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自由:胡适传
胡适慈眉善目，含笑对人生，在他晚年，他的两位门生， 且知之甚深的唐德刚、李敖分别就他的“笑容”发表了高见:
胡适那一脸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 自由一尤其是“无恐怖自由”一的象征。
别看他笑得那么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唐德刚从“笑容”中看出了胡适的“天真”和“象征”; 再传弟子李敖则看出了“寂寞”。
实际上，作为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到了晚年，确如 夕照残阳，微笑中含着天真，且像一头寂寞的狮子，走完了他苦乐年华的最后历程。
1957年8月20日，台湾 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 呈请辞职，中央研究院这最高 学术机构、知识界的精英顿时 群龙无首。11月4日，经该 院评议会公开投票选举，众望 所归，唯胡适马首是瞻。蒋介 石在这一点上不好违背中研院 的民意，且有他自己的考虑， 便于当天任命胡适为该院院 长，并亲自致电胡适，告知院 长之任命，催促其尽快起身回 台，同时请他转贺电给四天前 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杨振宁博士。
这时，胡适却摆出他一向自我标榜的“不愿为官”的架势，以身体有 病不能胜任为由与蒋介石磨蹭，目的是想借机讨价还价，抬高自己，同时 也为推翻自己说了多年“不愿为官”的话找个立足的台阶。在10月22日， 胡适曾写长信慰问朱家骅，认为朱的辞职，“实等于被迫去职”，他和六位 海外评议员，“都很愤慨”。并就朱家骅辞职后的院长之事，写信委托王世 杰代为投票：①朱家骅，②李济，③李书华。
当胡适得知院长的任命后，有意推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胡适平时 好大喜功，爱凑热闹，本无多大实际、具体工作能力，且身体不支，若一 大堆繁重的杂事压到他肩头，只有徒唤奈何，将无法做他的研究工作。他 谈政治，干预政治，做了大半辈子的政治票友，若真让他登台演出，那便 是他自言的可以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长。他复电蒋介石不就此职和要朱 家骅、钱思亮向蒋说情的目的，是想让蒋介石先任命李济为代院长，让李济为他辟山开路，干他力所不及的 杂事。开始蒋介石执意要他回台上 任，胡适坚持说自己正在医病之中， 要蒋任命李济代之。蒋无奈，只好 依胡适之意办。12月12日，蒋介 石发布命令：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未到任以 前，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所长李济暂行代理院务。
蒋介石允准胡适的推荐，为此， 胡适十分得意，12月15日致赵元 任的信中，坦率地道出这一招的用 意：
后来，我决计不再辞职，但 请政府任命济之代理我——正如 1945年，政府任命我作北大校长， 同时任命孟真代理我的职务一样。 果然这个办法行通了。
李济乃继傅斯年之后执掌历史胡适的笑容 语言研究所，颇有成绩，为胡派文人中较少涉足政治的实干家。
直到1958年4月，李济领导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三届院士大会筹备工 作已“万事俱备”，胡适才姗姗来迟，荣任院长。
旅美整整9年的胡适，为何心血来潮去台做官，原因是多重的。
就胡适本人而言，这些年在美国的闲居生活，实在是无聊之极。由于 对政治抱有不感兴趣的兴趣，使他不管什么政治都要信口谈上几句，花去 了不少时间。谈政治是胡适在研究学术之外的最大嗜好，他的来客，以及 他访友，海峡两岸的政治及国际形势多是他的主要话题。他不但对空洞的 大政治有兴趣，对空洞的小政治也有兴趣，在他的鼓励、支持下，哥伦比 亚大学十五位华裔硕士、博士创办了《海外论坛》月刊，在美国编辑，香 港印刷发行，且维持了3年之久。同时胡适鼓动来自香港、台湾的哥大留 学生，动手、动脚从事小政治活动。这批留学生从台湾、香港带来的政治 兴趣，在出入那具有高度磁性和政治诱惑力的胡公馆几次后，听信胡大师 的传教，也出来组织了促进民主政治的小团体。胡适为之取名“晨社”，并 于1957年初举行了成立大会。在成立大会上，胡适“亲临指导”，参加聚餐， 并讲了几个小时有关民主政治的大道理。对此，当年亲炙胡适教诲的门生、 安徽同乡唐德刚（留学生）体会最深，且知其老底：
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 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所以从方法学上说，他那种“有 疑处不疑”的政论，正是他“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适在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 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国人 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会联想到“胡适”。胡适那一脸天真的笑容， 似乎也就是民主政治，四大自由一尤其是“无恐怖自由”一的象征。 而崇尚独裁专政的人们，一闻胡适之名，也就忸怩怯步；一碰到他的“反 动言论”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触原子辐射尘，逃避唯恐不及，封锁唯 恐不周！ 加上胡适青年时即成大名，几十年来确实为名声所累，思维定式，新 知不求，终至江郎才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开始，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 图书馆聘他为管理员，但只有两年，很快到期。美国许多著名大学都开设 有汉学课，但都对他敬而远之，不敢聘用。而像他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主持 汉学的人，则因他的大名而发嫉妒之心，有意排挤他一不聘用他。唐德 刚说“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而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作为一代学人，除了家里的书房外，胡适因没有固定的职业，赋闲在 公寓里，因此，也就没有一间办公室。在家里伴着一个不懂得英语，失去 应付社会生活能力的太太，事事得迁就她。江冬秀最大爱好是打牌。而当 太太打牌时，家里客人就多，胡适既无办公室可去，也就无法静心读书写 文章。因此，只得长期伺候太太打牌，三缺一时，他还得补上去应付几个 小时。所以他在闲得无聊时就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中文报纸，所有的 华侨报纸他都看，而且把那些实在不值一看的文艺副刊也看得很仔细，甚 至做一点抄录笔记。偶尔在上面看到一首好的白话诗，他会含英咀华，向 在该图书馆工作的唐德刚讲解半天：
“这首新诗做得不错！”
“这首不像诗，要打屁股！”
“这篇小品文不好，不文、不白。”
“毛泽东这首《浪淘沙》，韵都搞错了！”
胡适这样泡在图书馆里，比他太太江冬秀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 了多少。他“游手好闲”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没有适合他身份的一件工作， 寂寞自然是相伴的！唐德刚对胡适的这些无聊之举，有颇耐人寻味的概括：
原来胡适之这个教书匠不在看报，他在“评作文”、“看考卷”。他批评 起来简直是一派教书先生的口气。胡适显然把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各 地的报屁股作家都看成他的学生。他们的杰作也就是他学生的课堂作业！ 不幸这位已教出几代学生的教书先生这时在纽约连一个学生也找不到 了。“作人师”的人和“作人君”的人本性的确是相同的。教书先生失去了学生就和大皇帝失去了臣仆一样，真是“终日以眼泪洗面”，空虚无比，难 过无比。因而他们也就学会了太极拳师练拳的办法“有人打人，无人打影。” 胡老师这时就是个“无人打影”的拳师；虽然已经没有学生了，“考卷”还 是要照看无讹。这在现代心理学上大概就叫做“自我现实”（按：大陆习惯 用“自我实现”）吧。
胡适一生待人热情，好客，三教九流他都愿结识，对上对下，一视同仁， 来者对他也可排解寂寞，且沐他的春风。这时闲居纽约，因有“新文学旗 手”“大使” “北大校长”的旧衔，在美华侨或到美旅游的华人都愿登门拜访， 一识荆州。更甚者，是想看一下“胡博士的小脚太太”。缠小脚被胡适骂为 “国粹”，而他的“博士”头衔又恰与一个“小脚太太”连在一起，不少华 侨子弟已不知“小脚”是怎么回事，只有到“胡博士”的公寓里方可一睹 “国粹”一感受一下中国文化。而在胡适来说，是来者不拒，致使来访者 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似“熊猫馆”一般。他甚至专爱结交年青朋友一 与留学美国的一班青年人，如唐德刚、周策纵、吴纳孙、周文中、黄伯飞、 何灵琰、心笛、蔡宝瑜等一度组织纯友谊的吃喝文艺俱乐部“白马文艺社”， 创办《白马文艺》，并热心地为他们这班年青人讲新文学的由来，讲如何作 白话诗，甚至亲自撰文为《白马文艺》捧场。
此时胡适的生活健康则每况愈下。他们夫妇俩住的是纽约大使级住宅 区，但他破烂的公寓却没有大使级的防盗设备。有一次盗贼在光天化日之 下爬进公寓行窃，幸得江冬秀从容开门，临危不惧，大呼一声“GO”，盗 贼仓皇而逃，才免生出一场灾难。由于江冬秀不会外语（只会说几句诸如 “GO” “BYE”的简单用语），生活上的米油盐菜，无不得胡适亲自上街采购。 终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客人离去后，菜具、烟灰缸、地板， 又得他亲自动手擦洗。由于夫妻双双年高多病，缚鸡无力，生财无道，只 好坐吃山空。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谈到胡适这时的生活处境时说，胡适的“经济情况和他的 健康一样，显然已渐入 绝境。人怕老来穷，他 的有限的储蓄和少许的 养老金，断难填补他那 流亡公寓生活的无底深 渊。早晚一场大病的支 出，他转眼就可以变成赤 贫！长此下去，将伊于 胡底”！平时无车可坐， 上街购买东西，或徒步， 或挤公共汽车。而他挤 公共汽车之事，在唐德 刚的笔下，凄惨之中透 出几分滑稽：我有时也陪适之先生去挤公共汽车。看他老人家被挤得东倒西歪的惨状，我真要把那些乱挤 的番男番女痛骂一阵：你们这些目无尊长的东西！你们知道挤的是谁？他 老人家在敝国几乎做了总统！他是开我们东方世界今后五百年文化新运， 配享太庙的大圣人、文曲星！你们有眼不识泰山！
当我用尽平生之力挤出个空位把胡老师安坐下去之后，再看看这位文 曲星还不是和众乘客一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配享太庙，又何如 哉？ 由于和唐德刚合作口述自传，唐则常用打工的破旧汽车接送他。据唐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 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 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到他看见我的车 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路已近时反觉远，人因 垂老渐知秋。鉴于双双已到晚年，如钟鸣漏尽，朝不保夕，加上无聊的寓 公生活，寂寞的心境，况且胡适又不肯降志辱身，向洋人乞讨救济，申请“绿 卡”（永久居留权)。“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为“五斗米”计，他只得接 受台湾当局的诱使。
就台湾最高当局而言，蒋家父子虽然内心深处讨厌胡适这个出言不逊， 经常借“民主”“自由”发表与时政相悖的“诤友”“谏臣”，但由于大陆批 他一逆反心理的作用，蒋介石便想借机抬出胡适，使之为己所用，更好 地反共。同时，近年来胡适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唯蒋家父子之命是从， 见蒋家父子脸色行事，甚至有时公开扯去了蒙着的“自由主义”面纱，与 蒋介石站在一起。诸如辞去为蒋家父子所嫉恨的《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 的头衔，不在外国攻击台湾政府，并劝李宗仁、吴国桢也这样做，美化蒋 家父子专制政治，支持蒋介石当选第二届总统，反对蒋廷黻在美国组织“中 国自由党”，尤其是近期在蒋经国唆使下，台湾军政界御用文人围剿《自由 中国》半月刊时，他噤若寒蝉，不再以“诤友”出现，不再有意借“民主”“自 由”的招牌与蒋介石“过不去”等等，使蒋家父子对他的看法颇有一些改变， 故招他回台任职。
当然问题也并不这么简单。由于一向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推崇和张扬， 胡适想在晚年继续保持自由主义大师的领袖地位和精神导师身份。这种心 理—尽管他已老矣，力不从心一在1957年7月26日致赵元任的信中 有所流露：
你大概不知道，或者不很知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 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 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一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 以使人 “take me more seriously” 我 underscored the word “more”，因 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 taken me seriously，甚至于 一九五二——五三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帐上，没有忘记。
另外，从学术一方面考虑，胡适在1956年11月曾致信李济说，“我觉 得史语所的藏书最适于我的工作”，并想“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 未完的书写出来”。甚至向友人表示在南港中央研究院附近借一小块地，建 一所小屋，身后即送给中央研究院。但他本人的确又无此钱造房。因为他 的书在台湾、香港一再被盗印，多不给他版税。蒋介石得知胡适欲回台湾 定居之后，当即表示要把自己《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拿出来为胡适建 一所房子。行政院当局当然不会让蒋介石自己出钱，于是在胡适答应回台后， 便给中央研究院追加二十万元，专为胡适造房。在这件事上，胡适虽穷困 没钱却不愿授人以柄，他在1958年2月28日给李济的信中说道：“我为造 房子的事，深感不安，现在更感不安。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 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 自己出钱建筑。”为此，胡适汇寄去了美金二千五百元，并说“如有不敷， 乞即示知”。实际上胡适寄上的这点钱，只够买地皮。事后，胡适在回台定 居时对此房并不满意，并指出其中的三个缺陷：一、书房是格子窗，像监 狱一样；二、潮湿，东西易发霉；三、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
1958年4月8日下午，胡适在李济等居台6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催促下，经日本东京飞抵台北，行政院长陈诚等政府官员，李济等文化教育界人士， 以及长子胡祖望夫妇等约500人到松山机场欢迎。
胡适这次回台北定居，是想就此结束寄居他乡的生活，以了晚年。胡 适走到这一步，也确实出于无奈。大陆回不了，也不愿回来，在美国又无 所事事。尽管他不满蒋家父子的专制独裁，但长亭更短亭，何处是归程？ 也只有台岛这块皮可依了，只有台岛摇曳的树可栖了！然而，作为自五四 时期即高喊“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的胡适，虽然已年近古稀，但他感到“壮 志未酬”，尤其是十年前在大陆上曾为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学术独立”十年 计划，因大陆赤变而夭折，使他的一腔热血化为一个悲惨的流亡异乡的故事， 一场无法排解的恶梦！这次回台，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借中央研究院院长 之台阶，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实现他梦寐已久的“学术独立”十年计划。 尽管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毕竟可给一个几近风烛残年的老人一些精 神上的慰藉和“自我实现”的充实感。在机场欢迎人群的包围中，他答复 记者的询问：这次回国后第一椿事情，先和在台湾的院士们谈谈，举行院士会议， 选举院士。我个人虽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我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在 现代国家中实在占一个极重要的地位。中央研究院是国家最高的学术机关， 必须迅速负起推广学术研究的任务。
