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与英国国立海事博物馆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别具一格的展览，名为“时间的故事”。这场展览得到全球数百家博物馆、美术馆及包括英国女王在内的个人藏家的鼎力支持。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台长克里斯滕·利平科特女士邀请各领域顶尖学者参与这一盛事，并以此策划出版了一本主题图文书。每位被邀请的学者为该书撰写一篇相关领域以时间为主题的文章，并配以相关展品图片及解说。经过精心编排，汇成了一部集科学、哲学、天文学、医学、艺术、宗教、历史等多学科跨文化的大成之作——《时间的故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贡布里希在他撰写的《时间的故事》中写道：
“我们的记忆就像那燃烧的纸片。我们用它来照亮过去。首先是我们的过去，然后我们请老人们讲述他们记忆中的东西。此后我们寻找死去的人们写的文字。用这种办法照亮了回去的路途。”这段温情绵密的文字，其实不能遮掩其中含藏的冷酷事实——记忆转瞬即逝渺渺难寻，唯有故去的事物才能引领我们步往回家的路。
李亚威这么些年来，在楚雄寻寻觅觅，孜孜以求，“用生命去记录生命”，也许在做的，就是如贡布里希所说的，是在用记忆“那燃烧的纸片”，去照亮“回去的路途”。因为我们走得太快太远，已经忘记了“回家”的路。
作为一个艺术家，李亚威觉得自己有责任记录好自己民族的历史，有责任把民族生息繁衍的自然环境，民族从事的物质与精神创造，民族经历的悲苦与欢愉、成功与失败真实地记录下来，不仅供自己学习、欣赏、回忆、审视，也要把这一切告诉子孙后代，让他们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进而决定自己向哪里去。然而在“回去的路途”上的寻觅和跋涉却是充满了艰辛和孤寂。
人是一个矛盾体，就像月球，被太阳照到的地方光明美好，没有太阳的地方寂寞冷清。这些年来李亚威在事业上真可谓风生水起，风光一时，获奖无算，赞誉不绝。可是那个站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引来无数羡艳目光的身影，又多少显得有些孤单、清寂；成功的光环也难以遮掩多年拼搏、颠簸的累积，给身体带来的病痛和脸上的倦容。李亚威有才华，有担当，也自信满满，她在自己所认准的“道”上，迅猛疾行，义无反顾；但李亚威又很孤独，这么多年她的坚持尽管获得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敬意，但是在抢救彝族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她鲜有同路者，甚至不知道继续走下去，终点在哪里，因此李亚威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她说，时间对她好比黄金一样。
“实际上，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的确是很累，很疲劳，但是这些事情没有办法，你摊到这个上头来了只能做下去。任何一个人，天天没有任何报酬，你愿意跟着我干吗？所以我只能挣一点钱，带上你，给你一些钱，不多，我欠了你的情，你跟着我去做。”
下面是二○一三年十月，深圳新闻网记者采访李亚威时，她和记者的一段对话：
记者：您现在在做的和接下来的工作都有哪些？
李：很多东西没拍完，一直在拍。那个（彝族的）文化太厚重了，一直还在拍。彝族我不仅仅拍了楚雄，（后来）还拍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就是（把）彝族（的）部落都拍了。我现在就是（想）把中国的彝族文化全部抢救回来。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把一个民族抢救下来，我觉得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别人做不到的，整个中国彝族的影像都在我这里。就是说，一辈子咱们就活了一回，但是我把这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抢救下来了。
记者：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看着它（彝族民族文化）慢慢（地在）消亡，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李：（按）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人们太讲究功利和发展的进度，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了。在这个过程中，破坏性特别大，他自己找不到（自己），也不认为这是好的东西。
