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白无疑是划过中国历史星空的一颗耀眼的流星，他不仅以清雄奔放、飘逸动人的诗歌垂名后世，更以其特立独行的文化人格受到后人的尊崇。李白以其横放杰出、不可一世的天才在大唐盛世的舞台上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演，他昂扬的呐喊，燃烧的激情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青春激扬的年代跌宕起伏的梦想与追求。他执着不移的入世精神、独立不倚的自由人格、升腾飘举的超越追求、胸无城府的天真性情、敏感丰富的审美心理，呈现出一个大写的人的深厚人文内涵。自李白之后，中国古代史再也没有出现李白这样的文化人格类型，再也没有出现盛唐那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国社会日趋保守，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趋单一，那种包容一切的文化胸怀及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再也不曾出现。李白因而成为千古一人。就此而言，李白对中国士人文化心理结构及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言无疑是一个独一无二而又极具研究价值的个案。

人类历史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个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发展过程，前者对后者形成了深刻的制约关系。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任何个体都必然置身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成为复杂的社会之网中的一个个纽结，并因此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而失去自由。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又在为人类自由的实现积累和创造着条件，重要的是，人类精神不是指向束缚而几乎总是本能地指向自由。当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的时候，人类的自由冲动会被强烈地激发出来，甚至形成时代精神。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说：“精神在历史上的进步必然是要寻求对生命和世界的更自由的态度。”^[2]狄尔泰认为，心理生命的发展总是从特定的心理生命结构开始，有三种条件不断地作用于这个结构，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人自己的身体、外部物理世界和周围的精神世界。心理生命的发展必有一种内部动力，这就是心理生命结构的目的性。“在这个结构及其各种本能的力量中，若没有一个目的性赋予其活力或驱动它向前，那么生命进程就不可能向前发展”。这种目的性总是倾向于生命的丰富性，趋向于本能和幸福的满足，倾向于自身结构的完善，“倾向于发展、保存和增加生命价值”^[3]。可见，社会个体的文化心理并不仅仅维持现状，而是在这一目的驱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对自由的追求可以说是人类的终极指向，无论外部的社会政治现实对自由造成了怎样沉重的压力，无论自由被埋没得多深，它总会在历史的夹缝中若隐若现。《诗经·伐檀》对奴隶主的控诉，《离骚》中的主人公周流上下的远游，《庄子》藐姑射山神人的餐风饮露等都表现出我们的先人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及不可遏抑的自由理想。

盛唐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顶点，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形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和飞扬远举的超越气质，道教则为这种超越气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而道教的求仙理想则成为这种超越气质的象征。文人壮游天下、放情山水的浪漫，公孙大娘剑器舞的惊鬼泣神，张旭、怀素草书的纵恣奔放，都表现出飞扬飘举的超越气质。即便本应收敛欲望、循规蹈矩的佛教徒，也是“醉中往往爱逃禅”^[4]，寻求个性的伸张。尤其是敦煌的飞天及以求仙为主题的霓裳羽衣曲（舞）艺术地表现了这种超尘出世的时代理想。这是一个青春洋溢、激情四射的时代，是让人的精神容易超出纯粹物质层面而产生形上追求的时代。李白一方面受到这一时代精神的感染，同时，作为巴蜀文化重要构成的道教倡导炼丹成仙正与这一时代精神产生了共振，李白生逢其时，身处其地，形成其以“道”为内核的超越性的文化人格，并成为盛唐飞扬超越的时代精神的化身。因而，只有从盛唐文化精神的超越气质出发定位李白，观照李白，才能从本质上把握李白。

士人的超越追求既需要强盛的国力，统一的秩序，同时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及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先秦士人虽有个体自由，却面临“礼崩乐坏”“天下滔滔”的社会现实，诸子百家对混乱的时代有绝望的批判和重建的构想，却无法与社会形成同向发展的合力。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则又挤压了士人的精神空间，剥夺了士人的独立人格，唯有大唐盛世实现了大一统政权与士人自由人格的相对统一。强盛的国力满足了士人的物质需求，三教并流的文化政策为士人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精神空间，从而形成积极进取而富于超越性的文化精神。李白身逢盛世，少长蜀地，时代性与空间性的遇合，催生出李白超越性的文化人格，他既受时代进取精神的感染而汲汲于建功立业，又在道家自然观及道教神仙观影响下意欲隐逸求仙，从而形成超越性的人生理想图式。功成而身退，身退而求仙，李白始终以一种超越的姿态面对现实人生，追求永恒的终极价值。但这种“永恒”的价值并没有儒家“三不朽”那样明确的内涵，而是一种抽象的“永恒”。随着李白功业追求的失败及求仙之梦的破灭，支撑“永恒”的现实地基逐渐坍塌，安史之乱惊破了盛世之梦，李白超越性的永恒追求丧失了最坚实的社会基础，他的一切理想逐渐塌陷成一种虚无。李白晚年虽然仍在歌唱，且不乏豪迈的调子，但他的喉咙已经开始嘶哑，《古风·西上莲花山》标志着李白由理想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大地，也标志着盛唐文化超越气质的丧失。历史为李白的理想追求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事实上并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李白的悲剧是必然的。

