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与李亚威合作多年的作曲家黎中信说：李导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她说到做到，十分靠谱，十分认真。
李亚威是个风风火火、说干就干的人，用她的话来说是：“这世界上的事，只有死亡是不用赶的，其他事都得抓紧。”在读完了两箱子有关彝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书籍之后，李亚威紧接着进入了“临战”状态。
在深圳拍片子时的“一条龙”式的运作方式，在拍摄《火之舞》这样的大型人文风光片时是不能再沿用了，那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就能干的活，得有一个精干和各方面都过得硬的团队。
在拍摄《深圳故事》之六《你的钱匣子给了谁》给小演员说戏
李亚威在《你的钱匣子给了谁》拍摄现场与录音师在一起
广东人的饮食方面，讲究的是“食不厌精”，李亚威在吃穿等日常生活方面极其马虎，但团队人选的物色方面，却是精益求精，恨不能把这个行当最优秀的人才都网罗到自己的帐下。于是在《火之舞》摄制组的团队中，我们看到了不少在业界响当当的人物，其中有：
总摄像：赵博，著名摄影师（代表作电影《喜莲》《美丽的白银那》等）；徐红亮，著名摄影师（代表作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陈汝洪，著名摄影师（代表作电影《炮打双灯》《校园先锋》等）
主剪辑：王茹，著名剪辑师（代表作电影《杨贵妃》《谭嗣同》，电视剧《唐明皇》等）
……
就连片名题字，插曲演唱等，李亚威也请来了沈鹏、宋祖英这样的业界顶尖“大腕”来担纲，由此可见一斑。
纳晓龄，一个楚雄自己培养起来的彝族电视人，多年来随着李亚威的摄制组跑遍了楚雄的山山水水，如今已是楚雄电视台的副台长兼总编室主任的他，还清楚地记得李亚威当年来楚雄电视台来挑人时的情景。那会儿台里的演播厅还没有升降摇臂，李亚威一眼就相中了这位正在扛着摄像机、敦实利索的彝家小伙。可纳晓龄是台里的业务骨干，台里死活不肯放人，李亚威倔劲一上来，直接找了宣传部的领导，才把纳晓龄收到了自己的帐下。
经过精心的物色和挑选，张吉顺、王川、苗红山、那少承、王勃、肖惠华等彝州文化名人，陆续加入到由全国各路精英组成的《火之舞》摄制团队。
一九九九年在拍摄《深圳故事》之三《升》的现场
在拍摄纪录片《大爱无痕》（左为摄影师刘庆纲）
当李亚威带着她精心组建的团队，信心满满地投入到《火之舞》的拍摄中时，原先没有料想到的困难陆续出现了。
拍片子，无论是电视剧、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对于李亚威来说都不是第一次了，对于其中的酸甜苦辣，李亚威早已深谙就里，见惯不怪。在深圳拍片“一条龙”式的工作方式，也早让她练就了一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本领。对于拍摄《火之舞》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她也有着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在拍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
最初遇到的困难，让她始料未及的竟是饮食，即所谓“饭难吃”。
摄制组在拍片的时候，一般的工作餐都是盒饭。摄制组工作餐的难吃她是一向清楚的，而一向对此不太讲究的李亚威也从未把这类“问题”放在心上。
但这次不同以往，摄制组多数时间是跋涉在高原林莽之间，盒饭即便“难吃”也无处寻觅，只能入乡随俗就地解决。而生活在高寒山区的彝族人的饮食特点是咸、辣、硬，主食以水捞“硬饭”为主，鲜有面食，菜则是半生不熟的生酸辣菜，味道偏辣偏咸。在以外地人为主的摄制组中，很多人因饮食不习惯而拉肚子，包括李亚威在内的很多人，满嘴都是大泡。一般开饭的时候，往往都是欢声笑语最多的时候，可眼下，大家伙把饭端在手里，就是吃不下。吃不好，工作自然也就难作好。
在贵州毕节赫章拍摄（右为摄影师赵鸿福）
李亚威创作团队摄影师李佳烨
摄制组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路难行”。
彝州地方“九分山水一分坝”，平均海拔一千二百多米，最高的山峰超过四千米，而传统的彝家山寨大都坐落在海拔两千米以上。在山高路险的转场途中，有不少地方因无路或太险，只能靠两条腿徒步行走。若只是空着手走在那崎岖险峻的山道上也就罢了，问题是摄制组的器材有时还得靠人来扛，其艰危和困顿就可想而知了。