本来是咱们自己的家，一切都挺好的，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外国人，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觉得可能是他好吧，又有钱又有势，他是现代的，我们就不要自己的东西（了），（反倒去）要他的东西，以他（为）荣，他背的包我们也觉得他（的）好，她抹的口红我们也觉得她（的）好。他们不认为我们没有口红，但是我们是自然的，是好的，我们就找不着自己了。这不只是彝族，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处在这种状态。
我也有点累，你看到了，我都没有喘气的机会。你想想看我（睡眠）怎么能足呢？我天天都是事，都是拍片，回来也有很多事做，天天都是很累的，很疲劳。但是呢，关键就是说，你要不抢救他们的文化呢，就很快消失了，现在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彝族人现在高跟鞋都穿上了，婚纱都穿上了，你想想看。
应该说李亚威所遇到的困境和问题，是国内从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者们普遍遇到的困境和问题。从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被盗并大量流失海外开始，一批有良知、有见地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在极其困窘孤寂的条件下，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争，从罗振玉、刘半农、张大千、常书鸿到梁思成、林徽音，一直到现在的冯骥才等，莫不如此。
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作家冯骥才，就是因为目睹了太多民间文化在全球化冲击及现代化速度下悄然死亡和奄奄一息的现实，毅然放下自己手头的创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推土机的轰鸣将他写小说的手改成写檄文”，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华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的。
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北京青年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冯骥才启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工程”》的报道，记述了冯骥才的心路历程及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坎坷之途：
民间文化基本是自娱性的口传心授、婆领媳做的传承方式，相当脆弱的生存极易造成曲终人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北京民间工艺品有三百多种，到二十世纪末只有三十多种。二○○一年，冯骥才在陕甘边界采集民歌时，发现一老太太会唱许多古老歌谣。冯骥才记录在案，决定“抽出专门时间采访她”。二○○二年，当冯骥才一行找到她家时，她女儿告知“她走了”。她临走前说的话是“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冯骥才痛感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她说不定就是瞎子阿炳呢。阿炳不就是被抢救的结果吗？”陕西安塞民间剪纸大师级人物现已不足十人，且已高龄。河北白沟的泥玩具绝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会用天津杨柳青土话唱“卖画歌”的白俊英已死。纳西族懂“东巴经”的乐手只剩一位，且已老迈住院。二○○○年，冯骥才在山东潍县杨家埠拜访七十三岁的木版年画第十九代传人杨洛书。“你有徒弟吗?”冯骥才问。杨答：“有，一个日本女娃。”而杨的孩子都为谋生外出打工了。杨洛书不懂日本人的热情，对冯骥才说他做了一件现今悔之莫及的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杨洛书将家藏古版《天下十八省》，一幅带画的中国地图以两千元卖给了三位日本人。同样，陕西洛南“粮食字”第三代传人罗红柱亦着急后继无人。他在新加坡人高价买断的承诺下举棋不定。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自著《一九○七中国纪行》中描述天津杨柳青“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如今杨柳青只剩四个画匠，三人八十多岁，能做者一人。杨柳青“缸鱼”年画衍传二三百年，如今只有六十六岁的王学勤会画“缸鱼”。他农忙种地，农闲作画。他作画是为“过过瘾”。年画之乡河南朱仙镇、河北武强已由实用美术转为历史文物。小人书已成绝版……
全球化使人类文化界限愈发模糊，民间文化最能代表鲜明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人独特的气质。如果民间文化宿命般地注定要为农村城市化、城市工业化付出死亡代价的话，冯骥才要做的事是给滋养了他人文情怀的民间文化以声光电的手段树碑立传。更重要的是给在缺失国粹营养中成长的青年精神补钙。冯骥才相信，流行的粗鄙的文化势必形成粗糙的心灵，民族素质的粗糙低劣势必影响国际竞争力。
