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自由:胡适传
二十世纪中国有两个幽灵在回荡：革命与自由。
共产党军队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残部逃亡广州， 拥代总统李宗仁苟安一时。短时期内，行政院长一职，历 孙科、何应钦之后，于6月3日，在所谓立法院的投票同 意下，又由山西王阎锡山出来充数。此时，国民党在大陆 大势已去，官僚、政客、资本家、学者纷纷寻找出路，有 人随蒋介石逃亡台湾，有人逃亡香港、美国。1949年6月 12日，身兼行政院长、国防部长的阎锡山，在行政院副 院长朱家骅的参谋下，任命在美国的胡适为外交部长。因 为几个月前，即胡适逃出北平，在南京闲居时，随国民党 行政院先行迁往广州的陈雪屏曾于2月13日致电胡适： “铁城嘱转达，拟请任大使，乞考虑，急电赐复。”胡适于 次日答复是：“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 故决不愿改变。” 此刻，国民党上层分裂，地方实力派暂时得势，而原中央军的核心人 物多随蒋介石远走台湾，广州政府也只不过是一批未散亡的桂系、山西地 方实力派的苟延残喘者，必亡无疑。胡适深知“外长”这个空衔对自己毫 无价值，对溃败的国民党政府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便于6月21日回 电广州，以“日夜自省，实无能力担任此职”为由，而力辞不就，但又委 婉地表示：“适在此为国家辩冤白镑，私人地位，实更有力量。” 但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一“广州政府”却采用“无赖”的办法，在 四个月内，再三劝胡适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声明，从舆论和精神上支 持“广州政府”，致使胡适进退两难，“精神上十分苦闷”。8月20日，他致 电杭立武，声明自己“决不愿就外长，亦决不愿就任何官职”。并说他昨天 “始得见新布之千页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镑，实有需要。若政府 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 b?共产党大军 挥师南下，“广州政府”仓皇迁至重庆，珠江尾罢长江头，最后又逃往浪花 尽处，离黄河日远，此事才不了了之。
胡适到美国后，仍住纽约东81街104号，这是他在1942年离开驻美 大使馆后租住的房子。前度胡郎今又来，却成了丧家之犬，无皮之毛。国 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瓦解冰销，彻底崩溃，共产党宣布他为战犯，因此，使 一向好名爱面子的胡适在美国“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但他又领着蒋 介石特支的“宣传活动费”（也是基本生活费来源。据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档 案、日记可知，1951至1955年间，蒋介石通过在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会 副执行董事俞国华，共给胡适9次，每次5000美元，合计45000美元生活 费），负有“民间外交”特殊的使命，要为国民党政府辩冤白镑，而蒋介石 于5月28日致他的信中，则要求他极力争取美国人在精神上对国民党的支 持：“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 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面，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 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 夫为盼。” 7月16日，胡适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 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可以替国民党政府“保留一些尊严” 和“人格”。而美国国务院实际上根本没有把胡适这个落魄的“穷朋友”放 在眼里。在8月5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及艾奇 逊国务卿在国务院编好白皮书之后，于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 中，详尽叙述了自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尤其是近十 多年来一抗日战争至1949年，美国实施扶植蒋介石政府抗日、内战的经过， 在无数铁的事实面前，企图推卸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责任。胡适对此恼羞 成怒，整整五个月没有去华盛顿国府。他对“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的《上 总统书》中关于“中国内战之恶果，非美国政府所能左右，此项结果，不 因我国之任何所为或我国能力合理范围以内之所能为，而即可以使之改变 者；亦不因我国之任何所未为，而致使之发生者”这段话十分不满，认为 这种“罪不在我”的说法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是出卖“穷朋友”。他在 后来为老朋友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记》（又名《旅华五十年记》）作序时， 还对此耿耿于怀，站在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责难美国“在雅尔达出卖了 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有效援 助，而且最主要的，因为自己具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导地位， 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他们却说“罪不在我”。胡适认为这是 美国人“背信弃义”，不讲朋友交情。