二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中，士人在与君权的博弈中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以及儒家思想对王权的维护都不会给士人以伸张权利的空间，君主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使得士人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及独立人格，所谓“道尊于势”“士可以为君师”的理想除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有过某种程度的实现外，并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忠顺与服从乃是士人面对君权的几乎唯一选择。李白也曾怀抱“犹可帝王师”的梦想，但入仕宫廷旋被放还的经历使这一梦想彻底破灭。李白的意义在于他始终不承认君主对臣下的绝对支配权，拒绝以人格与尊严的沦丧为代价求得帝王的恩宠，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中国历史上面对君权的跋扈所发出的最激荡人心的宣言。

李白的意义更在于其以求仙为象征的超越性的人生追求。中国文化是一种非宗教性的文化形态，道德性与功利性乃是中国文化的两大特征，它们在根本上限定了中国人的精神高度，使得中国人很难超越现实的秩序与功利框架而实现精神的升腾。李白继承庄子、嵇康以来的超人理想，在盛世背景下将其推衍为一种超越世俗的永恒价值，这种永恒一方面与求仙追求纠缠在一起，同时又泛化到现实生活，形成以“自然”为内核的价值准则。而立功的失败在不断剥蚀着这种超越追求的基础，永恒价值不断失去具体的内涵，最终抽象化为空洞的符号，李白的精神世界也陷于一片空茫。然而李白决不甘于凡庸的人生，在赐金放还乃至流贬夜郎之后仍然矢志不移地追寻生命的高度，在六十一岁高龄时毅然主动请缨投奔李光弼军，无奈半道病还，愤呼“天夺壮士心”^[5]，这是诗人英雄主义理想的最后闪光。在绝笔《临路歌》中，李白仍然企图以大鹏的姿态高飞九天，却在衰病的摧折下跌向大地，象征了诗人超越追求的最后努力及最终失败。李白的悲剧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生悲剧，而是存在意义上的精神悲剧，是诗人在历史局限性的围城中左冲右突而找不到精神出口的悲剧，正因为这样，李白的挣扎与毁灭便具有更加强烈的悲剧意味。

李白将中国士人对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张扬到极致，“千载独步，唯公一人”^[6]，却终于在与等级性、功利性的文化系统的全面对抗中彻底失败，其超越追求随之破灭。然而李白却以其放浪不羁、凌厉九天的姿态昭示出儒道文化之外的另一种精神价值，同时也以其悲剧人生映照出民族文化的内在局限性。为何会出现李白那种极其自信、酷爱自由、飞扬奋发乃至今天也难以企及的人格形态？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解答的时代课题。在市场经济侵蚀传统道德，权力和金钱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支配力量，东西方文化多元碰撞和交融，信仰日益迷失，人格日益萎缩的今天，重建强健的民族精神，重塑饱满自信、底气十足、富于独立性和人文性的文化人格乃是时代任务，因此，对李白的研究就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更具有当下的文化意义。

三

20世纪以来，李白研究渐成热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李白的生平事迹、思想构成及特征、诗歌艺术特色等三个方面，而对李白道文化（包括道家与道教）人格研究则嫌薄弱。早在30年代李长之先生已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这样的专门著作，此后罗宗强先生等许多学者亦有专门探讨道教与李白思想关系的论文。但这些著作、论文或拘执于道家或道教一隅而忽略了其他思想对李白的影响，或虽然注意到李白思想的多样性而没有深入探讨道家与道教在李白思想构成中的核心地位及与其他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多论者只是一般性地强调李白思想的复杂性，而未能从道文化视角深入分析这种复杂性中的统一性；或是强调李白人生的矛盾性，却未能从盛唐文化精神的超越性及现实的局限性出发揭示矛盾性的必然性，从而造成研究视角和研究结果的局限性，未能更为深刻地揭示李白文化人格的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特征。由此，这一论题仍有探讨空间和研究价值。

本书拟深入探究中国士人尤其是魏晋以来士人的独立人格特征，探究李白对这种独立人格的继承性及独立人格与盛唐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究道文化、巴蜀地域文化同盛唐文化精神超越性的历史遇合与李白独立人格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探寻历史（主要是独立人格）、时代（盛唐文化的超越性）、地域（巴蜀道文化）三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互动关系及对李白文化人格究竟有怎样的影响。由此出发，探究李白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超越追求与历史局限性的矛盾，以寻找李白悲剧人生的历史文化之源，试图更为深刻地描述李白的人格发展历程，给予众说纷纭的李白的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以一个更为完满的解释。本书拟以对历史、文化、人性的哲学思辨为依托，以中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为纵，以盛唐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为横，联系前代及与李白同时代士人的思想状况，以李白本人的诗文作品为基本依据，考察李白的思想内核及发展脉络，既把诗人还原到真实的历史状态，又由此出发进行抽象提炼，力图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本书尝试从超越性视角解读李白，虽可能有执其一端不及其余之弊，但如果能将被历史掩埋的一角清理出来而引起世人的注意，进而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提供一点有益的启示，便已经达到甚或超过本人的期望了。

【注释】

[1]马克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2]Wilhelm　Dilthey　Descriptive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Martinus　Nighoff，The　Hague，1977：95．

[3]Wilhelm　Dilthey　Descriptive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Martinus　Nig－hoff，The　Hague，1977：95．

[4]杜甫：《饮中八仙歌》，《杜诗详注》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页。

[5]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李太白全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40页。本书所引李白诗文俱出自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后文相关注释不再标注出版社等详细信息。

[6]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附录，第14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