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二○○○年五月十三日（到楚雄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最后把我留下来的人，也是她。以至于后来在一起，哭也好，笑也好，到后来我手术的时候，签字的人还是她。可以说我（在楚雄）一路上的过程，如果没有她，这一切故事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是千里马，你也要有人识，没人识你是不（会被人）知道的。当时她就是认准了我，加上她跟老部长都觉得我是一个女汉子，他们喜欢女汉子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在楚雄彝州）才能干得了事，所以就一拍即合了。”

十四年之后的一个溽热的盛夏，李亚威在深圳她家附近的一家便捷旅馆里，对我这么描述她与李怡之间的这种缘分。

二○○○年的时候，李怡，这位西南师大政治系毕业的才女，从中学教师的教职转岗到州委宣传部，带着她的学识和闯劲，一步一个台阶，这一年离她上走上州宣传部领导岗位刚刚一年多。彼时的李怡正是英姿勃发、闯劲十足的年龄，工作上带着一股风风火火的冲劲。因为分工管外宣，李亚威一行刚到楚雄，李怡就与他们打了照面。这两个在她们之后的漫长岁月中，注定会有着数不清的交集、合作及并肩前行的人，那会儿并不知道这些，但在最初的接触中，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十多年过去，李亚威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李怡时的情景，还仿佛是在昨天：

“她那会儿还很年轻，长得很瘦，就是很细条的样子，长发披肩，纤细灵秀。不像一些因为年轻就当上了××长的人那样显得张扬，她很谦逊，话很少，一句就是一句。她长的样子像山茶花一样，眼睛给人一看就是有内容的人。”

这世界上人和人的相逢、相识、相知乃至相亲相爱，都是一种缘分。至于缘分是什么，也许谁也说不清楚，但又谁都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世事如棋，人海茫茫，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相知甚至相亲相爱，是必然也是偶然，其中玄机全系于一个“缘”字。亲缘关系就自不必说了，同学、同事、邻居、邻座，甚至是素不相识的路人，大家能相聚、相遇，都是一个“缘”字。缘，是以偶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必然结果——没有偶然就不能相遇，没有必然就失之交臂。

佛家有这样一句话：“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俗话也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这两句话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那就是缘分难得。有人曾作过一个统计，在全世界数十亿人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遇的可能性大约是千分之一，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大约是两亿分之一，而成为终身伴侣的可能性则大约只有五十亿分之一。

李亚威手术后的第十三天，时任武定县委书记李怡带她登武定狮子山上的平顶玉湖（李怡细心地为李导准备了凳子和水果，累了就坐下休息）

荣誉州民李亚威在北京的文化博览会上巧遇时任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

李亚威和李怡这对在工作中建立起了超乎亲情关系的姐妹，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两人虽然都姓李，可五百年前未必是一家。她们一个出生在冰天雪地白山黑水间的东北；一个成长于大西南的热带丛林；一个工作在灯红酒绿繁华喧闹的南方沿海大城市；一个长年穿行于滇中高原的沟壑村寨之间，如果说不是有一种特殊的缘分，俩人的生命轨迹很难会有一个交汇点。正如一位伟人当年所说的那样，她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甲午年春节，我在李亚威家中采访她时，李亚威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都不能想象我那年在楚雄开刀住院的时候，李怡同志是怎样照顾我的。”

当时手术的最初方案是两个小时，可腹腔打开之后，医生发现了其它病变组织，手术比原先预定的时间延长了数倍。手术作了多长时间，焦灼万分的李怡就在医院手术室的过道外站了多长时间。直到第二天那双又胀又酸的双腿才提醒她，即便徒步行走几十里山路也不过如此。

“不是不可以坐，过道里有凳子，是坐不下来。刚一要坐下，心里着急‘噌’地又站了起来。”当李怡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是半年后在楚雄的一家茶室里。

当得知又发现了新的病灶，手术时间要延长时，李怡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在明知李亚威不可能收到短信的情况下，李怡固执地给正躺在手术台上的李亚威发了这样一条短信：“一定要坚持！挺住！送你一朵小红花！”

虽然追述往事的李怡从表面上看已经波澜不惊，但只有她知道在那惊心动魄的九个小时中，自己经历了怎样炼狱般的煎熬。

在手术台上躺了九个多小时，从上午九点一直到晚上七点多，才被从手术室中送出来，还没有从深度麻醉和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的李亚威，恍惚中只觉得有一双关切、焦虑的眼睛，投射在她的脸上，她知道，那双眼睛是李怡。

