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剑胆琴心法华相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谭嗣同传》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这是谭嗣同墓前的一副楹联，也是对谭氏一生的最好诠释。想苍茫辽阔的天地之间，风云变幻，草木枯荣，无一不变易，唯有一块顽石亘古不变，以不灭之相、坚贞之形而傲然独立，此非日月之精耶！想岁月流转的时光大河之中，人如犬逐，道如石沉，罕有不崩颓，唯有一柱孤峰壁立千仞，以伟岸之魂、雄烈之魄而垂示万载，此非中流砥柱耶。谭嗣同之胆魄、识见、气度在维新诸人中堪称最佳者，其与梁启超相互砥砺，与康有为亦师亦友。执维新之牛耳的康有为曾评价他：“挟高士之才，负万夫之勇，学奥博而文雄奇，思深远而仁质厚，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气猛志锐。”康氏晚岁虽成保皇之老朽，然此评则中肯至矣。

19世纪末传入的照相技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令吾辈能够一睹英雄的风采。谭嗣同存照不多，其中一幅全身照为笔者之最爱，他兀然而立，左手叉腰，右手轻提衣襟，一袭白袍敞开襟怀，英气逼人。他的脸上闪烁着皓月般的光芒，深邃的眸子忧郁而悲悯，令人想到华严法相。他本就是一个胸怀菩提心的人，期许使天下万民裕安，故而不惜舍身成仁。晚清中国风雨飘摇，内则百姓贫困不堪，饥寒交迫；外则列强相侵，烽火不断。胸怀救国之志的维新党人推行变法，一方面想改变统治者，一方面想唤醒普通民众，使这个国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但是变法触及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利益，他们用屠刀将这次变革扼杀了。作为变法骨干，谭嗣同本可不死，但是他抱流血之志、必死之心，以“舍身饲虎”的精神成为惨烈的殉难者。

谭嗣同（公元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是戊戌变法的骨干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谭氏家族自明代移居浏阳，其中多人因战功被封侯，是浏阳的望族，但是到了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时，家道已经中落。谭学琴少时家贫，未读过多少书，但为人机警聪颖、忠厚大度，因此被引为县衙的官差。他生活俭朴，积攒了一些钱，其家也算是小康。谭雪琴个人生活十分节俭，但对有困难的人却从不吝啬。亲戚族人向他借钱，他总是想尽办法予以满足。史载，谭家抽屉里装满了借据，多得塞都塞不下。谭雪琴病重，临终时嘱托子孙以读书为业，并吩咐家人将所有借据付之一炬，而不是作为遗产让儿子继承。这位老人的大度与豪迈可见一斑。

谭学琴去世时，其子谭继洵，也是就是谭嗣同的父亲才六岁，因一家人生活本就拮据，加上谭雪琴不要人家还钱，这个家庭就更加贫困了。谭继洵的哥哥谭继升颇有其父之风，一面苦苦支撑家庭，一面积极支持弟弟读书。谭继洵不负父兄之望，读书非常勤奋。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他考中举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考中进士；次年参加殿试，被咸丰帝钦点为户部主事（正六品），从此踏上仕途。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已经升任户部员外郎（正四品）的谭继洵家再添人丁，徐氏夫人在其北京宅内诞下一个男婴，他就是谭嗣同。这是个从小就桀骜不驯的孩子，既有其父亲刻苦读书、有志于学的一面，也有祖父豪迈大度、慷慨仁爱的遗风。十岁时，他与哥哥谭嗣襄拜大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欧阳氏是一个推崇实学的人，正是在欧阳氏的影响下，谭嗣同对王夫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进而受到其思想的洗礼。王夫之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循天下之公”，王夫之曾猛烈批判历代的统治者，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君主一人的天下。这种思想闪烁着民主主义的光辉。谭嗣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开始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思考。他曾赞誉这位灵魂的导师：“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谭嗣同读书涉猎极为广博。他认为读书应以经世济民为要，因而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在学制艺（即八股文）之学时，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大字。他仰慕古来之剑侠，对他们扶贫济弱、除暴安良的行为极为赞赏。十二岁时与京师大侠王正谊（即大刀王五）结交，向其学习剑术，还向外号通臂猿的胡七学习刀术。他待人平和，与出身江湖的王五、胡七平辈论交，绝无官家公子哥儿的傲气，因而深得王五等人的敬重与喜欢。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被加二品官衔，任命为甘肃巩秦阶道（治所在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道台，定于次年赴任。当年冬天，他随同父亲第一次回浏阳原籍。浏阳老宅“大夫第”保留着谭继洵昔年读书时的原貌，院内树木成荫，书房内书卷横陈。在原籍期间，谭嗣同日间读书，夜间习剑，并与浏阳人唐才常结为密友，是时谭嗣同十三岁，唐才常十一岁。谭嗣同曾作两联，其一曰：“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其二曰：“除夕月无光，点一盏灯，替乾坤生色；今朝雷未动，击三通鼓，代天地扬威。”