李亚威在电影《荞麦花开》现场为演员说戏
在抢救死亡或濒临死亡的民间文化的过程中，冯骥才感觉自己有时像唐吉诃德，一人与风车作战，荒诞滑稽；有时又像武训，哀求别人手下留情，苦涩无奈。他还承受着人们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不理解——“捣乱”“出风头”。
那么，冯骥才写小说的笔呢？作家承认“常有写小说的冲动，但我必须压制自己”。写小说、奔走呼吁、普查，冯骥才的选择是“相权之下取其重”。“当民族传统要中断的时候，文明传承受到挤压的时候，民族精神衰弱的时候，”冯骥才说，“我坐不住也写不下去。我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不存，我之焉附？”
孙犁言：“行为主，文为辅。”冯骥才注解此话：“知识分子用行动实现思想或把思想变成充满活力的行动。”敦煌藏经洞被盗后，罗振玉、刘半农等一批知识分子呼吁抢救。之后张大千、常书鸿驻扎莫高窟。梁思成为保护古城倾尽心力……冯骥才钦敬这些行动中的“文化良心”。“文化良心”集大成者鲁迅对他影响至深。冯骥才悲叹“历史上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实施‘文化良心’的过程中，因惧怕种种现实困难而放弃了行动”。
冯骥才欣赏秘鲁作家略萨的话并多次引用：“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运用何种方式写作，而是你对整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给予的关注。”
十多年过去了，冯骥才一直致力于保护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情况如何呢？二○一四年的“两会”期间，面对《中国文化报》和中国文化传媒网的记者，冯骥才再次表示了他的担忧：
“传统村落最大的问题，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围城一样，外部的人恨不得打进去在里面开发，里面的人受不了，条件太差了，想出来，造成‘空巢化’或者村落‘空心化’，这是我们重大的问题。现在传统村落有二百个，我们十年丢失了九十万个村落，这是媒体都知道的事，我说了很多次。我们现在面临的二百多个村落，从前年开始，应该说正经的工作是从去年开始，对这二百个村落进行全面的调查，我们现在获得的一万多个村落是有历史信息的，我们要把有重要历史价值、有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活态的，或者有民族典型的村落一批一批评下来，现在是一千五百六十一个村落。这些村落仍然有问题，这些村落批下来以后，尽管还是放在那儿，但是没有人管，而且没有经费，没有监督的标准，没有保护的标准——实际上审定标准、保护标准、监督标准是一个标准，也没有村落的发展规划。中央强调要加大保护力度，中央领导说村落要记得住乡愁，这是给社会的一个极大的触动。但是，这些村落的保护没有经费，也没有监督机制，就等着它消亡。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可以称作保护体系的几个方面，我是喜的，但是后面说的问题，我是忧的，我是忧大于喜，而且忧大大地大于喜。”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摘录冯骥才们在抢救民族和民间文化遗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想节外生枝或“无事生非”，而是冯骥才和李亚威们在挖掘、抢救消亡中的民族文化遗产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而是有着一定的普遍性。
二○一四年八月，我来到楚雄牟定县的腊湾村，在我印象中（看《火之舞》留下的印象）彝族特有的土掌房、木垛房等传统民居已经难觅“芳踪”，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在中国内陆的乡镇普遍能见到的，外墙贴着廉价的装饰瓷片，没有多少民族特征的混凝土结构住宅。
那天到达腊湾村村委会时已接近中午时分，村子里静谧而安详，几乎见不到什么人，我见到的唯一的青年男性，是一位大学生村官小李。已经在村长的任上干了二十一个年头的李国森告诉我：“村子里的大部分青壮年这个季节都外出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多为老人和小孩。”
当我提出能不能带我去看一看传统彝家的木垛房、火塘的时候，李国森说：“没有了！木垛房还能找到三两间，但都已破旧不堪，火塘嘛，已经完全找不到了！”
我真的无法想象：一个世世代代生于火塘边，靠着火塘的光和热照亮和延续了生命的民族，没有了火塘，会是怎么一个样子？但当我看到村里一些人家屋顶上架设的太阳能热水器和电视天线，我明白全球化和现代化，正在怎样以一种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方式和速度在渗透并推进着，在这样一种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面前，我的遗憾和些微的感伤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看到我惊愕不已的表情，李国森自己也觉得有些惋惜：“这些年，我们发展得太快了，很多传统的东西说没就没了。”
