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火之舞》播出后大获成功，对于同时也被荧屏映红了身影的李亚威，按说这正是一个功成身退，及时抽身的好机会。趁着在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势头，她完全可以在深圳接拍一些虽是举手之劳，却有着丰厚回报的广告片，也可以拍那些她原本就想拍，且剧本、资金已经到位的片子，然后，过上一段舒心闲适的日子。这对于经年奔波，积劳成疾，年龄很快“奔五”的她来说，即便不说是一个“华丽的转身”，也是一个既让旁人也让自己觉得颇“说得过去”的“转型”。本该“打道回府”了，可是李亚威却觉得：
“我是从拍《火之舞》的时候，真正触摸到了彝族先民所留下来的那种文化，（那）是我们民族根上的东西，眼看着每天像丢金条一样地即将消失，我的心是震颤的。如果我不去坚持，也动员不了其他纪录片人的话，这些东西就会逐渐消失，速度会很快。”
在拍摄《火之舞》的两年中，随着对彝族和彝族文化了解的增多和深入，李亚威对这方水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同时一种使命感也随之而来：
“高原人淳朴善良，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里，渴望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我在深圳生活无忧，一想到每天像金子那样消失的彝族文化，焦虑和不安就让我失眠……”
于是，李亚威在楚雄颠簸跋涉的脚步没有因为《火之舞》的完成和播出而停顿下来，恰恰相反，她在楚雄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在楚雄拍片的日子里，李亚威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由于历史变迁、经济发展加上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彝族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现实：一个个民间老艺人相继离世，有志于传承者凤毛麟角，而一场地震或泥石流，随时会将残存的古迹文物毁之殆尽。她抓紧时间采访拍摄了很多当地的彝族长者。拍摄完成后，一些人因年事已高去世了。
她对后来在楚雄的日子形容为是一种从深圳到楚雄，从楚雄到深圳的奔跑。
《火之舞》完成和播出之后，二○○三年，李亚威紧接着投入了《中国有个暑立里》的拍摄，这一拍，就是十年。
暑立里篮球村，虽然在《火之舞》中，李亚威已经用了两集专门述说了这个因为一个小小的篮球而改变了命运的彝族村寨的故事，但李亚威凭着她艺术家的直觉，认定了这是一个纪录片领域的“富矿”，那里面还有太多的精彩人生和故事还有待她去挖掘和发现。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亚威的直觉是对的。
美国著名纪录片制作人希拉·柯伦·伯纳德在他那部同样著名的《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一书中说道：纪录片“从拍摄剪辑，每一部影片的制作都是一个延展或压缩现实时间的过程”。另一位著名纪录片导演斯蒂文·阿舍也说过：“拍摄现实生活就是不断力争将现实萃取为一个有意义的子集的过程，将之浓缩为一个含义深刻的时刻，一个富有意义的姿态，以及隐含着多条线索的对话……”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折扣率最低，人性本真的反射率最高的影像艺术，对它所反映记录的对象及变化，有着很高的“时长”要求，这正是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纪录片之父”的弗拉哈迪，把他一生的大部分生命时光，都耗在了冰天雪地的不毛之地的北极圈的原因。而曾获奖无数的美国纪录片《篮球梦》的三个主创人员也曾连续跟踪了片中的两个主人公长达六年之久。
深知其中三味的李亚威再次一头扎进了大山深处的暑立里，一扎就是十年。十年的寒暑，十年的奔波，李亚威从她的“不惑”之年走向了“知天命”的季节，岁月的风霜染白了她的发际，高原的酷烈改写了她的容颜，这里边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艰危困厄。
暑立里地处大姚县，是楚雄百草岭山下海拔最高的彝族村寨，这里三面环山，因为过去没有路，村子里的人很少出去，外面的人也很少进来。
二○一三年，《深圳特区报》的记者金涌在去暑立里采访时，曾发了这样一条短信：“暑立里的夜晚寂静而神秘，烟雨迷蒙。一早向大姚县城出发，山道弯弯，连车带步行，竟然走了一天，途中错车，脚下深谷幽幽，惊出一身冷汗。”
斯时离李亚威第一次去暑立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那里的道路现今险峻依旧，不难想象她那些年是在怎样的一种环境和条件下前行。
