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天津

1928年初，刚到上海不久的刘少奇被通知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原来这个会议是为了即将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征集关于党的政策、方针的意见。在会上，刘少奇坦诚地表示，八七会议后，中央虽然组织了若干次暴动，但对暴动的具体指导很不明了。因此，应当加强对各地暴动的具体组织和领导。关于对目前局势的估计，刘少奇不同意那种一味认为革命形势还在继续高涨的看法。刘少奇认为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趋势，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因此，中央应当注意到城市和农村中发生的这种不平衡现象，有区别和重点地加强领导工作，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的确，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两次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政变的浩劫，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北伐革命的成果，被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所窃取，共产党人血流成河。然而，就是在这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向反革命势力妥协，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清算自身错误的同时，拿起武器、组织军队，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一场土地革命战争。在这一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两条战线上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条战线是武装反抗国民党政权，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动群众，积蓄力量，支援土地革命战争。这两条战线，一明一暗，相辅相成，共同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浴血奋战历史。而刘少奇，则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战线上的优秀工作者和杰出领导者。

1928年3月，中共中央为了更好地推动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决定派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天津、唐山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同时，中央还决定派刘少奇以中央委员的身份指导中央顺直省委的工作。历史上北京曾被称为顺天府，而河北又称直隶省，所以，在20世纪初叶，人们习惯把北京市和河北省称为顺直。顺直省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主要领导机构，它除了主要领导北平、天津、河北地区的党组织外，还兼管着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豫北、陕北等整个北方地区的党的秘密工作。

接受任务后，刘少奇以一身商人的打扮，告别了江南城市上海，来到了春寒料峭的天津。天津，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也是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作的中枢机构，顺直省委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就设在这里。刘少奇刚到，就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投入到顺直的工作中去。1928年5月，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会工作。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在中共中央领导的各个地方机构中，顺直省委是问题比较多的一个。原来，1927年5月，为筹建中共顺直省委，中央代表与天津当地的代表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没有形成共识，后来这种分歧又没有得到及时弥合。这种情况在8月彭述之任省委书记后更加严重。因此，中共中央派刘少奇来解决这种问题，以更好地发挥顺直省委这一机构的功能。刘少奇刚到时，顺直省委一些同志心存疑虑：“中央又派钦差大员前来，是否要改组省委？中央给的经费那么少，顺直省委的工作能维持下去吗？”针对顺直省委中一些人的怀疑情绪，刘少奇耐心地开导大家：“中央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是，一直都对顺直省委十分关心，希望这里的同志们能够和衷共济，共同担负起领导北方工作的任务。”关于经费问题，刘少奇坦诚地说：“目前中央在经济上十分困难，我们大家应该体谅。同时，我们作为下级机构，不能只坐在那里等着伸手去要，还应该广开财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省委中个别人煽动干部、诘难中央的错误行为，刘少奇做了严厉的批评。在刘少奇的努力工作下，顺直省委的一些同志打消了顾虑，开始实事求是地正视自己的问题。

在顺直省委工作和调查的几个月中，刘少奇以深入、细致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弄清了那里存在的若干问题，稳定了干部队伍的情绪，为中共中央处理顺直省委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年8月，即刘少奇到天津工作的三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指示，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组成了“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主持中共顺直省委并领导北方地区的工作。随后三人共同努力，积极开展北方地区的工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刘少奇完成了党中央交予的任务，于1929年春，返回上海。

二、在东北

回到上海不久，刘少奇又接受了中共中央交给他的另一个重要任务。1929月6年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派刘少奇赴奉天，出任满洲省委书记，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接受任务后，刘少奇和夫人何宝珍，于7月初，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征程。

满洲，是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旧称。这是一块富饶而美丽的土地，它那丰富的矿藏和农业资源，成为掠夺者垂涎和占有的首选目标。20世纪20年代末，满洲处于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下，人们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这在加剧矛盾升级的同时，也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发展。但革命同样也处于危险中，这也是党中央派刘少奇去满洲的原因。

1929年7月14日的傍晚，奉天火车站，一列来自关内的客车刚刚到站，在下车的旅客中，有一对青年夫妇正缓缓地走出车站。走在左边的男士，身材修长，瓜子形的脸上棱角分明，两眼炯炯有神。走在右边的女士，头戴一顶白色小帽，一副大家闺秀的打扮。这一对年轻夫妇，就是刚从上海抵达东北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和他的妻子何宝珍。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东北，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之下，广大劳动人民备受煎熬，苦不堪言。奉天的街头，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市民。孤儿寡母，露宿陋巷，到处都充斥着要饭的人群。萧条的街市上，呼啸的警车狂奔而过，军警的马蹄践踏在铅灰色的马路上，发出令人心颤的击打声。目睹着眼前的这一幕幕情景，刘少奇心情十分沉重，深深地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

初到奉天，刘少奇和满洲省委取得联系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作为一个富有经验的领导者，上任伊始，刘少奇马上开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1929年8月2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省委会议，会上分析了东北的时局，决定先进行工人罢工运动。当时，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运动，由于奉系军阀势力的削弱，奉天纸币越来越不值钱。时值夏末，秋粮还没上市，粮价飞涨，工友们的生活非常困难。当时，负责奉天市工作的满洲省委常委孟坚，在同纱厂党支部领导和工人积极分子研究后，决心举行罢工，通过斗争改善广大工人的生活状况。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着。

