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像阮籍一样醉且清醒着

——宦海寂寞无挂碍，良酒三升使人留

——《新唐书·唐才子传》

名士大多是诗人，同时兼酒鬼。古人常常说诗酒酬唱，往往把诗和酒连在一起，这是因为诗和酒是抵御寂寞和无聊的两大武器。对于吾辈来说，诗用于解闷，酒用来行乐。在这里，我之所以不说诗言志、诗抒怀这些经典的陈词滥调，是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写诗的唯一目的就是解闷儿。这个说法虽然不那么冠冕堂皇，但却反映了诗人的真实内心。你何曾见过开心的人写诗，好诗都是在郁郁难以释怀的时候写出来的。通俗地说，我郁闷，所以我写诗，当然也可能喝酒。王绩就是这么个主儿。

对王绩这个人，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是有一类人应该很熟悉他，那就是酒鬼。如果一个酒鬼不知道“五斗先生”王绩的来历，这就好像法国人不知道戴高乐、美国人不知道罗斯福、中国人不知道毛泽东一样，既可恨也可耻。王绩是隋唐交替时代的人，公元585年生于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十五岁的王绩游历了京都长安，还成为一代枭雄杨素的座上宾。他虽年龄小，但是才思敏捷，风姿卓然，满座公卿都禁不住为他喝彩，称他为“神童仙子”。他的五言诗写得非常好，中国古代文学史称他为五言律诗的奠基人。此公博学，善弹琴，还会占卜，生来聪慧，个人素质高，又处于乱世，具备了成为名士的条件。

隐士最多的时代必定是最黑暗的时代，乱世是产生隐士的温床。王绩这个人虽然名曰“绩”，但按照封建时代的标准他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倒是他的字“无功”颇能说明问题，古人提出“立言、立德、立功”，王绩的一生确实是无功的。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归隐。他曾三次出来做官，但都不适合他的个性，他一生以魏晋时期的大名士阮籍为偶像，期望天天泡在酒缸里，于是最终选择了归隐山林，过喝小酒、写小诗的日子。

隋炀帝大业初年（公元605年），政府发布招考“公务员”的通告，因为王绩才华卓著，被免试录用，授秘书正字。但他生来散漫惯了，受不了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作揖打拱那一套，就提出不在朝廷做官，要求到江苏省西南部的六合县去做芝麻官——县丞。所谓县丞实际上是一个不入流的职务，是县令的副手，典文书及仓狱。不过，不入流没关系，只要有酒喝就行。王绩在任职期间什么也不干，唯一的事情就是喝酒。结果有人在上司那里说他擅自喝酒，玩忽职守。他一看自己待不下去了，就打好铺盖卷走人。实际上，他根本不在乎当官，曾长叹：“网罗在天，吾且安之。”隋末大乱，他和隐士仲长子光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养养鸟，种种花，尤其在养鸟上很有研究，由此看来他还是个动物学家。

根据我的考证，庄子并不是一个酒鬼，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爱喝酒的人都把庄子奉为偶像，大概庄子的思想就像一杯酒吧。王绩出门游历，仿效老子骑青牛。这倒也洒脱，只要看到几处人家、两处炊烟、酒旗飘飘，他就一头扎进酒馆大醉几天。更为快乐的事情是，有人请他喝酒，他会马上跳上牛背，赶去喝酒。当然并非是什么人的酒都去喝的，老友杜之松请他去讲礼法，暗示顺带可以喝点小酒。他说，礼法就是糟粕，我不去，去了会憋死，直接拒绝了。他对封建礼法非常蔑视，他曾说：“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中国人一直认为周公旦制定礼乐制度，孔子修订了诗书，是很大的功绩，但王绩却认为礼乐就像个囚笼一样捆住了姬旦，诗书像绳索一样绑住了孔子，使这两位圣贤变得面目可憎。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所谓的礼法纲常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和他的偶像阮籍如出一辙。