“我当初决定拍暑立里时，没想到一拍会拍十年之久。我始终认为，投入一件事，是因为热爱而去做，就必须把事情做得更好，如果目的性太强，难免会左顾右盼，权衡得失，这样一来反而束缚了自己。我想，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这一点很重要。在楚雄拍片的时候，听我的副导演，楚雄电视台副台长纳晓龄说，有个彝族村庄，叫暑立里，家家都会打篮球，一个篮球打到山外，大家打着火把去找。我一听，受到极大的震撼，心里再也放不下了，一拍就是十年。这是我事前没想到的。”
如果说在拍摄《火之舞》的时候，因为片子所负载的内容本身及“外宣”需求，李亚威还很难把它作为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去贯穿和施展自己的艺术理念的话，那么在《中国有个暑立里》中，李亚威有足够的耐心、毅力和决心，去获取她创作中所需要的素材，捕捉时间在这个彝家村寨流动的影像，记录一个个平凡却饱含意蕴的瞬间，从而用无数个饱满真切的画面和影像，讲述了一个平凡村庄的不平凡的历史。
岁月长河的流逝悄无声息，但它的内在力量却是巨大的。
“《暑立里》就是这样，一拍就拍了十年，它很平静，今年你去了，村庄还是这样，就是说，春天来了，花开了。明年你又去，夏天来了，花又开了，牛热得在水里边打滚，很平静的，你拍了。但是你在下一次去，变化了，不一样了，打球有变化了，篮球场有变化了，每一年去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开头都是很平静，发生的事件也没有要死要活的事件，但是它的精神领域发生了变化。所以说纪录片的魅力就在这里，记录就是只能用你的生命记录另一个生命。”
正是在这种“用你的生命去记录另一个生命”的过程中，李亚威十年磨一剑。有道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宝剑即出，江河失色。李亚威用十年磨砺的这把“宝剑”，再次让她蜚声影坛。李怡说，李亚威是那种“只有在创作的激情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的人”，事实正是如此。
二○一○年，《中国有个暑立里》一经播出，即好评如潮，国内国际十个相关奖项也陆续被收入囊中，同时中国外交部还把这部片子翻译成九种外语，对外推介，向全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
“暑立里不是主流文化的现场，李亚威却独辟蹊径情有独钟地用人类学角度去关注。用历史学家的角度去观察、去解读。她不仅仅是用十年的时间在拍片，而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视野去发现和建构，再现远古文明和现代文明。我感到十分震惊。”著名作家邓一光对《中国有个暑立里》的评说，颇有代表性。
从二○○三年到二○一三年，李亚威在楚雄还陆续拍摄了纪录片《腊湾舞者》《彝乡赛事》；六十二集的纪实栏目作品《文明的故事》；电视电影《你的钱匣子给了谁》《油菜花开》《荞麦花开》等一系列影视作品。
在云南拍片的这十五年中，李亚威不但深深地爱上了这里的山山水水，还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寄予了真挚的大爱。与一般拍纪录片的导演不同，很多纪录片导演为了保持客观的视角，有时候会有意识地与拍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纪录”的客观性与纯粹性，但李亚威在拍片的过程中，常常会身不由己地，把自己的生命深深地嵌入她所拍摄的对象之中，以至于你无法分清她究竟是在拍片，还是在从事着当地的公益事业；她究竟是一个来自沿海都市的大牌导演，还是本地的一个乡梓情深的优秀干部。难怪楚雄当地的彝族老乡都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阿俵妹”。
“在拍摄彝族群众和与他们交往的日子里，我跟他们是心贴心的。我每次回深圳，华灯初上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火把节，想起彝族老乡，他们不是一个个人，而是这个民族。”
也许正是时时刻刻在她的心里装着“这个民族”，李亚威总是想着为他们多做点什么。
最让楚雄人感动的是，李亚威不仅记录了那些濒临消失的文化，更是每走到一个地方，便将外面的社会文明也带进这个地方。
在暑立里拍片时，李亚威发现这个贫困村落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道与外界相通，泥石流灾害多发，经常出车祸，而且吃水贵如油，村民得从几十里外取水挑回村。在实地考察后，李亚威专门给州里打报告，争取财政拨款十五万元将水引上了山寨，接着又为村里争取经费，解决了修路难题。
在拍摄《腊湾舞者》时，李亚威为那里一种具有古雅韵味的民族舞蹈——玛咕舞拍了一段素材去找专家鉴定，被认为：这很可能是南诏国时期的宫廷舞。在她的呼吁之下，玛咕舞被列入了省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让这一古老的民族舞蹈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在李亚威的建议和帮助下，腊湾村建起了漂亮的玛咕舞文化传习所，这种古老的舞蹈，更是在李亚威的倡导下，成了中小学生的课间操。
李亚威学跳玛咕舞舞步
楚雄州牟定县腊湾村彝族村民跳起的玛咕舞