正所谓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谭氏之辞，真有遗世而独步、睥睨天下之襟怀，真非常人也。谭唐二人思想相近，都胸怀救民报国之心，后世将二人合称为“浏阳双杰”，即缘于此。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夏天，谭嗣同随赴任的父亲踏上西北之旅。当时西北大旱，数千里寸草不生，草木俱枯，饿殍遍野。盛夏时节暑气逼人，加上自然灾害，致使瘟疫蔓延，道路两侧的沟壑内尽是人尸，越往北灾情越严重，死者不绝于道，宛若人间地狱。谭嗣同父子一行数十人，同样未能逃脱厄运，途中两个幕僚病死，跟随的挑夫车夫有的病倒，有的逃跑，去之大半。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也病倒了，不得不在陕州停留。十四岁的谭嗣同因身体强健，居然安然无恙，但是父亲骤然病倒，令他方寸大乱。幸亏幕僚刘云田十分忠谨，沿途事无巨细悉数打理，鞍前马后亲奉汤药。

有一次，天黑地僻，谭继洵病情加重，只有十里之外有药铺，从者或不知路，或无胆量夜行，刘云田只得举着火把策马而去。夜极黑，火把只能照到前面一小片，他忽觉马蹄下踩到异物，急忙拿火把照看，原来踩到人尸，顿时大惊失色，纵马狂奔，一口气跑出数里地。或许是踩到人尸的恐惧，他居然将火把坠落于地，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无奈之下，刘云田只好下马，手脚并用探路往前走，伸手所及处多次摸到人尸。买药回来后，用灯一照，鞋袜俱被血水濡染，这是从尸堆里滚爬而出的结果。谭嗣同目睹这种惨状，以及灾害疾疫横行之下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在刘云田的细心照料下，谭继洵逐渐恢复健康，谭嗣同也与刘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次西北之行，使谭嗣同对王夫之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他对君主专制下的中国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谭嗣同奉父命回到浏阳，此后三年均受教于“大围先生”凃启先（浏阳人，字舜臣）。涂氏的学术思想是“明体达用”，与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一脉相承。不过，涂氏所授之科目仍然未脱出儒家经典的范畴。叛逆的谭嗣同虽学习勤奋，但是对所学之经义却颇多不屑。他后来曾说：“虽受读瓣姜（欧阳中鹄）大围（涂启先）之门，终暴弃于童蒙无知之日。”可见，他少年时内心对经学一直很反感。当然，他年长后对欧阳中鹄和涂启先的学术之精又有了新的认识，故而对少年时未专心做学问而自责。在浏阳就学期间，他和唐才常、刘善涵、贝允昕多有往来，接触到一些自然科学，比如数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知识，视野更加开阔。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谭继洵对儿子的学业终究还是不太放心，因此命儿子赴甘肃，到其官衙内读书，以便亲自督导。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民风尤为剽悍，谭嗣同深受感染，常常策马行猎。光绪十年，谭嗣同离家出游，游历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尤其是在大西北，他曾多次纵马出行。在写给友人刘善涵的信中曾说：“飞土逐肉，掉鞅从禽。目营浩罕所屯，志驰伊吾以北。穹天泱漭，矢音敕勒之川；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戊己校尉，椎牛相迎；河西少年，擎拳识面。”充满了对边塞生活的自豪之情。

谭嗣同将游历之所见，写进了诗词中，其中写西部的作品尤为精彩。他在《望海潮》一诗中说：“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波，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唯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铿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

好一个“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便是这首词，也足以流传千古矣，又何必杀身成仁。大西北的旷古苍凉深深影响了谭嗣同，于此笔者颇有“戚戚焉”之感。盖笔者对此苍茫山河亦壮之，况为吾故乡耳。这个时候的谭嗣同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坚韧与胆略。他在《与沈小沂书》中说：“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於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阻深，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裈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纵马大漠七昼夜，长驱一千六百余里，以至于大腿内侧血肉模糊，其同伴无不骇然，而他却不以为意。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次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考试的举子们上书清政府，呼吁“拒和变法”，从而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谭嗣同与唐才常在湖南长沙创立南学会，并创办了《湘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改革的学说，以“新政人才”而知名。同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谭嗣同被推荐给光绪帝，得到了光绪帝的召见，并和林旭、刘光第、杨锐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参与新政。光绪帝变法之心极为强烈，曾下诏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力量十分强大，变法在不触动守旧派的前提下尚能维持，一旦触及守旧派的利益，便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

