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一、特殊的家庭会议

刘少奇常说：“对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报酬是人民的信任。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要公私分明，处处为群众着想。”他一生追求的是对人民的奉献，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如果把他一生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比作大海，那么他自己享受的仅仅是涓涓细流。因此，无论是在安源领导罢工时期，还是在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时，他都一直是保持着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习惯。每次外出前，他都要向工作人员反复交待，外出要轻装简行，去各地后，要坚持四不准：不迎送；不接受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受礼物；不搞前呼后拥的陪同。他说到做到，长期坚持。刘少奇和王光美去都江堰参观，接待单位请客人吃当地风味的“活水豆花”菜，吃饭时桌上摆了一桌菜，刘少奇知道是当地负责人用公款请客，饭没吃完，就要王光美向大家讲清：“今天这餐费用，由少奇同志请大家。”并立即去交了钱。

刘少奇习惯在晚上办公，因此，他的晚餐通常是在午夜时间才吃，为了减轻厨师的劳累和节省开支，他总是把前两顿剩下来的饭菜倒进一个铝锅里，到时就叫王光美或卫士放在炉子上热一下就吃起来，如果没有剩下的饭菜就下点面条当晚餐。为了刘少奇的健康，有一次工作人员瞒着他申请了一些晚餐费，后来这件事被刘少奇知道了，他立即要王光美查清，然后从每月工资扣出100元来偿还这笔费用。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他的家里仍和我们每个普通家庭一样，靠工资维持生活，由于孩子多，他家里每月经费支出经常紧张。

1963年5月的一天，刘少奇将秘书刘振德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用商量的口气对刘秘书说：“光美同志下基层工作去了，现在要请你帮助办这些事情了。”这时，刘少奇把一个长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高10公分的小木盒子放到刘秘书面前，对他说：“告诉你吧，这是我的钱柜，里面还有些票证，我不看了，你拿去看看，该用什么的时候从里面取。但有件事我要提醒你，光美走时留下一个开支单子，每月发了工资，你就照她那个单子分配一下就是了，等她回来以后，你再向她交账。”

刘振德把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的是一些各种颜色的线脑，大大小小的衣服纽扣，长长短短的钢针和一些票证。刘振德把钱捡了出来，认真地把它理好，数来数去总共23.80元。

刘振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先找到那张每月开支的单子，上面是王光美的字迹：每月拿到工资，请按下列数额分配。

1.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烟、茶和日用品；

2.给郝苗同志（厨师）15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

3.给赵叔君同志（保育员）工资40元；

4.给外婆（光美的母亲）150元，作为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

5.少奇同志和我的党费25元（当时刘少奇每月交20元，王光美5元）；

6.每月房租、电费等需40元。

以上六项共475元。而当时刘少奇、王光美每月的工资总共500多元，家里也无存款，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因此，刘少奇家里每月都是坚持计划用钱，节约用钱，精打细算，过着简朴、节俭的生活。^[1]

在党内，刘少奇是著名的理论家，在各个革命时期，许多报刊发表过他的文章，出版部门出版过他的一些重要著作，这些部门按规定付给他一定的稿酬，按理完全可以归自己支配，但刘少奇不要稿费，他不是把钱退回去就是交给党组织。他说：“老百姓有的还没饭吃，他们在生活上还存在许多困难，我们替人民办事，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

刘少奇位居国家主席的高位，从不利用职权为其亲属谋福利。1959年4月，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一些亲戚朋友想通过刘少奇为自己办些私事。为此，刘少奇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成员和亲属会，还请了秘书参加，帮助他们端正认识，去掉旧的、歪的观念。

刘少奇在会上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一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现在解放了，在农村的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你们现在吃饱了，穿暖了，就该好好为国家工作。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要为国家争气。”^[2]刘少奇的讲话使到会的人深受教育，而且心悦诚服，从这之后，请求刘少奇办私事的人就很少了。

刘少奇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从自己做起，带头执行。他要求家里成员和亲属不要找他为自己谋好处，同时又强调不要以他的名义去从别的单位（人）那里谋取方便和好处。他不光说，也做到了。他有一个儿子没考上高中，他从没想过为他利用职权走后门，而是鼓励他走其他道路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人民服务。