腊湾村村长李国森说：“以前大家什么也不懂，跳舞就是为了高兴，后来有了电视、电影，大家也就慢慢不跳了。”李亚威来了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自己常常跳的舞也是有文化价值的，于是将之重拾起来，现在腊湾及周边村落的老老少少都会跳玛咕舞。
二○○六年五月，李亚威在武定县老木坝村拍电影《油菜花开》，发现有个年轻人四处寻找一本关于种植的书，于是她把刚到手的一笔两万一千元的稿费捐赠出来，为村里建了一座文化站。如今，这座文化站已经成为全村的一道风景。之后，李亚威还常常将深圳设计展之类的带有创意的展板打包发往文化站，希望能启迪当地孩子创意的火花。
二○一二年一月，李亚威带着电影《荞麦花开》摄制组，来到武定县白路乡选景，她发现这座村寨风景优美，但卫生状况极差。为了引导深山村民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养成文明卫生的良习，她随即联络深圳爱心企业家联手出资，以“首届乡村环境卫生评比大赛”为平台，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当五百元至六千元不等的奖励方案一公布，村民男女老少齐参与，从河流清淤、森林除污、村寨保洁到个人卫生，短短半年，全村环境大变样。
二○○六年，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拍摄现场
在白路乡拍摄前遇到了彝族村民
李亚威说，她并不伟大，她只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能帮多少帮多少。她只希望自己起到一根火柴的作用，先点燃星星之火，再让大家共同壮大火势。李亚威说，她做的事情都是顺手而已，比如自己先出资建文化站，就可以更好地号召大家捐书捐物。自己先发起卫生评比大赛，慢慢地就会让环保的意识进入每个村民心中。
李亚威在楚雄的拍摄和工作之旅，往往伴随着的是传播现代文明和爱心的漫漫长旅。
在楚雄那片保持着原始古朴风情的彝族生活区，一个小小的眼神都会让人久久震撼。李亚威回忆说，记得刚走入彝族山寨的时候，她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个小女孩光着身子站在她面前，茫然地瞪大眼睛看着她……她很诧异，之后才知道，原来，因为穷，当地八九岁的小女孩没衣服裤子穿的比比皆是。那一刻，一种说不清楚的痛楚与难受涌上李亚威的心头。当天晚上，她躺在床上久久不能睡去，白天的一幕在她的脑海中反复涌现，如同一个死结捆绑着她的思想，她知道如果没有解开这个心结，这天晚上她会睡不安，今后的生活也不会开心。于是，她一骨碌爬起来，脱下自己的背心，动手裁剪起来……第二天，当她把改成的裤子给小女孩穿上的时候，她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在板凳山小学拍《彝山小学》的时侯，一个八岁的孤儿男童只有一只大白狗做伴，她拍摄时泪眼迷蒙，把自己身上带的钱都给了他……
二○○三年十月，大姚县发生六点一级地震，灾区房屋倒塌且道路中断，村民们风餐露宿，衣食无着。李亚威知道消息后忧心如焚，马上委托人将一千元送到救灾指挥部，接着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深圳的各个相关部门，发动大家捐款捐物，然后又亲自把那些捐助的物品打包托运，紧接着自己还亲赴灾区，在灾后的寒风冷雨中，为老人和孩子配送衣物，一一为他们穿上。
对于各个彝族村寨而言，有时她简直就是个菩萨式的人物。楚雄作曲家黎中信回忆说：“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去一个姓杨的歌唱家家里，那个人生活挺艰苦，结果李亚威出门后就去了供销社，买了一台电视机送他。”
在拍摄彝家赛装节的时候，当她知道永仁县有个酷爱彝族传统刺绣的妇女李如秀，把自己的大部分积蓄都用在了刺绣上，家里生活出现困难时，她叫来团队摄影师苗山红，一边跟踪李如秀经常组织的彝家赛装节，一边帮助李如秀找展览场所。当她得知李如秀上大学的女儿学费尚无着落时，又二话不说，帮她供女儿读书。
在楚雄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姜扬看来，“李亚威导演几乎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会帮助那里的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干部还不如她到过的村委会多。一千一百多个村委会，她几乎都去过了。而且，此前楚雄两次地震，我们收到的第一笔捐款，都是来自于李亚威导演。”
李亚威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要告诉大家：要用心，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都说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但要照亮首先要找到火柴才能点燃蜡烛，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一根火柴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