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下中原肩负重任

一、从陕北到中原开展工作

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结束。来自各地的代表们将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去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刘少奇是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然而，会后他将卸任北方局书记，肩负党中央的重托，改任中原局书记，到华中去实施这次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这意味着刘少奇又将像1935年受命主持北方局工作那样，独当一面地去主持一个更大的战略区的工作。

中原局管辖的是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区党的工作，这里是连接华北和江南的重要地带，有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线和相当稳定的群众抗日力量，也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条件。然而，这里的许多地方与整个华北地区广泛扎实的群众抗日游击战争比较起来，还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急需一位得力的领导者来此指导工作，刘少奇就是这一好的、急需的领导者。

1938年11月下旬，刘少奇率朱理治、李先念、郭述申、谭希林等人一行，肩负党中央赋予的历史重任和中原人民的殷切期望从延安出发奔赴中原。由于安排，奔赴中原时，刘少奇等人分两拨前行，几经周转，在1939年1月28日到达竹沟，开始了他在华中地区开创抗日战争新局面的战斗。

刘少奇到达中原后，韬光养晦，认真建设，养精蓄锐，保存实力，为后期逐鹿中原奠定了基础。刘少奇主持中原局工作后，首先正确指导了竹沟、豫鄂边、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他到竹沟后立即向中原局、豫鄂边区党委、留守处的各级干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分别听取了豫鄂边区党委书记朱理治、鄂中区党委书记钱瑛、鄂中特委书记杨学诚等人关于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各地敌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方面的情况汇报，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刘少奇全面规划了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党的工作，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全面的战略部署。为了迅速打开中原地区的抗日局面，刘少奇把坚决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放在首位，要巩固统一战线，抵制批判“华中特殊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在豫鄂边区干部会上指出，“游击战争要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历史上的流寇主义，没有一个能成功的，抗日战争没有根据地，也不可能取得胜利”，“有了兵，就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精辟的论述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加速了各地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同时，为了迅速开展豫鄂边区抗日武装斗争和建立扩大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在向党中央提出自己意见的同时，也接受了当地人员的建议，这更加有利于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实践证明，党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党中央关于不失时机地进军敌后并开辟华中战场的指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同时也再次证明毛泽东所说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十分重视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中原地区各地武装飞速发展壮大。刘少奇指示李先念（化名李威、时任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于1939年1月17日，带领60名干部，90多名战士，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挺进武汉外围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这支队伍后来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1938年9月30日，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的新四军东征游击支队380多人，从竹沟出发挺进豫东，后来发展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的基干队伍；1938年3月29日，由周骏鸣任团长、林凯任政委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1300多人，从邢集出发开赴皖东抗日，后来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二师的一部分。

刘少奇非常重视在抗战中的统战工作，他从延安来竹沟途中，每到一处都及时解决在统战工作中存在的思想和实际问题，在洛阳和南阳他也是如此对待。刘少奇在中原局还明确提出了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在国民党友军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和策略问题。他主张要在国民党上层军官中开展统战工作，克服过去在白军工作中的单纯士兵路线。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统战工作，使统战工作更好地为抗日战争服务，刘少奇亲自派豫鄂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刘贯一去泌阳国民党六十八军军部，送交毛泽东致该军军长刘汝明的亲笔信，去襄樊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工作。刘少奇还非常注重做好团结上层知识分子的工作。他请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来竹沟讲学，为全国各地来竹沟的知识分子如社会科学工作者邓楚云、经济学家裴济华、著名木刻家刘砚安排了适当工作，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为抗战大业做贡献。经过我党的宣传教育，这些知识分子抗日热情极高。

刘少奇来到中原以后，非常注重党的自身建设，把“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看作是自己的最高责任”。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党内斗争不是为了削弱党的组织与团结、削弱党的纪律与威信、妨碍党的工作进行；相反，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与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纪律与威信、推动党的工作进行。刘少奇还把加强对党员的党性锻炼与修养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同时也十分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他说：“一份传单对人民就是一份重要的精神食粮，对敌人就是一颗炮弹；交通和发行部门担负着这个重要任务，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宣传品、出版物送到抗日前线去，甚至送到敌寇占领的地区去。”

1939年3月18日，刘少奇遵照党中央指示回延安，中原局由副书记朱理治主持工作。刘少奇回延安后仍然以电讯等方式继续指导中原局的各项工作。

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

华中地处我国腹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这是有着深刻道理的。华中东起海滨，西迄汉水，南跨长江，北依陇海（铁路）；连结豫、鄂、皖、苏、浙等省和上海、南京、武汉、徐州、杭州等大中城市。长江横贯东西，平汉（京广）、津浦（铁路），纵穿南北，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之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策略，侵略开始进入华中地区，但有华中地区的敌后战场做后盾以及当时国际势力对日本的牵制，从1938年10月28日占领武汉后，中日战争就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党中央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在创建华北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各项工作主动、及时，发展顺利；但在开辟华中敌后根据地时，由于当时以王明为主的“左”倾错误思想蔓延全党，各项工作却被动、缓慢，错过了大发展的良机。失去了机遇，就失去了优势，要把失去的优势再争回来，就增加了工作的难度，需付出更大的代价。