而当记者争相向他问起，目前台湾是否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是不 是如外所传他将组党的消息时，为“五斗米”计而回台的胡适，一变过去 对政治趋之若鹜，有机会讲话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心态，就记者提出 的问题，退避三舍，并搪塞他们说：“请你不要审问我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好 不好？我去国至今九年零三天，国内的事全都茫然，你这个问题又是如此 之大，今天我无法给你以圆满的答复。”众所周知，胡适是《自由中国》的后台支柱、精神导师，几年来借《自由中国》与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专制摩擦、 冲突，而如今却推辞得干干净净。他在回避与台湾政治有关的重大问题的 同时，实际上否认了外边传说自己将组织反对党的说法。他甚至当着众多 记者说道“我向来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如今老了，更加没有兴趣。”
4月10日，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在南港考古楼上为胡适举行就职典礼， 同时举行院士会议，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政府要员到会表示祝贺。胡适 在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我们的任务，还是应该走学术的路，从学术上反共、 救国、建国”。也就在这就职典礼结束，继之举行的第三届院士会议开幕式 上，胡适与蒋介石展开了当面的冲突。蒋介石在会议“训辞”中，赞扬胡 适“个人之高尚品德”，并号召大家“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 并说大陆上之所以批判胡适，即缘于此。胡适正在荣任院长的兴头上，且 去国多年一向受蒋介石表面上的客人之礼，竟忘了所处之境，乃至不顾蒋 介石在台的个人权威，在蒋介石讲话完结，他便当场反驳蒋介石的这一提 法：“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 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 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 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 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 我们要提倡学术。” 并说他被批判，被清算，并不是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 为他提倡一种思想，提倡“要拿出证据来”及科学方法。胡适的话没说完， 蒋介石已怫然色变，其他听众也一个个目瞪口呆。过后，有朋友劝胡适回 台后说话要谨慎小心，认为胡适当时的语气确实过分，有伤蒋总统的面子。 胡适不以为然，自以为是蒋介石请回来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当然有说此话 的自由。
蒋介石对胡适当面说自己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 的话是错误的”深感不满，感觉是“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和“侮辱”，气得“终日抑郁”。尽管如此，蒋介石对胡适还是宽容的，仍然给以相应的 礼遇，不予计较。他在当天的日记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 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 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 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 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 世为虑也。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 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 安眠。”（蒋介石曰记，1958年4月10曰）第二天， 出院士 14人
数理组：
生物组： 人文组：
胡适主持中研院第三届院士选举大会，从34位候选人中，选林家翘、吴健雄、杨振宁 李政道、潘贯、林致平 朱兰成、赵连芳、李卓皓、王世竣 蒋廷黻、姚从吾、劳干 蒋硕杰并增选朱家骅、李先闻、潘贯、姚从吾、杨树人为第三届聘任评议员。 1949年共产党取得大陆执政党的权力后，国民党虽然逃亡台湾，但从 科技、教育和经济建设的需要考虑，双方都极力争取在海外的华裔学人， 为己所用。这是一场人才争夺战，且注意力集中在留学英、法、美、加的高层专家学者，并因各 自的努力而获得了相应 的人才。胡适闲居在美 时，国民党政府曾借助 他的个人影响而笼络了 一批在美留学的华裔学 人。
接着，胡适以“光 复大陆设计会”副主任委 员的身份，于18日在该 会第七次综合会议上发 表演说，提出争取学术 独立的主张，呼吁以全 台湾的社会力量，建立 起独立的学术环境，充 实大学的研究所，以挽 救楚才晋用，人才“出超”的危机，强调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也是无 尽的财富。这时的胡适，俨然以学界领袖的身份讲话，且从“学术”上讲去， 说了些一般人不敢说的话。他针对台湾科学人才的“出超”现象，痛惜地说: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学人中，30岁到50岁这一阶段的有1000到1500人， 他们多已在其所学的一行获得相当高的成就，不能回来，不肯回来;事实上， 他们也离不开自己的工作。一旦离开，哪怕半年一年，所学便要落伍。…… 从20岁到30岁这些年轻的学者，在美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中，也有很好 的成就，而且有的却愿回大陆而不来台湾。同时，胡适向当局直言进谏一 就台湾当局只顾扩军备战，忽视科学技术的开发，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光 复大陆以前不需要科学人才，不需要建设科学的国防，科学的经济，科学 的文化，科学的教育，不要以为一旦反攻大陆，所有在国外的人才都要回 来了。”在此基础上，胡适又兜出他十一年前曾为《独立时论》所写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并重申他提出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四项措施：
第一，充实国内大学，凡希望得着基本学术训练者不必出国；第二，充实大学研究院及独立的研究所，使受过基本学术训练的人， 可以继续深造研究；第三，国家在科学上、工业上、技术上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可以由大 学以及大学的研究院协助研究解决；第四，在世界学术的发展上，我国学人应与各国学人分工合作，共谋 世界的学术发展。
胡适在前台忙碌，蒋介石却在日记中继续发泄对他的厌恶、鄙视：
晚宴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梅贻琦等，胡适首座，余起立敬酒，先欢迎胡、 梅同回国服务之语一出，胡颜色目光突变，测其意或以为不能将梅与彼并 提也，可知其人之狭小妒忌。（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2曰）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 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 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 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 今日更感蔡先生之不可得矣。（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 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 叹……经儿（蒋经国一引者）婉报胡适与其谈话经过，乃知其不仅狂妄， 而且是愚劣成性，竟劝我要“毁党救国”，此与共匪之目的如出一辙，不知 其对我党之仇恨甚于共匪之对我也。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这里蒋介石骂胡适“可耻”，认为他的“毁党救国”主张和共产党的目 的“如出一辙”。
胡适离美回台前一个月，曾请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草拟了一个《建议 政府“发展学术培植人才”，暨作“基本方针”及“五年计划”之决定》。 因为胡适自己并不熟悉现代自然科学及经济学。在这一点上胡适自知且从 不敢作假卖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问题他只是敢提出个建议或设想。在3 月26日他致陈之藩信中曾表明回台湾的心迹：“其实我也想借此行替国家 想想我十年前提出的‘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类的问题。……想提出一 个‘建筑学术研究的基础’的十年计划，其主题只是一句话：国家用全力 把台大办成一个学术研究的中心。”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他在吴 大猷文稿的基础上，拟订了《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 案》。在《草案》中，胡适以忧伤的情绪，表现出相应的“忧国忧民”。他 首先谈到“今日国家面临的两大危机”：一是科学研究太落后，国家缺乏现 代的科学基础一暗示当局只注重短期效应的军事工业；二是大量的科学 人才杳如黄鹤，去而不归，造成国内科学工作人才的危机。此两项事实互 为因果，但归根结底又在最高当局把重心放在“反攻大陆”的战略政策上。 于是，胡适针对这种危机提出了十一项具体措施，其主要观点如下：
1.成立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最高决策委员会”，以总统、副总统、行 政院长、中研院长、财政、经济、国防、教育各部长、台湾大学校长、清 华大学校长及聘任委员若干人组成之；2.成立一个“国家发展科学设计委员会”；
3.成立“国家发展科学专款”，专为第一个五年内发展学术、培养人 才之用；4.充分运用“国家发展科学专款”来充实扩展各研究机构的研究设备， 使他们可以发展研究工作，训练研究人才；5.设立“国家客座教授”；
6.设立“国立研究讲座教授”；
7.设立“研究补助费”；
8.在各研究机构及大学研究所设立“研究生助学金”；9.各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的刊物，由“国家发展科学专款”担负其经费；10.逐年添造“学人住宅”，为“国家客座教授”及“国立研究讲座教授” 本人及其家眷居住之所；11.凡专习自然科学、基础医学或工学之基本科学的研究生，在研究 所毕业后仍继续专治其所学者，得请国防部特许免除其军役。
此时，胡适十分忙碌，这是他1948年12月脱离北京大学校长一十 年赋闲之后最忙碌的岁月，且因身体有病，年事已高，而显出力不从心。 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院长，诸种杂事使他终日忙碌。6月9日是中央研究 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胡适建议将中研院各研究所及考古楼等正式对外 开放，让人参观，以激发国人对学术的兴趣和热情，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同时也打破学术研究的神秘性、封闭性，使之与社会多接触，让社会多了 解它。16日，他动身飞美，一方面准备9月份在华盛顿主持中基会年会和 召集在美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谈话会，讨论工作计划，听取在美院士对台湾 科技发展的意见，并力劝他们回台服务；同时安置夫人江冬秀回台及搬迁 事宜，以为下一步在台北定居。10月底，胡适离美返台，住进中央研究院 为他修建的院长住宅。
此后，胡适操中央研究院之牛耳，东阁待贤，同时在各种场合演讲、 呼吁，并通过各种渠道努力来实现这个“五年计划”。这是胡适在北京大学 校长任期上的梦想，在十年之后才逐步变成现实，他自然感到欣慰。“五年 计划”为台湾日后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经济的腾飞，并一跃成为亚洲四 条小龙之一奠定了坚定的基础，为沦于孤岛的一部分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享受现代科学文化的润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来台湾当局也因“反攻大陆”无望一共产党在大陆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试验成功，一下子把 蒋家父子“反攻大陆”的迷梦惊醒，且如破碎的泡影，无法收拾，于是蒋 家父子从扩军备战主动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使胡适的愿望得以初步 实现。这在胡适来说，是他“民主政治”“言论自由”之外的最大收获，也 是他回台定居最可自我宽慰，乃至身后受人忆念、称道之处。因为在他晚 年那无力、妥协的自由主义斗争精神上，出现了让人失望、惋惜、唾骂的 几折波澜，他的政治生涯也以一个苍白的句号作终结。相比之下，还是他 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的那点政绩可以告慰世人。
1959年1月8日，胡适所提出的为期五年的关于科学研究的机构设置， 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国内外科学师资的聘请，教授及研究生的待遇办法， 以及研究生缓役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由行政院院务会议正式 通过。这在台湾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自然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国民党政府 迁台十年后政治经济的一大转折。使社会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视成为法定 之事，并逐步走向规范化。这对于当局的统治，社会的稳定，人民基本生 活的改善都是有益的。紧接着，胡适便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长的身份约 见杨树人谈话，请他担任酝酿筹备中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执 行秘书，负责该委员会的具体筹备工作。12月，他又亲自到机场欢迎自美 回台讲学的同学、好友赵元任。这是胡适邀请的“国家客座教授”讲学的开始。
