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忧国忧民赤子心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这个失误是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误而产生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两大运动的发动，有着共同的急于求成和夸大主观能动性等思想根源，在运动进程、发动方式、影响和后果等方面，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性质有所不同，前者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而后者则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等方面的盲目冒进。谁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这段难忘的历史，引人深思。

1961年3月14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是自公社化以来比较彻底地解决农业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刘少奇参与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于3月19日在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就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方法做了重要发言。他说：“调查研究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必须坚持的。”4月1日，刘少奇携王光美乘火车到达长沙，4月2日上午听取湖南省委的工作汇报，下午驱车来到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做调查。刘少奇4月8日晚到韶山，9日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4月12日至月底，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做调查18天，后又回长沙。5月2日至12日，刘少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宁乡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等地做调查，16日离开长沙回北京，历时44天。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日理万机，心忧天下。

到湖南后，省委为刘少奇严密地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安排了轿车，并在他下乡居住的地方运去了床铺、沙发和洗澡盆等。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对省委领导和有关同志说：“这次调查要采取过去打游击的办法，穿布衣、背被包，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人要少，一切轻装简行，只要两部吉普车，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这样，调查研究之风不能兴起。”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

刘少奇在宁乡、长沙调查时，问群众公共食堂到底有没有优越性？开始群众违心地都讲食堂好；后来要他们讲心里话，群众不讲食堂好，也不讲不好，含糊其辞。刘少奇知道他们有顾虑，便进一步启发他们说：“请你们都讲心里话，一点都不要顾虑，好就讲好，不好就讲不好，说错了也不要紧，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讲了食堂不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虽然大部分群众只讲了1958年前没办食堂时的优越性，但这也是刘少奇与群众用心交谈的结果。他虚心向群众请教，诚恳地对大家说：“我们下来搞调查，是请教你们，向你们学习。究竟是我们帮助你们，还是你们帮助我们、帮助中央？第一，是你们帮助我们；第二，才是我们帮助你们。你们不帮助县委、省委、中央，那中央的政策、省委的政策、县委的政策就不会正确。所以，中央也好，省委也好，县委也好，要靠你们的帮助，就是说要靠老百姓的帮助。”讲完话，刘少奇取下头上戴的蓝布帽子，恭恭敬敬地向群众行了个鞠躬礼。在场的群众深感共和国主席是一位慈祥、谦逊的长者，又是一位关心体贴他们的亲人。还有什么话不能跟他讲呢？

在宁乡、长沙县调查时，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不要当地领导陪同、不搞前呼后拥、不影响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工作，而是直接深入到基层与干部群众交谈，悉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与要求。鼓励他们说真话，想听他们真实的心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调查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1961年5月2日下午，刘少奇从长沙回到宁乡县。听取了宁乡县委的情况汇报。宁乡是刮“五风”严重的县，当时的县委第一书记康政向刘少奇汇报：1959年宁乡全县人口为83万人，到1961年减少到77万人，因饥饿水肿和其他疾病死亡的人数为5万，外出谋生的人数约为3万。1959年全县粮食产量6亿斤，1960年减少到3.6亿斤，群众生产、生活极端困难。5月3日下午，刘少奇回家乡炭子冲做调查，从车上向外望去，山光秃秃的，往日秀丽迷人的山水和画卷般的田野，变得像一个贫病交加的老人，失去了生机和自然的美，在刘少奇的脸上也看不出一点回家乡的喜悦。傍晚，他回到了阔别40多年的炭子冲屋场，在这里住了6天6晚。几天中除请基层干部、社员来旧居交谈开会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走村串户、细察民情、倾听干群的心声上。在听到百姓心声后，加紧制定可施行的方案去解决民众关心的问题。制定文件后，刘少奇派人把文件送往在杭州的毛泽东手里。后来批转在全国执行不到一年功夫，近80万人口的宁乡县基本解决了社员的住房问题，社员房产定权发证，使社员安居乐业。

刘少奇这次回乡调查，解散了不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农村公共食堂，清退了平调的社员房屋，这两件事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但这只是调整了部分生产关系，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关系，关键还在于进一步调整、改革生产关系，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当时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概念和完整的改革措施，但他在多天的农村调查中，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分析各种矛盾的原因，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提出了许多探索性的改革意见。主要有：容许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搞社会主义要贯彻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搞好商品流通渠道，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坚持群众路线，建立健全民主制度。

1959年，宁乡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从县到生产队层层抓典型，级级搞批斗。平时敢讲真话、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群众遭到了批斗和打击。而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五风”的干部，当时很吃香，有的还得到了重用和提拔。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有一段时间社会风气被搞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真假不辨，造成思想严重混乱。

这年夏天，县委宣传部长老程带领工作组去月山乡做社员思想调查，了解到不少地方早稻还没有成熟，而有的基层干部只强调插晚稻要抢季节，硬性规定所有早稻一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割完。社员在收割早稻时，没有成熟的谷粒，由于打谷机的高速转动，流出了米浆；稻谷还未成熟的禾穗叶子特别锋利，用手去拿时，稍不小心手被划破流出鲜血；社员看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到口的粮食被白白浪费，伤心地流出了眼泪。老程将群众反映的这“三出”如实地向县领导报告，建议立即纠正这种不从实际出发、劳民伤财、瞎指挥的不良作风。结果意见未采纳，还招来了大祸。加上其他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他被打成全县“右倾”的总头目。说他诬蔑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人民公社；恶毒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打击人民群众的冲天革命干劲。批斗时小事上纲，各事上线，所有的“坏事”差不多都与他有关，所有的“坏人”差不多都与他有联系。为了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肃清“流毒”，小会批，大会批。这样一连整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被开除党籍、干籍，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送回老家劳动改造。

这位部长对自己的“罪行”一直不服。从被开除的那天起，就向党组织申诉要求平反，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机遇终于到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老程打听到刘少奇到了宁乡，便萌发了向他写申诉信的念头，但又想到，国家主席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哪有时间来顾及这样的小事。然而，机会难得，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赶紧写了一份申诉信，托人送到县委传达室，恳请转交刘少奇。信很快交到了王光美手里，刘少奇看完信后指示，情况如果属实，应从速予以平反。并将申诉信批转给当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徐启文。徐启文又批转给省公安厅厅长、陪同刘少奇做农村调查的李强，请他调查处理。李强遵照刘少奇的指示，与有关部门研究、调查，落实了材料，建议主管单位撤销对这位部长的错误处分。

在老程交申诉书的一个月后，他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工作。从这件案子的处理来看，充分体现了刘少奇重视人民来信，坚持实事求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革命风范。

齐海湘案件，刘少奇也是一样，从事实出发，为民意而为。只要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只要见到就会令其改正，刘少奇通过40多天的、具有历史性的农村调查，较全面地了解了农村中许多真实情况，特别是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在发展生产方面急躁冒进，在改变生产关系上片面地求，生产急剧下降，造成人民群众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有了深刻的了解；对当时农村的形势有了正确的评估；对造成困难的原因找到了症结之所在；对如何解决群众面临的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心中有了底，为我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调整和制订农村政策找到了科学依据。1961年6月，党中央根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在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对农村公共食堂的调查，终于使我们党在这个曾经被视为“共产主义萌芽”、许多人为此吃过苦、挨过整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认识基本统一了。随后，又取消了“供给制”；贯彻按劳分配；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通过生产、分配关系的调整，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1962年1月1日至2月7日，为了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做了工作报告。报告中指出，“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