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维”之后的生活

如果让我来挑选近年来中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我甚至可能会舍弃选择莫言获得二○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件“大事”，而选择以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为代表的“新科幻”小说家们，另辟蹊径，浴火重生，以汪洋恣肆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和才情，创造出的“新科幻”文本这一“边缘事件”。

我们说说刘慈欣——这位中国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科幻作家，“他以一己沛然莫之能御的恢弘气势，足以让科幻这种边缘文类重新赢得了‘严肃学界’的关注”。（中国社科院刘大先语）其代表作《三体》（分别由《地球往事》《黑暗森林》《死神永生》三部曲组成，二○一四年十月其英文版在美国正式出版）中首创的一个“降维攻击”的概念，引发了不同领域相关人士的极大关注和热议。

在《三体》中有个“二向泊”，这个“玩意儿”可以把所有的接触者从“三维”降到“二维”，是高等文明的清理员用来打击太阳系文明的武器，当人类无法适应“二维”（空间）的时候，地球文明的被毁灭就是必然的了。

所谓“降维攻击”，顾名思义，首先是要“降维”。大概来讲我们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四维的世界，三维表示立体，外加一维的时间。三维世界能感知到二维世界，但二维世界却感知不到三维世界的存在，且三维世界的生物是无法生存在二维世界的。当采用二维世界的生物生存方式，向三维世界发起攻击时，我们就叫它为“降维攻击”。譬如：我们人类生活在三维的空间里，除了平面以外，还有深度，但对于蚂蚁来说，它们却只知道前后左右而没有上下，那么它们的世界就是二维的。

我在这里想借用一下“降维”的概念，来评述《深圳故事》和它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或许会获得某种与之前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和诠释空间。

众所周知，深圳由于某种特殊的时代机缘，几乎是一夜之间从一个边陲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了繁华喧嚷的国际大都市。而与许多有着悠长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不同，深圳的“历史”几乎可说是一片“空白”，从五湖四海聚拢而来的“移民”们，被“降维”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当下”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格局和奋斗的“方向”，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框定”了《深圳故事》的取材范围和故事的走向。

我想以《红跑车》和《升》这两部片子为例，尝试着剖析一下，由于被“降维”的缘故，这其中的“故事”，如何被注定了是“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和扁平化的，以及在被隐匿了“历史”的当下生活面前，艺术的眼光在“穿越”生活之时，如何也随之变得迷离和游移。

《红跑车》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学汽车修理专业的女大学生梁安安只身闯荡深圳，认识了一个“懂”她“疼”她的老板叶建国，随后在他的“关爱”下，过上了“金丝雀”般的生活。当然，和大多数深圳的“成功人士”一样，建国是个有家室的人，虽然没有明说，但梁安安知道，他休妻娶她的可能性并不大（梁安安甚至有时还负责把每个月的生活费寄给建国的妻子）。只是物质生活的充裕，并不能填补安安精神世界的空寥，况且那种“妾身未明”所产生的焦虑和惶惑，更是如影随形，驱之不去。尽管在生日那天，建国送了一部她心仪已久的红跑车作为生日礼物，但这也无法止熄她因“疑似第四者”的出现而升腾的妒火中烧，梁安安离“家”出走了。出走后的梁安安，在出租车司机夏寻的帮助下，卖掉了她心爱的红跑车，开始了自立的生活。

《红跑车》所讲述的，在深圳应该说是一个很常见的故事——富人、美女、“金丝雀”、女性意识的觉醒、自立……无论是故事的情节或主题，都乏“新”可陈。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放置在“降维”之下的视域中考察，却又发现这其中的“故事”，与这座城市当时的现实高度地吻合乃至无限地逼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特区生活”，在这里以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方式，在我们面前“闪回”。

首先是“道德”评判的维度被消解之后，“第三者”在生活中，不复是一种因担心受谴责而需要时时隐匿、遮掩的“地下”状态，而是大大方方地登堂入室，潇潇洒洒地公开“亮相”。建国和安安不但在许多公开的社交场合成双入对，就连他的五叔从老家过来，建国带着安安一同宴请五叔，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安安出走之后，有一次回到从前的“家”，见到建国的妻子，安安既没有流露出什么“愧疚”之态，建国的妻子招弟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介怀或愤然（要是说招弟对建国和安安的恋情毫无觉察，就太低估了这女人的智商和情商，即便她只是个农村妇女）。这一切（建国与安安的同居）看起来都是那么的“普通”、“正常”，似乎“生活”本应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此十年前，同样题材的一部电影《谁是第三者》，其戏里戏外曾引发的轩然大波，就会知道，“生活”本来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本片的编导无力也无意对此作出道德的评判和谴责。建国感情上虽然“出轨”，但他并不打算“抛弃”乡下的老婆和儿子，对安安也还算“专一”，且说不上是一个什么“坏人”，甚至还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成功人士。当然，片子重点显然还是想凸显安安出走后为实现自我价值的自强和自立，但是，像某些评论所说的安安与“旧我”决裂时所产生的那种“撕心裂肺”式的痛苦，我们也并没有在这里见到。我想，这并不是编导的“功力”问题，而是“降维”之后的生活，使艺术穿透现实的目光变得迷离。