胡适个人虽对现代自然科学、经济学无知，但他曾执掌过中国公学、 北京大学，且有大批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具有杰出的成就。国民党当局借 重他，也主要是依靠他出面笼络学界精英。而如今登临中研院的高台，说 话自然也有相应的感召力和磁性。2月1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与 教育部联席会议，通过了他亲自拟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组织章程》， 并宣布“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正式成立，胡适、梅贻琦（原北平清 华大学校长，此时出任教育部部长）分别担任该会正副主席。第二天，胡 适便亲自将经行政院通过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和《国家长期 发展科学委员会组织章程》寄给在美国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使他们能够及 时地了解台湾发展科技文化的现行机构和发展动向。两周后，胡适又致信在美的李书华，请他召集 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 李政道、杨振宁、蒋廷黻、 袁贻瑾、蒋硕杰、林家翘、 朱兰成、陈克恢等著名华 裔学者谈话，要他们响应 台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 委员会”的号召，依据《国 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 领》的基本措施回台做“国 家客座教授”，讲学、服务。 同时胡适也致信在美的朋 友，表示自己有生之年全 力以赴要做一事，便是“国 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事情。
5月下旬，为筹备即将在7月召开的院士会议，胡适又以极大的热情 上下奔波，申请经费，安置会务，事必躬行，常与梅贻琦、杨树人、钱思 亮、李济等人商谈到深夜。5月25日他亲自给国外院士打电报，希望他们 回台参加7月初的院士会议。作为一院之长，他尽力使自己礼贤下士，与 下属平等相处。当6月2日院士会议筹备处准备发给院士的公文稿印成之后， 胡适感到这样以公文对院士不甚合适，尤其不合他平时的待人处事，于是 他对办事人员说“这班院士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这稿子上添‘吾兄’ 两字都无法添入。他们都是学术界的人士，也不惯看这样的公文。这样的 公文，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中央研究院不是机关，尽量避免 用公文。”于是，他指示下属说，以后的公文，尽量改用私函，或由他签名。 仅此一斑，足见胡适对发展台湾科学文化煞费苦心之全貌，也可见胡适之 道德力量。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7月1日，胡适主持的由 朱家骅、王世杰、李济、李先闻、凌鸿勋、赵元任、董作宾、赵连芳、姚从吾、 劳干、潘贯、蒋硕杰、林致平、李方桂等人参加的中研院第四届院士会议开幕， 并于当天选出1958—1959年两年度的新院士：
数理组：周炜良、袁家骝、顾毓绣、范绪筠
生物组：王世中、汪厥明
人文组：凌纯声、杨联、刘大中
当第四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完毕之后，胡适对记者说，院士选举不 应有地域限制，更不应只重视国内（按：指台湾）国外的区别，应以学术 的成就为主。意在团结海内外学人共同为发展台湾的科学技术贡献力量。
但此事的事前事后，却是在蒋介石的耍弄之中。
5月，胡适曾在晋见蒋介石时当面邀请其参加7月1日的院士会议，蒋 当面答应：“那时除非我不在台北，我一定来的。”
但是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现出的是对胡的再度鄙视：
召见胡适，约我七月一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致训，其客辞特表亲善 为怪。凡政客爱好面子而不重品性者，皆如此耳。（蒋介石日记，1959年5 月28日）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未应邀参加，而仍约宴其院士，此乃对胡适作不 即不离之态度又一表示也。对此无聊政客，惟有消极作不抵抗之方针，乃 是最佳办法耳。（蒋介石日记，1959年7月4日，“上星期反省录”）胡适和蒋介石，文人学者与政治权威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如此阴阳反差和奇诡。
1958年4月，胡适回台时，他积极支持的《自由中国》正遭受蒋经国 指使的军政界御用文人的围剿。早在1957年1月，蒋经国把持的“国防部 总政治部”便冲着《自由中国》，在军中发出极机密的“特字第99号《特 种指示》”，及化名“周国光”著《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指责《自 由中国》企图不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有不正当的政治野心，是思想 上的敌人；它的言论，与吴国桢的“滥调”如出一辙，是中共的“统战阴 谋”。而这次围剿《自由中国》的重点对象之一，就是胡适响应蒋介石总统 的号召“婉谢祝寿，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 俾政府洞察舆情，集纳众议”，在1956年10月31日第15卷第9期《自由 中国》“祝寿专号”上写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
这两个故事：一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即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 校长之后，取消了接见六十三位分院院长和联合学部主任的计划，因为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盟军统帅时，也只接见三位受他直接指示的将领。 二是艾森豪对一件公文无法决断便在同意和否决两份批件上都签了名，让 副总统尼克松替他挑选一份。所以胡适劝谏蒋介石总统要像艾森豪那样， 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以保障 言论自由。他引用《吕氏春秋》中的说法，要元首努力做到“三无”：“无 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说这是 最明智的政治哲学。并要蒋介石绝对节制自己，不轻易做一件好事，也不 轻易做一件坏事，这样才是守法守宪的总统。与之同时，胡适接受《新生报》 记者的采访，畅谈言论自由的现实意义一借蒋介石“婉谢祝寿”，要同胞“直 率抒陈所见”之机，向蒋介石要言论自由。他说，彻底的言论自由，是建 设台湾省为模范省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最基本的一点。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就不容易实现。胡适尤其强调言论自由的现实意义，说在“自由中国反共的今日，在共产党假装思想自由而叫‘百家争鸣’的今日， 惟有彻底实行言论自由，才能树立真正与共党不同的模范省，才能建设一 个三民主义的模范国家”。并进一步阐明了实现言论自由的几点好处：1. 使朋友们承认自由中国真正履行了自由民主国家的条件；2.使敌人不能不 承认自由中国所作所为和敌人对立；3.使几万万留在大陆上的同胞感到自 由中国的确是一个真正民主而言论自由的自由国家。在此基础上，胡适进 一步强调言论自由与政府领袖的关系。他引《孝经》中“天子有诤臣五人， 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的典故，指出， 如果言论自由了，有无数的诤友敢于畅所欲言，有痛苦的人可以诉苦，冤 枉的人可以申冤，政府有不当的言行，有人敢站出来批评而不致有犯罪坐 牢的危险，这样政府领袖就不必再靠私人耳目，以偏盖全，民主才有真正 的力量。自由的言论，只会有增加政府领袖的力量，决不会损害他的力量。
《自由中国》的“祝寿专号”是经过雷震等编委精心组织后编发的，在 胡适的祝寿文章之处，还有王师曾、陈启天、蒋匀田谈民主宪政的根本问题； 有徐道邻和陶百川的要求尊重法治和制度；有翁之镛和雷震谈经济和国防 彻底改革的文章；还有夏道平希望更有效地保障言论自由的呼吁；徐复观 的《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和刘博崑《清议与干戈》，则对当局的政治 提出批评。致使这一期专号一再加印，至第二年（1957) 3月印到九版之多， 成为《自由中国》开刊以来最有影响的一期。
与《自由中国》“祝寿专号”相反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的集体为 蒋介石“签名祝寿”的活动，在一份印成的寿册序文中有肉麻地吹捧蒋介 石的话，且多是敬蒋介石若神明。胡适从台湾1956年11月1日的《中央日报》 上看到这份“签名祝寿”的消息后，剪贴在日记上，并批注说“国民党的 思想如此！”
“祝寿专号”一出，立刻引起蒋家父子的极大反感。国民党御用报刊《国 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立刻动员起来联合出击，反攻《自由中国》。胡适那种寓批评于奉承吹捧之中的言词，被视为对总统 的“诬蔑毁镑”，是“攻击革命领袖” “煽惑军民，分化群众”。把胡适等 人主张的“言论自由”等同于吴国桢的“公然叛国”，将《自由中国》中主 张的“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 “自由教育”、劝总统“无为而治” 一概斥 之为“荒谬绝伦”的东西，视作者为“共匪的帮凶”，目的是“毁损国民党 的声誉”，“造成友邦恶劣印象，减少援助”。同时，《中央日报》开始拒登 《自由中国》的广告，《中华日报》的一篇短文《蛇口里的玫瑰》，主张群众 对于《自由中国》的恶毒谩骂和不负责任的言论，要激于义愤，迎头痛击。 《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中，认为胡适对总统祝寿的“六字诀”，“名 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视胡适的政治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 真的妄想”，目的在于“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大师”。他的“三不”“三 无”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并指斥 胡适之文和《自由中国》上其他祝寿文章一样，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 是“企图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
胡适回台后方知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本已沉默、中立两年，不参与《自由中国》具体活动的胡适，感到这 样下去，必定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为自保起见，他开始扮演“和稀泥” 的把戏，对《自由中国》进行挑剔和劝降。
1958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国》土为胡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演讲(〈从 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盛赞雷震的贡献，说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 的英雄、好汉、斗士”，主张“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同时又说“发 行人胡适”这五个字在创刊时是为争取自由起了一个掩护的作用，而这几 年台湾“有进步，这种进步，尤其表现在言论这方面”。胡适明知蒋经国正 在组织力量抵制《自由中国》所谓的“言论自由”，说这样的话显然是在违 心地撒谎，自欺欺人。同时，他开始对《自由中国》月刊社的同人进行批 评和劝降。因为《自由中国》在开设半年之久的“今日中国”论坛之后， 该刊近期又出版了《今日的问题》一书，正遭当局的围攻。尤其是《自由 中国》的社论中讲到“反攻大陆”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反攻大陆”非一时可成，政府应作长期奋斗的打算，国家预算80%用于军事是沉重的负担， 应该裁减常备兵员，反共救国会的成立于法未合，应该自动撤销。并提出“反 攻大陆”不可能的理由有三：人民厌战，爱好和平；武器技术的进步；尼 赫鲁等国际第三势力嚣张。从而戳穿了蒋家父子自欺欺人的招牌和愚民政 策，就像揭穿了 “皇帝的新装”一样。在“反攻大陆”问题之外，“今日中国” 社论还不断地刊登出朱伴耘、傅正等人力主成立反对党的文章，随后又有 社论反对出版法修正案。对此，胡适批评《自由中国》社说：“我觉得《自 由中国》社尽管争取言论自由方面很有成绩，但在技术上还要学习。比如 就‘反攻大陆’的问题来讲：‘反攻大陆’是一个招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 希望和象征……这样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一个招牌，我们不可以去碰 的。这与出版法修正草案情形一样，出版法修正案的提出，是一个技术上 的错误。对许多人所希望的象征一言论自由，拿一个法案来制裁，这在 技术上有欠高明，这和《自由中国》社同仁去碰‘反攻大陆’这个招牌一样。 我们要知道，凡是有希望象征的招牌，都不应该去碰的。”最后胡适还批评 《今日的问题》一书中关于“反对党”的论述，认为这和碰“反攻大陆” 一样， 也是不应该的。最好不用“反对党”这个名词。一方面批评、劝阻《自由中国》的同人的过激行为，另一方面是向蒋 介石表态。12月24日，在“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胡 适发表了拥护蒋介石不主张修改宪法的演说。针对蒋介石谈话中所说“我 们不仅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的话，胡适说“我以无 党无派的资格，对总统举起双手赞成。总统这些话是维护宪法最重要的宣 言”，吹捧蒋介石所提出“以主义为主，以武力为从”的“反攻大陆”主张，“是 大政治家的眼光，大政治家的魄力。我以（按:一）无党无派，二无党的立场， 举起双手赞成”。他表示：“我们当然预祝成功，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力量帮 忙！ ”
适这段吹捧蒋介石的讲话被25日《中央日报》大加渲染地登出来，甚至给胡适算旧账，直算到五四运动，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记在胡适 的账上。说他当年打“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提倡白话文，使固 有的民族文化道德沦落，思想界成为真空状态，马克思主义趁虚而入，最 后朱毛“共匪”乃能窃踞大陆。而今他又提出“六字诀”，要“三无”总统， “何尝不是要撤销今日台湾的国防呢”？并且从徽州的地域文化上看胡适， 说他有“徽州人的生意的手段”，即投机发财：“他自己又是徽州人，所以 能利用他们徽州经商秘诀，在中国销售冒牌美国货，在美国销冒牌中国货， 运来运去，他就成了巨富，中国地图就因他变色了。”甚至联系胡适即将回 台任中研院院长及讲学，说道：不料有人说胡博士要到台湾讲学，我想大陆已经给他讲掉了。倘使他 不肯饶在台湾避难同胞的命，还要把复兴基地台湾讲掉，那我们黄帝的子 孙就真正万劫不复了。
这些话显然是官方意志下的围攻胡适的一部分。
对此，自由主义义士、《自由中国》编委殷海光首先站出来，在《自由 中国》第18卷第8期写了《请勿滥用“学术研究”之名》，反驳《胡适与 国运》的谬论，并肯定胡适对民主政治、言论自由及思想进步的贡献。他 说《胡适与国运》这本小册子给他个人的印象是：1.人身攻击；2.毫无思路； 3.缺乏常识；4.汉文欠通；5.不诉诸论证而诉诸情绪；6.有主张而无解析； 7.专门向真正学人不屑一顾的现实政治权利等问题上瞎扯。谈不上是什么 “学术研究”。殷海光在“吴国桢事件”上虽然不满胡适妥协的自由主义和 对当局的软弱、投降，但他对胡适为自由主义思想所做出的真正贡献，以 及胡适个人的学术品行，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性张扬。他指出胡适是人， 不是不可以批评的，如果任何人能真正找出胡适思想的毛病，或发现其中 不够的地方，因而予以改正，或给予充实，那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进步。而《胡 适与国运》不是这样，只是些依附政治利益的人，抱紧自己的一点点不通 的成见，对人张牙舞爪，拳打脚踢，攻击私事，这决非“学术研究”，也糟蹋了胡适这样的学人。
