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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在推动全国高涨的工人运动的同时，更是对华中地区的工人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后来，在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唯独安源成为工人运动低潮时期“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安源罢工胜利后，党组织领导工人及时总结经验，扩大胜利成果。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进行了改组。选出了李立三为俱乐部总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朱少连为路局主任，余江涛为窿内主任，并委任各股股长7人，俱乐部部员也发展到1.2万人，党团组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久之后，李立三因为工作需要调走，刘少奇就当选成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刘少奇还担任了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工人运动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刘少奇的斗争经验。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到达安源召开党的干部会议，对安源罢工胜利后的工作做进一步指示。

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京汉铁路罢工的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此后，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黑暗，更加残酷。中国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在这种形势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为各路军阀与资本家的“眼中钉”，他们准备对其进行反攻倒算，企图取缔俱乐部。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毛泽东来到安源，与刘少奇等人召开会议讨论，对“二七惨案”后的斗争做出部署。刘少奇按照这一部署，一面严格约束部分工人的过“左”行动，以守为攻，在工人俱乐部周围团结起一大批坚定的工会积极分子，使得敌人知难而退，未能对俱乐部采取封闭行动；另一方面，他还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带领工友们向路矿当局发起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新斗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迫使资本家们屈服。这一年的6月，刘少奇针对利用路矿当局以给少数人加工资为手段来分化工人队伍的企图，因势利导，成功地组织了工人们的罢工行动，不仅给工友们争得了部分经济利益，而且也为俱乐部争取到了每月1000元的教育经费。在刘少奇的正确领导下，不仅使俱乐部转危为安，而且俱乐部工人争取到了额外的利益。在这一斗争实践中，刘少奇很快地成熟起来。随着安源工人运动后来的步步胜利，刘少奇的声望日隆，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

在刘少奇事业逐渐成功之时，他也迎来了人生的另一半，1923年4月，刘少奇与湖南姑娘何宝珍喜结良缘。

刘少奇与何宝珍，相识于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家。何宝珍出生在湖南道县城关镇一户小商贩家庭，家中有兄妹三人。因为家境贫困，妹妹很小便被送给别人做养女。何宝珍自幼聪明好学，1914年，她被父亲送进县立女子小学读书。该校校长蒋松甫见她聪慧俊秀、成绩优异且家境困难，便以十亩田和免费读书为聘礼，使何宝珍父母同意将其许配给自己的侄孙为妻。何宝珍对这桩婚事心里十分不满。她一心学习，于1918年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从此，这个苦命的女孩便一举飞出了道县的山沟沟，奔向了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天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多次到衡阳进行革命活动，在学生中进行宣传和演说，何宝珍受到了很大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带头人。1912年，她在女子师范学校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还被选为支部负责人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委员，同年9月，何宝珍因领导学潮而被学校开除，无处容身，经该校中共党组织负责人张秋人与湘区委员会联系，被毛泽东和杨开慧收留，到自修大学学习。1922年10月，安源工人大罢工胜利后，经杨开慧向刘少奇介绍，热情活泼的何宝珍被安排到安源路矿子弟学校和补习学校任教，并在工人夜校初级班兼课，同时还兼任俱乐部书报科委员。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何宝珍的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她经常运用图片、讲演、辩论会等各种教学方法，向工人灌输文化和政治知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深受广大工友的欢迎和尊重。

在安源路矿工作中朝夕相处，更加增进了何宝珍和刘少奇之间的相互了解。刘少奇十分同情何宝珍的苦难身世，欣赏她不畏惧封建势力，奋不顾身追求自由、解放和革命的精神，喜欢她聪明、能干、刻苦、努力的性格。何宝珍知道刘少奇在列宁的故乡留过学，是一位有文化知识、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有为青年。特别是刘少奇在安源工人大罢工中表现出来的高超胆略，更使何宝珍倾倒。于是，在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火热斗争中，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近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使他们难舍难分，两个人终于倾吐了心声。

1923年4月中旬的一天，刘少奇与何宝珍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婚礼。朴实的工友们纷纷前来，为新人贺喜。婚礼办得简单而又热闹，一改当时的种种旧风俗，不办酒席，不收礼物，不拜天地，只开了一个欢乐的茶话会。这场移风易俗的婚礼，在工人群众中被传为佳话。

他们的结合，使两个有着共同理想与信念的年轻人，在革命的道路中风雨共行。在聪慧贤良的何宝珍的帮助下，刘少奇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使得安源工人的斗争成效显著：粉碎了当局的阴谋后，工人俱乐部在组织上更加健全；为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福利待遇，开办了七所工人学校、五个工人读书处、一个工人图书馆、二个消费合作社；刘少奇还领导中共安源党组织开办了党校。党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培训工人和学生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安源工人的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办最早的一所党校。

何宝珍和刘少奇成婚后，不论是在与资本家交锋的紧张岁月里，还是在为工人操办实事的忙碌日子里；不论是在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走南闯北时，还是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时，两人都共同战斗、始终不渝。直到1932年何宝珍在上海不幸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们才被迫分离。在敌人的牢房中，何宝珍英勇斗争，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32岁。对于何宝珍，她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灿烂的，她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为革命奉献了一生。

