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李亚威也许从来就没想过当英雄，也不认为自己在做着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她只不过是做了自己想做、能做，有些是必须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你可以去总结，但千万不要拔高我，我觉得自己算不上典型，我所做的都是我觉得应该做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李亚威经常会这样提醒记者。
尽管李亚威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业”，但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承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老话。这些年来，她陆陆续续被授予了“深圳最美爱心艺术大使”“楚雄州荣誉州民”、全国第四届“道德模范”的提名人、第二届“南粤楷模”、中华文化“年度杰出人物”等等等等的荣誉称号，那么，在李亚威的成长道路中，是什么对她“三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呢？
生于一九五六年的李亚威，在她生命成长和人生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从十岁到十六岁，是历时十年的“文革”，而地球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传统文化遭到疯狂摧残并几近被彻底铲除的年代。用现今的网络流行语来说，那是一个“‘三观’尽毁，节操坠地”的年代，但让人诧异的是，在李亚威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某些传统美德和基督教中的“爱人如己”的真谛在她身上的延续。那么，我们对李亚威身上这种特质的形成，作一番更深入的探究，也许就不是一件多余的事了。
“泱泱大国，诚信为本。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能否做到不管大小事情，都一诺千金？
李亚威可以。为了一个承诺，她可以放弃诸多机会，放弃诸多的利益，这是她不论在深圳还是在楚雄都受人尊敬的根本原因。但对她自己而言，完成这样一件壮举却很简单：‘答应了人家的事，就一定要做好，否则心里总不安稳’。”《南方日报》记者郑照魁在他的采访手记中这么写道。
李亚威在后来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经常提到，之所以当时在明知经费不足，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仍把《火之舞》的拍摄任务接了下来，是因为当初的一个承诺。
“我答应了人家，我就得要兑现我的承诺。”确实，在李亚威的身上，我们都一直看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中国古代的游侠们具有的“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传统美德。这种一诺千金的诚信和慨然，有时甚至是一种不惜以“躯”赴难相搏的决绝，在当今这个诚信普遍缺失的社会，显得尤为稀罕和珍贵。
当然，在李亚威身上体现的这种传统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来来的，而是与她从小在家庭生活环境中的耳濡目染以及她父母的言传身教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李亚威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大家都说我是一个特认真的人，其实这点我是传承了我父亲。他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就一定要做。现在很多人说我很讲信用，一口唾沫一颗钉子，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李亚威说她童年的时候，一旦她对父亲说起她想要和一个什么人做个什么事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父亲会经常问她，“你到底答应了人家没有？”
“父亲经常手里拿着一片小硬纸板，啪啪啪地打在地上，很认真地问我：‘你到底答应没答应人家？要是答应了，你就必须去做！’那时我还很小，所以印象特别深！
“有时候，我会被他问得有点发蒙，回答他：‘可能答应了……’他就非常生气：‘什么叫可能？答应了就答应了，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正是父亲对我从小的这种教育，使我长大以后，一般不轻易答应别人什么，一但答应了，就会全力以赴去做。”
李亚威的父亲是当地县里的领导干部，作为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后代，她父亲身上一直流淌着儒家诚信为本的血脉，即便是当他告诫小亚威必须“已诺必诚”的时候，他已经作为当地的“走资派”靠边站了，但他仍然没有忘记要求他的下一代遵守诚信为本的古训。
二○一四年八月中旬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来到了李亚威在楚雄的家，采访了已有八十三岁高龄的李玉臣老人。
因为工作关系，楚雄几乎成了李亚威半个“家”。为了不让楚雄人增添接待上的麻烦和负担，李亚威干脆在楚雄买了一套房子，并把她的老父亲和继母接到了这里住下，这样，李亚威每到楚雄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是“回家”了。
李亚威楚雄的家安在一个静谧的住宅小区里，东北人的热情好客是出了名的，再加上可能平时来访的客人不多，李亚威父母对我的来访异常高兴热情。身板因岁月的侵蚀已经略显老态的李父，精神依然矍铄，把我迎进门后便热情地带着我参观他自己种在小院里的各种瓜菜疏果。
但见李家面积不大的小院，满满登登地种上了西红柿、豆角、黄瓜和苹果、桃子、梨子以及茶花、勒杜鹃等果蔬花草。李玉臣老人一边向我介绍着他的劳作成果，一边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自得和极高的“成就感”，害得一直向往着退休后也有这么一块“自留地”，过上自给自足日子的我，羡慕不已。
李玉臣老人说，他们家祖上是山东人，从他父亲这辈就闯了关东。我问他为什么在对孩子的教育上特别要强调“讲信用”，是不是父辈那代人传下的“家规”？
老人家对我的问题似乎有些意外，略微沉思了一下，这么回答：“我父亲十五六岁时就跟人出来闯关东，要说家规也说不上，不过那时出来闯荡，不讲信用那是无法立足的。我父亲到关东后先是在一家店里给人当伙计，后来又当了账房先生。管账的人来不得半点差错，我最初参加工作也是在人民银行里，严谨、讲信用，是我最看重的。”
当我问到为什么会给女孩子起了“亚威”这么一个富有男性色彩的名字时，老人说：“那是上学时她自己改的，最初给起的名是雅薇，上学报名时，她嫌这俩字笔划太繁琐，就自作主张给改了。”
李玉臣说，亚威小的时候，他因为工作较忙，加上“文革”时被批斗，下放到干校，实际上教育孩子更多的是她的母亲。
如果说，李亚威在她的父亲身上，传承了中国“有诺必诚”的传统美德和仗义行侠的豪情的话，那么，她母亲则是以她的所作所为，化成的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地培育出了李亚威心中爱的幼苗。
李亚威的母亲和姥姥都是基督徒，她的小姨一家也都是基督徒，但她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些，因为那会儿正在“文革”当中，基督徒是不便（也不敢）公开自己的信仰和身份的。但“从小我总是觉得我母亲是个很不一般的人，我母亲所做的事情，总让我感觉很奇怪。”
