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乡下调进了城里，大家很羡慕，都来庆祝，仿佛不是进了城，而是进了天堂。

妻子一直在城郊一个乡供销社工作，住集体宿舍。至此，我们决定把“家”安在城里，把孩子从爷爷奶奶那里接过来，一家人团圆。可是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一大难题，没有房子。于是乔迁之喜变成了乔迁之忧。无可奈何以后，我们只好以每月几十元的代价自费租住私房。入住前，房东跟我们“约法三章”，说：“不好意思，我们丑话说在前头：一、现在物价在不停地涨，我的房租也要随行就市，该涨就涨；二、我的房子是新房子，不得随便在墙上钉钉子，如有损坏照价赔偿；三、我家是回教，你们吃肉我不好反对，但你们洗肉只能在你家里洗，不能在共用的井台上洗……”我预感到往后“寄人篱下”的日子恐怕不会太好过。

搬进新居第一天，就有一位邻居来串门。邻居指着我们那十四吋黑白电视机问道：“你们也是十四英寸彩电呀？”“嗯——不，不是。”妻子尴尬地说。邻居掩饰不住马上露出了鄙视的神色，又问道：“没有电冰箱吗？”我抢着回答说：“哦，我们不需要。”妻子却显得更难堪了。

傍晚，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哭着说：“幼儿园小朋友欺负我，阿姨还说我不好，说那个小朋友爸爸是科长。”妻子说：“你就说你爸是作家。”孩子说：“我说了，可阿姨一点也不相信。她说我爸是乡下佬。”

晚上，我坐在窗下，愣愣地遥望着北方，思绪不由得又扯向那偏僻的山乡。

在那所山村中学里，我已经整整度过了八个年头。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那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无论是和同事，还是和学生，我们相处得都非常好。乡里的领导和学校的领导对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大专毕业生十分器重，对我这个老师兼作家更是厚爱。教学工作之余，我搞点文学创作；脑力劳动之余，我又伺弄了一块菜地。生活惬意极了。我觉得那里简直就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那时候，我唯一的缺憾就是我们夫妻牛郎织女分居两地。我曾几次写信用诗一般的语言给妻子描绘了我们山乡的山水，山乡的人物，山乡的一切，并告诉她，我单位领导表示，只要她肯调来，将分给我们两大间住房，其他一切都负责安排妥当，包我们满意。但妻子说：“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宁朝南走一千，不朝北走一步。你还是调我们这里来吧。”最后的结果是谁也没能说服谁。于是我们继续当牛郎织女。

后来，妻子多次恳求我调去。她说：“我不要你为我着想，你也该为孩子想想，孩子上学看病什么的，城里的条件总归比乡下好的多。”我突然感到很对不起妻子，这么多年来，一家三口分居三地，互相也难以照顾。我终于开始动摇了。

夜深了，我翻来复去不能成眠。看着窗外夜空中点点闪烁的繁星，我老在思索着那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自然要往低处流，人也应该往高处走。可是，我们现在的境遇能算是走到“高处”来了吗？

（原载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