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难题

近年来，一些扎实地切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地表，并“号准”了社会的真正“病灶”所在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在广大读者中持续走红，诸如梁鸿的《梁庄里的中国》、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等。这类作品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真实地反映当下现实的同时，并不避讳现实生活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而是将之曝之于众，以寻求解决的方法和路径。《彝乡赛事》也有类似的特点。

拍纪录片和文学创作一样，选材的准确是成功的一半，那些能引起公众关注并有一定普遍性、代表性的人物或事件往往会使得片子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彝乡赛事》选取的题材是楚雄彝州武定县白路乡因为村民陋习难改，环保意识空缺，生活垃圾随处乱扔，致使环境受到污染破坏，而在深圳的一家民营企业的赞助下，由乡政府组织卫生环境大赛这么一件事情。这一题材本身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因而本身也就有了某种天然的“标向”意义。

卫生环境差，这在广袤的中国乡村是一个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其中，条件的简陋，资金的匮乏，习惯的固化等当然是这种现象重要的成因，但管理的缺位，自治的阙如，观念的积弊又何尝不是事情的更深层的弊端所在？这部片子重点要表现的，固然是白路乡因为卫生大赛的举办，人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的过程和结果，但由于影像作品与生俱来的“全息”特性，这其中也无意间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种种难题。

首先是观念上的积弊。片子并不避讳和掩饰乡村中迄今存在的种种陋习和村民中观念上的缺陷。比如：他们“积极”地参加卫生扫除的动机并不“纯”，不是因为思想有多“先进”，觉悟有多么“高尚”，他们之所以“积极”地投入其中，就是为了拿到那笔在他们看来“不菲”的奖金，否则，他们宁可袖着手晒晒太阳，看着塑料袋在枝头飞舞，也懒得动弹一下的。中学生胡明伟“积极”地“加入”，动机就更明确而直接，就是为了得到那笔资金买个时下流行的“iPad”。李亚威在片中对村民在观念意识方面表现出来的缺陷，并没有高高在上地给予抨击和指责，而是在某种层面上给予了理解和宽容。

其次是管理上的缺位。白路乡卫生环境的“差”，绝对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了，乡上的干部们之前对此可以说都是熟视无睹，安之若素。即便是当李亚威从深圳的企业家那里拉来了一笔赞助，让乡政府主持开展一次卫生环境大赛，以改善乡里的卫生状况时，不少干部仍以种种借口推诿，想把钱“还”给深圳方面一推了之。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是不可能有什么管理可言的。当郎泳舟领着乡干部们到村里打扫卫生，在一片尘土飞扬中，一位村民有意无意地哼起了《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的怀旧歌曲，也暗示了乡干部们的这种“亲临一线”的情况并不多见。

对于中国广袤的乡村而言，乡村治理中更为重要和更为迫切的问题，是村民们的自治问题。对于卫生环境差的这种问题，如果我们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个角度替乡镇干部们想一想的话，的确是“小事”，因为有更多让他们“头疼”和更需要优先解决和处理的问题在等着他们。在片中，如果不是因为“上级领导”在白路乡检查工作时，撂下“总体工作不错，卫生环境太差”这么一句“狠话”，乡里的卫生大赛还未必能如期发动起来。

的确，如果连打扫卫生这类事情，也要让政府去发动和“包办”的话，那么乡干部们即便长了三头六臂也是忙不过来的。那么，这类事情又该让谁去“忙”呢？答案是村民自己——通过村民自己的自治组织或团体有效地去组织实施。

我国在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历史中，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有着一种“皇权止于县政”的传统。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把这种传统完整地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还有的学者进一步把它概括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治’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以家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蜂窝状结构’的村落自治共同体，连接这两种秩序和力量的是乡绅精英阶层。”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动荡频仍，“革命”的风起云涌，乡村中的士绅阶层被连根铲除，维系传统乡村的“自治共同体”也就不复存在。但即便如此，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像“打扫卫生”（当然指的是公共卫生）这种最日常的“自治”，在乡村中，也还是可以由“民间”自己有效地组织的，只要村中某个有威望的长者打个招呼，还是会有人自愿自觉地“加入”的。但在白路乡，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种情况。

李亚威最早萌生举办卫生大赛的念头，想到的是靠乡政府来“操办”而不是“民间”，当然是想借助政府的行政资源——其有效有组织力和动员力。当大赛遇到阻滞，仍然靠的是政府去推动，甚至是党委的“一把手”的亲临一线。任何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形是很难长久持续的。如果说郎书记们扛着扫帚，亲临一线打扫卫生是不常有的事情，那么每天都会产生的大量垃圾，却是不能靠不常有的事去清理。只有政府的事归政府，民间的事归民间，社会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转。

我对彝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知之甚少，但白路乡作为曾经辉煌一时的昔日“罗婺文化的策源地”、彝族“三十七部之首”，在村民的“自治”传统方面，想必也不会是完全的缺乏，只是在“现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多重夹击之下再难重现。

李亚威和白路乡的“有识之士”对乡村自治的这种困境，应该多少也有感同身受。有感于村民参加卫生大赛是“为奖金而做，环保意识并没有形成”，李亚威还专门请了深圳的环保志愿者来到乡里，为村民们讲授环保理念和相关知识，希望通过对环保理念的传输，培养村民讲卫生的习惯和“公民意识”。而张家村的村长，鉴于本村在大赛中“落后”的局面，也想到“发动”村里的“精英”，并通过“精英”们带动全村。这些，其实都是向村民自治迈出的可喜努力。

实事求是地说，李亚威并不是那种“问题意识”很强的艺术家，乡村治理的难题也并不是李亚威在这部片中所要着力展现的主题和内容。但她在这部片子中，将自己的生命，深度地“嵌入”了她所要表现的现实之中，不经意间的“触碰”，遂让我们也从中窥探一二，这也许是她当初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