李国森告诉我：当年，李亚威来村里拍摄《腊湾舞者》的时候，因为成功地将玛咕舞列入了省级的“非遗”名单，给这个传说中曾经是古南诏国的宫廷舞的濒危舞种带来了一线生机，各级文化部门都很重视，拨了资金下来，搞了一个玛咕舞的文化传习所，然后以传习所为依托，我们组织了一些中年人和青年人进行了较系统的培训。现在通过传习所培养出来的有证书的玛咕舞传承人有五十二个，但这其中大多是中年人，年轻人不多也就那么三几个。当年，李导演很重视这个舞的传承，特意和当时州里的宣传部长和我们的县委书记说了，要从娃娃抓起。县里的文化部门专门找人编了一套文化教材，还配了乐，现在村里的娃娃的广播体操，用的就是玛咕舞的音乐和自编的动作。李国森认为现在这个（舞）失传就不会了，但在他的记忆中，他们很多民族的东西，确实已经被老人们带进棺材了，比如“梅葛”传唱、毕摩文化等，他自己作为彝族人，想起来也觉得很可惜。
李国森说，现在传统彝族的很多东西，已经被“简化”掉了。比如传统彝族的服装，年轻人是基本不穿了，唯一还能（较完整地）保留的，可能就是彝话了。即便是玛咕舞，村子里省级非遗文化传承人的起万福老大爹去世后，很多舞步也失传了。传习所第一期，起大爹带了四十人，亲自教了七天，但我们也就是把一些常见和基本的舞步学会了，那些复杂和深层次的没学，可以说玛咕舞的百分之六七十留了下来，百分之三四十丢失了。那些复杂的舞步，连李导演当年都没见过，也没有记录下来。不过我确实还是很佩服也很感谢李亚威导演，她为我们彝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弘扬做了很大的贡献。当年起大爹就说：“这个深圳妹子不简单！”起大爹直到临终前还都很感念她。
在李国森对我讲述的过程中，当“濒危舞种”这样的句子从他的口中吐出来的时候，我多少还是有些吃惊，我意识到李亚
电影《鹰笛·雪莲》工作照
威这些年来的努力并没有白干。毕竟连李国森这样最基层的“官员”，都知道了他们的玛咕舞已经面临着“濒危”的状态。当然，面对着侃侃而谈的李国森，我也不无困惑：且不说身着深色西装——虽做工说不上精良，但也颇为合身自如的李国森，如果他自己不说他是个彝族人，谁也看不出，加上流畅地运用着诸如“濒危”“深层次”“固化形态”这样的“现代”语汇，你说他是一个汉族干部也不会有人怀疑。那么他的身上，彝族传统的元素究竟还存留着多少？不过当他在三胡的伴奏下，娴熟地跳起了传说中的玛咕舞时，我心中的疑团才又释然了。
介绍完一些基本情况，李国森带着我参观了玛咕舞传习所。
八月午后的彝家山寨，高原明净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带着金属般的锐利和硬朗，洒落在山坳的每一个角落，远山青翠欲滴，近处二○○九年震后由政府援建的瓦顶二层民居，错落有致地挺立在向阳的坡面上，昭示着大山深处的现代气息。带有丝丝甜味的空气，让我这个闻惯了浑浊气味的都市来客，感到这空气纯净得不太真实。
传习所建在紧挨着村子边上的一块平整出来的地上，占地约有五六亩。平整出来的地面铺上了水泥，有点像乡间的晒谷场。水泥地的尽头搭起了一座戏台子，戏台子的旁边用围墙围起一个小院子，院子暗红色的门上挂着一块“玛咕舞文化传习所”的牌子。进到院里，只见一座有点像汉地乡间宗族祠堂式的大屋竖在那里，尚未上油漆的扇门上，雕刻着带有彝人色彩的花鸟。屋内正面的墙壁上，画满了玛咕舞的各种舞姿，这就是玛咕舞平日里培训和传习的场所了。
的确如李国森所说，玛咕舞有了这么一个“固定形态”的传习场地，其保护、传习就有了一种“物质性”的保障，只是，因为缺少人气，空寥寥的传习所和那个戏台子，在群山环抱中多少有些显得孤清空旷。传习所墙上“唱响梅葛调，跳红玛咕舞”的醒目标语和空无一人的传习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多少体现出了彝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现状和尴尬。李国森告诉我，这里平时除了专门的培训、传授和传统的民族节日，基本上人很少。
我再一次深刻体会到了冯骥才、李亚威们在保护、弘扬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时所遇到的困境：他们不但是在和遗忘、漠视作战，同时更是在与所谓的“时代潮流”抗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惦记着“回家的路”，尤其是年轻一代！
二○一三年，李亚威在南方新闻网接受采访并和网友互动时，对网友们说起她在抢救正濒临消亡中的彝族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
