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大家姚鼐认为学问有三大门类：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曾氏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门类：经济之学。并将这四门学问与孔门四科挂上钩：义理之学即孔门的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即孔门的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即孔门的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孔门的文学之科。如此一联系，曾氏为自己的这一说法引来权威依据。曾氏认为这四门学问都闳阔深厚，自己不可能都能有所造诣，于是选择最为要紧的几种书深入研习，希望借此渐入堂奥。

在义理之学上，他选择“四子书”与《近思录》。“四子书”即周敦颐、二程、朱熹、张载四个人的著作。《近思录》为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一部书。这部书摘录周敦颐、二程、张载六百多条言论。在词章之学上，他以自己素日所抄写的文集与诗集为读本。这两部书即闻名于近世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十八家诗钞》。在经济之学上，他专攻以汇集制度法令为主的《会典》和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两部书。在考据之学上，他则用心于《易经》《诗经》《史记》《汉书》四部书。曾氏要求自己对这十部书烂熟于胸，以之为学问根本，在这个根本之上再读其他的书籍。

曾氏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以经世致用作为读书求学的目的，故而特别注重安邦治民的经济之学。黎庶昌编的曾氏年谱一书，在“道光二十八年”一章中说：“公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秦文恭公《五礼通考》综括天下之事，而于食货之政稍缺，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等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秦氏所未备。”正是因为重视经济之学，在承平之世时预作储备，才有后来脚踏实地的巨大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