此时，胡适赋闲美国，无所事事，既无心研究学问，又不愿意涉足政治， 在8月16日给赵元任夫妇信中流露出了他此刻“十分苦闷”的心情：
你们劝我在外教书，把家眷接来。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久居 外国。读了 White Book (按：白皮书）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 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 许是两项都来。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 朋友。
昔日作为驻美大使，游说演讲，纵横捭阖，且始终充满乐观精神的胡适， 如今不见了，代之以一个灰色、苍老的病夫。由于这一段时间的压抑、苦闷，10月至11月初，胡适两次心脏病发作-心绞痛，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命令，在护士的照料和严格监视下，谢绝来客，节食、减体重一常常只吃几片 干面包。“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 父母也”。身在他乡为异客，年近花甲的胡适，躺在病床上，此时自然会想 念他的妻室孩子，想念大陆上的亲朋好友。作为飘落异乡的孤叶，他更多 的还是对“根”的思念。然而，时运陡转，“青山”易帜变色，胡适得到的 只有孤单和寂寞，以至众叛亲离。
胡适刚到美国，南京即被共产党军队占领。5月，胡适打电报给在瑞士 访学的内弟江泽涵（江冬秀之堂弟），嘱咐他去台湾，不要回大陆。江泽涵 此时已是国内拓朴学的开拓者，蜚声国际的著名数学家。他是由于胡适的 关系，才得以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一1919年胡适带他离开家乡到北京，先 后考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又考取美国官费留学生，入哈佛大学数学系， 并于1930年获博士学位，后来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1931年秋始任北京 大学教授、系主任。抗战时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战后自北京大学赴瑞士 苏黎士国立高等工业学校数学研究所继续研究拓朴学。
由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残部封锁大陆东南沿海，江泽涵临时决定取道 英伦，转香港回国。其间在香港停留两个月，得见在香港的胡祖望夫妇， 并乘飞机赴台湾看望孤寂无靠的姐姐江冬秀。在中共驻港工作人员和友人 的帮助下，他买得开往朝鲜仁川的船票，但船到仁川后又趁黑夜冒险闯到天津，于1949年8月8日回到北平，继续出任北大数学系主任。这是胡适 所未料到的。
就在胡适致电江泽涵嘱其去台湾的同时，他的老朋友陈垣在5月11日 《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陈垣劝 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批判过去的旧学问，回到新青年之中，为广大 的人民服务。胡适6月18日晚收到香港共产国际《远东通讯》上“公开信” 的英文译本。胡适读后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 的末段（按，1948年12月13日信），此决非伪作的。全函多下流的幼稚话， 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第三天，他又细读此信， “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21日，他又得到友人送来《华侨日报》（6月15日） 的中文本，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并说了句有失他一向宽厚忍让的君子风 度的话“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几天后，主张“做 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的胡适，又疑心这信的真实性： “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 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火了！ ” 接着，胡适又与在美国的蒋廷黻共同讨论此信，两人均疑陈垣的“公 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 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于是，胡适在1950年2月1日 《自由中国》第2卷第3期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一跋所谓〈陈 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有“考据癖”的胡适，从语法、文体及时间上 寻找证据，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之手，是别人冒陈垣之名写成的。或 者是陈垣有此类信，但经过共产党官方加工过的，因为陈垣从不写白话文， 并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进而批评 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决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也决 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但同时，他也感到亲朋好友叛离的必然趋势的到来。