谭嗣同在推行新政时已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阻挠，而顽固派对维新志士尤其切齿痛恨。当时传言慈禧太后要借秋季赴天津阅兵之时废掉光绪帝，维新人士们预感不妙，但却相顾无策。与袁世凯仅有数面之缘的康有为认为，只有袁氏可以帮他们。9月18日，谭嗣同夜访住在法华寺的袁世凯，要袁氏带兵进入北京除掉顽固派势力。老袁虚与委蛇，始终推诿，后见谭嗣同面有怒色，恐其怀有利器，便假意答应先回天津除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然后率兵入京。但袁世凯回到天津后，立即将此事密报荣禄，出卖了维新志士。袁世凯出卖维新志士与否，因史料记录漏洞颇多，故而很多人持怀疑态度，笔者于此存疑。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缇骑四出，逮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事先获得消息，俱躲入外国大使馆。友人劝谭嗣同也躲避一下，以图卷土重来，谭嗣同却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将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保管，决定以身殉道，唤醒国人。当时，日本使馆方面提出为谭嗣同提供庇护，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毅然回绝了庇护的建议。

9月24日凌晨，谭嗣同端坐在灯下，他估计清政府的缇骑天亮前就会来。为了不连累家人，他模仿父亲的笔迹伪造了七封父亲的信，每封信的内容都是父亲对他的申饬。后来，谭嗣同被捕，连同其居所内所有书信均被查获，提刑官员将搜集的书信上报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认为谭继洵并非不教子，而是谭嗣同并非孝子，故而未予连坐，只是让谭继洵回归故里了事。

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等六人押赴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的囚车穿过街衢时，市民们愤怒地向他们抛烂菜叶、吐口水。深夜读史，当读到这一不为人注意的细节时，我忽然感到非常悲哀。我常以为，英雄殉难，民众应该表现出愤慨，但事实却是周星驰电影里扔烂菜帮子的那一幕。我们的民族多的是麻木的看客，多的是乡愿，多的是“打酱油者”，罕有勇于站出来担当者或表达愤慨者。偶有几个勇于承担的脊梁，却被看客们吐满了口水。

谭嗣同在其著作《仁学》中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他的死仍然未能唤醒这个乡愿的民族，当他被大盗屠杀时，他看到的是乡愿们的围观。历史从来不惮以恶意来呈现人的卑劣，尤其是群体性的卑劣。明朝末年袁崇焕在宁远积极抗清，但因清军绕过宁远，从内蒙古一线绕道进攻北京，赶来勤王的袁崇焕被崇祯帝下狱，处决时市民们争相购买他的肉，更有人冲上去撕咬他，他绝不会想到他曾保护的这些人会如此痛恨他。有私仇否？没有。那是为何？

李敖先生在《北京法源寺》中有精辟的论述，他说：“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要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什么是群体性的极端？起哄式的狂热就是群体性极端，鲁迅先生的小说《药》里面那些观看杀人并为之起哄的人就是群体性极端，他们是“看客”的代名词。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真的摆脱了看客的身份吗？不尽然。打酱油者也，俯卧撑者也，躲猫猫者也……深夜读史，每读至谭嗣同遇难之时看客们的表现，就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

鲁迅先生曾经将黑暗的时代比喻为铁屋子，他企图用呐喊来唤醒沉睡的、将要被闷死的人们。可惜，那些从黑甜梦乡中醒来的人却未见得领情，反而会责怪他惊醒了自己的梦。市民吐口水的行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谭嗣同遇难时，观者如潮，他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然后从容就戮，年仅三十三岁。谭嗣同对佛学悟之甚深，他不但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更有一种视万物如一的精神，他所倡导之爱，不仅及于人，更及于一切生命。他的爱是人间的大爱，他有佛一样的心肠，正所谓佛本多情，他才能为了唤醒众生而决绝地死。笔者早年读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曾与内子专程在京城寻访法源寺，至宣武门外教子胡同犹未见，问道于路人，于斯言谭嗣同，皆茫然不知。幸问一老者，方知在胡同南端东侧。步入寺中，古木参天，梵音声声入耳，我闭目肃立，试图感受谭嗣同在寺中盘桓的心境。是时，钟声大作，余悲而之于赋诗：为君豪壮知湖南，弹指刹那百余年。抚剑扬眉思壮飞，仰天大呼忆复生。侠骨丹心今不见，江山更新悲从前。欲换乾坤肯惜血，佛国莲花释一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