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舜钦：沧浪亭里的失意男子

——汉书下酒思古意，沧浪清浊自留去

——《中吴纪闻》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是屈原的名篇《渔父》里的句子。意思是，处世不必太耿介，世事清明就出来做官，世事混乱就与世沉浮。这是一种圆顺变通的处世之道。宋代诗人苏舜钦的别墅中有一个亭子，名字就叫“沧浪亭”，他一生写的诗文中多次提到沧浪亭，可见沧浪亭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古代，凡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人，大多保持着积极的出仕心态，苏舜钦何以藏身于沧浪亭呢？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失意的人。

苏舜钦，字子美，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蜀中自古出才子，且以出风流倜傥的巨子出名，苏氏正是属于文学巨子的那种人。他出生于公元1008年，处于北宋王朝的黄金时期。他和所有有志于报效国家的读书人一样，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政府机关。在这一点上，他比老朋友石曼卿幸运得多，石曼卿考了三次还考不上，最后还是特招才进入官场的。此时的宋政权虽然处于上升期，但并不是一个强势政权。它和历史上的那些大一统政权不同，从立国之初就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因此各朝君王都为此忧虑不已，加上国家的财政危机，可以说皇帝老儿常常寝食难安。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态，大文学家范仲淹、杜衍、富弼准备进行改革，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改革”，而苏舜钦就属于这个改革集团。

在“庆历改革”集团中，苏舜钦有一个非常厉害的靠山——杜衍。他不仅是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之一，还是苏舜钦的岳父，在这翁婿之间曾留下了一段名垂青史的佳话——汉书下酒。

苏舜钦第一个拿史书当下酒菜，成为典故。第二个这么做的就不见得会成为美谈，最多自娱自乐一下。陆游有诗：“欢言酌清醥，侑以案上书。虽云泊江渚，何异归林庐。”看来他也是以书下酒的，不过没说自己看的是什么书，如果一边看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一边下酒，那就很有滋味，如果是四书五经那可就倒尽胃口了。清人屈大均的诗中说，“一叶《离骚》酒一杯”，看来是用《离骚》下酒的，可惜没有留下“离骚下酒”的典故。这就充分证明了一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喻为花儿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喻为花儿是庸才，第三个则是蠢材了。晚清吏部侍郎宝廷则连蠢材都算不上，他也是用《离骚》下酒，诗中说：“《离骚》少所喜，年来久未温，姑作下酒物，绝胜肴馔陈。愈读饮愈豪，酒尽杯空存。”诗写得狗屁三通也就罢了，居然糟蹋《离骚》。之所以说他狗屁三通，而不说狗屁不通，是因为虽然是“狗屁”，但是还通一点点。苏舜钦“汉书下酒”之后的优良传统的确被保留下来了，但是有此风骨之人却不过二三，笔者恐怕要算一个。

有了杜衍这层关系，加上苏舜钦也确实是人中龙凤，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杜衍、富弼等人开始实行新法。苏舜钦被范仲淹推荐担任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监进奏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所谓“监”有管理的意思。宋代进奏院是全国各州府设置在京城的办事单位，地方办事官员叫进奏官，这些官员由一名京官统一监领。苏舜钦正是监领，主要掌管诏敕及朝廷各部门公文于诸路，并转呈章奏，分送文书至朝廷各部门。处在这么一个前途大好的职位上，应该说，他很可能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成为宰相级别的人物也未可知。实则不然，因为有改革派，必然就有反对派。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就是反对派，可是范仲淹、杜衍都很强势，反对派无力拱翻这些大佬，于是就先拿羽翼人物开刀，而苏舜钦就是他们选中的人物。

有一天，进奏院祀神，按照惯例祭祀完毕之后官员们要举行一次酒会。当然酒会花的钱是公家的钱，因为这是潜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另外朝廷也知道这事，也把它当成每年官员们的一次聚会，是默许的。偏偏苏舜钦心血来潮，想为国家节省一些财政经费，他把全国各地进奏官奏事后拆封的废纸拿去换了钱，然后用这些钱置酒开宴会。实际上这并不是他的首创，只能说他承袭了之前一些清廉官员的做法。但这事恰好成为反对派打击他的口实，王拱辰当即添油加醋地在皇帝面前诬告苏舜钦。

按照宋朝规定，进奏给皇帝的任何文字都不能外传，何况拿进奏的纸换酒喝。因此，皇帝当即派人去调查，结果属实。皇帝大怒，苏舜钦被免职赶回家，其他官员或者降级，或者流放，参加酒会的十几名官员几乎全部遭到处罚。

实际上，苏舜钦是大大地被冤枉了，他拿来换酒的不过是进奏院的废纸，并非奏章。但是换酒是事实，这正好成为政敌的口实。庆历改革最终也流产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赶出朝廷，这是一年以后的事。