刘少奇担任过两届国家主席，出国访问时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朋友送给他的礼物，每次他都要王光美一件件登记并妥善保管，回国后都如数交给外交部礼品办公室。他总是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和光美的，是送给我们国家的。”

二、培养人民的好儿女

刘少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教育子女方面，他坚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革命的人生观、无私奉献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苦乐观来培养孩子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和规范他们的行为。刘少奇常教育孩子们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他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激励孩子们健康成长。

刘少奇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严格要求孩子们也保持这种作风。王光美曾说：“少奇同志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平时吃饭，只有少奇同志的菜稍好点，孩子们一般不与少奇同志同桌吃饭，都在大食堂搭餐。孩子们穿的衣服也不讲究，姐姐的衣服不能穿了，妹妹接着穿；衣服破了，补一补又穿。上学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从小就培养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克服优越感。”

小女儿平平小的时候，一天保育员带她到王府井的一家商店买衣服。平平看上了一件皮领衣，用40元把它买了，后来，刘少奇知道了。他耐心地对保育员说：“你不要认为平平是我的孩子就应该穿这么好的衣裳，最好把这件衣退掉，另买一件大众化的衣裳。今后要培养孩子们朴素的生活习惯，不要娇惯了他们。”

刘少奇还注重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点。小儿子源源读小学时，一次他把换下来的衣服、袜子往床上一扔，对阿姨说：“阿姨，衣服脏了，帮我洗洗吧！”阿姨满口答应并把衣服洗了。刘少奇后来启发源源说：“自己能够做的事要自己做，劳动是光荣的，不爱劳动是可耻的，要向劳动人民学习。”从此，源源自己能够做的事都自己去做，很少要别人帮忙。

在培养教育子女方面，刘少奇还鼓励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到艰苦的地方去，培养他们吃苦耐劳，适应各种环境和独立生活、工作的能力。长女刘爱琴去内蒙古工作后，不久，刘少奇又鼓励长子刘允斌一家由北京到内蒙古落了户。刘允斌，从小就在农村参加劳动，后去苏联学习，曾经历过苏联卫国战争的战斗考验，但刘少奇仍认为有必要再到艰苦的边疆去“经风雨见世面”，可见刘少奇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标准之高，要求之严。

刘少奇对子女的良好教育和各方面的严格要求，使孩子们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在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下，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和劳动，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在各自的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华，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及刘少奇的期望。

刘允斌是刘少奇的大儿子，1924年在江西安源出生。1938年从宁乡老家送到延安，后去苏联学习。1945年在苏联加入共产党，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获得了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从事国防尖端科学的研究，曾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等职，参加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又红又专。后来刘少奇又动员他全家去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文化大革命”中，刘允斌被江青等诬指为“白专”典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主要成员，在受尽了各种批斗和欺凌折磨后，于1966年11月12日，在包头市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

刘爱琴，1927年出生在武汉，不到一岁时就寄养在一个工人家里，后又给人做童养媳，小小年纪，却饱受了人间的痛苦，她经历了“望不着笑脸的童年”。1938春，周恩来托人在武汉找到了她，并把她送到延安和爸爸见面。1939年，刘爱琴去苏联学习，毕业于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1949年秋回国后，教过中学俄语，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毕业后分配在国家计委工作，后又去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文化大革命”中，她被说成是“里通外国”的特务，曾多次被批斗并几次被关押起来，但她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顽强地活下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回到了北京，在公安大学任俄语教授，曾翻译了不少俄文书籍和文艺作品。

刘允若，刘少奇的次子，在上海出生，为了生计在上海街头当过卖报的报童。1946年，党组织在苏北农村找到了他后，把他送往延安。1954年，刘允若去苏联学习，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于1960年回国，分配在国防部五院工作（后改为七机部），他是学导弹设计的，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点名“刘允若不是个好东西”，于1967年初把他逮捕，关押8年，在狱中患多种疾病，因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出狱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刘平平，1948年出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只是一个高中生。随后她被投入监狱关了一年，出狱后下放到山东一个马场劳动，之后去工厂当了工人。政治上的严重打击，工作、生活上的艰难，都没有使她沉沦，她鼓足生活和斗争的勇气，在劳动之余坚持自学外语，后来成为一个单位的翻译人员。1980年11月，去美国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她读完了大学、研究生的课程，获得了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回国后担任了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因工作成绩突出，曾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美国《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还刊登过她的先进事迹和她的科研成果。刘平平生前曾担任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

