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性格直率，风风火火，做事干脆利落，不懂得拐弯抹角，不给别人留面子，李亚威为了完成拍摄任务，并按照她的标准和要求去严格执行，认真落实，却经常会给人不近人情的感觉和印象。

为了赶时间，二○○二年的春节，李亚威顾不上休息（当然摄制组的所有同伴，也放弃了与一年一度家人难得团聚和休息的机会）带着她的摄制组赶到了楚雄，准备直扑大姚县的暑立里。但她并没注意到，正值春节期间，当地接待和陪同的同志，其实也有他们的苦衷。

二○一三年四月八日，在楚雄召开的李亚威先进事迹座谈会上，楚雄州基层代表张从华一开口，就引起了一阵笑声，因为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受尽了李亚威老师的折磨。”

张从华回忆起二○○二年春节假期，他接到通知，李亚威要带摄制组前往暑立里进行拍摄，由他领路接待。接到通知时已是下午，张从华一看时候不早，而暑立里又远在一百五十公里之外，那一路上沟坎纵横，路况复杂，若夜间行车，危险会更大。

张从华于是就准备好招待所房间，并打算让摄制组留宿至第二日再出发。谁知装满摄录器材的车子傍晚五点刚到县里，李亚威就表示要立即赶往暑立里，张从华苦劝不成反被李亚威呵斥，“你不走我走！”

《火之舞》拍摄现场

你一外来拍片的导演，人家当地的接待干部考虑到天黑路险的实际情况，让你们留宿一夜再走，你非但不领情，还呵斥别人，换了谁遇到这种情况心里都不舒服。张从华尽管心里不痛快，但考虑到对方也是为了工作，只好跟着摄制组的车继续赶路。

上车后了解到摄制组的同志还没吃晚饭，张从华又赶紧联系了八十公里外，车子将会途经的桂花乡，让那里的乡干部准备便饭。可是春节期间，饭馆也休息，桂花乡的值班干部好不容易找来饭店老板，紧赶慢赶做了一顿晚饭出来，李亚威到达后却不肯下车，坚持要继续赶路。

张从华说当时气氛“不算友好”，他觉得李亚威也太为难人了，“你不饿我们饿啊！”

是啊，一整天在路上奔波，都晚上八九点钟了，大家伙早就“饥寒交迫”，但深知李亚威“脾气”和行事风格的摄制组成员，不好提出什么“异议”，但张从华并不了解这些，只是从他的“工作”角度和实际情况考量后作出的安排。其实张从华说的是客气话，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时的气氛岂止是“不算友好”那么简单。

最后在众人的苦劝之下，李亚威才下车匆忙扒拉了几口饭，算是给了张从华“面子”，接着剧组又回到车上继续赶路。

张从华回忆说最后五十六公里山路，上下已是一片漆黑，车子找不到路，最后是暑立里老村长派村里人骑着摩托打着电筒找到了他们，才将他们带进暑立里。到达时已是（后）半夜，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只见李亚威跟老村长一直在聊天，什么时候睡的他都不知道。张从华这样评价李亚威，“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艺术第一，工作第一”。

在采访中，我也特意问了李亚威，那次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连夜赶到暑立里，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李亚威这么回答我：

“为什么头一天一定要下去，听说有暴雨（要）来了，山路极险，要是下暴雨前我们还是进不去的话，就是进去了我（们）也拍不成。所以，在暴雨到来之前，我们一定要进到暑立里，要不然会耽误很多时间。很多主创人员的时间是卡死的。第二我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到老村长家里，我会用最快的速度跟老村长聊近期发生了什么，有了什么变化。我希望早点去，（可）他们就杀猪整一堆，一喝好几个小时，就是给我们整一大桌子的‘席’，哪怕一个人发一碗饭也成，太浪费时间。这种热情和诚意我是心领的，但工作是第一。他是县上宣传部的干部，每一次都是他接待，那时候很不愿意接待我，我一来他就倒霉。他带着我们走，老找不到那个岔路口，我就开始骂他，两个小时都找不到地方，到了都已经半夜了，就匆匆忙忙吃了点东西。我跟老村长谈了，谈到了天亮。”