苏舜钦遭到罢黜，非常失意，便乘船南游，到达苏州。当时天气炎热，他住在旅馆里酷热难耐，因此白天常到城外阴凉的地方避暑。一天，他出城路过苏州的官学，发现东边一片树木郁郁葱葱，有石头砌成的码头、宽阔的水域，不像苏州城内那么喧闹和浮华。他顺着水边野花野草遮住的小路，向东走了数百步，看到了一大片荒芜的空地，方圆将近六十寻（古代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三面临水。这一带没有老百姓居住，但是环境很好。苏舜钦一下子喜欢上了这里，准备把这块土地买下来。这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位钓鱼的老人，就过去询问。老人告诉他，这是吴越国王的贵戚孙承佑的废园。苏舜钦这才想起，苏州在五代时期，属于吴越王钱镠建立的吴越国。这钱镠也堪称大英雄，原来只是个盐贩子，硬是靠着英雄梦想建立了一个据地十四州府的王国。所谓“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说的就是他。他奉行“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国策，保持了苏杭一带的社会稳定和安宁。他的后世子孙在宋初的时候归顺了赵匡胤，被封为王。苏舜钦想着这些历史往事，对这个地方更加喜爱。最终，他花四万钱买下了这块土地，建造了一处精巧的园林，园子里最著名的建筑就是沧浪亭。这个亭子是苏舜钦后半生的精神寄托。

有了沧浪亭这个寄身的地方，苏舜钦不再四处游走，而是把精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他常常乘着小船，在水中漂来荡去。有时候穿着宽大的衣服站在亭子里，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这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除了鸟叫、水流声，就是风吹过竹林的簌簌声。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当鸟叫停了，风声息了，一切是那么安静，他孤独地站在那里。但苏舜钦并不是屈原式的人物，他的内心多少有些庄子的旷达，他有时候和鸟说话，有时候和鱼说话，有时候对着天空喃喃自语。这种情景常常让我想起《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被困在桃花岛上，寂寞孤独，又没有人和他玩，因此就自娱自乐，练左右互搏之术，练成了一种奇怪的功夫。所谓左右互搏，就是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一个人当两个人玩。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想象，但这何尝不是人生的寓言。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尤其是一个拥有天才般敏锐思维的人，他就会更加孤独，思想就会产生。所谓思想，就是自己和自己说话，自己给自己铸造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沉迷于自然，放浪于山水，把心灵和自然连接在一起，达到人与自然的沟通；另一种是穷究心灵，探索心灵内部的秘密。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大多数独处的人能够做到心灵和自然沟通，这是一个特殊的哲学层次。而西方人，比如尼采、叔本华就是进入心灵层次，尤其是尼采，他的思考全部是心灵内部的东西。如果他接触了中国人精神层次的山水情思，也许就不会发疯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失意文人都是沟通山水心灵，也有一小部分人进入了心灵内部，比如苏东坡。不过，他是个例外。

在沧浪亭里，苏舜钦的思想逐渐脱离了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固定模式。他在《沧浪亭记》中说：“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意思是形体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心灵得到了极致的净化，眼中所见、耳中所听没有邪恶，这样人生的道理就明白了。回过头来看，从前在名利场上的计较，每天都和鸡毛蒜皮的事情较真，同亲近大自然的山水相比，不是很庸俗吗？他还说：“人固动物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唯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这已经很有庄子的情态了。

暮雨潇潇修竹青，小桥泊船和琴声。一曲怅然枫林醉，唯有孤枝寒鸦鸣。沧浪亭的竹林后面是水，水的北面又是竹林，林中有亭，水上有小桥，桥下停泊着小船，常常传出琴声，这种生活似乎没有穷尽。细雨潇潇的傍晚，晚秋的枫林被秋雨浇了一遍又一遍，如火如荼。可是弹过一曲后，人还是那么怅然，只听到孤枝头寒鸦在鸣叫。这就是他的生活，好似神仙，却又不是神仙。因为神仙不会怅然。

若是真以为苏舜钦就这样做了沧浪亭里的神仙，那就错了。因为，他是一个读《汉书》的人，凡是以读《汉书》自诩的人，都是胸中有大志向的人。三国名将关羽深夜读书，隋末李密“牛角挂书”，读的都是《汉书》。所谓“汉书”那是冲天志向的象征，所以苏舜钦是绝不会真的忘记现实的。他的诗歌中多处反映了其关心现实的思想。他在给老朋友石曼卿的诗集写的序言中说：“诗之于时，盖亦大物。”这里的“大物”，指的就是诗可以反映“风教之感，气俗之变”。他曾经批判“以藻丽为胜”的文学风气，而大力称道“任以古道”的诗风。他很赞赏石曼卿，说他的诗能“警时鼓众”。

苏舜钦的诗歌记载了很多宋代的大事。《庆州败》记叙了宋王朝与西夏的战争，愤怒地批评了朝廷在边防措施上的松懈和将领的无能。另外，如《吴越大旱》《城南感怀呈永叔》等诗中都体现了对现实的关心。也许和他的失意有关，他揭露社会矛盾尖锐而直接。如在《城南感怀呈永叔》中说：“我今饥伶俜，悯此复自思；自济既不暇，将复奈尔为？愁愤徒满胸，嵘峵不能齐。”他似乎在假想，如果自己掌握了权力，就能拯救百姓，可惜他自顾不暇，所以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人函愉乐悲郁之气，必舒于言。”也许这就是他的作风吧。

他的诗作不乏英雄气概，如《吾闻》一诗写道：“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阙。”很有些唐代边塞诗的气象，这在以理入诗的宋代是不多见的。

也许，他始终都在思考现实吧。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他居然被起用了，担任湖州长史，可就在他准备起身的时候，这个寂寞的人突然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