殷海光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此时正值思想成熟，锐意十足之秋， 在胡适回台湾之前的1957年冬，他为65岁的胡适写了一篇祝寿文章，指 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主渐进，重具体，反教条，尊重个人独立，时时不 忘存疑，重视科学实证，在中国启蒙运动中有创导的作用。殷海光并对这 些年来胡适受到左（来自大陆共产党一方）右（来自国民党一方）夹击的 原因作了剖析。认为左方的极权主义者，或者右方的保守主义者，他们都 是坚持绝对主义和权威主义，压抑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只问目的而不择 手段，都是倡导群体至上组织至上，同时把自己和自己所属的团体、种族、 文化当作价值判断标准和是非真假的裁判者。由于这样的处境，胡适不断 地受到左右两方面的攻击。依殷海光的看法，必须使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 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舒舒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情感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
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自称是“五四的儿子”，尊胡适为大师， 但对胡适式理想的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并趋向于更现实的实践性的政治干 预和社会改造。
四
为了搞垮《自由中国》，1959年1月，蒋经国唆使、收买一个人在《自 由中国》第20卷第2期上发表了两则“读者投书”:《军人也赞成反对党》《革 命军人为何以“狗”自居》，署名陈怀琪。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军内办三民主 义讲习班，训导主任推行奴化教育，借原军统头目戴笠的故事，要求军人 以领袖走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领袖，大家就毫不客气地咬他一口。这是 蒋经国幕后操纵的挖雷震墙角、“卧底将军”的恶作剧。雷震等人防不胜 防，居然“来函照登”，上了蒋经国等人的圈套。因为依当时的军队奴化教 育状况来看，国防部政治部由蒋经国以“党化军队”“主义化军人”的主旨 控制，普通军人由军纪约束，根本不可能随便投书支持反对党或反对训导主任。这显然是要借政治、军事的淫威来难为雷震与《自由中国》的把戏。 于是台湾陆军工兵基地勤务处制造厂的同名中校行政课长，43岁的陈怀琪， 便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告示，并接受多家报刊记者采访， 通过《中央日报》发布新闻，反告雷震及《自由中国》犯“伪造文书”“诽镑” 诋毁国家元首、“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诬蔑革命军人，动摇反共抗俄领导中 心等罪，害得雷震不得不接受法院的传讯，出庭答辩。彼波未平，此澜又起。
此事一出，胡适有些焦急。他立即打电话给雷震，约雷震到南港中央 研究院。雷震乘兴而至，以为“大师”会面授计谋，或朱云折槛，直谏老蒋， 帮他渡过难关。哪知胡适在用酒给他压惊的同时，称赞他出席法院受审是 最高明的，是台湾民主、进步的结果。而对当局的高压、捣乱却未发半点微辞， 使雷震感到哭笑不得，扫兴而归。
这纯属一个政治陷阱，是蒋经国手下人干的对雷震及《自由中国》设 的圈套。因为陈怀琪在事情发生后，一方面向报界声称他“从来没有写过 任何文章或投书报章杂志”，也“从来不看《自由中国》杂志”。但事后《自 由中国》编辑发现陈署名“陈怀琪”的投书文章和陈怀琪中校来函及反告《自 由中国》的笔迹出自一人之手。面对此事的扩大，如果官方坚持要打官司， 判雷震的刑，对雷及《自由中国》会造成伤害；但同时当局设置的这一明 显迫害言论自由的政治阴谋被传出，对当局也不利。胡适便当即出面和王 世杰等人合计，采用折衷的办法，大事化小，双方都作出些让步。《自由中 国》在社论中，简报了陈怀琪投书事件，说明他们和陈怀琪中校接触的经过， 并指出官方报纸电台围攻的脆弱依据，最后表示“我们希望这件事不致再 被扩大，不致逼到我们将一切直接间接有关文件制版公布才好”。这样一场 官司：官方暗中倒鬼一理屈；《自由中国》编辑失误一技术上不慎，且 经胡适等人调解，不了了之。
胡适从中调解一先是写了一封信，要求《自由中国》改变编辑方针， 希望给官方留一点面子，好让官方容易下台；同时，他发表《容忍与自由》， 希望当局能多些容忍，以达成更大的社会舆论自由和稳定。
胡适要求《自由中国》同人作一次严肃检讨，切实改变编辑方针。他主张处理“读者投书”方 式应严格地依照以下两 点：1.必须用真姓名、真 地址，否则一概不给刊 登；2.其有自己声明因特 殊情形不愿用真姓名发表 者，必须另有声明的信用 真姓名、真地址，否则不 给发表。同时，胡适还提 出三点建议：1.本刊以后 最好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 的文字；2.以后最好能不 用不记名的“社论”；3.以 后停止“短评”，因为“短 评”最容易作俏皮的讽刺 语，又不署名，最谷易出 现尖刻和轻薄的伤害个人 的事。最后，胡适还提及 自己过去办《独立评论》 时的经验和态度：“有负 责的态度，说平实的话。”胡适这样的目的，一是要让《自由中国》同人“责己”， 同时也提示同人们在一个不可能言论自由的社会中处理“言论”要慎重行事。 此文被雷震当作公开信刊于《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
蒋经国等人本想借此事端拆散《自由中国》，拔掉这个钉子，使社会舆论、 言论保持一个声音。不料国民党内部开明派风闻投书的“陈怀琪”与反告 的“陈怀琪”中校为一人，且有同一笔迹的实证掌握在《自由中国》编辑 手中，加上他们平时不满蒋经国的飞扬跋扈，也感到这其中的圈套，便出 面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将使国民党和政府“一定名誉扫地”，落个压制“言论自由”的怨尤。胡适是在这个时候一见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人对此表 了态，便壮大胆子，在1959年3月16日《自由中国》第20卷第6期抛出 《容忍与自由》一文，弓丨经据典，委婉地向蒋家父子劝谏。他引述了他母校 康乃尔大学史学大师布尔的话:“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并指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 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 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他认为 容忍“异己”是难得的，是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最后，胡适说道:“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 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 见解的度量。”
《容忍与自由》一出，胡适的一些朋友，包括《自由中国》的同人毛子 水都怕他卷入这场政治灾难之中，劝他说，既然自己的态度已经大白于天 下，而且说了不少话，今后就不要说话了。于是，胡适表示自己要享受“不 说话的自由”。毛子水还专门写文章，对胡适的文章作进一步阐释，他认为 胡适的“容忍”代表“克己”的功夫和“守法”的精神。说胡适虽然提倡 容忍，但他绝不会放弃自由，不过胡适的争取自由，“既不用武力，又不用 谩骂，更不用阴谋诡计”。但同时也有舆论支持胡适。殷海光赞成胡适所主 张的容忍，认为胡适的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 它的意义在于成为“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但他同时指出，近代 中国最不容忍、最不给别人自由的人，是那些高喊“主义”“正统” “道统”“传 统文化”和“革命哲学”的人，这些人都自以为“我不会错”，都自以为代 表“绝对真理”。同样是容忍，要求别人对自己容忍易，要求自己对别人容 忍难；同样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所以，殷海光强 调：“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 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所以，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 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法。我们认为胡先生不应以这个社会对你的‘无神的思想’容忍为满足，而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 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这里，殷海光暗示，当局只能容忍胡适个人，而无法容忍雷震等《自 由中国》的其他人，希望胡适为言论自由出更大的力。实际上，胡适的“容 忍”主要是要求最高当局。这是他自四十年代末在《自由主义》一文中就 强调过的，是他自由主义信念的内容之一，即自由主义的观念包含要求当 局容忍反对党。
青年党人朱文伯则不满意《容忍与自由》一文，他写了一篇长文《凤 凰与乌鸦》，指责胡适由过去争取言论自由，到现在一面主张容忍，一面自 己避免公开谈论政治问题，他的立场前后有明显的转变。批评胡适以自己 的地位和德望，不该有违心之论，对于忧时忧国之士本着自己的良心和负 责任精神讨论时政，本应该加以鼓励，应该给予相应的自由的权利，而不 必多谈容忍。
在陈怀琪事件前后，胡适还为“出版法”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 争自由的斗争。首先是1959年2月底，因台北启明书店出版冯沅君的《中 国文学史》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学”和香港启明书局早在1950年印《长 征二万五千里》（即《西行漫记》)，致使启明书店董事、经理沈志明夫妇 被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拘留。对此，胡适于3月3日，亲自到台北警备 总司令黄杰家中说情，称“沈志明夫妇是我的学生，他们作生意贪利则有 之，疏忽也是实在的；但说他叛乱，那是太过分了”。3月14日，他又写信 给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说沈志明夫妇的案子实在是台湾当局“一件最可 以损害国家声誉的大案子。在这个时候千万不可以有这种事件”。恳求王云 五务必让陈诚“了解这种事件的国际重要性”，并说“如需要保人，我很愿 意保他们”。同时针对此案在国际上的不良反应，致在美国的李政道、吴大 猷、杨振宁、吴健雄四人一个英文电报，称自己是“一开始就注意这个案子， 我相信不久当有一公平的处置”。16日，胡适又将黄杰对此事的来信送给王云五，并写了一句话：“此事最好能不由军事检察官提起公诉，而移送司法 办理，被拘押人应交保。”由于胡适接二连三的抗议惊动陈诚、王云五，乃 至蒋介石、宋美龄，且有国际上著名学人的关注，最高当局只好说他们根 本不知此事，完全是下面人干的。于是，沈志明夫妇得以保释。当3月28日， 沈志明来向胡适当面表示谢意时，胡适说：“我没有帮你什么忙。我不是对 你一个人的问题，我是为人权说话。”
关于出版法的修正一事，胡适经过几个月的斗争，虽未能获胜，但却 尽了力。台湾的出版法颁布实行于1952年，但随后附加不少限制新报新杂 志出版的细则，违背出版法的基本精神。1958年3月26日，行政院以密件 向立法院提出出版法修正草案，要把原出版法颁布后附加的细则，经立法 院审议通过，正式成为法律。此事一时也成了新闻出版界的热门话题，并 对当局多有批评之声。1958年4月胡适回台后，在回答记者就此事的提问 时，他说“任何不经过司法手续而径由行政官署对出版机构加以警告、停刊、 撤销登记的处置，总是不好的，危险的，甚至根本违宪的。欧美各国都没 有出版法，美国宪法人权条款，甚至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 出版的自由。”他甚至在5月27日《自由中国》社为他举行的欢迎会表示： “现在为什么要修改出版法？恐怕是有人觉得争取言论自由太多了，所以有 些人想要阻止它。我可以告诉诸位，无论旧出版法也好，新出版法也好， 大家所希望的言论自由，还是要我们大家去争取的，相信大家一定能胜利。 旧的出版法不能阻止我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新的出版法也不能阻止我 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这是我的最后的一句话。” 因为当时一方面当局的 出版施行细则限制言论自由，阻止新书报出版，另一方面盗印成风。连胡 适的《四十自述》《胡适文存》都被翻印，而不付版税。胡适认为“这简直 与扼杀著作人的生命无异”。
1958年6月，出版法的修正已造成当局和舆论之间的严重对立之势， 胡适站在要求言论自由的舆论一方，并于6月12日向舆论界明确地表示，中华民国有一部出版法，别的国家原来不知道，现在因为出版法的修正一 闹腾，各国不但知道中国（台湾）有一部出版法，而且知道中国政府还觉 得这部出版法不足控制言论，还要通过修正加强这种控制。所以胡适表示， 出版法修正案如果通过，不只是国家的损失，政府的损失，也是国民党的 损失，希望立法院不要通过或者由当局撤回。接着，胡适又向政府官员建议， 最好不要立法院通过出版法修正案，这样便可避免国际上的不良影响，并 希望此事能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但结果却是立法院听命当局的压力，不 顾舆论的批评，于6月20日正式通过。而胡适的劝谏也只好白费了。
五
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将在1960年3月 举行。蒋介石到此时已73岁，且已连任一次。如果再连任，便系违背“宪法”。 在此之前，台岛及海外部分华人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舆论。由于胡适是 站在反对蒋介石连任的舆论一方，且于1959年10月14日自美国返回台北 时，在机场向记者透露了海外部分舆论希望蒋介石遵守“宪法”，放弃连任 的话。于是《中央日报》便于15日登出《旅居全美各地侨胞拥护总统继续 领导》的消息，公开“更正”胡适的“谬论”。这分明是国民党御用口舌造 的舆论。1960年2月13日，李万居主持的《公论报》登出了《海外反对连 任的新高潮》，这才是海外舆论的真实情况。于是舆论界两种意见公然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泰然处之，决心前台继续执政，并振作精神对下属说: “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胡适是最坚决地反对蒋介石连任派，也是舆论界中反对派的一个焦点 人物。1959年11月初，他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岳军）表示要面见蒋介石， 14日又向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表示了此意。王云五向他转述了张群的意见： “我知道适之先生要向总统说些什么话，所以我颇感迟疑。”因为张群知道 胡适要面谏蒋介石放弃连任，所以不敢轻易为他约定时间，并说，胡适面 谏时，蒋介石“如果话听得进，当然很好。万一听不进，胡适之也许不感觉为难，但总统也许觉得很窘”。最后，张群表示，希望胡适的意见，由他 张群去转达，而不要胡适本人去面谏。
胡适知道这是张群的“好意”，便接受了。
15日，胡适向张群谈了几点建议，请张群面陈蒋介石：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 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 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 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 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 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 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 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崇敬与佩服。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 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 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张群为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他最知蒋介石此时的心态。所以，当他听 完胡适的话后，有些为难，并当即表示，他可以郑重地把胡适的意思转达。 但他同时说道：蒋先生自己的考虑，完全只是为了 ： 1.革命事业没有完成； 2.他对反共复国有责任；3.他对全国军队有责任。