在楚雄采访期间，楚雄外宣办主任孟孚告诉我，也不能怪张从华，当年从事宣传工作的孟孚也曾数次陪同摄制组去过暑立里，孟孚说从县城拐进暑立里的那个岔路口，即便是在白天也很容易错过，更别说是在漆黑一团的夜晚。

《火之舞》拍摄现场

在楚雄，和李亚威一起工作、共事过的人，受过李亚威“折磨”的又岂止是张从华一个人。而且越是亲近她，与她有更多的机会共事、合作的人，受到的“折磨”就越多。她的片子力求原生态，群众演员都是当地人。在合作过程中，李亚威雷厉风行的性格，让习惯了安逸随性，习惯慢节奏的当地人很是吃不消，给她跑龙套都成了件苦差事。电影《荞麦花开》里有个露珠滚落的镜头，要猛摇大树，摇树的龙套演员——武定县委宣传部部长龙德武曾对记者“吐槽”：

“树太大了，要使出全身力气才能摇得动。就为这个小镜头，我摇了七次才通过！当时人都疲了。”跑龙套结束后，植物学专业出身的龙德武一路琢磨：“如果李亚威是棵树的话，至少在我们云南找不到这种树……该是骆驼草吧。从上面看只是简单的草，拔起来后底下全是根，根占了整株植物的四分之三以上。”

李亚威的认真、较劲，一丝不苟，特别是在艺术上追求完美，几乎到了苛求的地步。纳晓龄这些年来给李亚威当了好多次助手，李亚威对艺术的执着让他很难忘。他回忆起有一次他们去拍一个舞蹈，他和摄影师们觉得很简单，站在跳舞者队伍中横移一下镜头就行了。但是李亚威不同意，非要用一个多小时架轨道，一遍又一遍地调整，摄影师们不乐意了，双方发生激烈争执。最后还是摄影师们妥协了，当然，片子拍出来后，大家终于理解了李亚威的坚持，因为效果炫美无比。

陈汝洪说：“（她）早上（要）拍个日出，就把我们全都‘整’起来。你想嘛，一点多才睡下，四点钟就叫起，谁能没有意见？我们以前是拍新闻的，没有这个习惯嘛。有一次在昙华山拍高寒山区放牧的镜头，一大早我们就出去拍，正好赶上有一大群羊在那儿吃草，我一看也很兴奋，扛着机子跟着羊群一阵猛拍，忽然李导叫住我，‘汝洪赶紧过来拍这个’，我一看是一只母羊正在生小羊，心想这有什么好拍的，放着‘大场面’不拍，拍这种‘小玩意儿’，很不以为然。但李导坚持要拍，到片子剪出来后，这个‘小羊跪四方’的画面，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才不得不佩服李导独到的眼光。”

李怡说：“我们很多人都被李亚威骂过，但却觉得很痛快。因为她是无私无畏的。”李怡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时过境迁，离当年她们争执、吵架已经过去多年，而且李亚威拍出的片子在播出之后，也早已让她心悦诚服，并理解了当年李亚威的用意。但当年，李怡也许并不是这么想的。

作为《火之舞》的总撰稿人和制片人，李怡在摄制组中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负责联系、安排摄制组的拍摄行程和组织相关的活动。但搞宣传出身的李怡，与持艺术至上，追求尽善尽美的李亚威的思路、理念并不都那么合拍。譬如：摄制组如要拍一个景点或山寨，一般是李怡带着楚雄电视台的人去打前站，并作好安排。楚雄电视台的人一般到下边拍片子，都是拍新闻或宣传片，十来分钟半小时已经是算长的了，一般耗时也就在一小时之内，因而她也就习惯性地把摄制组的拍摄时间安排成两三个小时左右。李亚威说，往往当我们赶到那里，刚把机器架起来，还没拍几个镜头，时间就到了。

“我这是拍纪录片啊，又不是拍新闻。”

