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青主：一个真实的侠者

——剑胆琴心江湖路，铁骨柔肠二百年

——《东海倒座崖诗》

在香港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名作《七剑下天山》中，傅青主是一个智慧型的人物，他性格深沉，武功高强，胸怀仁厚。为了艺术的需要，梁羽生用大量的文字去描绘傅氏的侠者本色，将他塑造成了超绝的天山剑客。实际上，历史上的傅青主确实称得上“侠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这一论断也体现在傅青主的身上。

傅青主，生于公元1607年，即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是明朝走向衰败的时代。三十余年后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覆灭了，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傅青主的大半生就处在这样一个离乱的境况下。他是山西阳曲（今太原）人，本名鼎臣，后改名山，字青主，他一生所用字号很多，这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某种嬗变。

傅青主不但博学多才，精通诗文、丹青、书法、武术，而且精通医道。他是个孝子，早年丧父，由母亲一手抚养大，因此事母极孝。据说，山西著名的小吃“头脑”，就是他为了孝敬母亲而发明的。他的母亲年纪大了，常感觉身体不适，作为医生的傅青主想尽办法予以治疗，各种药物都试遍了，但是仍不见效。他仔细研究医理，认为老年人的身体弱光靠药物是不能奏效的，应该从食物上着手，变医疗为食疗。他反复比较和筛选，认为羊肉最适合老人食用，可是他的母亲吃了几次后就嫌气味太重，不愿再食。为了改善羊肉的食补效用，他又在其中加入了藕片、山药，配上黄酒、面粉调成糊状，送给母亲品尝。结果母亲吃后赞不绝口，天长日久，食疗的效果很明显。为了增加补气的功效，傅青主又在其中加入黄芪，佐以腌韭菜，母亲的体质渐渐强壮，脸色也红润起来，出现了鹤发童颜的良好状况。在他的精心照顾下，其母享寿八十四岁。他排斥封建式的亲亲观念，对封建的“孝道”形式不屑一顾，而更看重血亲之爱。为了纪念母亲，他不远万里赴河南东夏峰村请一代文宗孙奇逢为母亲写墓志铭，孙氏不负所望，为之写下了感人肺腑的《贞髦君墓志》。

傅青主早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生性聪慧，博闻强记，据说读书几遍就能背诵如流。他十五岁时成为博士弟子员，就读于著名的三立书院。当时的山西提学袁继咸主持该书院，非常看重他，收为门下弟子。袁继咸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为人廉直耿介，对学生视若己出，因此深受学生尊重。此公不但学问和品格都符合君子标准，而且具有封建知识分子身上罕有的人格，他教导学生要重视气节，做人要有傲骨，不卑躬屈膝。这些教育对傅青主的影响很大，对他的人格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师生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这也是后来二人能相互砥砺的原因。

袁继咸主持三立书院期间，曾遭当地官员陷害。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在视察该书院时曾保举一人在该学院读书，但是后来袁继咸发现此人并无真实学问，倒在溜须拍马、巴结逢迎上很有一套。袁继咸一贯对此等败类深恶痛绝，因此在此人的考卷上连批十余处“不通”。这件事让张孙振勃然大怒，他认为是袁继咸不给他面子，因此勾结阳曲知县李云鸿，给袁继咸捏造了多达十九条罪状，狠狠地向朝廷告了一状。不久，袁继咸被押赴京城问罪。此事震动整个太原，由此引起了三立书院师生的愤慨。为了还老师一个清白，傅青主和同窗薛宗周等人尾随囚车，徒步千余里从太原一直走到北京。临行前，他特别叮嘱哥哥傅庚广泛联络同学，通知各县的学生到北京会合，到刑部诉冤。傅青主一行人到京后，立即起草诉状，联络京城的学生三百余人，向通政司联名上书。他的这种大胆举动，大概只有数百年后的康有为可以相比吧。

可是封建时代的司法是非常腐败和黑暗的，通政司的官员袁鲸早就被张孙振买通，他对学生们的诉冤请求不但置之不理，而且用“冒名欺君”来恐吓他们。这个罪名是非常严重的，在封建时代有杀头的危险。这时，张孙振派来的人也到了北京，他上下其手，一方面阻止诉状的上达，另一方面对在京的学生挑拨离间，甚至派人去太原威胁傅青主的弟弟傅止。张孙振有恃无恐的行径让傅青主非常气愤，一怒之下把诉状写成传单（当时叫作揭贴），贴遍了京城各大衙门的门口，逢人就送，此事很快传遍京城。不久传单落入了锦衣卫的手中，并假其手送到崇祯皇帝面前。崇祯帝勃然大怒，命人对张孙振进行调查，不久山西巡抚吴生揭发张孙振贪污八万两白银。崇祯帝下令锦衣卫赴山西押解张孙振，这令请愿的学生非常振奋，奔走相告。

