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咸:爱喝酒的家族和一群精神病的推测
——万物齐一与豕饮,狂醉之中显精神
勖所造声高,高则悲。夫亡国知音哀以思,其民困。今声不合雅,惧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今钟磬是魏时杜夔所造,不与勖律相应,音声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时人为之,不足改易。
——《律议》
阮咸好喝酒,堪比其叔阮籍。他擅长音律,直追嵇康。其遗存的作品几乎没有,偶有只言片语也仅存于一些可信度不高的史籍中。幸好其音乐天赋极高,尤其是他根据西域乐器创制的“阮”更是流传后世。他对音乐的悟性堪比三国时期的周郎(丝弦误,周郎顾),能够从乐声判断弹奏得是否准确。当时的中书监荀勖也是音乐圣手,常常和人谈论音律、调试乐器。荀勗主持调试钟磬,阮咸认为声高。荀勗由此忌恨阮咸,在晋武帝面前告了他一状,使他遭到贬谪。后来有个农夫在田地里耕作,发现了一把周朝的玉尺,荀勖用这把玉尺衡量自己校正过的钟磬,发现比古之庙堂乐器短了一尺,这才意识到阮咸说得对,不由得大称“妙”。这篇《律议》就是阮咸评论荀勖校乐器的文字,由此可见阮咸纵酒时虽然一片混沌,但是在音乐上却绝不含糊。
汉末天下大乱,三国、两晋、南北朝持续时间很长,中国长期陷入分裂状态,军阀混战,百姓生活痛苦不堪。知识分子们在这种情况下,挣扎在各个统治集团之中,常常难以避免被害的命运。很多人为了避祸,就寄寓山水,纵情酒色,形成了饮酒成风的现象,不但一般的知识分子饮酒,就连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也常常喝得烂醉,并以此为荣。对阮氏家族成员来说,饮酒是家常便饭,但阮咸却是一个绝对的异类。
要说阮咸,还得从阮氏家族说起。阮家居于陈留尉氏,家族中在汉末最出名的一个人是阮瑀。这个人名列“建安七子”之中,受教于大学者蔡邕,为人很有才华,诗歌很有特色,曾经在曹操的门下担任幕僚,和另一名文学家陈琳齐名。阮瑀是当时的大名士,琴弹得很好,但是没有好酒的记载。他生了两个儿子,阮熙和阮籍。阮熙官至武都太守,阮籍官至步兵校尉,都是善饮的主儿。他们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文学才华和艺术天分,而且超越了父亲,尤其是阮籍更是成为“竹林七贤”中的核心人物。阮熙虽然不是名士,但是他的儿子阮咸却名列七贤之中。阮氏一家有叔侄两人成为“竹林”名士,其家学渊源之深厚,不可小觑。
阮籍的饮酒和作为前面已经谈过,在此主要说阮咸。阮咸,字仲容,是“竹林七贤”中年纪较轻的,仅年长于王戎。他少年时就很聪慧,常常跟随叔父阮籍参加名士们的社交活动。受叔父以及名士们的影响,他也养成了一副名士派头,因其过于放诞不羁,蔑视礼法,常遭到世人的讥讽。在思想境界上,阮咸无法和阮籍、嵇康等长辈相比,但他也不刻意去模仿这些大名士,而是率性而为。他年轻时,喜欢姑母家的一个鲜卑女奴,和这个女奴产生了恋情,偷尝禁果。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了,姑母带着女奴来吊唁,答应把女奴留下来,但离开时却把女奴带走了。当时身穿孝服的阮咸正在接待吊唁的宾客,听说这个消息后,二话不说向客人借了一头驴就去追。
过了一会儿,阮咸和那个鲜卑女子一起骑着驴回来了,而且连丧服都没脱,来吊唁的宾客无不瞠目结舌。按照封建时代的礼法,母丧期间不但要哀容,还要禁欲,亲近女色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何况男女授受不亲,阮咸居然在母丧期间和一个女子共骑一头驴。这顿时成了那些伪君子攻击他的口实,但他不以为意,还说“人种不可失”。其蔑视礼法,言行之放诞由此可以管窥。
阮咸极力仿效叔叔阮籍纵酒的作风,据说这老兄饮酒终日不醒,就连骑在马上也喝得歪歪倒到,左摇右晃,好像坐着船在风浪中漂荡一样。尤其不堪的是,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族人群聚,开始用酒杯喝,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改用瓮喝,但他仍然觉得不过瘾,就改用大盆喝。结果喝醉了,进来一群猪凑热闹,不知这位老兄是真的喝醉了,还是装糊涂,居然和猪一起喝,还不断地弹琵琶唱歌,结果得了一个最下品的雅号:酒豕。“豕饮”的典故由此而来。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过也不能说他一无是处,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仰慕庄子的思想,尤其信奉《齐物论》,既然可以和万物为一体,那么猪也是万物之一,既然能够“齐万物”,那么“和猪齐”也就无可厚非了。