每当李亚威觉得，才刚刚开始拍呢，楚雄的人就催促着说时间到了。李亚威就火冒三丈，于是就着急，就发火，就吵架。

“在拍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发生那样的事，现在想起来是故事，但是当时谁也不能理解谁。楚雄电视台的朋友先去打前站，每次安排三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拍一个东西两三个小时，没有怎么拍呢就时间到了，我怎么拍得好呢？我就吵架，发脾气，着急。两股人虽然目标一致，但是这个磨合非常耗时间耗精力。我是深圳这边的，李怡既是楚雄团队的，又要站在中间和整体利益上调整，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我们一直在磨合中成长。”李亚威说。

李亚威说的这种“磨合”在拍摄的初期，不仅在两个不同地域的团队之间，而且在摄制组与被拍摄对象之间也是如此。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当记者问道：彝族本身有自然形成的习俗，会不会对你的拍摄，特别是拍摄初期形成一些影响时，李亚威这么回答：

“影响太大了，我一说要拍了，他们全村人非常高兴，穿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我要拍的是生产生活的农耕文化，是完全自己本真的东西，是纪录片，如果这样就变成了电影。他们也不高兴了，李导怎么不喜欢我们穿新衣服呢？我拍摄的过程中变着视角拍，我从另外一个视角出发，拍得比较细。在（这）过程当中我看到一排公鸡或者是一排母鸡，像合唱团那样的，从来没有见过，我就赶快拍。而且他们那里的鸡很能飞，很有意思，我也赶着拍。还有水里的鸭子，还有母鸡抱蛋的时候，我都拍，觉得很有意思。比如说鸡在树上，一般都是鸟在树上，他们那里的鸡也在树上，很有意思。（有时）翻过山之后，语言不一样了，走到哪里都要找一个翻译，因为你说的话老百姓听不懂，老百姓说的话你也听不懂。我说现在准备开始拍摄了，请大家不要看摄像机。底下人全都微笑着，结果才知道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听懂。刚开始的时候拍不下去，开始一两个小时全都是（在）熟悉，反反复复地说不要看了，后来看够了就各干各的事。”

对于李亚威在拍片过程中的认真和执拗，楚雄的同志也不理解：就这么点景，这么点事，你拍两三个小时还不够？再者说了，彝山的景致差不多都一样，很多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犯得着在一个地方花费那么多时间吗？就那么三几分钟的镜头，还动不动地非要架设滑动轨道，扛着机器扫几下也就行了，谁能看得出其中的区别呢？

可李亚威完全不这么想，这事不仅仅是彼景非此景这么简单，她深知，拍纪录片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和普通的宣传，在这里，镜头不仅仅是在纪录历史，唤醒记忆，捕捉细节，凝固真实的需要，同时还是在纪录美，创造美，是艺术创作。她必须利用和抓住每一次拍摄的机会，把眼前的那一切：现实的、历史的、人文的、自然的、民族的、宗教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所有这一切，尽可能多地纳入她的镜头之中，唯有这样，她才有可能在后期的剪辑制作中，有足够的影像资料，撑起她作品中的人文空间和艺术空间。当然她也完全可以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坚持“原则”，“随和”一点，“通融”一些，这样就可以“皆大欢喜”，但李亚威不干，她不是那种人。所以每到一个拍摄点，李亚威总是忘情地投入，贪婪地想把她想要的一切摄入她的镜头中来。李亚威常说，在拍摄时勤快点，多些角度，免得上剪接台，方恨画面少。

所以在工作中一拍七八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是十七八个小时，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很少有人承受得了，平日里积压下来的矛盾终于被激发。

在拍摄《火之舞·婚嫁》那一集的时候，婚嫁的场面在娶亲方的大姚县白沙冲，和出嫁方的牟定县腊湾村平行交错进行，为了拍下整个婚嫁的全过程，李亚威带着她的摄制组在两地之间来回奔忙，车步并用，昼夜兼程。

彝族的婚嫁很隆重，往往要花上三整天的时间。那天上午，摄制组先是在白沙冲拍了迎亲队伍出村的镜头，紧接着转场赶到到腊湾村拍新娘出嫁的场面。为了赶路，他们顾不上吃饭，一行人吃力艰难地辗转穿行于逶迤的群山之间。白沙冲和腊湾村之间隔着二十五公里，没有公路。为了抢在娶亲的队伍到达之前赶到腊湾村，李亚威带着摄制组乘车绕另外一条路赶过去。但由于不少路段坑洼太多，他们只好边修路边前行。就这么一路磕磕绊绊地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摄制组赶到了腊湾村。