也就在陈垣致胡 适公开信的同时，宋 子文自欧洲游历后转 到纽约，通过蒋廷黻 向胡适传话，极力主 张胡适出来领导救国 事业，并表示他自己 愿从劳力助。随后宋 子文又约胡适亲谈此 事。胡适对宋子文、 孔祥熙两家十分反感， 且在他任驻美大使后期，曾被宋子文架空， 两人貌合神离，话不 投机。6月23日，宋 子文背着胡适，在未 征得胡适同意的情况 下，给台北的蒋介石 发了电报，建议让胡 适回广州，任“广州政府”李宗仁代总统下的行政院长或副院长。蒋介石 回电则是说胡适先回台湾再商量一切。胡适得知宋子文的这一举措之后， 立即于6月30日致电蒋介石，表示自己“从未赞成，亦决不赞成”。于是， 此事不了了之。
寒冬来临，孤单无靠的江冬秀无法忍受台湾寂寞的生活，拒听胡适劝 告离开台湾到泰国曼谷和儿子、儿媳同住，而且不愿一人再回台北独居， 因此，胡适不得不考虑自己下一步的生活问题。再说，闲居美国，无所事 事，也不合他的个性。不久，闲居的“婆婆”惹得了新时代的“媳妇”生厌， 也惹得胡适“生气”。于是，胡适只好让江冬秀于次年6月到美国与自己一起生活，并接受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的聘请书，取一定 报酬，以弥补江冬秀到来后两人最起码的生活费用。由于语言不通，江冬 秀失去最基本的应付美国社会的实际生活能力。在家庭生活中，胡适一变 过去江冬秀作内勤，同时又有佣人伺候的生活习惯，亲自动手扫地，抹桌 子，洗玻璃杯，化冰箱里的冰，洗客人用的烟灰缸、茶杯，还必须外出买菜， 买面包。出无车，杂事无秘书代，必要的外出，还得挤公共汽车，成了在 美华人中未取得绿卡的自食其力者。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军参战，并使第 七舰队协防台湾。当天夜里，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刻打电话 告诉朋友，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我听了叹一口气，果然不出我所料， 疯子果然发疯了！这不是第三次大战！这不过是第二次大战的未了事件而 已”！后来他回到台北演讲时，还提及对此事的感触。他认为“韩战的爆发， 不是北韩对南韩的战争，而是共产国际对自由世界的挑衅”；“美国领导出 兵制裁共产党对韩侵略”，是一大事，是整个“自由世界”其中当然也包括“自 由中国”（按:指台湾）的“转机”。这件大事，使胡适欣喜若狂，为之雀跃。 他认为灵验了中国“天无绝人之路”的古语，表明了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 看法改变，对太平洋局势的关注。这样可以借美军力量使蒋介石偏安一隅， 甚至东山再起。9月，胡适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为期两年的葛里德 图书馆中文部管理员。也就在胡适为韩战爆发、美国协防台湾、自己又得 到一个可读书、做学问的闲差而踌躇满志之时，他留在北平的小儿子思杜 公开发表文章《对我父亲一胡适的批判》，表示背叛自己的父亲。
胡适对此，真可谓是有口难言，且十分狼狈。思杜文章9月22日在香 港《大公报》登出之后，美国英文报纸24日就有报道。胡适把当天的英文 报纸剪贴在日记上，并在一旁批注道：“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 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已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这里所说的长文，当指在七八月写成，刊于十月号美国《外交季刊》上的《史 达林雄图下的中国》。又刊1950年11月16日《自由中国》第3卷第10期。
第二天（25日），20年代曾任驻苏大使馆代办，如今也流亡美国的朋 友吴南如因怕胡适不能承受思杜之事的打击，致信胡适，把思杜和蒋经国 视为一类人，意指他俩的行为都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之事。胡适将吴的 来信摘录在日记上，并说“吴南如来信，说：蒋经国在苏俄时，介石先生 曾令大使馆转交一函，要他早早回国。经国在纸上写了几句话回答，略说 ‘蒋介石是人民的敌人，故也是我的敌人。不愿再见他，除非在战场上’！”
26日，胡适看到纽约《华侨日报》上登出《胡适被自己儿子声讨为帝 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的报道，并剪贴在日记上。随后又在28日的日记 剪贴了香港《大公报》上思杜文章的原文，并批注说：“大春与K.C.U都送 我《大公报》此文。宋以忠剪送《工商报》，也有此文。可见此文是奉令发 表的。”
此文大陆主要报刊及海外大部分华文报刊都有刊登或转摘，其中不少 言辞使作为父亲的胡适如坐针毡，如刀剜心，最后一段尤其使胡适难堪， 当然也是他根本不曾想到会发生的：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敢于认识它， 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唯物主义的天平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 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 什么进步性的。193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 的工作，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 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款项（企图培养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 忠实于美帝的信徒）。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 中国开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 的。