胡适听罢则进一步表示说：“在蒋先生没有做国民政府主席也没有做 总统的时期一例如在西安事变的时期一全国人谁不知道他是中国的领 袖？如果蒋先生能明白表示他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那时他的声望必然更高，他的领袖地位必然更高了。” 其实在10天之前，胡适见到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时，就已经把今日对 张群说的话讲过，希望能转陈蒋介石，并对黄少谷表示“我只是凭我自己 的责任感，尽我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11月23日，王云五向胡适转达了张群面见蒋介石的情形。张群委婉地 把胡适的四条意见向蒋介石汇报后，蒋介石郑重地考虑了一会儿，只说了 两句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 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
至此，胡适感到事情不妙，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怕这又是三十七 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 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这里，胡适意指1948年、1954年蒋介石任总统时 曾耍弄过两次同样的把戏，戏弄国人。
蒋介石对胡适的做法十分不满，他在日记中用“无耻政客” “可耻之至” 来表达出自己对胡适的蔑视：
胡适反对总统连任事，各处运用其关系，间接施用其威胁技（伎）俩， 余皆置若罔闻。昨其来与岳军相谈其意，要求与余个人关门密谈，并托岳 军转达其告辞修等相同之意。乃余对岳军曰：余此时之脑筋，惟有如何消 灭共匪，收复大陆，以解救同胞，之外再无其他问题留存于心……如胡再 来询问时，即以此意答之可也。此种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 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蒋介石日记，1959年11月20曰）近闻胡适受梦麟之劝，其对国大代会选举与连任问题不再反对，并愿 担任此次国代联谊会年会主席。此乃其观望美国政府之态度而转变者，可 耻之至。余昔认其为比张君劢等人格界高，其实彼此皆为政客，其只有个人， 而绝无国家与民族观念，其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足奇哉。（蒋介石日记，1959年12月19日）胡适知道，蒋介石的连任心决不会轻易改变，但他还是尽了自己的努力。 1960年2月14日，行政院长陈诚（辞修）会见胡适，劝他放弃反对意见， 说由于朝野上下一致支持，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即将成为事实。胡适则表示： “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于是，在2月20日胡适再次 公开向舆论表明，他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连任总统。《公论报》便在2月 21日登出了《胡适坚决反对总统三度连任》的消息。但胡适个人的力量毕 竟有限，他无法动摇一股强大的势力。3月11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 会议第六次大会”，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中新出台一条“行 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于是，蒋 介石将连任第三届总统，且任终身总统，完全合法化。
与之同时，雷震领导的《自由中国》发表文章配合胡适的反对总统连 任。同时，他看透了蒋家父子那一套家天下的政治和惯用的阴谋，加上他 生性固执、刚烈，坚决不肯向蒋家父子妥协投降一雷震为《自由中国》， 先后被国民党当局解除了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的监事，并被开除党籍。在 当局的高压下，广告客户断了，各学校、机关也不订此刊，导致《自由中国》 自1954年1月始，每月亏损近一万元台币，使雷震不得不以当自己的财产 来维护一并以更浓、更强的火力与当局开战。这便是雷震十分热心地要组织反对党。
《自由中国》自1957年4月1日登出朱伴耘的《反对党！反对党！反 对党！》始，引起了雷震对“反对党”的极大兴趣。朱伴耘讨论、呼吁成立“反 对党”的系列文章，一直写了“七论”，直到1960年9月1日，即雷震被捕前。
1957年4月，“反对党”的呼声一出，台湾及在美国的一部分自由主义 人士都十分积极，并相应地传出胡适将出面领导的舆论。雷震把这种信息 报告了胡适，希望得到胡的支持，并欲拥胡适为党魁。但胡适却于8月30日写信给雷震，“劝他们切不可轻信流言，说胡适之可以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
由于朱伴耘的《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和下半年殷海光的《反 攻大陆问题》两篇文章引起台湾党报和军报的围剿反击，甚至有国民党秘 书长张厉生公开说《自由中国》影响民心士气，应该停刊的意见。雷震对 此却没有丝毫的退缩、畏惧。他开始和民社、青年两党中的朋友来往，讨 论联合成立反对党的可能性。其中有成舍我、齐世英、陶百川，地方领袖 人物吴三连、杨金虎、高玉树，以及张佛泉、殷海光等。至1958年出版法 修正案通过后，由于争取言论自由失败，组织“反对党”的呼声更高。
连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胡秋原、程沧波、夏涛声、刘百闵、胡钝俞，以 及已经起草地方自治研究会章程的郭雨新、李万居等，都倾向于由雷震出 面组织反对党，并执意要雷震请胡适出来领导。且由于胡适在这年5月27 日《自由中国》社演讲《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时，说从前曾主张 国民党一分为二，而如今这点无法实现。因此他主张由教育界、青年、知 识分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使政府不必害怕，在朝 党也不必害怕。这样也许可以走到一个新方向上去。这被《自由中国》同 人视为胡适对组织“反对党”的鼓励。
1960年3月，由于蒋介石违背宪法，强奸民意，连任第三届总统，导 致在野人士多反对之声。于是他们举办选举座谈会，推雷震、吴三连、李万居、 杨金虎、许世贤、高玉树、王地七人为主席团，决议要改进选举，并“团 结海内外民主反共人士，并与民、青两党协商，立即筹组一个新的政党”。
此时的胡适，自由主义民主人士对他寄以很高的希望，他却是年已老 矣，加上心脏病时常发作，对此虽有兴趣，而不能出面做政治的领导工作， 也不愿挂名领导。而《自由中国》同人除雷震外，夏道平、殷海光、傅正 等人都为组党起草文件，撰写文章，开会见客，忙个不停。
据《雷震日记》《雷震回忆录》所示，1960年3月16日，雷震就反对 党之事向胡适请教，胡适说只有民、青两党同国民党民主派及台湾人合组 反对党，如果组织了，他首先表示赞成。因为这时青年党领袖、立法委员夏涛声也出面，和雷震站到一起。但胡适不愿为党魁，他说自己担任中央 研究院院长，这是一个学术机关，同时又出来搞政治，实不相宜。并表示， 他只可在旁赞助，支持。5月4日，台湾地方实力派的吴三连、郭雨新请胡 适出面组织反对党，胡适劝他们干，并说只有台湾人有民众。关于新党的 名称，雷震、夏涛声主张仍用几年前流产的蒋廷黻扯旗的“中国自由党”。 胡适说那个倒了霉的名字不必再用。提议今日组党是为改善选举，争取民主， 就叫“中国民主党”好了。
于是，雷震、夏涛声等人便公开活动，5月19日《联合报》登出了 《民青两党及无党派人士检讨地方选举，决定筹组新党》，并披露了 18日有 七十二人集合座谈的消息。同时《自力晚报》也登出了《酝酿中的反对党》 的消息，但同时，报道了 18日的会议胡适因故未出席。
“反对党”在酝酿中，且联合地方势力，这是蒋家父子所嫉恨的，并放 言要制裁雷震及《自由中国》。于是雷震终日遭特务盯梢。甚至传出“五月 二十日总统就职后要杀人，第一个杀雷震，最少把雷震送火烧岛”。胆小的 胡适此时开始由支持雷震，转向妥协并劝阻了。
6月16日，胡适劝雷震略作约束，不可太急，火力太大，因为国民党 上层拥蒋力量强大，并说“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 你不知道吗？ ‘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 你更拚命的加鞭，拚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 由中国》出了七版、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 ” 6月30日，雷震、 夏涛声再次找到胡适，告知“反对党”要在9月份成立，仍想争取胡适为党魁， 胡适却说：“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我也不牵涉里面和人家斗争。如 果你们将来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的赞成，但我决不 参加你们的组织，更不给你们作领导。” 7月9日，胡适起程飞往日本东京，转道去美国西雅图，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这是胡适为筹集“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资金一 争取美援。在此之前的7月2日，胡适应雷震、夏涛声之邀出席“选举改 进座谈会”召集人们为他出国举行的饯行晚宴。雷、夏等人之意是想借此， 要胡适公开向舆论界发表对“反对党”的支持意见，并探听胡适返台时间， 以便在胡适返台时召开成立新党大会，让胡适出台捧场。此时胡适，虽然 有些软弱，妥协，但又不好公开表示反对此事一因为他起初是支持“反 对党”，并表示拥护，但同时又不愿让自己完全与“反对党”扯在一起，让 蒋家父子反感。于是，他来了一个折衷的答复。他首先回避了“反对党” 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名词不合适，说他还是一贯的主张在野党。他个人赞 成组织在野党，并且希望在野党强大，能够发展制衡作用，以和平方法， 争取选民的支持，使政治发生新陈代谢。他希望年青人多负点责任，因为 这是一份艰巨的工作，并希望新党培养领导人物。他提及李万居的文章上 有容忍二字，希望在野党有容忍的精神和严正的态度，因为我们力量太小， 不要多得罪人，骂人喊口号不是上策，要脚踏实地的自己工作下去，并有 长远的眼光，有长远的计划，作长期的努力，使我们能够看到民主政治与 政党政治走上正轨，在政治上发生交替与监督作用。
8月上旬，雷震给在美的胡适去信，询问他何时回台，告诉他说，他们 的反对党要等胡适回来之后才开成立大会。胡适对此不悦，复信责备雷震 不该打听他的归期，不该拉他与当局争斗。因为此时，胡适已感到一场大 灾难会临头。
雷震等人击鼓鸣锣，准备在9月成立反对党。
蒋家父子也作好了准备，欲投雷震入大狱之中。
双方斗争已白热化，且剑拔弩张。胡适所预告的“灾害”就要降临。
六
雷震《自由中国》杂志十年来接二连三地惹蒋家父子不快，早已被视 为眼中钉，此时又欲组织“反对党”，更成了蒋家父子的肉中刺。尤其为蒋家父子不能容忍的是，雷震欲依靠他留学日本的关系，联络台湾本土地方 势力一1947年“二?二八”惨案，杀害大批台湾人的事实尚在蒋介石心 中留有阴影，且到台后一直心有余悸一蒋介石害怕由台湾本土人参与的 “反对党”危及他的统治地位。于是由蒋经国亲自出马，弃前扬汤止沸之法， 在雷震“反对党”成立之前，釜底抽薪，先下毒手，于9月4日将他和《自 由中国》的几位编辑一起逮捕。欲加其罪，何患无辞。蒋经国手下人用酷 刑和威胁利诱，迫使《自由中国》编辑部的一些人承认自己是“中共间谍”， 从而造成雷震“明知为匪而不告密检举”的罪名。同时对外散布谣言，说“中 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
这自然是一招世人皆明的大阴谋，也是蒋家父子亮出的最后一张王牌。 因为只有制造一起虚假的“中共间谍”案才能掩人耳目把雷震抓进大狱。
蒋氏父子是有计划地在胡适离开时下手，他在8月底即作出了具体部署， 并有针对胡适的周密考量：
一、雷逆逮捕后，胡适如出面干涉，或其在美公开反对政府时，应有 所准备：甲、置之不理；乙、间接警告其不宜返国。（蒋介石日记，1960年 8月31曰）9月，蒋介石又有针对性的总结：
本月工作以雷震案为重点，自四日逮捕至廿六日起诉作为第一阶段， 除国内外少数反动言论外，一般反响并不如所预想之激烈，惟一纽约《时代》 杂志乃受胡适之影响，亦作不良之评论，殊出意外。（蒋介石日记，1960年 9月30日，“上月反省录”）10月，蒋介石对胡适回台湾产生警觉，又做了进一步的防范，同时在日记中骂胡适是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狐仙” “蟊贼”：
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 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 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蒋介石日记，1960年10月13日）雷震被捕后，美国新闻媒介立即作了报道，胡适在美国听到这一消息后， 感到十分震惊，但也似乎在预料之中一因为当局在几个月前已放出风要 杀或抓雷震，且特务已经盯梢了很长时间，他在当天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 时赞扬雷震“是一位最爱国的人士”，称《自由中国》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 的象征。
逮捕雷震的当天，由行政院长新升任副总统的陈诚给在美的胡适打电 报，告诉他雷震被“传讯”一事“《自由中国》杂志最近言论公然否认政府， 煽动变乱，经警备总司令部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将雷震等予以传讯，自 当遵循法律途径，妥慎处理。”
胡适当即回电说：
今晨此间新闻广播雷震等被捕之消息，且说明雷是主持反对党运动的 人。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可预言：一则国内舆论必认为 雷等被捕表示政府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二则此次雷等四人被捕，《自由 中国》杂志当然停刊，政府必蒙摧残言论之恶名。三则在西方人士心目中， 批评政府与谋成立反对党与叛乱罪名绝对无关。雷儆寰爱国反共，适所深知， 一旦加以叛乱罪名，恐将腾笑世界。今日唯一挽救方式，似只有尊电所谓 “遵循法律途径” 一语，即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以公开， 乞公垂意。
9月6日，陈诚又致电胡适，称：“1.《惩治叛乱条例》乃行宪时修正 有效之法律，依据条例第十六条所规定，具有‘叛乱’罪嫌者在戒严区军 法审判系属合法。2.本案复杂，原有确实线索。现被拘执之四人中，已有 一人承认受匪指使来台活动，雷至少有知情包庇之嫌，自当依法迅予处理。” 拘捕的这四人是雷震、傅正、刘子英、马之骑。
胡适知道，这完全是蒋经国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铲除异己，大清洗时 惯用的把戏一以酷刑或引诱，让某人承认某事，并以“承认”作为开脱 的办法、条件，最后再在“承认”的“罪”上定“罪”。尤其是蒋经国手下 人制造这出“共谍”案，胡适、雷震都被这顶“大红帽子”压下去，有口 难言。胡适无奈，只好再次请求陈诚“1.近年政府正要世人相信台湾是 安定中求进步之乐土，似不可因雷案而昭告世人全岛今日仍是戒严区，而 影响观光与投资。2.果如尊电所示，拘捕四人中已有一人自认匪谍，则此 案更应立即移交司法审判。否则世人绝不相信，徒然使政府蒙滥用红帽子 陷人之嫌而已。3.儆寰办此杂志十一年，定有许多不谨慎的言语足够成罪嫌。 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 4.毛子水先生忠厚长者，从不妄语，可请雪屏邀子水与公一谈《自由中国》 社史事，当有补益。
这里胡适大概也知道毛子水与国民党官方的特殊关系。毛子水与原国 民党军统老板戴笠为浙江江山同乡，他父亲为戴笠的小学老师。抗战的生 活困难时期，戴笠曾请毛子水到重庆“罗斯福图书馆”和军统图书馆鉴定 善本图书，实际上是找个理由接济他的生活。戴笠之后的毛人凤、毛森都 是江山人。所以在台湾学界曾一度流传着毛子水与国民党军统有特殊关系， 《自由中国》内部有特务（“奸细”）的说辞。事实上，原国民党军统机构和 毛人凤等人到台湾后，并不被蒋经国看好，蒋经国另有自己的军事情报机构。 处理雷震及《自由中国》同仁的是蒋经国的手下。雷震的司机被军事情报 机构胁迫成了“情报员”，“雷案”发生后即遭车祸灭口。《自由中国》内部 有特务（“奸细”）的说辞实指雷震的司机，而非毛子水。