还顾不上吃饭歇口气，男方娶亲的队伍已经进了村。因为不太熟悉彝家的婚嫁习俗和“程序”，这厢正拍着前来迎亲的队伍进村的镜头，那一厢新娘已在一片热烈和哄闹声中被背下楼出到了娘家的大门外。李亚威一看就急了，当即要求把新娘再背上楼，重拍！

可不是，一场婚礼下来，连新娘“出屋”的镜头都拍不到，算哪一门子的出嫁？可是，人家新娘家的人不干了。

按彝家人的规矩，新娘出嫁那天，一旦出了闺房，就不能再“回头”，可要是拍不到新娘“出屋”的镜头，这场婚嫁的场面就出现了重大的空缺。李亚威坚持要重拍，新娘家的人不肯，场面当时就僵住了。

腊湾村的村长李国森出了个“主意”，找了个替身临时“冒充”新娘，但李亚威坚决不同意，她认为既然是拍纪录片，就一定要真实，换一个“新娘”是容易，但假“新娘”脸上不会出现只有真正的新娘才会有的：紧张、羞涩、不舍、期盼等复杂、真切的表情。另外，李亚威以她的细腻和一个导演的专业眼光，同时还注意到一个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细节：之前已经拍过若干镜头的真新娘腿长，村长找来当替身的“新娘”是个短腿，要真的按村长出的主意去拍了，光是这个细节，就足以毁掉整个片子。李亚威心里很清楚：纪录片的生命在于记录和保持那个瞬间真实而可信的信息。在李亚威的坚决坚持下，经过反复做工作，真新娘才又继续出现的镜头前。但经过这一番“折腾”，李亚威心中难免不生出芥蒂。

也就是在拍完腊湾村新娘出嫁的场面，再转场到大姚的白沙冲继续拍摄时，李亚威和李怡这两位主帅，破天荒地当着众人的面，大吵了一场。这也就是我之前“按下不表”，但一直“耿耿于怀”并很好奇的那场二李之间的争执。

在这之前，一些工作上的矛盾，其实已经在积累和蔓延。对于李亚威在工作上的认真较劲，而且还常常没日没夜地“赶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特别是楚雄当地的同志。因为摄制组的任务毕竟单纯，除了拍片就是拍片，可是一个团队在外，吃喝拉撒的还有另外一大摊子事，这些事都由楚雄的同志负责，饭做好了你不吃，该睡觉的时候你还在“折腾”，人家当然有意见。

那次在腊湾村刚拍完那里新娘出嫁的场面，紧接着又要连夜摸黑转场到白沙冲，接着拍那里娶亲的实况，由于拍摄的时间太长（连拍摄带赶路已经连轴转了十几个小时），李怡忍不住对李亚威说：“李导你能不能改变一下？”言下之意是你能不能别老是这么超时没点地赶活，也要照顾一下负责后勤的同志的情绪和辛劳。

正拍在兴头上的李亚威顾不上李怡的“言外之意”，也顶了一句：“你能不能也改变一下？”

其实那天李亚威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火：连续的转场，路途艰危磕绊，新娘被“掉包”，摄制组的人无法正常用餐……在最后转场途中，天黑路险，不少路段还无法通车，摄制组的人员还得一次次地下车修路，雇来驮机器的骡子还一路上老踢李亚威，把她的脚踢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些她都忍着。好不容易赶到现场，顾不上吃饭就又忙开了。虽然整个婚嫁的过程是完整地记录下来了，但人的体力和情绪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就这么着，在撤离途中，两个合作伙伴大吵一场，在荒郊野外的一个坟地上。

“我回去就开骂，她就受不了了。那底下全是坟，她一头冲下去，我就把她揪回（车里）来。”李亚威后来回忆道，“我们两人在车里放声大哭，彻底崩溃了。摄制组中的男同志惊异地看着我们，说这两个女人疯了。”

