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氏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去世。死后，朝廷赠予最高谥号“文正”，并辍朝三日。官场士林，一时间哀挽与称颂并起，将他比之于诸葛亮、郭子仪、范仲淹、王阳明一类人物，誉之为三代之后第一完人、万古云霄一羽毛。若从外间评价来看，做人做到曾氏这个份上，应是万美兼备、了无遗憾。然而，这个被高高抬起的巨人，他对自己的看待却远非如此。他其实对自己很不满意，甚至很是遗憾。前一节我们说到曾氏晚年的日记多遗憾与追悔，这两篇日记，一篇写于曾氏去世前三天、一篇写于去世当天。读这两篇日记，不仅再次感受到他的憾与悔，还能明显感受到他的悲与哀。

曾氏说自己精神颓唐，应治之事多为废置。眼前的局面，好比“败叶满山，全无归宿”。笔者每读到这两句话，心境立时变得一片悲哀。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深秋初冬，山上林间，一眼望去，尽皆枯叶。这种局面，如何收拾，如何改变！这是个人的力量所完全做不到的，唯有上天重新启动一个轮回：冬尽春来，万物复苏，败叶化泥，新芽满枝。这对于人类来说，象征着老生命的死亡，只能期待新生命的诞育。设身处地，为一个老人着想，这是真正的悲哀！

曾氏离开人世前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一是学业无所成，二是德行无可许。许多人可能认为，曾氏有点矫情了。其实，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尺度、一个标准的问题。若从普通标准来说，无论学业，还是德行，曾氏的成就都远在一般人之上。若把尺度与标准提高，则曾氏的遗憾并非矫情。

曾氏曾经写过一篇《圣哲画像记》。文章中列举三十二个圣哲，包括政治、经济、学术、诗文诸多方面。显然，这三十二人是曾氏心目中的榜样，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他们的后继者。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相比，曾氏还是有距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曾氏有自知之明。其实，对于这一点，他同时代的人中也有敢说实话的，王闿运就是其中之一。在成百上千副颂扬曾氏的挽联中，他所撰的挽联就特别与众不同：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王闿运说曾氏平生想做霍光、张居正那样的宰相，但没做成，终其一生，只不过一方面大员而已。他的经学研究原本高于纪昀、阮元，但可惜死早了，没有留下一部传世之作。

曾氏虽然有武英殿大学士之位，但他的确未做过真正的宰相，他只是一个疆臣。曾氏虽号称学问家，但他也的确没有一部研究“四书五经”的学术专著。从这个角度来看，曾氏未能做到以首辅之位德化天下，也未能以不刊之作传之后世，他叹息自己“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虽苛严了点，但大致还是靠谱的。

有的读者可能会说，曾氏有战功呀，他的战功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足可以置于前列。曾氏为何不以此自慰呢？

的确，若将曾氏对太平天国的胜利，置于中国历代平定内乱、重塑秩序的治乱史中，洵可与前代比美。但笔者注意到，自从同治三年六月大功告成后，曾氏几乎不提这件事，仿佛这场大内乱的平息与他无关似的。这固然是出于坚守“功成身退”处世宗旨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从心里就不认同战功为“功”。他多次说过打仗是造孽的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所以，古人所说的“三立”中的立功一项不应该包括战功。我们细研他列的三十二个圣哲，其中就没有孙子、吴起、郭子仪、李光弼这一类人物。当我们挖掘出这一点后，是不是需要对曾氏有更高一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