听完孟坚关于组织纱厂工人罢工的工作汇报后，刘少奇思索片刻，一连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厂里工人队伍的情况怎样？工人们的情绪如何？罢工的条件是什么？发动罢工的方法、步骤是什么？刘少奇问得十分详细，对罢工的各个环节以及可能出现的大小问题都一一提及，这下可把孟坚问住了。对于这些问题，孟坚有的初步设想过，有的甚至连想都未想过，所以根本答不上来。见此情形，刘少奇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内来回踱着步子，以和蔼的语调问孟坚：“你过去搞过罢工没有？”孟坚摇摇头答道：“没有搞过。”一听此言，刘少奇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诚恳地说：“那么好吧，下一次纱厂支部开会，我同你一道去参加。”

几天后，刘少奇按计划前往纱厂开会。奉天纱厂，坐落在比较偏僻的郊区，周围一片荒凉，一些零散的坟堆夹杂在小树林中。下午6点左右，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来到纱厂门外的小树林中，他就是孟坚。大约一刻钟之后，一身工人装束的刘少奇也来了。他们会合后，便等待着纱厂工人下班。然而，时间一分分地过去，眼看已经超过了下班的时刻，可纱厂的大门依旧关得死死的，不见一个工人出来。见到这种情形，刘少奇立即警觉起来，但为时已晚，从工厂里冲出来的警察，不由分说就把他们给逮捕了。在这次行动的过程中由于叛徒出卖，刘少奇再次入狱，但最终他凭着无人知晓的条件以及聪明的头脑安全脱身。出狱后，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又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

1929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应该把中东路问题看作满洲党组织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其他的任务必须附属于这个政治任务之下，一切工作必须与这个政治任务联系起来。所谓的“中东路问题”，就是东北当局实行亲帝反苏政策，借以排斥苏联的影响的问题。中东路，称为“中国东北铁路”，它包括满洲里-哈尔滨-长春、哈尔滨-绥芬河两段铁路，这两段铁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利用同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强行在东北修筑的。铁路修好后，沙俄还独占了经营权。1924年以后，苏联政府清除了盘踞在中东路的沙俄残余势力，并与中国签订协定，废除原来的不平等条约，中苏两国共同管理并经营铁路。然而1929年7月，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撕毁了协定，策动东北当局以武力夺占中东路，排斥苏联人员，妄图消除苏联及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1929年8月，中国东北当局与苏军发生军事冲突，东北军惨败。东北当局的这一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发动群众，同东北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就成了满洲省委的重要工作。为了就近指导中东路工人们的斗争，刘少奇于9月底到达哈尔滨。

哈尔滨，在满族话中是“晒网场”的意思。早期，这里是满族人聚居的小渔村。因地处松花江边，得水陆交通之便利，日久天长，便发展成为东北地区的大城市。在这座久经殖民统治、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华城市中，不仅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猖狂活动，而且聚集着中国各派反动势力。此时，铁路已由东北当局全面接管，苏联职工被赶走，大批声名狼藉的白俄分子混进铁路，中国工人的待遇大幅度下降。全路上下，矛盾重重，怨声载道。

鉴于这种形势，刘少奇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工作。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后，刘少奇发现，原来是在中共的哈尔滨省委内部，由于意见不一造成了工作的不利局面。于是，在哈尔滨的组织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支持郭隆真等人的正确主张，他指出：“在目前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宜立即组织游行示威，而应该利用怠工的形式进行斗争。要坚决反对那些只顾个人利益而拼命工作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应向当局提出保障工人切身利益的要求。”刘少奇这种对症下药的解决办法，收到了成效。在刘少奇富有成效的领导之下，中共哈尔滨地下党组织终于统一了认识，采取了正确而稳妥的斗争步骤，使得工友们的斗争逐步走向高潮。在工人运动的带动下，东北各地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也有了发展。

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1930年3月下旬，刘少奇离开东北，回到上海。刘少奇来到上海以后，一面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情况，一面领导上海的工人群众同反动派做斗争。但是同年5月，中国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之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为了争夺这场战争的主动权，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各方都全力以赴，前方交战的兵力达100多万，后方暂时显得空虚了。军阀混战的形势本来是革命力量发展的一个有利时机，但是，李立三等人过分夸大了当时的有利形势和革命力量，认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已经不远了，共产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又恶性发展起来。^[1]

但是刘少奇并不赞成这个观点，刘少奇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期间，也坚持中国的革命斗争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一原则。1930年7月，刘少奇到达莫斯科以后，以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赤色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第五届赤色国际执行局时，刘少奇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大会闭幕以后，刘少奇作为中国驻职工国际的首席代表，留在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在中国，赤色工会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黄色工会是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被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会。刘少奇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在对待黄色工会的斗争策略问题上，同国际执行局的同志发生了意见分歧。刘少奇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每天都十分忙碌。1931年3月3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刘少奇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曼努伊尔斯基做了报告。会议代表在讨论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时，刘少奇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做了长篇发言。刘少奇的发言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工人运动的系统思考。刘少奇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促进意义。刘少奇虽然在莫斯科工作，但他心里时时刻刻都在关心国内革命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