作为酒鬼，王绩对超级酒鬼阮籍绝对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听说太乐署有个叫焦革的人酿造的酒非常醇美，就向上司打报告，要去做太乐丞，结果到了那里每天都泡在酒缸里。后来，焦革夫妇二人都去世了，但是王绩已学会了他们的酿酒技术。从此之后，他不但自力更生，美酒天天喝，而且还写成《酒经》《酒谱》两本书，由技术层次上升到理论高度。但是上天很不公平，这两本书居然失传了。这令后代的酒鬼们哭天抢地，估计天上的神仙也认为这两本书泄露天机，所以干脆收回去了。

王绩家附近有块黑色巨石，他把石头劈开，建造了一个祠堂，里面供奉的是酿酒的祖师爷杜康，另外还把焦革也供奉在里面。王焦二人堪称知音。王绩不仅本人是酒鬼，就连他的诗文也都带着浓郁的酒气，他最著名的作品《醉乡记》《五斗先生传》《酒赋》《独酌》《醉后》都和酒有关。唐朝大名士李淳风赞他是“酒家南董”。南董指的是春秋时期两位不畏强暴、敢于拚命写真实历史的人，即南史和董狐。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王绩因为生病结束了宦海生涯，回到东皋村隐居，自号“东皋子”。他在隐居期间种植黍稻，春秋时节自行酿酒，还养了一群大雁和鸭子。他虽然很有学问，但却讨厌儒家的书籍，满床放的都是《周易》《庄子》《老子》等书，正所谓“寂寂寥寥杨子居，岁岁年年一床书”。他酿酒，是出于真正的喜欢，史书载：“好饮酒，能尽五斗。”他曾专门为自己写了一篇《五斗先生传》：“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饮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来，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尝言曰，‘天下大抵可见矣。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这篇文字短而精妙，实在精彩，因此我全文照录。其中有三句话必须解释一下。“生何足养？而嵇康著论。途何为穷？而阮籍恸哭。故昏昏默默，圣人之所居也。”这涉及三个人，嵇康、阮籍和老子。第一句话说人生的养护之道在哪里，且看嵇康撰写的《养生论》。第二句，道路为什么会穷尽呢？因此阮籍恸哭。第三句，所以那种混沌的状态，是圣人的行事风格。其中“昏昏默默”一句直接取自《老子》，古来对这句说法不一、解释众多。从这篇传记来看，王绩的处世态度实则是魏晋隐士之余绪。

王绩为人很有个性，有些风格和《世说新语》中的人一般无二。北渚有一个隐士叫于光，是个哑巴，自己耕作，不依赖任何人，单身生活了三十年。王绩听说后，很喜欢这个人的真诚，干脆把家搬过去和他一起居住。两个人在一起从来不交谈，只是默默相对，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从早上一直喝到晚上。虽然不说话，但是两人都很痛快，彼此从对方的眼神里就能感受到那种心灵的交流，这种感受是俗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俗世的人要么妄自尊大，要么心胸褊狭，面对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时，即便是不名一文的乞丐也会产生优越感，这种自大心理是人类本身难以克服的。俗世的人更容易从衣冠的光鲜与否，车驾的豪华与否，门第的高低与否，职业的贵贱与否，收入的多少与否来看待人。只有像王绩这样的人，才能心平气静，像面对自己一样面对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因为他心中根本没有语言这个概念。他所喜欢的是“昏昏默默”的状态，这是一种无视贵贱、无视差距、不需要语言的状态。