可事情总是一波三折。刑部的官员多有被张孙振买通之人，张孙振虽被捉拿，但是袁继咸的案件并无任何动静。傅青主总算见识了官员们盘根错节的关系，但他并没有灰心，而是决定和顽固的体制做一次拼斗。他带领同学们早早地聚集在长安门外，当时寒风凛冽，远处城头上禁兵刀光闪闪。可是为了替老师申冤，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惧意。不久，上朝的官员们结束了朝会，宰相温体仁的轿子也出来了。傅青主带领学生们冲上前去，将宰相的轿子团团围住。温体仁突然被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非常惊惧，大声呵斥，问他们是什么人。傅青主挺身而出，报出姓名，并向温体仁陈述了袁继咸的冤情。温体仁推说此事应该交给司法部门，并不归自己管，但傅青主丝毫不让。当时散朝的官员很多，对此多有所闻，因此纷纷劝说温体仁过问此事。温体仁无法推托，只好收下学生的诉状。在温体仁的推动下，不久刑部就对袁继咸、张孙振案进行了审理，傅青主出庭作证为袁继咸洗清了冤屈。刑部当庭宣布袁继咸无罪释放，调任武昌道台，张孙振被革职充军。至此，长达八个月的诉冤之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此事就是著名的“伏阙诉冤”事件。一时间傅青主名满天下，人称其为“山右（山西）义士”。傅青主骨子里的“侠道”精神首次表现出来。

傅青主大力营救袁继咸虽然和个人感情不无关系，但更多的是对正义的一种渴望。袁继咸调任武昌后，曾邀请他到武昌任职，但傅青主却谢绝了，他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才去救人的。他从此事中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因此决定远离仕途，专心做学问。他发愤五年，博览群书，涉猎经、子、史、集，对佛经、道经、绘画、医学、诗词、音韵、训诂都有很深的研究，遂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由于其才大如海，被时人称为“学海”。他一生学习不断，学问之博犹如百科全书。即便是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他流浪天下，仍然手不释卷。

1644年，农民起义军在李自成的率领下攻入北京城，明朝灭亡。不久，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入关，打开了清朝贵族入主中原的大门。这一年，傅青主三十七岁，他以布衣之身出家做了道士。和明末的官员们相比，他若是出任清朝的官职，并无“贰臣”的污点，但是他同意顾炎武“亡国”和“亡天下”的论断。他认为，清朝统治中国，所标志的不仅仅是明王朝的灭亡，还是对汉文化的一种摧残，尤其是导致了汉政权的“衣冠制度”的灭亡，这和普通的亡国之痛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深沉的文化上的灭亡之感。这种感觉普通人不会有，只有像后世王国维那样的知识分子才会感觉得到。当时的清政府为了彻底改造汉族人，推行“剃发”，宣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但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清政府另外推行“俗改僧不改，男改女不改”，也就是普通人都要剃发易服，但是出家的和尚、道士可以例外，男人要剃发易服，女人可以例外。因此，傅青主毅然出家做了道士，他常穿一件红色的道袍，自号“朱衣道人”。

做了道士的傅青主并没有躲入深山道观，恰恰相反，他利用自己的道士身份到处联络反清志士，筹划反清事宜。他曾经说：“贫道初方外，兴亡著一拼……留侯自黄老，始终未忘韩。”这说的是汉初三杰中的张良。张良本为韩国贵族，祖上三代都是韩国的宰相。秦始皇灭六国后，他不甘心国破家亡，广为结交天下豪强之士，曾和刺客在博浪沙用大铁锤刺杀秦始皇，虽然功败垂成，但却千古留名，并最终协助汉高祖推翻了秦帝国，建立大汉。傅青主以张良自比，心中始终存在一股强烈的民族之气，可见其推翻清廷的决心是多么强烈。他的老师袁继咸钦佩文天祥，文天祥号文山，所以就自号袁山。傅青主受老师影响，骨子里拥有一脉相承的民族气节。他的这种气节甚至渗透在他的艺术作品中。他曾很喜欢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赵孟頫是宋王朝的贵族，宋王朝被元朝所灭后，赵孟頫却做了元朝的官。傅青主鄙视其为人，后对其字也大为厌恶，改学颜真卿的字。颜真卿不但字好，而且很有知识分子的节烈之气。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担任南明江楚总督的袁继咸被清军俘获押送北上，第二年抵达北京。在途中他曾两次给傅青主捎信，其中一封信说：“晋士唯门下知我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继咸为友生也。”傅青主接信大哭：“山亦安敢负公哉！”两人虽名为师生，实为知己。袁继咸在京羁押期间，傅青主悄悄潜入京城，秘密服侍老师的起居。袁继咸被杀后，他偷偷将老师的遗稿带出，努力为其出版。在和袁继咸相处的最后日子里，两人慷慨激昂，道义相酬，其胸怀常常令狱卒落泪。

