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站在澳门旅游塔“中华文化人物”领奖台上的李亚威也许不会想到，当她二○○○年第一次踏上楚雄的红土地，带有几分义气，几分豪情，也许还有几分惶恐和压力地接下了楚雄州委宣传部交给她拍摄一部推介楚雄的旅游风光片的“临时性”任务时，将会给她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承担；也不会想到，她此后的人生会与彝家山寨结下怎样血脉相连的不解之缘，以至于后来她竟成了楚雄的“荣誉州民”。她宵衣旰食，历尽艰辛拍出的楚雄彝人历史文化的影像资料，也已在十多年间，化成了彝族历史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鲜花、掌声和荣耀，更不是她当初所能想象和追求的。

二○○○年五月，时任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室主任的编剧、导演李亚威，受市委宣传部的委派，随着一个阵容强大的采访团，前往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创作以招商银行已故扶贫干部臧金贵为题材的电影剧本《爱在远山》。

这是李亚威生平第一次踏上楚雄彝州的红土地。李亚威还清楚地记得她刚到楚雄时的感受：“我觉得特别兴奋，‘楚雄’这两个字（无论是彝文还是汉字）都给我一种敦厚和性感的感觉，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是那里的云，那妩媚的云就在那飘啊飘着，像天上流动的生灵一样，像跟你在捉迷藏，那种早晚有温差的立体气候很有性格，（那）不冷不热的气候，让我很有激情。当时才（海拔）一千多米，我就有一些高原反应了，感觉头有点疼，后来这么多年来都没事。但是总体上，给我的感觉，这是一个平静、古朴、新鲜、生动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地方，这是楚雄留给我最初的印象。”

从小就在音乐的海洋里徜徉的李亚威，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只是在现实生活中，“命运”之神在敲门的时候，通常并不是像在贝多芬的乐曲中那么清晰可闻，而在很多的时候，更像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我相信彼时的李亚威，对即将改变她后半生人生轨迹的命运之神的“叩门”声，并没有太多的觉察和预感。

云南楚雄白路乡大坪地村

那么，当李亚威第一次踏上楚雄的红土地之时，命运之神在她未来的人生乐章中，将奏出怎样的音符呢？

当时负责接待李亚威的李怡（时任楚雄州委宣传部副部长），还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李亚威时的情景。当我二○一四年八月中旬，再一次见到李怡，坐在楚雄市的一家颇有现代风情的茶室中，李怡这样对我描述她第一次见到李亚威时的印象：

“说实话，李导在当时他们（从深圳来的）那一行人中并不引人注目，显得很普通。她当时穿着一件红格子衣服，（颇）有艺术气质。眼睛大大的，话不多，但每次我们介绍（情况）时，她都听得特认真，（我）感觉到她是真的听进去了。在永仁县采访时，她比一般人都显得深入，一路听，一路看，一路问，问的问题很细致。当时就觉得李导是一个情感真挚，对人充满关怀的人。她的表达能力很强，还有她能猜透你的心。

“当时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深：为了让深圳采访团更多地了解我们楚雄的情况，我们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画册。临离开前，李导专门找到我，把画册退还给我，说是太沉了带不了。一般人像这种（情况），都是丢在旅馆的房间里就算了，哪有专门来还（资料）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做事认真，值得依赖的人！”

这也许就是李亚威和楚雄彝州结缘的开端。

楚雄彝族自治州属于云南省下辖的自治州之一，地处云南省中部，跨东经100°43′～102°30′，北纬24°13′～26°30′之间，属云贵高原的西部，是滇中高原的主体部位，其间山峦叠嶂，诸峰环拱，谷地错落，溪河纵横，素有“九分山水一分坝”之称。乌蒙山虎踞东部，哀牢山盘亘西南，百草岭雄峙西北，构成三山鼎立之势；金沙江、元江两大水系以州境中部为分水岭各奔南北，形成二水分流之态。在群山环抱之间，有一百零四个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上的盆地（坝子）星罗棋布，形成州内一个个规模不同、独具特色的经济、文化区域。

这里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一九六五年，楚雄的元谋县发现了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并发现了打制石器和用火的痕迹，之后在禄丰还发现了禄丰腊玛古猿化石。人类的远祖先民们变迁的足迹虽断断续续，模糊难辨，但此间原驻民们的生衍、流徙、聚居的历史，却是有迹可循。