当时的很多名士虽然仰慕老庄,但实际上有不少人只是为了博取美名。按照习惯,七月七日那一天人们要把家里华贵的衣物拿出来晾晒。名士们虽然自诩清高,但都不能免俗,竞相炫耀自己的华服高冠,只有阮咸在院子里的枯树上挂了一条破旧的裤子。别人问他:“为何不拿华丽的衣服出来,却要挂条破裤子呢?”阮咸说:“我也不能免俗,可是也不能像大家一样俗,挂个破裤子聊作慰藉。”其话中的诙谐令人忍俊不禁。
阮咸继承了阮家人爱好音乐的传统。他不但精通音律,而且在音乐上具有天才般的禀赋。他很善于弹奏琵琶,曾将龟玆传入的琵琶进行改造,以更适于演奏。据说,唐开元年间曾经从阮咸墓中挖掘出一件铜琵琶,结构为直柄木制,圆形共鸣箱,四弦十二柱,竖抱用手弹奏。唐玄宗命人用木头仿制了一件,弹出来的音色非常优美,因此以阮咸的名字命名。至今这一民族乐器依然在使用,有“大阮”、“小阮”两种。
阮咸不喜欢和外人结交,只喜欢和自己的族人一起饮酒弹唱取乐,颇有些孝悌精神。他虽然不会像叔叔那样做“青白眼”,但也不爱搭理人,唯一让他看重的是侄子阮脩(阮籍的孙子),两人常常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他和侄子阮脩的关系,就像是阮籍和他的翻版一样。这个阮脩也是位大名士,完全继承了其祖和其叔的风范,不但名士的谱摆得非常足,而且喝酒的名气丝毫不输于其祖。阮脩把阮氏家族喝酒的精神发扬光大,以至于耽误了娶老婆。《世说新语》载:大名士阮脩家里很穷,四十岁了还没有讨到老婆,以至于大将军王敦都为他着急,专门发动捐款为他找老婆。可是他虽讨不起老婆,喝酒的钱却并不缺。他步行出游时,杖头上始终挂着数百酒钱,看到一个酒店,就取下钱沽酒狂饮,后世称之为“杖头钱”。看来阮氏门风就是如此呵!
阮咸少年时很有抱负,这一点被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看在眼里。山涛虽然是大名士,却很会做官,一直担任司马氏政权人事部的大官。晋武帝司马炎让他推荐人才,他就推荐阮咸担任吏部郎,还称赞阮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可是,晋武帝司马炎并不看重阮咸的玄学才华,而更看重一个人的实干能力。像阮咸这样的大名士司马炎早有耳闻,再说阮咸的地位和声名都无法和其叔阮籍相比,因此司马炎坚决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阮咸崇尚空谈,嗜酒如命。这就决定了阮咸终生与仕途无缘,既然与仕途无缘,他干脆沉迷于酒中。
阮咸有两个儿子,阮孚和阮瞻。阮孚官至广州刺史,阮瞻官至太子舍人,都未能彻底摆脱官场。其中阮孚就是阮咸和鲜卑女奴的结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生来会打洞,阮咸把自己的名士风采也遗传给了儿子。阮孚和父亲一样,一旦贪杯就忘记一切。有一次,他居然拿皇帝御赐的金貂大衣换酒喝,结果管风纪的部门给皇帝打了小报告,皇帝还算宽容,念他是名士就饶恕了他。他喝酒也不是毫无贡献,这一次就给中国博大的词库中贡献了一个典故:金貂换酒。
和祖上一样,阮孚这一代同宗中出了三个名士,除了哥哥阮瞻不纵酒外,还有一个很会喝酒的阮放,此人官至交州刺史,与阮孚同宗,他哥俩和卞壶、羊曼、胡毋辅之、蔡谟、郗鉴、刘援等六人被称为“江左名士”,人称“兖州八伯”。这是一个在中国饮酒史上名气很大的组织,且成员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所谓“八伯”,是按照每个人的品行起的外号,就好像梁山泊好汉都有外号一样。阮放为人意气宏大,胸襟开阔,因此被称为“宏伯”;阮孚为人放诞不羁,诙谐幽默,被称为“诞伯”;卞壶最善于抓住要害处理纷乱之事,被称为“裁伯”;羊曼颓废,好纵酒,被称为“踏伯”(踏通遢);胡毋辅之性情旷达,不拘小节,被称为“达伯”;蔡谟性情廓达,心怀开朗,被称为“朗伯”;郗鉴为人方正,不媚于权贵,被称为“方伯”;刘援最善于成全别人,济人危难,被称为“委伯”。这八人在晋室南渡后,都成了东晋政权的重要官员,如羊曼曾官至尚书吏部郎,郗鉴官至太尉,连大书法家王羲之都是他家的女婿。由此可见,这些人在思想上已经和嵇康、阮籍不同,他们的名士风采只是一种自我标榜。实际上这种变化从阮咸就已开始了,可以说到阮咸这个时期,尤其是东晋在江左建立政权这一时期,汉末魏晋以来的名士风采已经有些堕落了。
很多人寄情于诗酒山水,既有神州陆沉、北方无法收复的苦闷,也有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南渡后,精神上陷入一种癫狂的,近似于精神病的状态。不但阮氏家族如此,号称东晋两大家族的王家和谢家也是如此。以阮孚为例,晋室未南渡前,他曾经和羊曼、阮放、胡毋辅之、谢鲲、毕卓、桓彝、光逸(即小团体“八达”,和“八伯”人员略有差异)聚会饮酒。他们饮酒时做了很多出格的事,有些事在今天来看依然骇人听闻。明人蒋一葵所撰《尧山堂外纪》记载了其中的故事:孟祖避难渡江投胡毋,值辅之、鲲等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孟祖将排户入,守者不听,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逐呼入,与饮。