顺治五年（公元1649年）十二月，原大同总兵姜琅举起了反清的旗帜，兵锋南下，夺取了晋中大片地区，傅山的好友薛宗周和王如金都率千人加入了抗清的队伍。第二年八月，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在大同和义军展开大战。晋祠镇附近的战事非常惨烈，义军战败，薛宗周和王如金战死，这对傅青主的打击非常大。他当时正在太行山区，奔往汾州，他是想参加这次战斗的，但是没赶上。

为了反清事业，傅青主开始了漂泊生涯。他这时的生活和梁羽生《七剑下天山》中的“傅青主”倒颇为相似。之前，明山西总兵宋谦密谋反清，由傅青主负责联络，但是不久宋谦就被清廷逮捕，并供出了傅青主，傅青主遂被抓入大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不过，这时宋谦已经死掉，因此死无对证，加上广大知识分子的营救，不久他就被释放了。

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联合发兵，兵锋直逼南京城下，清王朝大为惊慌，调集大批军队予以镇压。傅青主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振奋，认为有望恢复明朝的统治，因此动身南行。快到江南的时候，听说南明军队战败，郑成功退到海外，他的期望再次破灭了。他认识到，自己一介布衣无力和一个强大的政权对抗，既然无法对抗，那么不合作总可以吧。

三藩被削平后，康熙帝完成了清初对各方势力的打击，开始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傅青主名满天下，自然在笼络的对象之中，但他面对推荐自己做官的人，以生病为由拒绝了。傅青主不合作的态度，使康熙帝大怒，命令当地政府强行把傅青主送到北京。阳曲知县戴梦熊无奈，只得照办。在路上，傅青主打定了以死相抗的决心。他曾写诗说：“生即须笃挚，死也要精神。”一路上他拒不坐官轿，而是骑着自己家的小毛驴，儿子傅眉紧随其后。深深的民族忧痛一直折磨着他，以至于无法睡觉和吃饭，他甚至用锥子刺伤自己的两腿，等到了京城已经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便卧病在北京城外三十里的圆觉寺。很多前明的官员都来劝他做官，他始终不去参加考试。康熙帝知道他的才华，因此免试任命他为“内阁中书”，但他却不予接受。按照当时的规定，授予官职的人员要去午门外谢恩，不接受官职的傅青主也被抬到了午门前，望着昔日的宫阙，江山已经易主，他不由得泪如雨下。当康熙帝出来时，所有人都跪倒谢恩，只有傅青主拒不下跪。一个姓冯的官员非常害怕，赶紧把傅青按倒在地，傅青主怒不可遏，干脆躺倒在地。这在封建时代是犯上的行为，旁边一个官员赶紧解释说傅青主病势很重，因此昏倒。康熙帝这才未加追问，算是谢恩结束。

完成了授官仪式，傅青主当即骑驴回太原。大学士以下的官员都出城送他，其中不少是前明的旧官，面对傅青主非常尴尬。但是他们钦佩傅青主高尚的民族节操，认为他“权贵难移志，威武不能屈”。

傅青主是个名医，而且是个很有个性的医生。他在行医过程中有很多故事，尤其能反映其可爱的性格。他虽然身负高才，但并没有一般学者身上的学究气，恰恰相反，他还有一些很幽默的地方。他说：“悬壶济世，不为名相，当为名医。”他给人治病，并不像普通医生那样只管治病。他对病人是有选择的，比如贪官和为富不仁的土豪，他就坚决不治。他还有一个怪论，说：“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他的这些言论，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撅着胡子的执拗的小老头儿形象，实在可爱得紧。

傅青主家乡有一个农民好赌，因为妻子劝其戒赌，他就将妻子打了一顿。没想到妻子居然病了，奄奄一息不进水米。这个人吓坏了，赶紧来找傅青主，傅青主问明缘由后，顺手从地上拔了一根草，叫他拿回去给妻子服用。农民问他还需要什么，他说需要两味药引子，其一，每天在妻子面前熬药，一天三至四次，熬药时必须和颜悦色；其二，药熬好后，要面带笑容，恭恭敬敬地端给妻子服用。而且他还说只要按照自己说的做，三天就会好。农民半信半疑地回去了，三天后他妻子果然病好了。有人问傅青主为何一根草能治好病，他笑着说，那个农民的妻子本无什么大病，只是女人爱生气，尤其是非常愤怒就会致病，现在她丈夫恭顺得像只听话的小狗，她的气平了，病自然也就好了。

