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既想做圣贤，又身处名利场，他脑子里多有纠结，心情于是便很郁闷。依笔者想，这大概是曾氏一生最大的烦恼。因为有这种烦恼，所以曾氏平生最羡慕的便是那些心境恬适、行为洒脱的人。他在给儿子的家信中说：“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胸襟，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由此我们也便知道，曾氏所缺的，正是这种“高淡胸襟”。于是乎，他读《论语》的“下学上达”，悟到“达”中必有一种洞彻透明的味道；他读苏轼，悟到东坡的随遇而安，正是因为东坡于世情已经了然超脱的缘故。

从曾氏的纠结中，笔者想到，倘若于“圣贤”与“名利”两者中跳出一项，或许都要好得多；倘若从两者中完全跳出，即既不想当圣贤，又不处名利场，可能就真正的“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