刘少奇在这种情况下临危受命，于1939年9月21日，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率徐海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等人第二次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刘少奇来到竹沟后，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时局，并做出从竹沟转移、把中原局一分为二进行撤离的决定。同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徐海东、刘瑞龙及干部大队、教导大队部分干部、学员和一个武装中队共300多人，踏上了去豫、皖、苏地区敌后领导抗战的新征途。途经确山、汝南、项城、沈丘等，于11月初到达豫皖苏边区涡阳北部的新兴集。在此，刘少奇在听取了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副司令员吴芝圃的工作汇报后，特别满意。12月初，刘少奇等到达津浦路西定远县藕塘地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会合。

为了迅速打开华中敌后抗日的新局面，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扩大会议。1940年4月5日，他率中原局机关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来到皖东半塔集，领导这里的敌后抗日斗争。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及江北军政干校学员和其他干部1000余人，经皖东北过淮河到达苏北阜宁县东沟，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会师。11月4日，刘少奇、黄克诚南下海安，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陈毅相会，三人由海安到达盐城。此后，至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一直在盐（城）、阜（宁）地区与陈毅等人一道领导华中的敌后抗日。

刘少奇经过在华中两年半的工作，完成了党中央委托的“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历史使命，使华中走出了险境，迎来了通向胜利的坦途。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离开华中，经山东、河北等地回延安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三、解危齐鲁大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山东位于华北平原东部、黄河下游。与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为邻，东北隔渤海海峡与辽宁相望，因地处太行山以东，故名山东。古代曾是齐、鲁两国属地。全省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连接华北、华中的枢纽，控制南北主要交通线津浦铁路和近海交通的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2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派刘少奇在由华中回延安参加七大途经山东时，刘少奇代表中央和毛泽东到山东抗日根据地视察工作并处理山东有关问题。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1942年1月21日，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师负责人：“中央派少奇同志去山东指导工作，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随后，毛泽东将山东向中央反映的情况材料转给刘少奇，要他经山东时请加以考查予以解决。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一行从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出发前往山东。因沿途的情况复杂，要通过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新四军领导派苏北教导五旅十三团团长周长胜，率部队护送刘少奇一行穿越敌伪军几道封锁线，并路经国民党统治区到达山东境内。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派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该村现划归江苏省东海县），开始了在山东根据地近5个月的生活和战斗。在这5个月中，刘少奇先从调查开始，了解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对症下药。他分析了山东呈敌我三角斗争的形式，指出了客观上我们所具有的优势，层层分析，最终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胜利地度过了抗战中最艰苦的阶段，并对后来山东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1942年4月至5月间，刘少奇在山东分局召开的县、团级以上干部会上专门做了关于群众运动的报告，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深刻地论述了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他说：“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鱼脱离了水就不能生存，党脱离了群众同样也不能生存；党是我们的母亲，而人民群众又是党的母亲。党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像希腊神话中所描述的英雄安泰脱离了大地一样，必然失败。”由此，他非常关注减租减息的实施问题。根据刘少奇对其的研究和分析，山东分局于5月4日做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1942年5月12日罗荣桓等人向一一五师各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积极配合地方搞好减租减息。在鲁南、滨海等地区立即进行减租减息的试点，以便取得经验进而全面推开。为了取得减租减息和充分发动群众来搞好根据地各项工作的经验，刘少奇在1942年5月至7月期间，亲自带领一批干部深入到沭县的东泮村、夏庄和赣榆县的大树村等地调查研究，指导双减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滨海地区的双减工作深入开展，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党内部主要领导之间存在不够团结的现象，军队与地方、八路军、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之间均存在一些矛盾。刘少奇受中央之托来山东后，最先考虑和急需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他经过调查研究，与有关方面的领导磋商和征求意见，于1942年4月下旬召开了山东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山东分局领导下，建立一个有权威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分局下面设军政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将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合并办公。三个领导机关原有10000多人，决定精减压缩到3500人，包括抗大、党校、特务团都在此数额之内。分局、师部、纵队的干部统一分配，加强各战略区工作的领导。同时，决定将山东纵队第一旅拨归一一五师建制，在胶东的第五旅作为机动部队（后亦划归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其余各旅，均划归各军区，编入各地独立团、营。通过上述组织上的调整，理顺了内部的关系，增强了军队之间、军地之间、军民之间的团结。机关精减后，人员减少，工作效率提高，连队得到了充实，部队战斗力得到了提高。党政军干部统一办公，不但便于集体决策，同时也密切了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些措施为以后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主力部队地方化创造了先期的条件。

面对山东存在的统一战线问题中，刘少奇强调统一战线是既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联合，强调在党领导下建立民主政权和根据地的重要性，并亲自处理了“抗敌自卫军”的领导指挥问题。刘少奇与各位“抗联”的负责人认真沟通，使他们明白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各负责人纷纷表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抗协”的不少干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同志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和军队的骨干。

刘少奇来到山东后，在罗荣桓等人的支持下，解决和处理了山东急盼解决的一些难题。他的到来使山东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又生机勃勃地顺利开展起来。1942年7月下旬，刘少奇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毛泽东委派他处理山东问题的任务后离开山东，经河北、山西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