一次，山西巡抚的母亲病了，请傅青主去看。他素来厌恶官员，因此坚决拒绝。派来的人苦苦哀求，说生病的并不是巡抚，况且巡抚也还算清廉，因此傅青主答应出诊，但他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让巡抚大人亲自来请；二是自己坐轿，巡抚步行跟在后面；三是进巡抚衙门要走正门，不能走侧门。巡抚大人为母治病心切，因此答应了全部条件。到了巡抚衙门，傅青主仔细为巡抚的母亲诊断后，让其母亲回房，屏退左右，然后才对巡抚说：“令堂得的是相思病。”巡抚非常生气，他的母亲虽然早寡，但是声名并无问题，他认为傅青主是故意侮辱他，因此叫衙役将傅青主拖出去打一顿板子，傅青主却笑着说：“大人要是不信，可以去问你的母亲。”巡抚想想，进了内屋，巡抚的母亲听了儿子的话，连说“神医”。原来，巡抚的母亲前几天翻箱子，偶然看到了亡夫的鞋，病就发作了，得了伤怀的病，即所谓的“相思之症”。巡抚明白后，赶紧出来向傅青主道歉，请他开了处方，并亲自送出衙门。

从这几个故事就可看出，傅青主为人之幽默和医术之高明。他的著作很多，但由于里面有反清思想，大多被查禁，但医学著作却流传了下来，并很受推崇，最著名的是《傅氏女科》和《青囊秘诀》。

傅青主游历广泛，他一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不但足迹遍及五岳，就连一些很偏远的山峰上都有他的足迹。他甚至想着老死山林，“横尸于大林丘山间”，这意思是说“走不动了直接死在山沟里算了”，很有些魏晋名士刘伶“醉死即埋”的诙谐。他还好酒，山西著名的竹叶青和杏花村等名酒都和他有些故事。喜欢酒的人大多喜欢交友，傅青主也不例外。和《七剑下天山》中那个大侠傅青主不同，他的朋友中不但有侠客高人，还有很多高僧和名士，其中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代宗匠顾炎武。两人交情非常深，顾炎武曾经三次从南方赴山西去看望傅青主，两人志同道合，都暗藏反清之心，称“岁寒之盟”。顾炎武在《赠傅处士山》一诗中说：“为问明王梦，何时到傅岩？临风吹短笛，劚雪荷长鑱。老去肱频折，愁深口自缄。相逢江上客，有泪湿青衫。”描述了傅青主躬耕于田亩，亲身参加劳动，依然临风吹笛的那种淡然、洒脱的风骨，真可谓知己。

傅青主看着老友顾炎武形单影只，认为他需要一个伴侣，曾极力为之物色。顾炎武写《谢友人规纳宠书》，婉拒了老友好意。而傅青主本人青年丧妻，终生不曾续弦纳妾，一身孤单侍母教子，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他的妻子在他二十六岁时病逝，之后他就再也未曾亲近过任何女子。他说是因为自己做了道士的缘故，实际并非如此。他的好友戴廷栻一语道破天机：“自谓闻道，而苦于情重。”所谓做了道士只是个幌子，真正的原因是情重。像傅青主这样的人，一生只要爱过一个女子，其他任何女子就算是天姿国色也难入他的眼睛了。十四年后，他在漂泊的路上曾经写过一首诗：“留我唯一心，从母逃穷野。不然尔尚存，患难未能舍。人生爱妻真，爱亲往往假。焉知不分神，劳尔尽狗马。使我免此闲，偷生慈膝下。绀绵传清凉，菩萨德难写。”这首诗的结尾虽然颇有宗教的意味，但是“不然尔尚存，患难未能舍”一句却是怀念妻子的，读来令人落泪。他一直将自己的情感埋在内心深处，就像大诗人陆游在八十余岁依然念念不忘被拆散的发妻唐婉一样，如此重情，能不令人唏嘘。

除了顾炎武之外，傅青主和太原学者阎若璩、关中大学者李因笃、江南大画家戴本孝、江苏诗人阎尔梅、浙江文豪朱彝尊、广东诗人屈大均等人都有来往，这些人不但是文坛巨擘，而且大多参加了抗清活动。顾炎武曾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可见其对傅青主之重。傅青主在思想上超越了当时的很多大学者。他大胆地挑战传统的“君臣”观念，认为君可择臣，臣亦可择君。他生来鄙视权贵，同情下层人民，充分肯定广大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诉求，表达了对平民的人道关怀，对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发展有杰出贡献。他认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还说，如果王侯是真正的圣贤，不去当官，也不图名利，才算真正的“高尚”，如果王侯不为百姓服务，百姓也没必要为王侯服务。他所说的是普通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思想高度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三位学界泰斗都达不到。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傅青主的独子傅眉病逝，对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打击非常大，他再也经受不起任何挫折，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他半生漂泊，浪迹天下，开始十余年一直从事反清活动，后半生则治病救人、悬壶济世。山河遭际遗士在，前朝衣冠孤月寒。剑胆琴心江湖路，铁骨柔肠二百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把大半生精力都给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