何宝珍牺牲后，凡是熟悉她的同志，无不感到深切悲痛。对于她的一生，刘少奇有这样的赞语：“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虽然，天妒良缘，何宝珍英年早逝，留下许多遗憾。但她也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一个为自己的信仰、为人民群众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的革命先驱的楷模形象。

三、领导各地革命显示工运领袖风采

在安源的工作步入正轨后，1925年的春天，刘少奇离开安源，踏上了新的旅途。他先到上海，后到广州，为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而忙绿。连续两个月的准备，1925年5月1日，全国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终于在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举行。这是一次组织全国工人阶级大军，向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宣战的动员大会。大会总结了三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策略和教训，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方针和策略。大会通过了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等文件和决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66个工会，共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是一次中国新兴工人阶级力量的大检阅。

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还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林伟民当选为委员长，而初出茅庐的刘少奇，由于亲自领导安源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和筹备劳动大会以来成绩卓著，表现出不凡的领导才干，被执委会一致推选为总工会副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此时，刘少奇还不到27岁。根据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设在广州，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刘少奇认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加强对这里工人运动的发动、组织和领导，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会闭幕不久，刘少奇即受总工会的委托，赴上海组织总工会办事处，并负责指导上海和北方的工人运动。

1925年5月下旬，刘少奇匆匆赶到上海，着手组织办事处的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又通知他马上赶往青岛，具体指导青岛四方机车厂1.5万工人的大罢工。接到通知后，刘少奇立即动身北上，赶往青岛。刘少奇到达青岛四方机车厂时，这里的工人大罢工刚刚结束。他立刻深入到工厂工友群众中调查了解情况，召开骨干会议，强调罢工胜利后必须加强工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使工会成员扭成一股绳，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反扑。他告诫工会领导人说：“统治青岛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恶狼，中国军阀是帮凶、走狗，他们是绝不会放松对工人们的统治和压迫的，大家要提高警惕！”

刘少奇在青岛四方机车厂组织工人们严阵以待，在准备粉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攻之时，上海方面又传来了由于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而引发工人大规模罢工的消息。中共中央急电刘少奇火速返回上海，加强对这场反帝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告别了刚开始共同战斗的青岛工人，匆忙赶回上海。

就在刘少奇从青岛起程赴上海的途中，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青岛惨案”和“五卅惨案”在青岛和上海接踵发生了。在青岛，正如刘少奇所料，1925年5月29日，日本资本家勾结山东军阀张宗昌，对四方机车厂等工厂的工会和工人进行疯狂的镇压，打死打伤工人数十人，工会被查封。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4000多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为抗议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暴行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示威游行的队伍行至老闸捕房前时，遭到英帝国主义军警的镇压，当场被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英日等帝国主义肆意枪杀无辜中国同胞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一场大规模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帝运动爆发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

1925年6月初，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赶回上海时，有五十余万人参加的罢工、罢课和罢市斗争已经风起云涌。大街小巷里，贴满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标语；游行、示威、宣讲和募捐的人流，挤满了车站、码头和市区主要街道；工厂关门，商店停业，车马断绝，轮渡不通。与广大爱国同胞“三罢”斗争形成严重对峙的另一种景象则是：在帝国主义控制的租界内，巡捕遍地，密探往来，荷枪实弹的军警杀气腾腾，将枪口对准了愤怒的中国同胞。亲临斗争第一线，目睹了眼前的一切，27岁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心潮澎湃，他既对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和残暴行径义愤填膺，又为广大爱国群众的革命热情而倍感鼓舞。从安源走向上海，刘少奇还是第一次参加领导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如何站在运动的前面，将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引导向胜利？他冷静地思考着，同时也感到了肩上的责任重大。

这场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做出应急反应，决定把斗争的范围不断扩大。1925年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发表宣言和告全体工友书，宣布要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而举行总同盟罢工。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鼓动下，不仅工人，还有上海的学生、商人都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使得斗争声势空前浩大。

回到上海后，刘少奇马上投入到繁忙的斗争中去。他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后来，由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而李立三作为总工会代表参加联合会领导工作，上海总工会的具体领导工作便由刘少奇承担了。此时，在闸北路宝山路2号门口，挂着一块“上海总工会”的牌子，这就是领导上海数十万工人开展斗争的中枢。五卅运动以来，这里作为上海工人罢工的“前敌指挥部”，整天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不断，刘少奇和其他工会领导人就是在这里不分昼夜地忙碌着。