这段话是说,光逸(字孟祖)在晋室南渡以后,逃到南方去投奔胡毋辅之,恰好谢鲲和胡毋辅之等一群狐朋狗友在喝酒,而且关门闭户已经喝了很多天了。这帮人酒酣之际,集体发酒疯,统统脱光衣服在屋里跳贴面舞。光孟祖敲了半天门,守门人没听见。他进不了门,闻到酒香,顿时酒瘾大作,居然脱光了衣服,从一个狗洞里把头伸进去喊道:“兄弟,拿酒来,我要喝酒!”胡毋辅之听见,说了一句:“一定不是别人,必定是我们伟大的光孟祖来了。”于是开门放他进来一起牛饮。
《晋书·胡毋辅之传》记载了此人的一个细节:“辅之正酣饮,谦之(辅之的儿子)门规而厉声曰,‘彦国(辅之的号),年老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欢笑,呼入与共饮。”喝酒到这分上了,说什么好呢。像胡毋辅之、谢鲲之流的酒鬼都有某种怪癖,一群男人脱光衣服喝酒,不是暴露狂就是同性恋。另外,大诗人谢灵运的曾孙、南朝文学家谢几卿则有精神病的症状。《南史·谢几卿传》记载,有一次,他打扮得非常帅气地去参加宴会,宴席散了他还没有喝痛快,居然破口大骂:“王八蛋宴会,连酒都不让人喝够。”没喝够的谢几卿回家途中看见路边有个酒店,他停下车,拉起车夫一起去酒店喝酒,酒端上来了,他就对着车夫和拉车的马一起喝。这就是“与驺对饮”这个典故的由来。某次,此公在衙门上夜班,不知道是天气热还是无聊,反正脱光衣服就开始喝酒。不但喝酒,还和几个臭味相投的家伙呼号。若是在今天一定会有人报警,告他扰民。喝了酒,呼号两声,跳跳迪斯科也没啥,最不该的是最后发起酒疯,突然内急,因为穿的是无裆套裤,所以直接就在大堂上解决,没想到尿液溅到了令史大人身上,闹得不欢而散。此公又贡献了一个典故:裸袒酣饮。此公的行为让我想起了国学大师黄侃的故事。黄侃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住在一个木板楼上,有一天夜里突然内急,于是就地解决。恰好当夜楼下住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章当时正在看书,突然看到一条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透着腥臊,于是大怒,破口大骂。黄侃也不示弱,两人对骂,全是泼妇骂街的词语。不过黄侃后来发现,和自己对骂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马上折节拜师,后成为章氏最得意的弟子。谢几卿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令史大人不但没收他做弟子,还参了他一本,使其被罢了官。不过,他似乎只要有酒喝,别的也无所谓,从此以后不但毫不收敛,而且变本加厉。
从阮咸的种种举动来看,他有些精神异常。而“八达”之中,则有不少变态狂人。这一时期,中国的儒家文化整体上坍塌了,人们丧失了终极信仰,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们,更是陷入了找不到北的局面。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但却是中国思想最自由的时期。人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愿望,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用担心被扣上名教罪人的大帽子。这些人若是放在明清,则有掉脑袋的危险,李贽就是因为“非名教”而被捕入狱自杀的。正是因为汉末魏晋以来天下大乱,摧毁了整个正统的思想体系,所以才让裸奔、裸饮、同性恋、服药酒……这些被统治者所禁止的事,呈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对阮咸本人,可以看作是这群人的一个代表。
“万物齐一”与“豕饮”,狂醉之中显精神。四代酒中埋骸骨,管他臭闻与美名。阮氏家族从“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开始,再到“竹林七贤”的阮籍、阮咸,最后到“兖州八伯”的阮孚、阮放,四代人中出了六七位文化大师,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也是这个家族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