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真名士自风流

名士，意味着一种自由。中国古代的名士们，或放歌山林，或脱略形骸，或寄情于艺术，以独特的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是尘俗世界的传说。

中国古代自秦皇汉武以来，等级制度愈发森严，个人在追求自身价值与人性的自由方面越来越受到限制。先秦时期策士纷起、侠客纵横的社会风尚遭到了惨重打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侠客义士要么被君主所笼络，要么隐居山林老死荒野。其中，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波打击发生在秦朝统一之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对秦始皇影响极大。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成为禁锢天下人行动自由与思想自由的理论依据。按照韩非子之说，知识分子摇着笔杆子扰乱法制，侠客们用武力触犯律例，所以要禁止“儒”和“武”。韩非子的理论纯属替独夫民贼张目，以消灭人的独立精神为目的，以消灭英雄的种子为目的，以制造昏聩无能之辈为目的，以制造爪牙奴才为目的。由于这一思想，秦始皇发动了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运动，这场运动被打击的不仅仅是儒生，被焚烧掉的也不仅仅是书籍，而是所有可能“乱法”和“犯禁”的人和思想。不过，秦朝二世而亡，战国时期追求个人价值与精神自由的思想并未被彻底扑灭。

对个人价值与人性自由的第二波打击来自汉武帝。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似是给“儒”很高的地位，实则是外儒内法，用一种思想统一所有的思想。自此之后，所有知识分子的尊荣都出自帝王所赐，没有了帝王的认可，知识分子便无处寻找自身的价值，先秦时代以来知识分子起于草泽，受到帝王高度尊重的风气完全绝灭。想春秋战国之世，齐桓公三次拜见臣稷而不得见；邹衍到燕国，燕昭王抱着扫帚亲自为他清扫甬道；苏秦到齐国，则挂六国相印；张仪到秦国，则为国君师……先秦时代自由的知识分子和侠客义士拥有极为饱满的精神追求，他们不需要某一个集团的封赏，而拥有自我认可的心理素养，他们通过个人的才智来实现人生理想。他们拥有独立的价值判断，以所效命的对象“贤”与“不贤”作为标准，一旦认为不贤，便会立刻离去，而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一旦此处环境恶浊，无法实现理想，他们便会离开此处到达彼处。汉武帝“独尊儒术”，首先用“君君，臣臣”的思想束缚住了人们的精神，然后又大规模地迁徙关中豪杰和富户到茂陵，从肉体上消灭了一部分在当世有影响的拥有自由思想的人。这一波打击可以说超过了“焚书坑儒”，且手段之“高明”备受后世君主推崇和承袭，从而使得知识分子除了“出仕”与“归隐”别无他途。汉武帝之后的王朝，知识分子不进入封建体制，在精神上就没有他路可走，而具有勇力的人不充当帝王的打手同样无路可走。但是人性的追求不会就此泯灭，它就像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会洒下明媚的光辉。

总有一种方式能够躲避同流合污，总有一种选择能够从属于本心，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他们就是——名士。

中国的第一个名士应该是庄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名士们的鼻祖。道家文化到庄子手中之后演绎出一种浪漫色彩和缥缈风度，这也是后世很多名士尊崇他的原因。虽然两汉时期儒风大盛，但从道家延续下来的旷达气度和逍遥境界并未消失。到了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汉王朝的覆灭，占主流的儒家文化的地位开始出现摇动，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走向了文化前沿。他们放浪形骸，厌恶烦琐的礼制，蔑视官员的装腔作势，拒绝与统治者合作，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甚至在整个晋代成为知识分子的效仿对象，以至于东晋时期的王谢两大家族很多贵族子弟都以名士自诩。且不说他们在政治上的作为，单凭他们在文化史上的闪亮瞬间也足以自傲。名士们的铮铮傲骨、飘逸风姿、狂放气度，像一组伟岸的雕像矗立在中国文化史中，后世为他们冠以一个特殊的称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成为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极高赞誉，也成为后世名士们的底色。

有一个故事说，东晋太尉郗鉴选女婿，他听说王氏家族的子弟都很不凡，是可塑性很强的好青年，因此派了一个人到王府去调查。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说：王氏子弟都很矜持，个个器宇轩昂。我去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或站或坐，颇有风度，只有东床上的青年看到我后不避不让，躺在床上袒胸露怀，还慢慢地吃荔枝。郗鉴一听，当即叫好，说躺在东床上吃荔枝的那个年轻人就是我的女婿了。“东床快婿”的典故由此而来。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郗鉴不愧是察人高手，这个年轻人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魏晋人之风度由此可见一斑。

名士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狂狷，热爱自然。不论是嵇康、阮籍，还是后世的孟浩然、李白、傅青主，都是狂狷之士。狂狷的性格，山水的气韵，再加上庄子的思想，酿造出一股特殊的力量在血液里蔓延，使狂者逾狂，狷者逾狷。他们不虚伪、不做作，也不温良谦恭，这是和儒家的要求相违背的，也是和统治阶层的需求相违背的，不免被视为“异端”和“狂生”。但正是这“异”和“狂”不断为中国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催生出新思想。从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再到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异端”一个接一个出现，不但掀开了“愚”人的盖子，而且展现了什么是完整的人格。但是，统治阶层毕竟不允许名士们走得太远，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因此，大多数名士都隐居于山野，他们或放浪于山水之间，或纵情于诗酒之间，或以布衣之身而终，或退出官场，以一种特殊的状态而存在。

正是因为名士们的生存状态是特殊的，所以才会有精神上的自由。他们掌握知识，但却不在封建统治体制之内。文化的力量在此显示出特殊的魅力，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建立在了文化领域，这就使得他们的精神能够长存，并且形成了一种名士文化。这种文化需要特殊的性格、特殊的人格才能炼成。光靠附庸风雅是无法懂得这种文化的魅力的，当然对它的精髓更无法领略。只有那些乘风驭露，心境空明，和天地精神独往来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他们或狂，或怪，或痴，或多情，或孤傲，或落拓不羁，或惊世骇俗……留下了无数令人向往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绝尘的，是没有烟火味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不是人，而是仙。比如嵇康，那样一个人只能是死，因为恶浊的时代容不下他。同样，他们留下的声音，他们的哲学也是绝响，他们去了之后这一切就再也不存在，也不能被复制。

魏晋名士固然已经作古，但魏晋之风却流传下来。陶渊明、王绩、陆羽、林和靖……名士们留下的文化就像是汇入大河的一股最具活力的水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这种魅力在时代变革时期尤其明显，无论是明清交替时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还是民国初期的章炳麟、黄侃和秋瑾，都闪烁着名士风采。一种风采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会不断闪现，不仅昨天、今天，还有明天，每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都会闪现出这种品质，一种从古代知识分子身上流传下来的名士色彩。

真名士自风流，信然！

2013年3月22日

于北京听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