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河行宫，在北京城，大清王朝的最高层正在经历着一场隐蔽然而却是极为激烈、残酷的宫廷斗争。这场斗争于晚清政局关系极大，而外界一无所知，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曾氏自然不曾与闻丝毫。

咸丰皇帝去世时，继位的小皇帝才六岁，当然不能亲理政事，于是安排一个八人赞襄大臣班子，共同辅政。咸丰帝此举，并没有差错，他是在遵循祖制。当年，皇太极去世，继位的顺治皇帝也只六岁，朝廷组织一个由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等人组成的辅政团体，使政权得以顺利交替。十八年后顺治皇帝去世，继位的康熙皇帝仅八岁，亦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代善、索尼这些人，被称作顾命大臣。王闿运诗曰“祖制重顾命”，说的便是这段历史。但是，咸丰皇帝没有想到，他儿子的亲生母亲那拉氏，不是当年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与玄烨的生母佟佳氏。那拉氏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女人。她利用咸丰帝临终时授予她的钤私印于上谕之权，联合慈安太后与在北京的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等人，借咸丰帝灵柩回北京的机会，拘捕载垣等八大臣，同时任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又任命奕、桂良、沈兆霖、宝鋆、文祥、曹毓英组成新的军机处，命惇郡王奕誴为阅兵大臣并管武备院事、醇郡王奕譞为御前大臣。几天后，又将八大臣所议定的新年号“祺祥”改为“同治”，并命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立决，景寿、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穆荫革职充军。一场大政变就这样在局外人看来轻轻松松地完成了。

政变成功的关键，在于两宫太后与北京城内以恭王、醇王为首的近支亲王的密切配合，在于得到以僧格林沁、胜保为首的京城军方的支持，也在于载垣、肃顺等人的过于自信与轻敌。这一切，曾氏与他的湘系集团的亲信们全然不知。他们“悚仄忧皇”，深夜密谈。

赞襄八大臣名义上以载垣为首，实际上的首领是肃顺。肃顺为人明白能干、敢作敢为，深得咸丰帝信任。肃顺还有一点比其他满人高明之处，是他看重汉人。野史上说，当年在咸丰帝面前竭力保荐曾氏为团练大臣，以及荐举曾氏为两江总督者，皆为肃顺。肃顺掌权后，立即加曾氏太子少保衔，这是明显地向曾氏示好。

曾氏也对肃顺等辅政予以看好。他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给澄、沅两弟信中说：“观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没想到事情很快便突起陡变。然而，新掌权者对曾氏则更加重用。十月十八日，命曾氏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这种出格的权力授予，在朝廷方面来说是很少见的，然的确对东南战事的进展极为有利。这既说明慈禧、恭王等人对曾氏的信任，也证明他们的头脑清晰。为什么慈禧会对曾氏这等信任呢？

欧阳昱《见闻琐录》一书中说：“咸丰末肃顺当国，内外官争相趋炎附势，倚为泰山，甚或进重金营善地，几不可以数计；即无此弊，而书信往来无人无之。及得罪，籍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太息，褒为第一正人。于是天下督抚皆命其考核，凭一言以为黜陟。”原来，慈禧抄肃顺家后得知曾氏乃唯一与其无私交的大员，夸奖他是天下第一号正派人。真的是否如此，已无从考查。但不管怎样，慈禧对曾氏的出格倚重，是明智而正确的。这说明政变的胜利者们清醒地看到平息内乱稳定政局，只有依靠曾氏及其湘系军事集团；而曾氏要早日成就此事，也必须得有指挥与调度整个东南战局的权力。

但曾氏对此却“悚惶之至”！曾氏此种情感出自内心，不是做作，绝非虚伪。这是因为他在年轻时便已领悟“日中则仄，月盈则亏”的自然法则，深恐重权高位也可能意味着不测灾祸。眼下的事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倘若载垣、端华、肃顺他们不是重权高位，哪来的天外横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