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对儒文化的排斥及对道文化的接受深刻影响到他的人生理想。在李白的思想构成中，不仅有道家思想，亦有包括纵横、任侠在内的百家思想，刘全白说李白“性倜傥，好纵横术”^[82]，纵横家思想深刻影响到他的功业追求。李白道家思想影响下的独立人格与纵横家强烈的入世精神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形成了李白功业理想强烈的自我实现特征。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搞清李白的政治理想与道家思想及纵横家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准确把握李白的思想变化。

战国之世，苏秦、张仪之流奔走于各国之间，合纵连横，纵横捭阖，“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一时成为左右列国局势的风云人物。鲁仲连、颜斶之徒则以折冲樽俎的杰出才能巧妙周旋于错综复杂的敌对力量之间，排难解纷，化解了一场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在那样一个弱肉强食、征伐不断的时代，士人置身于波诡云谲的斗争，直面惊心动魄的现实，自身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相比孟子的处处碰壁，苏秦、张仪之类纵横之徒无疑更深地卷入了现实斗争，李白的入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这些纵横家的追慕。李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类政治理想“固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藩篱，但他所用的经世济时的方法：‘宽猛相济，弦韦适中’（《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和他的自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都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特征”^[83]。李白所推崇的是鲁仲连、管仲、乐毅、诸葛亮等胸怀韬略、见机行事的纵横家或带有纵横家色彩的政治家，而非一味倡导仁义道德的孔孟之徒，对那些死守章句、不通时务的腐儒，李白向来嗤之以鼻。李白自言“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则那些才能卓异、显赫一时的纵横家无疑更易引起李白的关注。《唐诗纪事》引杨天惠《彰明逸事》说李白从赵蕤学年余，而赵蕤所著《长短经》所谈正是纵横之术。虽然与战国纵横之术已有不同，但基本思想仍然一脉相承。赵蕤自序其书说：“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8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此书辩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85]李白一生好言王霸之略，纵横之术，且李白所推崇的许多纵横家大都出现于《长短经》，由此不难看出赵蕤《长短经》中的纵横思想对李白的深刻影响。

以往论者更多关注的是纵横思想与李白入世精神的关系，却忽略了纵横家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与李白思想的主体——庄子自由思想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正是二者之间的相通性形成了李白功业理想的自我实现特征。

苏秦、张仪纵横之徒的重要特征是追求功利，他们缺乏儒家那样的终极关怀，以功利性代替了终极性。苏秦自称是“进取之臣”，贬斥儒家的孝、廉、信不过是明哲保身的“自覆之术”^[86]。苏秦对儒道的贬斥大概是看到了孔孟等人周游列国而四处碰壁、一无所成的尴尬，因而改弦易辙，明目张胆地进取功利。刘向《战国策书录》说：“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87]正指出了儒家之学与纵横之术此消彼长的历史事实。纵横家的进取，就国家而言，是谋求争霸称雄；对个人而言，则是博取功名富贵。实际上纵横家的所谓王霸之略也主要是用以图取个人富贵的手段。苏秦早年曾以连横之策游说秦王，遭到冷遇后又转而向六国兜售合纵之策，终于为赵所用，“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88]，可谓富贵利达之至。当其得意还乡时，回想当初游说不成而遭亲人白眼的情景时感叹说：“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89]所以，从根本上说，纵横家追求的是个体利益，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远超过对天下形势的关注，无论是哪国君主，只要待若上宾，则会倾其所能；如果不为所用，则投身敌国，操戈相向。就其个人价值选择而言，此路不通则另谋他术，只要其术能为君主所采纳，则无所不用其极。总之，他们既没有固定的效忠对象，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准则，完全以自我为核心，以功利为旨归，带有强烈的投机色彩，同儒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90]的高尚人格，“道不行，乘桴浮于海”^[91]的卫道精神，及“知其不可而为之”^[92]的勇毅气质截然不同。