“只是觉得好看吗？我后来告诉他们，你们身上穿的是唯一的，不断地说这样的理念的时候，他们才反过来热爱自己的文化。刚开始我们拍《婚嫁》，那个时期的人们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谈恋爱的时候就穿恋爱时候的衣服，出嫁的时候就穿着彝族出嫁的衣服，分得很清晰，按照原来的老规则，老的习俗，非常的壮观。我今年再看到婚嫁，就是穿着高跟鞋，穿着白色的纱，戴着白色的帽子，穿着西装，两个人完全汉族化了。在底下的人不太适应，穿着彝族的服装，还是喝酒。我的心很痛，为什么？年轻人不太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民族拥有的唯一的文化。老的人觉得自己很好，但是新娘穿的衣服我们又管不着，只能穿自己的衣服，唱自己的歌。目前这样的情况，各个村、各个乡、各个县都很多，我就因为这样的变化，经常向政府提出建议，政府也下去保护这些文化。我下去就跟他们讲，这样的东西很快就会消失，我很急。我上次跟郑主任说，我有时候着急到什么程度？明明有一个特别好的本子可以去拍片，那里的人也等着你去，如果不去就没有了。上一次拍了四十八个艺人，都是国宝级的，现在只有八个人，前不久又死了一个人，他的离世就意味着这个文化就消失了。有一个弹月琴，特别好听，不知道是弹出来的还是心流出来的旋律，我很想去拍，可是我去拍的时候他离世了。总是有朋友经常问我，你又去那里，那里有什么迷恋你的呢？其实这些东西无法向别人解释的。每一次去都丢失一些东西，我就像抢金条一样的那种感觉。
“一年一年的，永远会发现那些东西拍不完，到现在为止还是拍不完。”
电影《鹰笛·雪莲》剧照
目前， 李亚威还有《中国彝族大歌》《彝家赛装》等多部片子没有做完。“彝族我不仅仅拍了楚雄，还拍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自治州、大理南涧、贵州毕节……就是说彝族部落都拍了。”李亚威说，拍到“差不多”的时候，就不拍了。但因为纪录片的不确定性，她也不能断定什么时候能够拍完。
李亚威对我说，她现在正在拍着一部《中国彝族大歌》，以歌的视角进入歌背后的彜族风情民俗，展现中国彝族的非遗文化。在过去的六年中，她已在四川凉山、云南红河、贵州毕节等地区完成了拍摄，抢救那些即将消失的文化。未来她还将去广西、大理、文山、昭通地区拍摄分布在各地的彝族群，寻找他们之间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差异。而近几年的拍摄资金都是她自己出资与当地政府配合拍摄的。
“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应当珍视他们的精神家园，帮他们抢救、传承下来这些瑰宝。”她有些忧心忡忡，“我很着急，良心和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促使我必须去做。”
二○一四年八月，李亚威奔赴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拍摄了一部充满塔吉克风情气质的儿童片《鹰笛·雪莲》。影片一如既往地展现了李亚威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和敏锐，片中以一只鹰笛作为主线，通过三个塔吉克族和两个汉族孩子，从不了解到了解，从猜忌隔膜到融洽包容的过程，讲述了一个让人动情难忘的塔吉克族和汉族之间血脉相连的故事。雪山高原、牧场草滩、炊烟晚霞……一幅幅富有质感和异域风情的画面，同时又辅以热烈奔放的民族舞蹈和极具塔吉克民族特色的曲调配乐，使影片多姿多彩又别具风情。二○一五年八月，影片在全国院线上映后广受好评。
二○一四年二月，在“二○一三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李亚威在宣读获奖感言时说：
“多年来，我从海的一边到山的一边来回穿梭，感谢彝族人民以他们古老的民族文化给了我创作的源泉。我常想艺术作品和人不能一起消失，当我不在的那一天，作品仍然在世界上，不论怎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的理想一直是将彝族各个部落的民族文化用影像记录、梳理下来，把它们推荐到世界上去。”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评价她：“对于地处偏远，而且正在消逝的文化，她不仅是一个记录者，更是一个参与者和创造者。”
“特别感谢深圳给了我走进一个民族的机会，虽然现在拍片不像当初那样窘迫，但我依然在和时间赛跑，我慢一步，可能就有一个彝族老人，一个彝族遗产消失了。”
已经站在了时代民族文化之巅的李亚威，在获取着她应有的荣光和赞誉的同时，仍然心有戚戚焉，摆在她面前的抢救、弘扬濒危民族文化遗产的道路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虽说已不用费力去“上下求索”，但与时间赛跑的坚守和回眸更为不易！
我想用李怡在李亚威动手术时发给她的短信再次转发给她：
“李导：坚持住！挺住！送你一朵小红花！”
一朵小红花哦！那花虽小，但这朵因着你和你的同伴们在孤寂中的坚守和培护，荟萃了彝族悠久独特文化的“小红花”，却会在人类历史文明的长卷上，兀自绽放。或许，她会像一座和其他一些在浩茫大海上闪烁着微弱而温暖的航标灯一样，照亮我们来时的路！
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作为一名基督徒，当回首人生往事的时候，如能因为曾践行了保罗所说的，那该是何等的安慰和莫大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