9月7日，胡适在纽约接受美联社记者自华盛顿电话采访时，说道： “我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我认识雷震多年，我觉得以叛乱罪名逮捕 他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他是一位最爱国的人士，自然也是一位反共分子。 他以叛乱罪被逮捕，乃是最令人意料不到的，我不相信如此。”并对此事表 示遗憾，认为《自由中国》这个杂志十年来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 征。17日，他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访问时说：“我希望我回到台北的时候， 我的朋友和同事雷震将自叛乱罪下获释。他是一位爱国公民及反共人士。 同时希望《自由中国》这一中华民国出版自由的象征不被肆意毁灭。实际上， 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雷震不但没有被释放，连《自由中国》也“毁灭”了。
蒋介石对此的反应更为激烈，在日记中骂胡适的“胡说”是“野犬之 狂吠”
胡适对雷案发表其应交司法机关审判，且称雷为反共人士，而决不叛 乱之声。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 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 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 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蒋介 石日记，1960年9月8日）10月8日，雷震被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徒刑十年，剥夺 公民权利七年，其他编辑马之骑、傅正均有徒刑，并发监执行。18日，胡 适自美动身回台，第二天到日本东京停留时，他的学生、好友，同时也是《自 由中国》半月刊的编委毛子水怕老师盲人瞎马，闯出事来，亲自飞到东京， 将雷震案发生的种种情形详细告诉他，劝他回台后不可多言，免遭不测。
10月22日，胡适悄悄回到台湾，在机场他对记者谈话也是搪塞其词。
当记者问他对雷震判刑的看法时，他只说了句：“大失望，大失望！”
蒋介石对“胡适投机政客卖空与胁制政策未能达其目的”的行为有些 得意，他看到胡适的这一无奈表态后，有胜利者的自我满足：
胡适投机政客卖空与胁制政策未能达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 了之。（蒋介石曰记，1960年11月24曰）而胡适回到寓所后，记者又蜂拥而至，他躲不过去，于是又发表声明， 说他相信雷震是个爱国反共的人，如需要，他可以出庭作证。并声称：“我 不是营救雷震，我营救的乃是国家！”对关于《自由中国》是否复刊之事， 他表示，此事只有《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和编辑人有权作出决定。如决定 不再出刊，则此杂志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如 果决定继续出刊，则只应在台北，决不应在香港、美国，或任何不负本国 法律责任的地方出版。同时，就反对党，他表示自己仍希望有一个有力量、 像样的反对党。至于对新党的态度，要看新党的实际情形而定。“如果组织 的确是个像样子的党，我可以公开支持；如果不好，我可以保留不说话的 自由或批评的自由”。最后表示，雷震被当局判刑10年，未免太重，十一 年来，雷震已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 不公平的。
胆小“君子”生怕“祸水”沾身，不敢站出来多讲话，更不敢向最高 当局去进谏，也不敢去探监，直到雷震下狱长时间后，他才和30多人联合 上书，请求蒋家父子“特赦”，而蒋家父子则根本不予理睬。木已成舟，只 好任雷震在新店军人监狱蹲完整整十年的牢狱生活。作为“自由主义”大 师的胡适，也只好夹着尾巴，享受他所谓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和“情 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的自由。然而，蒋介石却仍不放过他，要寻机敲 打他一下。
11月18日，返台湾近一个月的胡适，在副总统陈诚陪同下，拜见蒋介石， 报告访美求援，参加中美学术会议的情况。胡适带有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 报告材料，谈话期间，蒋介石阴沉着老脸，根本听不进去这些，且因蒋介 石身后站着两个便衣保镖，面带杀气，使气氛肃杀。蒋见胡适几次欲言又止， 知道他有话要讲，便试探着对胡适说：
“请你谈谈政治形势吧。”
“国内的，还是世界的？ ”胡适见蒋引而不发忙问。
“整个世界的。”蒋知道胡适不吐不快，便有意让他表露。
于是，胡适说了今年的联合国大会、美国大选和民主党，以及罗斯福 总统任内使民众受益颇多的“新法”，谈完后，胡适感到蒋介石根本没有心 思听这些，且也决不是要听这些的。这时，胡适忍不住了，便说：
“我本来对岳军先生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 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 不好的反响。我在九月四日早晨，已在大使馆看见沈外长的长电报了，他说， 此事曾经过长期慎重考虑，政府深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此事必发生于我不 利之反响，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办。我已见了这电报，我还不敢不说话。 还打了两个电报（九月四日、八日）给副总统，后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雪屏。 我盼望这两个电报，一封信，他们都报告总统了。”
“口头报告过。”蒋介石漫不经心地回答一句，但却是冷冷的。
胡适接着又复述给陈诚电报的内容，尤其对给陈雪屏信中的主旨再作 解释：“沈部长电说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反响。我说，政府决不会‘深知' 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 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所以我不能不做这笨事：向政府陈 说……不能不为言论自由说话。”
听到这里，蒋介石面有愠色，说道：
“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我们 的政府是一个反共救国的政府，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我也 晓得这案子会在国外发生不利的反响，但一个国家有他的自由，有他的自主权，我们不能不照法律办。”
胡适听出这是蒋介石重复9月14日曾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内容。便 说“关于雷震与匪谍的关系，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 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个案子的量刑， 十四年加十二年，加五年，总共三十一年徒刑，是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 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 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 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八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 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 十日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我躲到Prin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 不起头来见人。”
蒋介石见胡适抓住法律上的细节不放，便怒形于色，并避开此事，谈 了一件旧事，逼迫胡适表态：
“去年□□(沈按：日记原文如此。据李敖考证，此人可能是蒋廷黻)回来， 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 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对你说过没有？”
胡适一下子大脑轰鸣，他没有料到蒋介石后发制人，亮出这么一招。 措手不及之中，自然也乱了方寸。他怕自己因雷案而子云投阁，沦于前鱼 之列，便露出胆小“君子”的本质，只好摧眉折腰，在乞求中为自己辩白：
“□□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 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民国卅八年四月）总统 要我去美国。我坐的轮船四月廿一日到旧金山。四月廿一日在中国已是四 月廿二日了。船还没有进口，美国新闻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 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 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 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 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的话是诚心的。 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一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说的话太重了， 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卅八年四月廿一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 句话。”
胡适谈到这里，见蒋介石在满意地点着头，心里稍稍平静些，最后又 加了一段题外话：“我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所谓‘反对党’的发言人一李 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一来看我。我屋中客多，我答应 了那个礼拜三晚上（十月廿六日）同他们吃饭面谈。礼拜三（廿六日）的 上午，我去看副总统，我把我要向他们说的话，先报告副总统。我说，李 万居一班人既然说，他们要等我回国，向我请教，我有责任对他们说几句 很诚恳的话。我要劝告他们两点：1.在时间上要展缓他们成立新党的时期： 他们应该看看雷案的发展，应该看看世界形势，如美国大选一类的事件。 不可急于要组党。2.我要劝他们根本改变态度：第一，要采取和平态度， 不可对政府党取敌对的态度。你要推翻政府党，政府党当然先要打倒你了。 第二，切不可使你们的党变成台湾人党，必须要和民、青两党合作，和无 党派的大陆同胞合作。第三，最好是要能够争取政府的谅解，一同情的 谅解，一以上是我对副总统说我预备那晚上对他们几位说的话。同时我 还表示一个希望。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 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 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 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 时间已经很晚了，蒋介石已得胡适表明态度，便无心再听他啰嗦，于 是胡适只好起身告辞。
胡适自己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谈话内容，而蒋介石只是在日记中 简单记下了谈话的过程，同时也不忘他习惯性的对胡适“卑劣之政客”的 谩骂：
召见胡适约谈三刻时，彼最后提到雷震案与美国对雷案舆论。余简答 其雷系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须依本国法律 处理，不能例外，此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最后， 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或有所感也。（蒋介石日记，1960年11 月18曰）胡适之“胡说”，凡其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匪谍案， 应依本国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即认其为卑劣之政客， 何必多予辩论矣。（蒋介石日记，1960年11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对胡适就雷震一案的表态和事后的举止一劝阻“反对党”一 甚为满意，胡适也因此换来了12月17日“七十初度”的日吉时良。蒋介 石海屋添筹，亲笔写大“寿”赐字，并约宋美龄、陈诚、张群、谢冠杰、 王云五、黄伯度、陈雪屏、罗家伦、毛子水、沈刚伯、钱思亮、唐纵等人 参加为他举行的祝寿宴会。
胡适在这热闹的场面上，在杯光人影的晃动中，一定会想到此刻静坐 大狱中怨恨交加，痛苦不堪的雷震。杯杯酒对胡适来说都是苦涩的。脸上 热闹，心中却是寂寞、痛苦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七
“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1960年，胡适在严峻的民主政治、 言论自由与专制极权、军事高压的激烈斗争中度过；1961年对他来说，又 是一个多难的年头。追求自由的胡适，也许在这两年过去，才能真正感受 到无地自由。中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大陆自1949年始逐渐室息，至1957 年反“右”，几近死绝。而在台湾，到这两年，虽有辉煌闪光之势，却因“雷案” 被绞杀于襁褓之中一胡适这位自由主义大师、保姆，几乎自身难保，在劫难逃。他退缩了，妥协了，几近偃旗息鼓。《自由中国》垮台，随后只有“西 化派”的李敖，借助《文星》挣扎着嘶鸣几声，且也被下狱;而“文化保守派” ( 1990年代又称为“新儒家”）的自由主义斗士徐复观，因回归传统，且与 当局有染（他主持的《民主评论》一开始为蒋介石所支持，并出资），声音 颤抖无力，且逐步嘶哑。台大教授殷海光，继雷震之后，欲扬自由主义大旗， 但很快也被绞杀，在失业的情况下，度过一生穷困不堪而又怨愤的最后十年， 直到被癌症夺去生命。可以说，中国自由主义者到了这个时候，陷入了寂寞、 凄凉和横逆的艰难岁月。
《自由中国》一案，雷震等人入狱，胡适因假雾成斑，妥协投降而免受 祸患。以《自由中国》为纽带的“胡适派自由主义文人集团”也因此而解 体。夏涛声、殷海光、夏道平、毛子水、张佛泉、徐道邻、王师曾、朱伴耘、 戴杜衡（苏汶）等都因树倒一雷震被捕，胡适投降而鸟散。但余波却是 长久未平，尤其是《自由中国》的大批岛内外读者和雷震的支持者、同情者， 均对胡适白龙鱼服而颇为不满。台中农学院某教授和一些“自由主义”义 士甚至也学着蒋经国的腔调在讲台大肆抨击胡适，主张派一架飞机，把讲 假民主、假自由的胡适空投大陆。不时有人借“雷案”写文章对他进行责 难和谩骂，使他精神上极度的不安和内疚。一种“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 我而死”的感念折磨着他，且这种愧疚的感念陪伴他走完人生历程的苍茫 岁月。
面对这种来自外界压力（官方的和民主、自由力量一方的）与内心的 愧疚，胡适只有报以宽容和忍让，以“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来自我慰藉， 且抄录前人咏弥勒佛的对联“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此公常笑，笑 世间可笑之人”以表心迹，自我解围。就胡适本人而言，因年事已高、疾 病缠身且常觉得心力交痒，连9月28日教师节，应蒋介石之邀至光复厅吃饭， 在蒋介石三次让他讲话的情况下，他都以心脏病为借口，不肯发言。只有 唾面自拭，宽忍慎处，以求晚年少风，保炳烛之余光。这种在世人注目下 的独立、自由、民主、人权精神的泯灭和沦丧，无疑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处 世之道，而非了身达命之悟，其内心深处仍是极度的痛苦。他的笑容中掩映着内心的痛楚，这种因受高压而变态的心理，必然要通过转移发泄来达 到内心的自我平衡。于是，他就把追求台湾的科技开发作为一种替代一 发泄方式，以求补偿那失落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这种替代一发泄的 途径便是拼命的工作以麻痹自己那不安、骚动的政治神经。然而一个人的 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更何况胡适这样年逾古稀且染沉疴之人。在1961 年2月份他刚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致信申请赴美开会、迁家之后，一阵忙碌， 便从此病倒，一蹶不振。因为疾病、怨愤、愧疚已挟着死亡悄悄地逼近了他。 所以，1961年，他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养病的。