有时候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既是新问题，同时也是自从纪录片诞生的时候开始，就遇上过的问题。在拍摄火把节的时候，李亚威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火把节是彝族人一年之中最盛大、隆重的节日，在火把节开始之前，往往要进行既隆重又具有神秘色彩的祭祀仪式，尤其是武定县高峰乡火把节前的祭祀活动，当年还保留完好的原始形态。为了把这已濒临消失的彝族传统文化形态，完整地记录下来，李亚威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一流传了不知多少年的民间传统习俗拍摄下来。但是，当摄制组风风火火地赶到高峰，准备拍摄的时候，当地的彝族老乡却坚决不让他们拍，因为传统的祭祀活动一直以来都是不能让“外人”看的，虽然在州委宣传部的劝说下，人家终于同意让拍了。可是祭祀活动，一直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小山洞里举行的，那是一个有灵性的地方，但由于空间狭小，根本摆不下摄像机——如何在某个特定的空间内，容纳（允许）摄像机的存在，这不仅是一个民俗、宗教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拍摄专题纪录片可能会遇到的共同问题。

一九二二年，被称为纪录片的开山鼻祖的美国人弗拉哈迪，在拍摄人类史上第一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时，首次遇上了类似问题。

当时弗拉哈迪在阿拉斯加拍摄、记录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在拍摄他们生活居住的“雪屋”时才发现，里面的空间，根本不可能容纳摄影机的存在，而且光亮度也远远无法满足胶片摄影的曝光需求。为此，弗拉哈迪要求爱斯基摩人专门建造了“为摄影机而存在”的、半敞开式的“雪屋”。

同样地，李亚威为了摄像机的存在，也要求把祭祀活动移到一个稍稍开阔点的地方，但是以当地毕摩为首的祭祀活动人员死活不同意。他们认为，挪了祭祀的地方会冒犯神灵，神灵“降罪”下来，地方上会招灾。经过反复交涉、磋商，政府跟他们签了一份合同，允诺如果那年当地的收成和粮食或者各方面发生了灾害，没有五谷丰登，都由政府来给予他们贴补，这才得到了彝族老乡的准许。

也许是那里自从有了火把节的祭祀活动以来，他们第一次把祭祖（神）的地方摊了位置。于是摄制组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村民们提前了五个小时，所有的人都跪拜一地，在用松茅叶铺就的地上，跪拜在那里，嘴里说道：“祖（神）啊，我们对不起你呀，我们要挪地点了！”摄制组的人都非常惊讶，他们把这种祭祀看得如此神圣！

李亚威说：至今那里的人和高峰火把节还是这样，年年都是这样！你只要进入楚雄彝族自治州，到处可以看到火把那样的东西，看到火把的彝族文字，看到火把的造型，走到哪里都会看到村村寨寨点的火。而且晚上的时候客人来了，他们给客人拦门酒一喝过，就会给你跳舞又点燃火把。所以火把对于彝族、彝家人来说，是灵魂！李亚威很庆幸能把那样的场面——积淀了彝族无数代先民文化传承的民俗活动，原汁原味的生命形态抢救性地记录了下来。

有时候，冲突的产生并不完全因为观念认识的异同，而出于“意外”，这种“意外”在当地人看来极为正常，但却让李亚威哭笑不得甚至火冒三丈。

有一次，摄制组要在一个山坡上拍一群羊，问了当地的老乡爬上那个山头需要多长时间，上头有多少只羊。老乡说一袋烟的工夫就能上去，羊嘛有两百多只。结果他们扛着笨重的摄影器材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爬了上去，气喘吁吁地正要架设机器拍摄，却只看到有四只慢悠自在地晒着太阳的羊，其他的都不知所踪。李亚威问：“羊呢，羊都到哪儿去啦？”老乡回答道：“都回家吃饭去了。”李亚威对记者说：“我说再把羊赶出来！我非常生气，脾气非常暴躁。”

李亚威说遇上这类事情的时候，她会“很生气，脾气也会很暴躁”，因为太耽误时间。

当然，类似这样的冲突，冲突了也就冲突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但是有一种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却是决定着整部片子成败走向，在这类原则问题上，李亚威从来是“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