“那双眼睛真大呀！”李亚威对我说。

“那会儿李怡已经调到武定县当县委书记。一个县委书记的工作有多忙我就不说了，但李怡居然在我住院的那段时间，差不多每隔一天就炖好一只当地的壮鸡，盛在瓦罐里，从武定县城赶到楚雄州医院来看我。”

李亚威为了形容汽车在山区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是多么颠簸，边说边用手势比划着。“虽说从武定到楚雄州府只有七十多公里，但那不是高速公路，也不是平原。来回一趟得花上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李怡有时是开了一天的会或是忙乎了一天，连夜赶来看我一眼又赶回去。一个县委书记你知道她一天有多少事吗？”李亚威说着说着眼里闪着泪花。

但感情归感情，在工作上遇到意见观点不合，俩人也会争吵，而且会大吵。有一次，她和李怡为了工作上的事，在大姚县的一个荒郊野岭的坟茔上大吵一场，吵完后俩人又抱头大哭，让在一旁看着的摄制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

马年大年初三的午后，李怡外出与她在深圳的党校同学聚会完，急匆匆地赶回李家，如约接受我的采访。大概担心我等得太久，李怡推开李家的院门，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看着表对我说：“我没来晚吧？”

在连续经历了几年奇寒的春节之后，南方难得地迎来了一个温暖和煦的大年。

我和李怡坐在李家小院户外的休闲椅上，温暖的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落在我们的身上，院里那株挺拔葱郁，有着浓烈的热带植物特征的散尾葵，在冬日的阳光下愈发显得婀娜多情，让人恍如置身在云南的热带丛林中。

当我问起当年她们之间的那场争吵时，李怡有点不好意思地回忆道：“当时，州里的领导，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都认为《火之舞》这部专题片，应该更多地表现楚雄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风貌，可李导对怎么拍这部片子，却有着她自己的视角和看法，她认为片子的重点应该放在对彝族文化历史和风情的挖掘与展现上。”

两个原则性都很强的人，在遇到自己认为是“原则”的问题，往往会“寸土不让”。

“你知道，所谓民族风情，往往会和‘落后、愚昧’甚至是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李怡说，“作为楚雄方的代表，我当然更加愿意在片中展现楚雄‘现代化和先进性’的一面。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李导还是对的。”

时隔多年，李怡向我坦言：“你想想，那时我们宣传部一年的外宣经费才一百万，就硬是把其中的八十万拿出来拍《火之舞》。搞宣传的人，满脑子想着‘要弘扬主旋律’、体现时代的主流价值，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当然更想让外界知道和了解一个‘现代’的楚雄。

“我们跟李导不一样，她来自沿海发达城市，来自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是什么地方，那是中国极少数能和世界接轨的地方，她的视角、思路甚至文化价值观当然会与我们有较大的出入。

“说实话，那时我们除了思想不够解放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此，许多东西对于我们实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觉得有什么新鲜好奇。”

李怡很坦荡，她并不想为当年的自己和楚雄人，在拍片的角度、取舍等问题的认知上，与李亚威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分歧掩饰什么。

“当年的楚雄是个相对封闭落后的地区，在这种环境中惰性的产生，不思进取（的情况）也是有的。”李怡进一步解剖道，“这往往让我们忽略了身边的金矿。”

在《火之舞》中，李怡曾先后担任了片中的分集撰稿和总撰稿及策划，是该片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李怡继续回忆起在撰稿过程中，她和李亚威之间的“摩擦”：

“观念问题是导致我们之间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我们是在按‘作’新闻的方法和要求，去体现我们的观念，譬如，颜色要尽可能的鲜艳啦，不能展露贫穷落后啦，等等。而李导却有着更高远的文化理念和追求，她是在通过记录、挖掘彝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探讨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奥秘。”

说到这，李怡告诉我，正是受了《火之舞》拍摄的启发，也是在李亚威的不断推动下，事过多年后，楚雄州用了几年的时间，投资一千多万元，搞了一部“十卷丛书”的大项目，整理出版了彝族大型文化经典书籍《毕摩经》。

对于当年她和李亚威之间如何争吵脸红，她又如何急得大哭一场的事，她没有具体告诉我。但我一直对这事有着一种耿耿于怀的“好奇”：究竟这两个惺惺相惜，在工作中默契情投的人，为了什么事，能吵成那样呢？

再次见到李亚威，已经是几个月之后南方燠热难当的七月了。正在忙着为她的新片挑选演员的李亚威，忙里偷闲，来到我入住的一家便捷旅馆中。当我问起她和李怡之间的那场“争吵”时，李亚威“披”着旅馆房间里的被褥（因为马上要赴新疆帕米尔高原拍片，李亚威担心着凉），向我描述了当年她和李怡的那场争吵的缘由及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