“饭难吃”，“路难行”或许还可以克服，但摄制组遇到的第三个困难是——“气不顺”，可就更让李亚威头大了。一些风景绝佳的彝家山寨，往往高高地悬挂在海拔三四千米的地方，扛着机子一上去，那口气一下子就喘不上来了。有一次，摄制组登上海拔三千多米的昙华山，组里的不少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正在发烧中的李亚威，更是顿觉胸闷气短，嘴唇变得乌青。
《火之舞》播出后，李亚威在对特区新闻网的记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时说：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高山反应你就受不了，高原四千多米一上去你就受不了。而且天天吃辣的东西，满嘴大泡。就是‘气候难适应，吃的东西难适应，路又特别难走’，这三个东西就特要你的命。”
这也难，那也难，摄制组中有人坚持不住了，想打退堂鼓。李亚威一边给同伴鼓劲，苦口婆心地稳定军心，一边想办法解决困难。
州里领导知道了摄制组“吃饭难”的问题，特地下达了要“给摄制组的同志作“软饭”的通知，很快几大袋专门为摄制组准备的面粉，送到了摄制组。痛痛快快地吃上几顿“软饭”——面食之后，摄制组的士气大增。这也让李亚威意识到：入乡随俗，摄制组要想在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工作，必须吃饭、走路从头学起。
说到走路，山地和平原大不一样，特别是在山高路陡的彝家山寨，里头的学问还真不少。二○一三年年初，《深圳特区报》的记者金涌，为了采写李亚威的先进事迹，特意沿着李亚威当年的足迹，走进滇中高原，亲身经历了“高原的山风割破脸，崖上的彝寨进出难，苦荞粑粑木板床，老嫂子夜里吱呀吱呀磨面忙”的日子。在采访过程中，彝族学者格鲁吉热对金涌回忆起当年李导“学走路”的经历：
李导头回进山穿双新鞋子，磨得皮破血流的，袜子都染红了。老乡烧了热水，给她泡脚，抹上盐巴揉搓，缠裹布条入鞋，再走起来轻松许多。通往峰寨的路又陡又滑，一脚踏空就可能坠入深谷，因此每过险段时，就在她前后左右安排人员护持，听口令一起动作，高一脚低一脚的，经常互相踩了脚哇哇直叫。吉鲁格热说：“两个月下来，李导上下山没问题了，可我一双军用登山鞋生生踩烂了。她是在用脚步丈量我们彝家的村落呀。”
在崎岖险峻的高原山区，以车代步的时候虽然没有步行那么劳累，但也时常会险象环生。
时任李亚威拍摄助理的纳晓龄，对金涌回忆起摄制组一次遇险经历时，仍然心有余悸：
“刚坐车进山时，可能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弯急路陡狭窄惊险的盘山公路，李导根本不敢看路边的悬崖峭壁，是肖惠华和我一左一右把她夹在中间，拉她上车下车，真难为她能够坚持下来。在永仁县方山拍片时，连夜赶路，车子冲出路面，一个前轮悬空在金沙江大峡谷悬崖上，山风呼啸，车身摇晃不停，如果失去重心，车毁人亡的悲剧将瞬间发生……一车人惊吓得冷汗淋漓大气都喘不出来。漫长的一个多小时后才被赶来的救援人员救出。惊险之后，人像掉了魂似的瘫软了。”
二○一四年八月，在楚雄的一家宾馆里，纳晓龄在对我回忆起他们和李亚威拍片时的情景，当年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李导要去拍（片）的地方，往往总是些最原始，最具原生态的地方，有些几乎无路可走，连机耕路都没有，我们都觉得（去那些地方）太消耗时间，可她坚持要去。到了村子里，天色晚了就住在村民家里。当年彝家山寨那个条件，你是不知道，蚊子、虱子、老鼠什么都有，可她不在乎，也不讲究。累了在火塘边靠一靠她也能睡。有时候在火塘边跟老乡聊着聊着，她突然会喊我们把机器扛出来拍上一段。那种日子，就连我这样一个壮汉也吃不消，别说她一个女同志。有时候觉得实在‘扛’不住了，可一看李导还‘戳’在那里，也就咬牙坚持了下来。那些年跟着李导真是累惨了。”
纳晓龄如今也过了不惑之年，但敦实健壮不减当年，脸膛黑里透红，声音壮如洪钟。当兵出身的他从不轻易“诉苦”，但回忆起和李亚威一起拍片的日子，仍免不了在我面前“吐槽”。
说到吃饭，纳晓龄说：
“彝家的那个硬饭，你可能没吃过，再煮上一个小时你也吃不了。当年我的胃号称‘小钢磨’，啥都能消化，可就是跟着李导拍片的那几年，我的‘小钢磨’也‘磨’不动了。
“彝家的硬饭李导也吃不动，可她不说，她有时会要求在盛着硬饭的碗里加点汤，我们就明白她的意思了，就设法给她弄点软的东西吃。
“其实，彝家的硬饭李导的胃也接受不了，但每当到那种环境，她都蹲在火灶旁，跟老乡边说话边吃着饭，她是担心彝家做的饭都不去吃，一是伤了他们的感情，二也是一种浪费。老乡们每次看到李导吃的样子就很满足。”