但胡适毕竟是个嗜书成癖的人，他躺在病床上如身陷囹圄，因自感病 魔难祛，那半部哲学史和文学史续作无望，“只会写半部书”之讥也许要留 给历史一原打算回台后借助南港的中文藏书来完成“续作”，不料却陷入 政治漩涡和人事杂务之中，弄个左右不是并自折自由主义的大旗。在这种 情况下，他如三日新妇，在局促不安中度日。为了排除不安，充实自我， 他只好偷空写点小考据文章，时而《水经注》，时而《红楼梦》，要么就是 神会和尚，东鳞西爪，聊以自慰。在1960年12月17日的生日祝寿活动中，“情 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的胡适，为了“享受不说话的自由”，只好将自己 二十五岁的生日词《沁园春》的抄件送给朋友：
弃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可重来。看江明雪霁，吾当寿我，且须高咏， 不用衔杯。种种以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从今后，要怎么收获， 先那么栽。
忽然异想天开，似天上诸仙采药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缩地，芝能点石， 触处金堆。我笑诸仙，诸仙笑我。敬谢诸仙我不才，葫芦里，也有些微物， 试与君猜。
胡适当天对记者解释他葫芦里的“微物”一“这些年来，也许你们 已经看到葫芦里的‘微物'那就是要为中国文化、思想、教育建立新的基础。 虽然看看四十五年来的成效并不大，但我至今还相信葫芦里的药是有效的”。
这里，胡适暗示他的“药”是“自由” “民主”等自由主义的信物。而如今， 他在病中，也不再卖“药”了，只好讲个新“寓言”来排解寂寞一他把 如今台湾男女阴阳裂变而产生的新“三从四德（得）”，概括为：太太出门 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 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寂寞，一头被关进铁笼的雄狮的晚年！
无聊，一个失去了几十年思想信念支柱的老人！
无地自由！
八
胡适一生，虽然涉足政治，但却未能进入政治的决策层，充其量是一 个参与，或搞点边缘政治。他对政治发生兴趣，但却又不希望把学术研究拖入政治的泥淖，追 求学术研究中的“价 值无涉”。因此他的生 命历程中，常出现政 治人格与学术人格的 疏离或冲突、矛盾。 但就晚年作为中央研 究院院长的胡适而言， 又有他学人的本色。
1961年5月底，因 心脏病稍稍稳定，他 又开始为次年的院士 候选人，挽留杨树人 任科学执行秘书而忙 碌。这既是在干预政治失意情况下的替代、发泄，又是他作为学者的志业。为劝留杨树人和填 补杨辞职后的空缺，使中研院、科学会事通人和，胡适一度东一电话，西 一信，左求情，右安抚，有脚阳春，比起伯喈倒履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26日，为雷震的65岁生日，正在为中研院杂务忙碌的胡适，在自 己大病56天后，无法忘怀狱中的雷震。虽生性懦弱，但又为雷震内疚难平 的胡适，对狱中的难友，不知说什么好，也无言相对。“百无聊赖以诗鸣”。 他只好抄录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为雷震祝寿：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我最爱读，今写给儆寰老弟，祝他 的六十五岁生日。
适之五十年七月只可惜“溪声”雷震在“山脚尽”、“出前村”时，胡适已近墓头拱木了。 10月18日，夫人江冬秀自美回台定居，照料抱病工作的胡适，江冬秀 的到来，对胡适来说，减少了部分寂寞，但同时也增添了几分嘈杂和烦恼。 因为江冬秀随胡适到美国后，培养起了三大爱好：做徽州菜、看武侠小说、 搓麻将。前两者对胡适来说没有什么不利，只是后一种给胡适带来了不少 家庭的喧闹一江冬秀搓麻将常是赢家，故兴趣很浓。回台湾后，生活多 有不如意处，故对朋友及胡适的助手等多有责骂。对此，胡适曾私下对秘 书王志维说：“我太太刚来不久，亲戚朋友几乎都被她骂了，没有一个能跟 她处得好，她的牌友多，而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的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 央研究院留下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应该遵守这条规矩。 我有六万新台币的版税交你保管，请你设法在温州街一带买一所房子给我太太住！”
此事一时未成，胡适只好委屈求全江冬秀的爱好。
此时，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建设的原子炉、核子反应器初见成效，他为 之欣喜，并以极大热情渴望台湾的现代科学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因为只有 这一点，可以抚慰他伤痛的心灵。
接着胡适又动手筹备即将在来年2月召开的院士会议，并想在3月赴 美求医，疗治那衰竭的心脏。
也就这时，胡适又遇到了舆论界新的围剿，且是在“雷案”刚平静下来。 这对已经步入暮年多病的胡适来说，的确又是一次重大的精神打击。
这场围剿，由徐复观先向胡适鸣枪开炮，李敖单枪匹马奋起为胡适迎战， 继之，众多人马上场，并由对胡适的围剿、反围剿而导引出更大的中西文 化论战。
事出有因一1961年11月6日，胡适出席在台北举行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 幕式，并作了题为 “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Growth of Science”（《科学发 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的25分钟英文讲演。胡适自知他是在作一个“魔 鬼的辩护士”，说“怪不中听的话给诸位去尽力驳倒、推翻”：
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 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
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 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唯物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 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 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很少。在 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决不只是唯物的，乃是高 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第一，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第二，在我们东方人是同等重要的而不可少的，就是明白承认这个科 学和技术的新文明并不是什么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什么西方唯 物民族的物质文明，是我们心里轻视而又不能不勉强容受的，一我们要 明白承认，这个文明乃是人类真正的伟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的。
胡适事先声明他的“怪不中听的话”被“驳倒”“推翻”，只是没有在 会议上发生，因为这是他几十年来一贯的“西化论”主张，只不过在今天 又重述一遍，会后却引起了强烈反响。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议政 的徐复观首先站出来，在他自己主持的《民主评论》（台湾编，香港印发） 12卷24期上写了篇《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责骂胡适是“一个 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虽然徐复观在政治上倾向与蒋介石合作， 并因刊物得蒋介石出钱扶植，但他又不放弃自由主义议政。他与《自由中国》 的同人虽在思想观念多有不同之处，但自由主义议政这一点上有相通的地 方，并在《自由中国》登出过批评现实问题，而引起当权者愤怒的两篇文章： 《“计划教育”质疑》《青年反共救国团的健全发展的商榷》。此时他放弃了 以前对胡适的客气和敬重，首先站出来讨伐胡适，一是出于他对传统文化 的卫道，二是作为自由主义议政，他对胡适在“雷案”上的软弱、妥协不满， 并借机发泄这种不满。徐复观的文字刻薄、尖酸，颇扫胡适的一脸笑容：
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 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 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 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 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 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 因为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 了。
于是，引出一场“批胡”与“拥胡”的大战，且由于开始“拥胡”力量较弱， 正是胡适倒霉、狼狈之时，故形成单方面的围剿之势。其中徐复观因与蒋 介石有染，他的文章被舆论界视为和政治权势联手打击胡适。随后，《自由 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中华杂志》《文星》《自力晚报》《联合报》《征 信新闻》等多家报刊介入摆阵，好不热闹！
批胡派视胡适为“少正卯”和“毒蛇猛兽”，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 甚至连“西化”得势一五四新文化革命导致旧文化崩溃的旧账都算到胡 适身上。开始批胡派占据上风，只有题为《胡适没有错》的短文出来为胡 适辩护“我们自五四以来，便高喊赛先生，德先生，何以迄今仍不富国强兵， 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太无条件的接受传统文化，太自愿的为传统所牵绊 住。我们谈革命，谈了近半个世纪，尚了解不到，革命便是革去没有用的东西， 这才是可以叹息扼腕的事。胡适先生没有错，大家要多冷静想想，多为大 局想想。” 1962年1月1日，《文星》杂志刊出胡适学生姚从吾（台大历史 系主任）的学生，年轻的杂文家、社会批评家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和《胡 适的经历和著作》，在充分肯定胡适的前提下，主动站在胡适代表的“西化派” 一方。
李敖视那些乱骂胡适，乱捧胡适的人，“通通抓不到痒处”，他把胡适 看作中国新文化和现代化的“播种者”，认为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说他“自 始至今不信权威，不信教条，不信圣人之言，不信‘旧道德的死尸’，不信两千年前空洞的旧经典能解决二十世纪复杂的新问题”。尤其针对批胡派否 定五四，称道胡适在五四时期，“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 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 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但同时，李敖也指出了胡适的局 限，说像他这样一个曾经“很热烈的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 经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 的考证上、辨伪上。进而指出胡适“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 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 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 不相称的事” ！
由于李敖的旗帜鲜明，后来的反驳也就更大，且在批胡与拥胡之间形 成文化“保守”派与“西化”派的抗衡之势，以及官方“正统”派与自由 主义“异端”派对垒。
批胡适的文章居多，除徐复观外，后来站出的代表性大人物有胡秋原 (《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前进》)、叶青（任卓宣；30年代曾写过《胡适 批判》，此时批胡文章为《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郑学稼（《小心求证“播 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
胡适此时因承受不了这种精神的剧烈冲击，导致心脏病再度发作住院。 对批胡和拥胡两派的文章，胡适都很反感。他当着中央研究院的科学秘书 杨树人的面，指责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写得“轻佻浮薄”，竟有“瞎闹” 之处。而对胡秋原的文章，则气愤地指斥为“真是下流”。
拥胡派李敖单独出击，与批胡派对垒，打得火热，甚至还有一位“立 法委员”廖维藩也站出来凑热闹，竟在“立法院”对胡适的演讲提出质询。 这倒难为了想享受不说话的自由的胡适，搅得他有病也不得安宁。他表示 自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且十分生气地对杨树人说“他们要围剿我胡适，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
胡适说“不懂”是假 的，他当然知道他何以受“围 剿”，他更明白他的存在对 别人的“坏处”！也许他说 此话，是在装“糊涂”。也 许他后悔不该从美国回来 “住在台北”！
事后，李敖写了《为“播 种者胡适”翻旧帐》《胡祸 呢？还是祸胡》，从当年的 《胡适与国运》《胡适与国运 续集》《胡祸丛谈》一直谈 到各式各样围剿胡适及捧胡 的人，并先将当时“捧胡” 和“骂胡”的人分为六派：
捧胡派：①文章派_毛子水是也。
②诗歌派一劳干是也。
③行动派一某校长夫人是也。
骂胡派：①叫骂派一徐复观是也。
②栽赃派一《胡适与国运》作者是也。
③翻案派——任卓宣、郑学稼是也。
随后又加上两派：⑦叛胡派一这是一种过去捧胡的人，在胡适“走 进了地狱”以后，开始投奔在另一方面的阵营里，卖友求荣，以鞭尸为乐。 ⑧阳捧阴抑派一这是一种把胡适作政治运用的人，表面上肯定他，暗地 里却捣他的鬼，破坏他的声誉，并且以做贼喊贼的手法，反倒指摘真正肯定胡适成绩的人为毁镑胡适的人，为陷胡适于不仁不义之人。
李敖以感性之笔著文，言简意赅，而真正对“批胡”运动给予相应的 学理上认识的倒是牟力非发表在《民主中国》上的一篇题为《为什么反胡适》。 此文可以显示当时一般人一旁观者清的认识：
我们现在没有比反胡适更急迫重要的事情待办。要点是：胡适到底是 个书呆子，迷信民主，主张怀疑，这就使天下大乱，人心不安。因此，便 不能不先了解反胡攻势的司令台何在，便不能不认清剿胡大战的战将勇士 们为什么这么骁勇挥戈。
他们争的不是学术思想上的真理，而是“正统”对“异端”讨伐。距 离学术十万八千英里，只配作文化特务或文化打手，哪里能谈学术思想？ 而其格调竟至比大陆毛共清算胡适思想更为低下。足使局外人产生一种“反 胡重于反共”的印象。从“胡适与国运”开始，大家即已知道在反胡剿胡 的背后，有一座反胡司令台负起反胡剿胡的指挥重责。他们师承共党的革 命技术，不惜乘胡适心脏病突发入院治疗之际调动“质询”部队和“反洋” 大军向胡适展开夹攻。……我查遍了历史记载，却找不到有用这种反“人性” 的“讨伐异端”的狠毒手法。
为什么单向倡导民主的胡适进攻？那就是胡适教人怀疑，这就是必须 消灭这个“眼中钉”的最大原因。
胡适教人怀疑，启人深思，惑人反抗，这简直是蔑视神圣，侮辱圣明， 鼓动造反，淆乱“思想违警法”，破坏“政治的斑马线”……其逻辑很简单： 如果中国没有胡适，便没有胡适贩卖杜威思想；没有杜威思想，便没有怀 疑，……那里还有毛泽东共党攫夺政权的叛乱出现？胡适一个七十多岁的 糟老头子，不难打垮，而胡适思想，以及杜威思想能不能打垮？民主，能 否打垮？怀疑，能否消灭？ 民主、怀疑、自由一胡适的思想是打不垮的，但胡适自己那糟糕的 躯体却被打垮了。或者说，他不愿再“有什么坏处”使“正统”派为难， 自取灭亡了。
