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说起郎芯萍，我们不能不多扯几句李怡。这十多年来，李亚威在楚雄所取得的成就，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几乎都有李怡的身影活跃在其中。就拿郎芯萍这件事来说，如果不是最初李怡的热心推荐和一再坚持，也许就不会有之后我们看到的故事。

一个县委书记，在日理万机之间，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家的孩子，一件与自己“政绩”完全不相干的小事，反复争取，来回奔忙，这样的干部在当今已经相当少见，难得！

或许，我们还可以暂时把视线从郎芯萍身上移开，从李怡在武定县委书记任上全力推动的一个苗族村寨的“破冰之旅”，来看看这位彝州巾帼的爱心和情怀。

二○○六年，李怡从楚雄州委调到武定县任县委书记。到任不久，她了解到其县治下窝发乡有一个名叫小石桥的苗族村寨，被称为是“一个拒绝现代化的中国村庄”，有点类同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阿米绪人，那里的村民当时还保持着“中世纪生活方式”。

得知这一情况后的李怡感到十分震惊，她这样对李亚威介绍小石桥村当年的状况：“村民宁可走远路担泥塘浑水也拒用政府修在家门口的自来水，宁可点松脂用火把也不用政府为他们架设好的电灯电线，宁可吃苞谷洋芋饭也不要政府的救济米，宁可住低矮的窝棚甚至牛厩也不住政府为他们建盖的敞房。”

作为县委书记，了解到自己的治下，竟然还有这么一个“中世纪式”的村庄，李怡自然是忧心如焚，她特地向李亚威这位对人类学、社会学有着颇多钻研的密友讨教。

饶是见多识广，因为拍片在楚雄经常走村串寨的李亚威，在听了李怡的介绍后也相当惊讶。她特别叮嘱李怡要“深入调研，搞清原因”。她还建议李怡把彻底改变小石桥的现状“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在对小石桥村的历史与现状的缘由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梳爬之后，李怡感到身上的担子陡然一沉，同时也更急迫地想疗治这一历史的沉疴，让小石桥的村民们能早日沐浴新世纪的阳光，和全县人民一起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但，这谈何容易！

原来，小石桥这么一个看似毫不起眼的苗族小村寨（二○○七年全村仅有三十一户一百八十三人），却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上世纪初，西方的传教士曾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苗村，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理念，这里的村民因此大都信了基督教。提起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即便是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对这个名字也大多如雷贯耳，而鲜有人知的是，小石桥村的苗族牧师王志明，作为二十世纪世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他的塑像也同样被雕在了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西大门上方，成为这座闻名遐迩的大教堂内唯一被纪念的中国人。王志明牧师的名字，与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等基督教殉道者，是并列排在一起的。

在二十世纪的“文革”时期，一伙口衔极左思潮“天宪”的工作组被派驻小石桥，村里信教的村民与工作组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王志明牧师也正是在那个极左思潮横行的年代殉难的。此后小石桥村便因此“拒绝接受一切的行政措施及（政府的）外援”，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是“小教众”。李怡到武定任县委书记时，虽然改革开放都已快三十年了，但改革的“春风”依然“不度”小石桥，时代变革的湍流奔涌至此打了个转，又流向他处去了。由于长期的自我封闭，该村的村民们仍生活在一种“绝对的贫困”境遇之中。

作为楚雄州历史上第一个毕业于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且已有了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李怡，面对小石桥村的这种状况，并不是自认为高人一等地立即做出某种预判和决定，而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里面很可能有着复杂的历史“伤痕”和成因。

“我查阅资料并请教统战和宗教部门工作的同志，知道它（“小教众”）并非邪教，而是‘基督教中的一种特殊问题’。”李怡说。

那会儿的小石桥村，正是这样一个让当地干部感到相当棘手的集“山区、民族、宗教、贫困”四位一体的村子，弄不好别说“政绩”，连“位子”都有可能难保。也有“好心”人劝李怡最好“别去碰这个烫手的山芋”。

但李怡不是那种为了政绩而急功近利，热衷于某些“形象工程”的官员，小石桥群众的饥饱冷暖时时牵挂着她的心。

“冷处理还是热心肠？”这是首先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李怡对县里的干部们说：“小石桥不能再冷下去了，特别是不能再让孩子们的心冷下去了。小石桥的问题是基督教中的特殊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推只能拉。”

“有人认为对信教群众要以教育为主，我倒认为要以帮扶为主，亚威当时非常赞同我的观点。”李怡后来回忆道。

尽管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李怡第一次下到小石桥村的情形，还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二○○七年春天的一个日子，在县委办公室主任和有关部门同志的陪同下，我怀着期盼来到了小石桥。尽管很有思想准备，但还是震惊于村民的冷漠、无动于衷，一路上没人主动和我们打招呼，即使我们热情地招呼，他们也不多说一句话，有的还故意绕道走开，一时间让我明白了形同路人一词的真切用义。