与苏、张之流同时而又不同的有另一类侠义之士，如鲁仲连、颜斶、虞卿、侯嬴、朱亥之徒，“他们与苏、张之流纵横家的主要不同有二：由于秦国恃强肆虐，侵凌吞食六国，所以他们只济弱扶倾，合纵抗秦，而不像苏、张之流朝秦暮楚、翻云覆雨，依违于连横合纵之间，此其一；他们急功好‘义’，重然诺，尚气节，贱富贵，轻生死，以侠行义举著称于世；而不像苏、张之流急功好利，不择手段”^[93]。可见，其主要特征在于扶危济困、重义轻生的超功利的价值追求。他们并不像儒家一样以仁义原则立身行事，统揽全局，胸怀天下，他们的直接目标是要解决当下的困难和危机，帮助弱者渡过难关。他们表面上展现的是排难解纷的个人义举，本质上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鲁仲连说，“知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功废名灭，后世无称，非知也”^[94]。可见，鲁仲连所追求者是为后世所称扬的功名。类似鲁仲连这样慷慨不羁的侠士亦不放弃功名，则不难想见战国士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时代风气。

可以说，无论苏秦、张仪之流，还是鲁仲连、荆轲之徒，他们的人生活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的，只不过苏、张所求者是赤裸裸的物质功利，鲁仲连所求者则是不朽的功名，本质上都是追求自我价值。

纵横之术与任侠精神之所以能够深刻影响到李白，在于它们与李白思想的主体——老庄思想存在深刻的一致性。老庄尤其是庄子思想的核心即是自由，庄子哲学排斥一切束缚个体本性的外在因素，毫无条件地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无论权力还是名利概为庄子所鄙弃。当楚王邀请庄子为相时，“庄子持竿不顾”，表示宁肯“曳尾于涂中”，也不肯“死为留骨而贵”，表现出追求绝对自由的坚定立场。纵横家与游侠虽然因追逐名利而与庄子不同，但在保持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方面仍然与庄子思想相重叠，因而才能够楔入李白的价值系统。儒家思想虽然也追求建功立业，但其所求者并非个体价值，而是群体性的社会价值，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及儒学上升为意识形态，个体价值的实现往往要以个体人格的丧失为代价，这在根本上就与李白的自由人格发生了冲突，因而李白始终对儒家思想敬而远之。则李白的入世精神及功业追求很难说来自儒家，更是来自纵横、游侠。由此可见，纵横、游侠的入世追求契合了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其对独立人格的执守又契合了李白在老庄浸染下的自由思想，于是，既保持独立人格，又追求建功立业便成为李白的人格形态，这一人格形态所追求者便不是儒家的群体价值，而是个体价值，带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特征。因而，李白所崇拜者必然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纵横游侠之徒，所以对苏秦之流多有称引：

洛阳苏季子，剑戟森词锋。六印虽若佩，轩车若飞龙。——《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

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

甚至在干谒失败，走投无路时也以苏秦自比，“一朝狐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95]。由此可以看到李白对纵横家的高度认同，其中包含着对其功业与独立人格的双重肯定。

李白尤其崇拜鲁仲连功成之后“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的潇洒风度。鲁仲连周游天下，排难解纷，以举手之劳化险为夷，且完全不以富贵为意，其杰出的才能、高尚的人格自然令人赞叹，但更重要的是，鲁仲连并不隶属于任何个人，也不服从于任何权力，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行动，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仅不奴颜婢膝地仰人鼻息，反倒居高临下地施人恩惠，所以李白称赏说：“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96]格外仰慕其独立不倚的自由人格。于是，排难解纷的义举，纵横捭阖的才能，淡泊富贵的品德，功成而去的风度，独立自由的人格完美统一到鲁仲连身上，与李白的政治理想与自由精神具有深刻的一致性，从而必然成为李白崇拜与效法的对象。

李白的自由人格根本上来自道家思想的濡染，纵横家及侠客能够为李白所接受，固然有李白渴望建功立业的因素，又在于三者在人格独立这一点上的一致性。李白对纵横与任侠的接受与超越一定意义上是以道家思想对二者进行整合的结果，这也正是它们虽有入世、出世的不同，却又能在李白身上并行不悖的根本原因。李白以纵横、任侠的入世精神建功立业，又因道家思想而保持其自由人格，这就使其功业理想具有了强烈的自我实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