“有一年的除夕夜，雪花飘飘。家人聚在一起，母亲把饭菜都做好了，饺子也煮好了，却来了一个女学生说找不到家了，她连围巾都没有系，就陪那女孩找她的家去了！全家人等了她几个小时。当她回来的时候，满身落的都是雪花。大家用不满的眼神看着她，她心安理得地坐下说，如果这个女学生要是亚威，你们会怎样看这事？”李亚威在她的一篇《故事讲给母亲听》的散文中，这么描述她童年记忆中的母亲。
在后来的采访中，李亚威又对我提起了她母亲的这件往事，她说：“当时我在想，如果说我小威顶着大雪（出去），你们也不应该怪罪我。”
回忆起母亲，李亚威眼中充满了深情：“她做了一个好东西（她认为好吃的），她从来没有（一人）吃，上下邻居全部都（给）送了。她总是对我说，‘你要学会分享，你不能一个人独吃，你有了好东西，要分给别人，因为（你）少吃一口，别人就尝到这个好东西了。’我们家经常会有很多小朋友到家里来，每一次来（母亲）都给他们做好吃的。”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家从来没有很自私的那种情况，总是经常帮助别人。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面，我的父母永远在给别人跑事，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好像（总是）去求这个，求那个，（别人）都以为是她自己的事，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她朋友的事，或其他人的事。”
学会分享，乐于助人，是母亲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爱的种子的发端，也是基督教关于爱的真谛在她的心中传递的开始。
“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我的外婆和母亲都信基督。基督教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是‘爱’——爱人如己。这点我在我母亲身上体认得最深。那年我动阑尾炎手术，术后的第一天伤口很疼，但护士始终没给我打止痛针，我疼得受不了，便问妈妈止痛针去哪了。我妈告诉我，她给了隔壁（病房）一个从农村来动手术的小弟弟。我妈对我说，你已经是‘大人’了，没有止痛针，你扛一扛就过去了，但那个从农村来的小孩还小，没有（止痛）药他扛不过去。”躺在病床上疼得龇牙咧嘴的李亚威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这件事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李亚威还记得，小时候，她们家的阳台上经常会落下一些不知从哪飞来的小鸟，尽管那时家里的粮食也不宽裕，但母亲在阳台上常备着一小袋米，当小鸟落到阳台的时候，母亲总是从袋中抓出米来喂那些小鸟。
这些点点滴滴、细琐的小事，无不汇成了爱的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从小就充盈在小亚威的心中，让爱的种子在她的心里生根发芽，最后枝繁叶茂，荫福他人。
我认为：李亚威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李亚威，跟她从小就接受父辈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尤其来自是她母亲基督教的“爱人如己”的传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二○○七年，李亚威在楚雄动手术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其实是必然）的机缘，李亚威也有了她的精神皈依——她成了一名基督徒。
对于一名基督徒来说，爱，绝不仅仅是一个名词，作为名词的爱是抽象的，而一个有爱的生命，不仅是用语言表达，更是要用行为将它活现出来，让人明白、经历和见证什么是爱。
一九七九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特蕾莎修女说得好：“爱不能单独存在——爱本身毫无意义。爱是要付诸行动的。”爱没有行动是死的，它需要用行动来表达。爱是一切善行的动力和根源，没有爱，就不是真正的善行。
而作为一名基督徒，特蕾莎修女用她卑微而光辉的一生，践行了什么叫“活在爱中”：
这位生在欧洲的女子，十八岁就来到印度，之后，就再没离开过那里。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自己都居无定所，而她每天做的事，就是推着小车在垃圾堆里、水沟里、教堂门口、公共建筑的台阶上，去拣回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被人遗弃的婴孩、垂死的老人，然后到处去找吃的喂他们，找药给他们治病，求医生来帮助他们……
她创建的组织有四亿多（美元）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捐款给她；她手下有七千多名正式成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她认识众多的总统、国王、传媒巨头和企业巨子，并受到他们的仰慕和爱戴……
可是，她住的地方，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换洗；她只穿凉鞋没有袜子……
许多人亲眼看见特蕾莎修女从水沟里抱起被蛆吃掉一条腿的乞丐。看见她把脸贴在濒死的病人脸上，看见她从一只狗的嘴里抢下正在哭泣的婴儿，看见她把爱滋病患者紧紧地搂在怀里……
她从十二岁起到八十七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
她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的事情。“有时候你需要做的只是握住他的手，给他一个微笑，听听他说的话，这就够了。”
当然，我们还不能把李亚威和特蕾莎修女作一个简单的类比，但如果我们不从一个基督徒爱的信念走入她的精神世界，我们也许就无法理解她的付出和担当，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不少人奉行着物质至上，娱乐至死的时代。
知名学者、南京大学的潘知常教授在前不久一篇题为《让一部分中国人“先信仰起来”》的演讲中这么说道：
“我们可以拒绝宗教，但我们不能拒绝宗教精神；我们可以拒绝信教，但我们不能拒绝信仰；我们可以拒绝神，但我们不能拒绝神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为举世所公认，但经济的单极化高速发展，也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个时代的基本症候之一，就是因为走得太快，不仅丢失了灵魂，也丢掉了社会的基本伦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欲望和道德的大面积沦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亚威身上所显现出的“爱”和背后的神性，才让她的生命显得如此的迷人和丰盈！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圣经·新约》中的这段李亚威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爱的颂歌”，也许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成了她的人生箴言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