相对于语言艺术，影像艺术在对人物内心更深层次的挖掘和展现方面，可能会显得间接和逊色，但这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影像艺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就付诸阙如。在《红跑车》中，我们看到其中人物的生活，很多时候是在一个扁平的空间内线性地“展开”，特别是对梁安安而言，内心的搏斗和情感的“撕裂”，本应有更多的表现空间，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猜忌、醋意、呕气等心理行为的外在发泄，以及购物、跟踪、斗气、出走等行为方式的再现，人物内心的纵深向度，消失在不间歇的行动之中。我想这样的表现形态，并不是李亚威的“有意”为之，但无可否认的，李亚威在进行创作的过程，受到了“降维”之后的现实生活的无形牵引。

彼时的深圳特区，高速飞驰的经济引擎，牵引着生活在此间的人们不由自主地向“前”飞奔，以致无暇顾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是像梁安安这样的“闲人”，也只是在不停地用行动来“抚平”自己内心的惶惑和创伤，而不是以内省的方式来反观自身。片中安安最“痛苦”的一次表现，就是和梅兰斗气后的纵酒。有意思的是，当安安负气出走时，片中的背景音乐，竟然是带有轻快色彩的广东音乐《步步高》，也许编导的意图，是暗示安安从此之后的生活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一次最可能让人物的心理空间向幽深处延伸的契机，却消解在行动的“过程”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一种特区生活的“现在进行时”，更贴近当时生活的“本真”状态。

当年，深圳特区那种被“降维”之后的生活，在《红跑车》中，还表现为因着“历史”这一维度的“空白”（无论是城市还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之后，一群生活在其中的人，只有“横向”的位移而无“纵向”的交织和延伸。生活在这一特定时空的人物，由于“背景”的模糊，面目也就难免暧昧起来。

在当时的深圳，作为一个移民，你无需对谁“交代”你的“过去”，也没有谁会在乎你的“历史”，最要紧的是活在“当下”。比如建国，谁也不知道他的“过去”，他是如何“发”起来的，但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他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尊敬。可就像安安对梅兰说的那样：“如果你爱上一个男人，可你并不了解他的过去，也无法知道他的现在，他什么都可以给你，你却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于是你会觉得自己掉入了一个万丈深渊。”这就是一种被“降维”后的生活感受。又如夏寻，他原本与安安的生活八竿子打不着，因为没有任何的“历史”渊源，当他硬生生地在安安的生活中从“天”而降时，其“动机”也就显得暧昧不明。

在一幅幅没有了“景深”的画面中，人物的“二维”线性运动，也许就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深圳最真切的生活图景和《深圳故事》的走向。

《升》的创作和拍摄，仿佛就是为了“对抗”被“降维”之后的生活而“量身订制”的，在《红跑车》中那些被掩去的“维度”，在这里都试图加以恢复——历史的（个人成长史）、道德的（评判和思考）和内心的（视角）。但“降维”，也仿佛是一种“命定”，即便是“量身订制”，依然难于“升”天，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升》讲述的故事我们也许似曾相识：一对在农村以捡破烂为生的夫妇（楚二爷和楚二娘），捡了一个弃婴，取名楚升，含辛茹苦地养大并供他上了大学。但出于“虚荣”（其实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在一个“拼爹”的时代，这事岂止是“虚荣”那么简单），当楚二爷和楚二娘有一次来到校园里探视儿子的时候，楚升却耻于与之相认。后来，楚升虽然和养父母修复了关系，但出于种种考虑，楚二爷和楚二娘意外并毅然地回了北方老家。

记得“文革”中，在批判一些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学生时，有一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批”的就是这类事情。这也说明，发生在楚升身上的故事，绝不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才会发生，之前之后在别的地方也不少见。但是李亚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圳特区，重讲这么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自然有她的深意。

首先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从都市移到了乡间，这一个方面当然是为了逃避都市千篇一律的“现代”景观，和超大体量的建筑群对人性的挤压，另一方面无疑是为了在乡村的时空之下，重新获得“历史”的纵深感。不可否认，编导的这番苦心孤诣，在视觉效果和人文感受方面，确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富有浓郁南方沿海风情的乡村民居，和睦亲切的邻里关系，楚二娘那一身“惠安女”式的装束等，都如一缕清新的风，让久困都市水泥森林的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只是，当片子中“历史的天空”呈现在我们眼前时，这“天空”却变得虚幻起来。我们蓦然发现：作为“地道的北方人”的楚二爷、楚二娘的“历史”是空白的，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何故来到南方；而他们生活的“古镇”的“历史”亦是如此，我们无法确认“故事”发生的“此刻”，对应的是共和国的哪一段历史，当然我们可以从楚升的年龄倒推，片中的故事大致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但彼时的中国乡村，尚是人民公社的“一统天下”（一九八三年一月中共中央才正式下达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余镇长”（其镇长的身份？）和古镇“历史”的真实“存在”，于是就变得“可疑”起来。

同样地，作为作品艺术空间的一维，道德的评判被适时地“导入”，的确弥补和丰富了类似《红跑车》中缺失的精神指向，只是这一精神指向放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特区的特定时空之中，其“指向”意义又变得游移起来。楚升在拼背景，重金钱的校园里，羞于（或耻于）承认自己尚在以“捡破烂”为生的养父母，多少就显得有些无奈和“事出有因”，而楚二爷和楚二娘最后的断然离去，又何尝不是出于一种让楚升可以重塑“背景”而“升腾”起来的考量？

《深圳故事》中所发生的“故事”，就这样在“降维”之后的特定时空中发生和弥漫着，并为我们触摸和感知这一时期的特区生活，提供了最真实的文本和那个时代的体温。如果说“降维”对于生活在某一时空里的生命，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的话，那么在李亚威的影像文本中，它却提供了“非同一般”的角度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