王绩一生抑郁不得志，但他却是一个成功的诗人。他的诗独具风采，有别于陶渊明，直追魏晋人物，但在语言上又超越了魏晋。他并无田园的闲适感，反而有一种孤愤。他在《过酒家》一诗中说“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体现了一种走进黑暗的萧条心境，但这说的实际上是清醒的话。一个真要混沌的人，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这是一种故意的激愤之辞。作为初唐的诗人，他的诗中有一种开阔的胸臆，诗风朴素、自然，接近真实的生活状态，摆脱了六朝以来那种颓靡的诗风影响。在这一点上，他远远走在了同时代诗人的前面。他最出名的诗歌是《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这首诗虽然写的是秋天闲适的情调，但是却透着一股悲凉和郁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画卷吧：秋天的东皋村隐隐约约地显露在暮色里，一个宽袖博带的人走在窄窄的路上显得寂寞而凄冷，给人无处可归的感觉。漫山遍野的树木都挂着秋意，远山浸没在夕阳的余晖中，倦鸟也都归巢了。放牧牛羊的人驱赶着畜群，小牛犊子欢快地奔来跑去，打猎的人骑着马、驾着鹰，马鞍上和胸前挂着猎到的禽鸟和野兔。我面对所有归家的人，却无一个相识，只好大声唱着别人听不懂的歌，想起了西周初在首阳山采薇的伯夷和叔齐兄弟。

这首诗极写暮色中山村的景象。打猎的人回来了，放牧牛羊的人回来了，就连飞鸟、畜群、夕阳都有归宿，但是诗人没有归宿，他不认识任何人，或者说他和俗世的人类是没有亲缘关系的，他只能追望古人。也许，所有的诗人和哲人都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宿，他们永远只能追慕精神故乡，这是一种仅存于想象中的地方。他和陶渊明很相似，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相似的是，他的梦想中也有一个桃花源式的地方，不同的是田园生活并不能给他安慰。他在诗中说“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流露出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一面。也许他受庄子的影响太深，加上阮籍这个终生偶像的榜样作用，他始终显得“遗世而孤立”，给人一种仙姿卓越、不同凡俗的感觉。

和陶渊明一样，他也描写过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地方，那个地方叫“醉乡”。他说自己曾经游历过一个地方，一到那里就浑身发软，变得浑身酥麻，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那里天地失去了方位，没有东南西北；日月也失去了光辉，眼睛里有很多星星（或者是灯光）。他问别人这是什么地方，别人告诉他这里是醉乡。在这里可以舒畅欢快地干你想干的事，品尝你想品尝的美味，游山玩水，随处漫步，随你的便，既没有人约束你，也没有人干涉你。

原来这里就是醉乡吗？王绩感叹起来，他说古人曾经记载过醉乡，并说刘伶、阮籍都曾经到过醉乡。魏晋时期，中原纷乱，神州陆沉。天下很多名士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纷纷进入了醉乡。但是，王绩认为，醉乡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快乐，也不能消除忧愁。凡是能够进入醉乡的人，都不是有忧愁的人。在《醉乡记》中，王绩突然笔锋猛转进行批判。他没有构想出桃花源式的美妙和祥和，而是说能消除的忧愁不是真的忧愁，能给予的快乐不是真的快乐。由此可见，他的醉酒不是真醉，完全是为了掩盖清醒，也就是说他一直清醒着。所谓的“昏昏默默”他也是做不到的，他和阮籍一样，生活在一种痛苦的、清醒的状态中。

王绩和陶渊明一样，活着的时候就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他在墓志铭中说：“有唐逸人，太原王绩。若顽若愚，似矫似激。院止三迳，堂唯四壁。不知节制，焉有亲戚？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无思无虑，何去何从？垅头刻石，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对长松。”

他认为人活着就好像是长着的脓包，死时就如同脓包被刺破，没有什么可思虑的，没有什么可悲哀的，死后何去何从，是无所谓的，体现出对生死的超然精神。他是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这从他和无神论者吕才的交往中可以看出来。应该说，他受吕才的影响很大，反对迷信活动，对祈求降福等行为持指斥态度。他虽然崇尚老庄，但并不崇尚神仙，这和东汉以来名士们的学仙作风完全不同。他清醒地意识到神仙并不存在，他曾在《赠学仙者》一诗中说“仙人何处在，道士未还家”，“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对唐代流行的学仙之风，持明显的反对态度。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痛苦且清醒的王绩在家中去世，弥留之际遗嘱薄葬，体现了唯物精神和节俭态度。半身酒醉半清醒，未追阮籍愧负头。宦海寂寞无挂碍，良酒三升使人留。这个痛苦了一辈子的人，终于可以去追随他的精神偶像阮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