1925年6月中旬，正当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进入高潮时，上海总商会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打算提前开市。商会的行动，破坏了有关各方共同达成的统一反帝斗争协议，使上海总工会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6月20号晚上，上海香山路同乡会的会议室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上海总工会在这里召开全市各行业工会代表会议，紧急研究和部署对于商会宣布开市的对策。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会议上各行业工会代表都谈了自己的意见。针对斗争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和问题，刘少奇做了系统而详细的发言。他指出：“总商会是代表上海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它的立场始终站在反对工人的一边；而马路商界联合会则是代表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它在斗争中往往动摇不定。唯有工人阶级才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工人必须与广大学生、农民、中小商人团结一体，组成联合阵线，才能取得斗争胜利。”刘少奇的讲话，道理清晰明白，分析精辟透彻，给代表们以很大的启示和鼓舞。代表们经过商议，决定按照刘少奇提出的会议内容行动，这维持了斗争统一战线的继续进行，瓦解了敌人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在罢工进入两个月后，根据斗争双方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了改变斗争策略、有条件复工的决定。按照党中央的决定，8月10日，李立三、刘少奇召集上海总工会会议，提出复工的9项条件，并以宣言的形式公告社会。虽然复工充满阻碍，但刘少奇毫不畏惧，镇定自若，认真进行反击，最终使工人们有序地进行了复工。

五卅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总工会组织上海二十多万工人坚持罢工斗争达三个月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势力，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在这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刘少奇这位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在展示自己的领袖风采的同时也得到了更大的锻炼，也为他以后进行更艰难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随后，刘少奇由于身体原因，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带着妻子何宝珍到湖南养病。从紧张的反帝爱国斗争前线返回家乡，告别了大都市的喧闹，摆脱了军阀政府的缉捕，刘少奇虽然感到如释重负般的轻松，但是，工作的责任心迫使他把注意力投向了湖南的革命运动。回到长沙后，刘少奇立刻与湘区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不停地忙碌着，与昔日的战友们一一交谈，详细了解湖南共产党的活动和工会活动的情况，走访自己过去熟悉的几位同乡故旧，全面掌握了湖南军阀赵恒惕统治下的湖南的各方面情况。这种忙碌的情况，比起在上海领导工人罢工斗争，一点儿也不逊色。在这种充实而又娴静的生活中，却平地起雷声。1925年12月16日中午，几个便衣特务突然闯进文化书社，不由分说地将刘少奇抓走，并关押到长沙戒严司令部。这一逮捕行动，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赵恒惕一手策划的。原来，赵恒惕得到刘少奇回长沙活动的密报后，十分惊恐，因为这时的刘少奇已是著名的受全国人民推崇的工人运动领袖，他生怕这位著名的工人领袖会在长沙掀起新的革命浪潮，于是，便下令逮捕了刘少奇。但是，赵恒惕万万没有料到，抓了一个刘少奇，竟使自己陷入了内外受责、四面挨骂的境地。在刘少奇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采取营救措施，在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下，刘少奇的夫人何宝珍、哥哥刘云庭更是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地调动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全面展开营救行动。他们先后动员了许多湖南上层人物出来说话、担保，其中有刘少奇儿时旧友、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赵恒惕部下的将领叶开鑫、贺耀祖，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等。一时间，在省会长沙，省内要人们为营救刘少奇而频频活动。最终，在1926年1月26日，刘少奇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终于获得了自由。为了顾全面子，摆脱尴尬的局面，赵恒惕假惺惺地将一册《四书》转交给刘少奇，并限令他5天内离开湖南。湖南军阀赵恒惕这一自打嘴巴的举动，被当时的报纸嘲讽为“最滑稽”的一件事。身陷囹圄一个多月，刘少奇始终镇定自若，坚贞不屈。经过52天的监狱生活考验，使他更加认清了国内大大小小军阀们的狰狞面目，他们与帝国主义是一丘之貉，这更加坚定了刘少奇参加革命的决心。

在与亲人的短暂相聚后，刘少奇又携其妻何宝珍踏上了去往上海的征途。1926年2月19日，刘少奇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来到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刘少奇参与筹备、主持召开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并和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已坚持了8个月的省港大罢工。同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武汉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使武汉成为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党为了加强武汉地区的工作，抽调了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随后，刘少奇离开广州去武汉，为“全总”迁武汉做准备，并参加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到达武汉后，刘少奇与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李立三一道，首先成立了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接着又在汉口宁波会馆召开了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此后，武汉地区、湖北全省的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刘少奇领导武汉工农群众扩大反英反奉时，发生了“一三惨案”，这成为武汉工农群众奋起收回英租界的直接原因。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先后召开两次会议，随后领导学生及社会各界进行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工人运动在刘少奇等工运领袖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压迫下，英帝国主义终于妥协退让，被迫于1927年2月19日与武汉政府签字，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英租界的收回不仅洗刷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耻辱，也是刘少奇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和他一生伟大革命实践中光辉的一页。1927年4月27日年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80人，代表了全国57900多名党员。这次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6月，刘少奇参与主持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全国总工会做了《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刘少奇离开武汉去庐山养病。10月离开庐山到上海，参与中共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工作。

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刘少奇辗转各地，到革命中心去领导工作，促进了革命趋势的良好发展，扩大了在社会群众中共产党的影响力，更展示了他革命工运领袖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