李亚威为地震后的大姚县昙华山捐赠物品

二○○○年，李亚威第一次去腊湾的时候，她拍摄到的腊湾老人

李亚威在四川凉山州布拖县拍摄彝族舞蹈朵乐荷

自先秦时活跃于此的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到了原唐宋时期分化形成了“南诏三十七部”——在当时的楚雄境内，分别有着白鹿部（楚雄）、罗部（罗次）、罗婺部（武定）、华竹部（元谋）以及抬萼部（牟定）、易裒部（广通）、摩刍部（双柏）等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尽管到了明朝初期的洪武年间，当时的统治者出于强化对西南“夷”地的管辖控制，及屯垦戍边的目的，设立了卫所制，把原居汉地的大量居民，强迫性地迁移到此地屯垦之后，汉族才逐渐成为楚雄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但其境内至今仍居住着彝、苗、傈僳、回、白、哈尼、傣等二十五个民族，其中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七。

当人类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浪潮惊涛拍岸，迅疾推进，其潮头波及之处，浪花飞溅，声势逼人。虽然地处高原内陆，楚雄州的领导们仍感到了“寰球同此凉热”的逼迫和激荡。来自世界一体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双重压力和挑战，使他们不得不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审时度势，调整和规划全州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路径。一方面，他们必须把本州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纳入全省乃至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格局中，以适应全球化经济区域性分工的要求，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他们又不能不考虑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席卷下，持续和存留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与独特性，尤其是对在现实中已濒临流散、消失和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扬，更是时不我待的当务之急。

就像在自然界，每年正以上千个物种的速度，悄然无声并迅速消亡的这个时代，我们若仍误认为面对的依然是纷繁万千、摇曳多姿的大千世界而无视这种消亡的话，要不了多久，我们只能对着人类自己茕茕孑立的身影发呆。面对人类的文化形态也一样，在席卷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那些原本已经在流散消失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挖掘、整理、保护，它们随时都可能会消失在当今各种强势文化的蚕食中。

而彝族作为楚雄州内最大的少数民族，滇中高原的山峦坝子、河沟林莽，自古以来就是彝家文化主要的发生、演变、传承和凝聚的载体与福地，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整理、及记录彝族文化的原初形态，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阐明光大其中的精义，是楚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刻不容缓的文化工程。

保护某种文化形态和文化遗产这种事，说说容易，但真要做起来，却又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最头痛最要命的当然是资金问题。楚雄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能用于文化建设上的资金有限，而能用于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资金更是少得可怜。

贵州省毕节赫章彝文研究室

二○○○年的时候，楚雄州的经济总产值仅达到一百零五点五四亿元人民币，地方财政收入也只有七点七三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若放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或长三角一带，也就相当于那里的一个经济强镇的水平。更要命的是，保护和整理少数民族文化，千头万绪从何抓起？这对楚雄州的领导不能不说是一个考验和难题。但既然意识到了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即便在资金极为短缺的困难条件下，楚雄州的领导们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一咬牙，一跺脚”，决定从紧巴巴的外宣经费中硬挤出八十万元人民币，用来拍摄一部以记录、表现彝族文化为主的，反映楚雄地区人文历史、山川风物、民族风情的专题片，较为系统地梳理、记录、展现和传播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挖掘本土的文化旅游资源。当然，同时还要“对外”展现一下正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楚雄人奋力前行的风貌和楚雄州的现代化成就。

八十万元，对于当时的楚雄州政府来说，也许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相对于文化项目投资而言），但这点钱，要拍摄一部几十集专题片，却还是捉襟见肘的。

不管怎么说，拍片的钱有了，但找谁来拍呢？楚雄州委宣传部当时分别联系了北京和香港的一个导演，对方听说他们只有区区的八十万大元，积极性都不是很高。而时任州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俊是一个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的人，他心目中的导演是既要热爱彝族文化又不嫌弃村民的人，李亚威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经意间，闯入了当时楚雄州相关领导的视域。尽管她此行的目的与此事并不相关，但仿佛李亚威就是特意踩着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来到了这个注定要让她生命大放异彩的地方，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楚雄州的现任州长李红民当年曾开玩笑地对李亚威说，她可能上辈子是个楚雄彝族人，李亚威自己好像也有这样的感觉，她说：“一到彝家山寨，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那里的山山水水和人哪，牛啊，羊啊，我都感到很亲，很亲。”

即将奏响李亚威后半生生命华彩乐章的各种音符和旋律，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交汇了！只是彼时的李亚威并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