刘源，是刘少奇的小儿子，1951年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期，当时他还是个初中学生。因为父亲是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抓、打和批斗，小小年纪的他，也只得四处奔逃，过着提心吊胆的流浪生活。后来他被下放到山西雁北农村插队8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回到了北京，在一家起重机厂当工人，每天从事笨重的劳动，在紧张的劳动之余，他顽强地坚持自学，经常手里拿着馒头上图书馆。功夫不负有心人，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因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北大不敢录取，后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大学毕业时，有关部门表示，刘源可以受照顾留在北京工作，有的教授希望他继续读研究生，但他谢绝了这些好意，决心到基层去，到人民群众中去经受锻炼和考验，他选择了河南省，因为那里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是刘少奇战斗和工作的地方，也是刘少奇逝世的地方。1981年，刘源被分配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担任副主任，后任主任、副县长、县长，他虚心向群众学习，后又担任郑州市副市长。因政绩突出，1988年初在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上，由各代表团提名被选为副省长，主管城市建设工作。后因工作需要，调武警某部任政委，被授予少将军衔。

刘婷婷，“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还是一个初中学生，与哥哥、姐姐同样的原因，受尽了各种折磨，后在一个维尼纶厂当过9年的工人。她热爱生活，勤学善思，以坚强的毅力一面劳动，一面坚持学习。1978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后去美国波士顿大学学习。不久又转到著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学习，毕业后到洛克菲洛公司工作，表现非常出色。

刘潇潇，“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才6岁，1967年9月，全家被赶出中南海，不久，哥哥、姐姐又被关押，她过着孤儿一般的生活。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充满理想，富于追求。1979年，以北京市第二名的高分考取北京大学，后去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卡尔斯堡工学院，她是学遗传工程的，在德学习的6年中，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取得了硕士学位。^[3]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

三、人民的公仆

在刘少奇的一生中，他永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始终坚持和人民同甘苦，时刻与人民心连心。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应该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一生坚持。

过微山湖时，恰遇敌人进行扫荡，在湖边停留的十多天里，在寒冷的夜晚，他把自己盖的毯子和棉大衣盖在战士们的身上。吃不上饭，他和战士们一起用野藕片充饥，有次给他煮了点小米饭，他坚持要和大家一起吃。他病了也不愿吃药打针，理由是“药品来之不易，留给别的伤病员用吧”。他总是把利益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这种小事对他来说，多得不胜枚举。

1964年4月，刘少奇等乘坐一条中型客轮，在经三峡去葛洲坝考察坝址后，沿江而下。当天晚上，客轮过了宜昌后，突然刮起了龙卷风，顿时风吼雨至、浊浪惊空，轮船剧烈地颠簸摇晃。在探照灯的光柱下，发现江上的小船陡然跃起，又被大浪压下去。这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所有人都惊惶失措，小木船上的人拼命叫喊着，落水者不停地呼救。船上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必须快去救人，而多数同志认为，轮船偏离航道是有危险的，上级给他们的重要任务是保证国家主席的安全，所以只能通知过往的船只去救。正在舱内批阅电文的刘少奇知道了这些情况，他当机立断地表示：“就因为国家主席在船上，才更应该先救其他的落水者。”

船员们见刘少奇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首位，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大家都很感动，所以全都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抢救群众的战斗中，大家齐心齐力地把落水的群众拉上了甲板。刘少奇担忧地站在窗前，他随着探照灯的强烈灯光，看到被风暴卷起的巨浪滚滚而来，重重地拍打着甲板，箭一般射来的雨点，飞溅到窗上，江面的小船像漂流的树叶般随着巨浪不断起伏。刘少奇见此情况，又命令船员们为小船挡风。将轮船横在江心，截住木船，用缆绳牢牢系在客轮上。直到第二天早晨，风过雨停，江面上才恢复了往日一样的平静。被搭救的两个落水群众在下船时怀着激动的心情，流着热泪和船员分手；系在客轮上的缆绳一根根被解开，小船一条条离去，人们才松了口气。此时，刘少奇也才放下心来。

刘少奇是中国人民的国家主席，而他又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他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他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