说到走路，纳晓龄说他和李亚威的另一个助手肖惠华当年都有着自己的“风火轮”，走一般的山路那是“不在话下”。肖惠华那会儿从内蒙古购得一双牦牛皮的靴子，做工精良，皮质韧实，肖穿着那双鞋子到处“显摆”，自我“吹嘘”像这样结实的靴子，多少年也穿不烂。纳晓龄自己则是穿着从部队里带回的陆战鞋——一种“久经考验”，轻易不会“开口”的军用品。可就是在陪着李亚威“踩点”的那一个月里，肖惠华结实无比的牦牛皮靴子，从半腰撕裂到靴底；而纳晓龄的陆战鞋的鞋帮上也“开”了数道“口子”。当年的“行路难”由此可见一斑。
“拍小豹子（笙），以前中央台什么的也来拍过，怎么拍？把‘小豹子’们都叫到乡上的灯光球场上（摆）拍。李导说，那怎么行，一定要到村子里拍。我说路不通，她说那就走着去；我又说，可能连吃（的）都够呛，她说那就买干粮带上！李导要干的事谁也拦不住嘛。
“关键是李导她不走‘正路’，专门挑那些灌木丛生，陡峭险滑的地方走，整天高一脚低一脚的，作为本地人而且还是男人，很多地方我们还是要牵着她（走），就是铁鞋也经不住（这么折腾）唦！”纳晓龄说。
“本来嘛，这么结实的鞋子都残了，按说人也累得快（残）了。可是李导她还能坚持得住，我想再怎么样也不能丢大男人的面子不是？”没想到纳晓龄还相当幽默。
“我们就跟李导说让她赔我们的鞋子，李导答应了，说是等她回深圳买几双给我们，最后还是没有兑现。不过李导还真是个有心人，去年（二○一三年），李导来楚雄时，送给了我一件礼物，你能猜出是什么吗？她送给我一个话筒。对于一个电视人来说，这可不是件一般的礼物，我知道，她是希望我能（在这一行中）干出成绩来嘛！”
如果说“吃饭难”“行路难”这类困难，咬咬牙，狠狠心，坚持一下尚能克服的话，那么解决“气不顺”的问题，那可是差点让李亚威把自己的命都搭了进去。
为了控制拍摄成本，摄制组没日没夜地颠簸劳顿，高海拔地带忽冷忽热的自然环境，让身体疲惫突患感冒的李亚威病情加重，嘴唇乌紫，呼吸急促，终于扛不住强烈的高原反应，有一天在昙华山顶三千多米高的拍摄现场昏倒在地。
李怡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
“当时，我一下就急了，李导高烧到三十九度，心跳加速，越来越虚弱，慢慢昏迷了。外来人的高原反应是要命的，更何况重感冒的掺杂，万一发生意外，在我来说，相当于天塌了。虽然她事先给我反复交代不要给她吃药，以免误事，但我还是于心不忍，给李导服下几片容易犯困的（抗）感冒药。”
李亚威的助理刘庆纲也回忆道：“服药下山前，李导把我叫到跟前，反复叮嘱到了下一个景点别忘了叫醒她。又说万一她不行了，就把她在深圳的房子卖了，帮她把这部片子拍完。”
李亚威身边的人听了这话都忍不住泪洒当场。
按李亚威事先的安排，摄制组当天先要把昙华山顶一些“梅葛文化”的遗迹拍完，再掉头赶往桂花乡去拍哀牢山。但当车子经过预定的景点时，看着昏沉中的李亚威，一车子人都沉默不语，大家都不忍心叫醒她。
当昏昏沉沉的李亚威在颠簸中醒过来，得知车子已经开过了景点时，竟急得号啕大哭，边哭边说：“你们把我害了，错过了难遇的景点，这辈子都补不回来了！”
听了李亚威这番声泪俱下的话，一车人无不为之动容，李怡只好当即下令：车子调头返回。
我一直就很纳闷：究竟是怎样“绝佳”的景致，惹得李亚威宁愿把生死置之度外也不愿错过？之前看过的一些报道说到这里，也总是语焉不详，趁着纳晓龄这个当年的亲历者在场，我赶紧把问题“抛”了出来。
“咳，”纳晓龄说，“当时之所以不把李导叫醒，一是不忍心，二是那种景色在我们本地人看来，实在是司空见惯了嘛。不过我确实是很佩服李导的观察力和记忆力。那天上山的时候，李导就看中的那个地点，是昙华山半山腰处一个眺望远处群山的绝佳拍摄点，只不过那里属海拔较高的高寒山区，要到下午云雾散去时，才能拍到远处峰峦叠翠，近处田野炊烟，近似水墨画般的画面。李导上午时就看好了那个点，说是下山经过时拍，我们就想，错过了这个点，在别处也可以补拍嘛。谁也没想到李导会急眼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返回去嘛！”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李亚威作为我的同龄人，我想她对这句话也不陌生，像她这种具有浓烈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其人生道路，往往是在不断地克服着一个又一个的客观困难，奋力前行的过程。所以像吃饭、走路这种事情，再怎么难，也不可能成为李亚威人生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观念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却不是李亚威单方面想解决就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