书,是必读的经典。
这本著作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自不必说,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这本书也成了中国了解西方美学的最佳读本,其权威地位一时无两。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就一直高度评价鲍桑葵的《美学史》,并在写作《西方美学史》时参考、借鉴了许多鲍桑葵的观点。《西方美学史》是我国学者所写的第一本西方美学史著作,迄今仍代表着中国研究西方美学的最高成就,我们能在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中看到鲍桑葵《美学史》的印迹。比如,《西方美学史》中对美学史上“古今之争”的重视,对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的介绍,尤其是对歌德的特征论的介绍,都明显受到了鲍桑葵的影响。
不过,鲍桑葵的《美学史》也存在一些缺憾。由于他要写的是一部审美意识的发展史,就不可避免地显得过于主观,他的许多结论显然能成一家之言,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支撑,因而也就不那么让人信服。再则,书中的具体资料罗列过少,从而使得行文逻辑艰深,思辨色彩过重,将许多业余读者挡在了门外。作为弥补,读者可以选择当代意大利美学家艾柯的《美的历史》参看,这本美学史图文并茂,可使读者增加许多对于美学的感性认识。
此外,严格来说,鲍桑葵的这本《美学史》应该命名为“西方美学史”,因为它只论述了西方的美学,更准确地说只论述了欧洲的美学,而将东方的美学排除在外了。关于这点,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也有解释。鲍桑葵承认东方存在审美意识,但他认为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上升到思辨的程度。鲍桑葵又为了避免主题过于分散,因而将与欧洲的审美意识无关的东方艺术排除在外了。这不免是一个遗憾。如果凭鲍桑葵的智慧,并从西方美学理论的立场对东方艺术进行解读,想必定会得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可惜这个任务只能留待其他“高手”(鲍桑葵语)去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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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史》最初于1904年在英国出版,但由于其文风晦涩,不易阅读,就连朱光潜先生都认为它的“文字有些艰晦”,其难度可想而知,因而一直少有翻译者问津。直到后来张今先生不畏艰难,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初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不料,“文革”期间出版之事遭遇诸多坎坷,最终付梓已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张先生的译文文风显豁,又力求保持原著风貌,在学术译著中实属上品。不过由于鲍桑葵的原文艰深,对于非专业的读者而言,内容还是过于抽象,阅读理解有一定难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对这部名著进行重新编译,以期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名著风采。
《美学史》原文多达40余万字,在当今快节奏的阅读时代,这样的理论大部头无疑会吓跑许多读者,于是我们在尽可能保留原意的情况下对原文进行了缩减,舍去了一些不重要的论述。另外,鉴于鲍桑葵的文风晦涩,不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我们对其语言重新进行了疏通,力求明白、晓畅,同时又对一些关键的专业术语予以保留,以免脱离原意。由于鲍桑葵对本书的框架安排有特别的用意,因而编译本对本书的框架不作改变,一仍其旧,以显示原作者的匠心。
重新编译这本著作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由于编译者的美学素养有限,如有不当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