九
“周公吐哺”，十步香草。1962年2月20日，名动金瓯的著名学者，台 湾中研院海外院士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应胡适之邀都赶回台 北参加院士会议，使胡适欣喜若狂。他们都是响应“胡老师”的号召回台 为师捧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胡老师”生病，且继“雷案”之后 又因批评“东方文化”而引发新的围剿，他们要在精神上抚慰、支持这位 风烛残年的老人。其中吴健雄女士为他执掌中国公学时的学生，第二次世 界大战时她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制造工作，是打破普林斯顿研究院两 百多年历史而录取的第一位女性教授，也是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 道推翻物理学上对等定律的实证人（李、杨只是从理论上推断，吴从实验 室证实)。
此时，不知是有告别尘世的预感，还是他五四时与陈独秀联手高举“民 主”“科学”旗帜的最初的辉煌的回光返照一最后的辉煌。在这个举行第 五届院士会议的“科学”的吉日，他仍抽出一只脚去踏“民主”的船。他 18日晚读了夏涛声主持的《民主潮》上化名“韵笙”的长文《论思想或观 念的僵室和简化》后，于19日致信夏涛声，称道该文作者的“细心和苦心”， 并向夏打听作者的真实姓名，表示“很想见见他，很想向他表示我的诚心 佩服”。21日，也就是院士会议期间，胡适收到夏的回信，得知作者为“政 治大学”研究所毕业的徐传礼，便感叹到国民党的政治御用学术机构“政 治大学”居然能出这样一个人才，“真使我惊异”！
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馆举行第五届院士会议，选举产生了1960—1961年度的新院士 ：
数理组：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 生物组：李景均 人文组：陈槃、何廉其中任、程、何、李、柏五人都在国外，胡适当即亲拟贺电，发往美国。 下午5时，胡适亲自主持院士酒会。会前，台湾大学医院拟派医护人 员到现场照料胡适，但他忌讳医护人员的白大褂，说“今天的会是喜，你 们一来，像是要办丧事。
是感应，还是偶然，“丧事”竟被胡适说中了。
酒会开始前，胡适吩咐他的秘书王志维：“人文组请副院长李济做代表 发言。如果李先生婉辞，就不必再请他。他不讲话最好，免得讲些不三不 四的话。”哪知，王志维一请，李济当即表示“胡先生之命，我岂敢不从。” 酒会开始，胡适见高朋满座，济济一堂，便在麦克风前高兴地向到会的百位来宾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 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 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 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 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 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 ”这一件事，我认为生 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信奉“科学”的胡适，此时又抖起了传统“人文”的师道。
此时此地，一向葛巾漉酒，嗜之成癖的胡适，一杯在手，含笑痛饮， 置那染有沉疴的心脏于度外。“流觞高会，不减兰亭”。
轮到副院长李济登场，这位历史考古学家，一向务实，他的讲话却并 不像胡适那样乐观，他说了几句老实话：“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生根 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 一切科 学设备是从外面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需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 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觉得它是 舶来品。”继之，李济又提及了去年11月6日胡适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 那篇引起围剿的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表示自己不敢苟同胡 适的某些观点。
此时正处兴奋之中的胡适，一下子脸色变了。这是他近几个月心中屡 遭伤害的隐痛。他更没料想到中研院内他的朋友也对他这点不满，在这个 场合加以揭示。心中一阵酸痛。秘书王志维马上暗示他不要生气，他却连 连挥动那无力的手，表示不要王管。
吴大猷见李济讲话中触及胡适的痛处，便紧跟李济的讲演，劝李济不 必太悲观。胡适顿时又感到这位“徒儿”是在为老师争面子，并连连点头，向吴表示认同及致谢意。
情绪的大起大落，如潮涨潮沉，推动着胡适又向黑暗的闱门近了一 步。他接着吴大猷的话题说：他同意吴的讲话，科学不要马上谈太空理论， 不要奢望迎头赶上，要从头做起，从最基本的做起。并说“我去年说了 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 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胡适说着“不生气”，却动了感情，激动地喝了一口酒，越说越高兴。 时值六时半，过于兴奋、激动的一代学人竟不能自持，从“科学”跳跃到“民 主” “自由”：“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海外回国 的各位：自由中国，的确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各位可以参观立法院，监 察院、省议会。立法院新建了一座会场，在那儿，委员们发表意见，批评政府， 充分地表现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监察院在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 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非常自由。还有省议会，还有台湾二百多种杂志， 大家也可以看看。从这些杂志上表示了我们言论的自由。”
胡适已经语无伦次，不知是在表彰台湾的民主自由，还是在说“反语” 批评台湾的“不民主”“不自由”。但这最后的声音的确又是在一个“科学” 大会上，呼唤“民主”“自由”。谈到这里，胡适突然停了下来，请大家吃 点心、喝酒，并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正要转身再和人谈话，忽然面色苍白， 酒杯落地，他晃动一下，身体向后倒下，后脑先碰桌沿，再摔到石板地上。
一生为“科学”“民主” “自由”“人权”呕心沥血的胡适，此刻因心力不支， 玉碎身倾，长眠未醒，时年七十二岁。
“民主”“科学”，这是胡适最初的辉煌的标志。如今向世人告别，竟是 在他的祖国走向现代化艰难征程的这条双轨上倒下，亮出他最后的辉煌！
胡适摔倒，欢快喧闹的院士酒会顿时被悲哀的气氛所笼罩。在场的吴 大猷、李济、董作宾、李先闻、袁家骝、凌鸿勋、姚从吾、钱思亮、刘大 中等全都呜咽落泪，尤其是自称专程回台看望“胡老师”的吴健雄更是泣不成声。“醉不成欢惨将别”，声势浩大的第五届中研院院士会议随即变成 了追悼大会。
就在胡适倒下的当天晚上，胡适的助手胡颂平、王志维找出了他早在 1957年春胃溃疡手术之后，由刘锴、游建文、李格曼为证人于纽约立的英 文遗嘱，由钱思亮在治丧会筹备会上用中文当众宣布：
一、去世后遗体可用火葬（这不是命令），骨灰由遗嘱执行人处理，自 己没有意见（按：由于江冬秀的意见，死后改用棺葬）；二、离开北平时，遗在北京大学的102箱书籍，等光复大陆后，北大 成为自由大学时，那些书全部捐给北大；三、一位外国朋友替我画的像，赠给中央研究院作为纪念；四、存在家中尚未出版的文稿，论文和书籍，全部送给国立台湾大学；五、所有文稿均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及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毛子 水两人整理编辑出版；六、去世以后，如果留有遗产，留给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 则留给两子胡祖望、胡思杜，如两子仅一人留在，则留给孩子，如两子均 已去世，则留给孙子；七、一时想不到的事物，均授权遗嘱执行人处理。
随之又成立了以副总统陈诚为主任的103人治丧委员会。夜半时分， 遗体移至极乐殡仪馆。
蒋介石对胡适突然去世的直接反应是：
“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蒋介石日记，1962年2月24日）b蒋介石在这里以“暴卒”记述胡适之去世，可见胡适在蒋心目中的位置及对他的厌恶程度。
1962年2月25日，蒋介石亲自为胡适写一副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蒋中正敬挽蒋介石知胡适最深，他似乎要以此为胡适盖棺定论。但社会各界送的 挽联中，有一副却颇能代表世人的心态和情绪，以及胡适“无地自由”的处境:
孟真死于闹，今公死于噪，
行在纵多才，何堪如此？
共党既骂之，国人又骂之，
容身无片土，天乎痛哉！
3月1日，为公开瞻仰遗容的一天，一日之内来人多达三万。第二天 上午8时，公祭开始，下午2时多，罗家伦、陈雪屏、毛子水等胡适的学 生将北京大学的校旗覆盖在前北大教授、校长的灵柩上，将胡适与北京大 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胡适和一批先觉者五四时期以北大为阵营， 发动新文化运动，揭开了现代历史新的一页，尤其是文学革命，开辟了中 国文学的新天地。
这一天，各界人士送来许多祭文，但多阿谀奉承之作，其中中央研究 院同人的祭文，情真意切，颇为客观：
你在这几十年来的论战里也只有一种不改不移的观念，你最敬爱中国 古代的圣人，但你又最不想浮夸遥远的光荣；你也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但你又最深知我们民族累积的弱点。你不断地用世界的水准衡量 我们民族的内心和物质的生活，所以在你七十岁的病中和在你的青年壮盛 的时代一样，你都不怕逆着风向，挺身高呼，你要国人痛切觉悟我们东方 老文明的衰朽，你要国人热诚赏识西方新文明的成就。我们懂得你的用心， 你是要国人履践孔子“知耻近乎勇”的格言，你是和手创民国的中山先生 一样，要唤起这个知识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我们懂得你的刺耳警心 的言论，不是对国家尊严的伤害，而是一个再造文明复兴民族的关键。
下午3时整开始出殡一移灵柩于南港中央研究院会议室。此刻倾城 空巷，十里沿途，30万人加入送殡行列，并沉浸在悲哀之中，敢问世人为 何悲？答曰：一为本世纪这位未借枪杆子而促使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第 一人致敬！二是借此表示对当局压制言论自由、打击“异端”的不满。三 是对流落孤岛，离黄河日远的自我伤感。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加拿大、南韩、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大 学和学术团体纷纷打来唁电，对作为国际著名学者的胡适表示哀悼。从此， 中研院会议室改为胡适灵堂，供人凭吊，历时7个月之久。
此时，蒋介石的心里，则是别一样感受：
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 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 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蒋介石日记，1962年3月2曰）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蒋 介石日记，1962年3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就思想言论而言，胡适是他“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道路上的“障碍”。胡适之死，消了他的心头大患。
这是胡适为之效劳的政党领袖蒋介石对他最后的结论。其他的说辞都 是表面的骗人的谎言。所以我在民国历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时常感到我 们生活在谎言和相互欺骗之中。
其间在国内外各界人士的一致要求下，蒋介石于6月27日颁布褒扬令：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沉潜道义，竣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 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效甚宏。嗣讲学于寇深患急 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 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 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智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 央研究院，鞠躬尽痒，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 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 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 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这自然是秘书的代笔之作，不是蒋介石的真心话。
时至10月15日，胡适的遗体被安葬于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山坡。 一代学人、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就这样带着欢娱和遗恨走完了他的人生之旅， 葬身台岛。
“无地自由”的自由主义大师留给“中华民国”一台岛的是一具不打 自倒的躯体，且倒下后只占居一分坡地。他留给中国人的却是他的自由主 义思想、实验主义态度和怀疑的精神，以及他那播种者、开风气的文化收获。 这在中央研究院为他刻的“墓志铭”上，有相应的展示：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 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身后治丧、吊唁、出殡、安葬、成立纪念馆，兴师动众，获誉之高， 受敬之深，足以使一向爱面子、重名声的胡适九泉之下感到欣慰。逝者不 可追，意在为生者！这显然是蒋家父子为了安抚民愤，为当局脸上贴金。
同时，在出殡之日，“国防部中央电影制片厂”负责新闻片的编导，拟 派摄影师去拍胡适的哀荣，却遭蒋家父子的禁拒。胡适地下有知，也应属 意中之事。蒋家父子和他貌合神离，表面尊敬，内心厌恶，生前客气，身 后冷淡。诤友、谏臣之命运，也合情合理。这既显示了当局的软弱，又可 见蒋家父子在胡适葬礼上的虚伪。
十
花落春仍在。
胡适在《自由主义》中所申述的自由主义的四项意义：自由、民主、 容忍反对党、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在20世纪他生活的大半个时段里根本无 法实现，但他留下了关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和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 特别是他1950年代以后对海耶克“自由经济”的关注和认同，充实了他自 由主义的基本理念。
这也正是胡适的意义。
胡适在20世纪初铺垫下的“民主”“科学”的基石，在中华民族走向 现代化的航程中，已成为前进的航标！
“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
“实验的态度！”
“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胡适的声音，在历史进入1980年以后的邓小平时代，伴随在改革大时 代的“和声”中，重新响彻在人们的耳畔丨春去春又回。
也许，正如李慎之所言，21世纪是胡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