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

“道教是人类的白日梦，它指引人们在现世要超越有限的时空”^[1]。道教的基本宗旨是“延年益寿，羽化登仙”，这种强烈的功利性使其很难形成民族文化精神的超越性。它过于强调现世享乐，追求肉体的不巧，难以培养博大悲悯的情怀，也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对人自身的存在进行更为深刻的思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精神的更新与超越。功利性有余而超越性不足是道教的痼疾，而神仙思想无疑是这种功利性的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

庄子思想为民族精神的超越提供了最初的理论资源，其超人理想则是实现超越追求的突破口，然而在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压力及重功利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约束下，终两汉之世，庄子思想也未能对士人的思想造成根本性的影响，更不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汉末国家分崩，经学衰落，魏晋则玄风大畅，庄子思想乘势而起，并深刻影响到嵇康、阮籍等上层士人的价值取向，使魏晋成为中国文化精神最为活跃、最具超越性的时期之一。唐王朝因统治需要而奉道教为国教，为求仙思想的社会化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也使老庄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从而使求仙理想有可能超越庸俗的肉体成仙观念而达到追求精神不朽的境界，并可能与魏晋以来的人性觉醒潮流相结合，成为士人保持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理论工具。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李白正承担起了这一历史任务，并当之无愧地成为盛唐文化精神的代言人。盛唐文化也因李白的求仙追求而充分表现出其超越气质，使盛唐继魏晋之后成为文化极为活跃而富于超越性的时代。

由此可见，庄子的超人理想是中国文化超越性的源头，庄子在中国历史上的或沉或浮象征了中国文化精神功利与超越的不同特征，庄子的沉浮可以作为判定中国文化不同走向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战国到魏晋到盛唐，是中国文化富于自由性和超越精神的三个阶段，庄子式的求仙理想或超人理想则是这种超越精神的象征，而庄子、嵇康和李白则是三个历史阶段超越精神的代表人物。只有在这种文化发展的序列中，才能更准确地定位李白，理解李白乃至盛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