“沿着小石板路，再往前走一小段路，到了一个信教群众家，黑漆漆的矮屋里床上躺着久病的老人，寒暄之后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千元钱作为慰问金，几番推脱后，他的家人终于收下。走出房门仰望蓝天我松了一口气。（才）走了一段路，同行的宗教局同志赶上来小声（对我）说：他们又把钱送（退）回来了。”

若干年后，回想起当年第一次去小石桥所遭受到的冷遇，李怡的心里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县委书记耶！下到村里居然遇到的是“形同路人”的冷眼。在我的印象中，今时的各级“书记”们，即便是下乡，也是动辄前呼后拥，列队欢迎，几时曾被“漠视”过？我完全能想象当时李怡的“违和”感。

虽然初次进村的情况并不理想，但李怡看到了坚冰融化的可能。因为在罗牧师家，李怡通过与这位“只知《圣经》新约部分的内容”的苗家牧师，分享《圣经》上的内容。一开始婉拒李怡们送来的慰问品的罗牧师，“收下了我们的物品，并破天荒拿出蜂蜜让我们品尝，气氛融洽了”。

李亚威在大姚县暑立里村

李亚威身后是她捐盖的武定县插甸乡老木坝村文化室

二○○八年元旦前夕，李怡再一次来到了小石桥村。

“这一次，我多带了一支队伍，他们是插甸乡长岭岗的苗族文艺演出队。微风徐徐，球场作台，苍穹为幕，华灯高照，精彩的演出吸引了包括附近村子的几百个老少乡亲。这一晚，小石桥历史上第一次燃放了烟花。火树银花，映照了孩子们的笑靥；笙笛和声，畅开了老人们的胸怀。这一晚，也是我到武定十分开心的一夜。”

有了良好的开端后，李怡趁热打铁，她回忆道：

“小石桥（村）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自我封闭，对工作队有抵触情绪，办法只能是因势利导。最终在州县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在小石桥村派驻了两名有经验的苗族村医、两名苗族教师，科技人员也以指导种地膜覆盖包谷和中药材之名和群众亲密接触，他们大都母语相通，交流自如，既教书育人、治病救人，又及时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同时，（我们）还组织村民到县内外苗族聚居区学习先进技术、交流致富经验，组织人员出外务工。这些措施，让村民的精神面貌和目标追求悄然变化。思想引路，物质跟进。对小石桥来说，调动他们自身参与的积极性才是最关键的。在乡党委、村委会认真做工作，摸清情况的基础上，我们调配项目资金让有积极性、自身能够投工投劳和投入一部分资金的农户先建盖新房，做苗族特色民居示范户。

“为了彻底改变小石桥（村）的贫困面貌，县委、县政府专题研究并制订小石桥全面综合治理方案，整合温饱示范工程、地震安居工程、扶贫整村推进等项目。（投入）资金几百万元，进一步改善全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并注重文化设施的完善。二○○九年的六月，我们还适时地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小石桥整村推进现场会。

“如今的小石桥（村），道路硬化、灯光亮化，还有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乡村别墅’，有灯光球场、有修葺一新的村卫生室、文化室……广播响了，电视通了，人们笑了，我们还亲自送去了村民喜爱的手风琴。这一切，在中国今天广大的农村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但对于小石桥来说，无疑是一场不同凡响的嬗变。”

由于小石桥村在李怡的任职期间，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无论是村子的面貌还是村民们的生活环境、水平及精神状态，都已是“旧貌换新颜”。为此，李怡作为全国先进个人代表，参加了二○○九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李怡说，在那次的会上，楚雄州的老州长——也是现任的一位省领导，端着酒杯走到她跟前，然后这位“非常严谨”的老领导，居然“破天荒”地敬了她三杯酒。李怡心里清楚，这是老领导对她在小石桥村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的肯定——在楚雄工作过的相关领导都知道，小石桥那可是一块历史形成的“坚冰”，想融化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贯低调的李怡在我采写本书和她接触的过程中，从来没主动或“有意无意”地提起过小石桥村的事，只是因为我的一再坚持，她才陆陆续续说了一些。

从李怡在小石桥村上的执着与用心，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她会对一个和自己的生活、工作毫不相干的傈僳族女孩，那么关切和认真，那是因为她的心中有爱。

我认为：爱心，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领导者，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这也或许是李亚威和李怡这对姐妹花这么些年来，在工作中配合默契，互相支持，共渡艰危，肩挑道义的原因，因为她们的心中有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