难堪中的胡适，虽有吴南如以蒋经国之事的宽慰，且知这其中也必有 思杜不得已为之之苦，但这毕竟是一件抬不起头的丧面子的事。当记者追 问他的感受和看法时，他对记者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 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这就是“ 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这封信在台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2 版上刊登了 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 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 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这则消息登出后，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当即出马，为胡适挽回面子。 他于9月28日致函《中央日报》，就他所知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 发表声明。傅斯年的信被登在9月29日《中央日报》上。他说思杜少年多 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的朋友送其回国。由 于思杜未随父逃出来，如今却被人利用。最后，傅斯年在信中说“共产党 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 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 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
思杜年少时多病，在家由罗尔纲等教授，抗战时留学美国（1941年5 月），学业不成，抗战胜利后胡适和长子祖望于1946年7月先行回国，思 杜则于1948年夏由胡适的朋友送回北平。思杜在美研读历史，回国后，不 少人慕胡适大名，视胡适面子，争相给思杜介绍工作，尤以山东大学为积 极。胡适则以思杜“不成器”为由一主要是怕丢了他自己的面子而拒绝。 后来在朋友的劝说下，胡适同意让小儿子思杜于1948年9月30日到北平 图书馆工作。胡适逃出北平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因为他从美国回 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天真地对父亲说：我又没有做 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 了一当然，思杜不知道在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中有后来的“血统论” “株连法”。胡适南飞后，思杜仍在北平图书馆任职。北平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后， 思杜于1949年9月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 主要是进行思想改造，同学之中，还有他父亲五四时的学生，内战时的北 平市长何思源。该文是他一年后在华北革命大学毕业（9月）时反省材料的 一部分。就思杜来说，写反省材料，从事自我批判、检讨是过关、毕业必 须要走的一步，自然也没有想到会被官方拿出去公开发表，并利用儿子来 反对父亲。思杜文章被登出的这一部分，是否真的出自他的原稿，或者说 全部是他的话，后人无法得知。但笔者核对了胡思杜文章的大陆刊发稿（《中 国青年》）和香港《大公报》上的中文，文字上有十分明显的出入和被改动 的痕迹。而在当时，他一毕业，便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其母亲 留给的金银首饰等以为日后结婚用的贵重物品上交国家，却是实情。
朋友陈垣的决裂，儿子的反叛，只是大陆对胡适口诛笔伐的一个先声， 高潮还在后头。1950年12月20日，胡适最得意的学生、挚友，台湾大学 校长傅斯年因脑溢血突然病逝台北。兔死狐悲，患有心脏病，且心绞痛时 常发作的胡适感到失掉了“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在流亡异国他乡的悲哀 中又增添了一重风烛残年的黯淡忧愁。他在1951年1月6日致傅斯年夫人 俞大綵的信中称道“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人，他的记忆力 最强，而不妨害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 能办事，……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 不想到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的办事。真不可及”。同 时夸赞傅斯年说“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 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卅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 也常‘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 傅斯年死后，行政院长陈诚受蒋介石之命于12月26日致电胡适：“孟 真逝世，今此最高学府之领导人选，已成为各方注目之问题。日来台 大师生窃窃私议，咸望先生回国领导。为该校三千余师生及全台百余万青年学生计，弟与介公总统亦均以此为请。不知先生能俯允否？特电奉陈， 敬请示复为祷。”胡适复函说，“台大经傅校长励精图治，已奠下了良好基础； 现在傅校长不幸逝世，应该由一位年富力强的人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并向 陈诚郑重地推荐了钱思亮为台大继任校长。后来，国民党政府采纳了胡适 的举荐，任命钱思亮为台大校长。同时，胡适也因此而得罪了一些要竞争 此职之人。
由于心脏病的缘故，胡适“不但常常带药瓶走路”，连纽约的人寿保险 公司也拒绝他这样的顾客。所以在这一年底的生日纪念里，他私下为自己 定了 “生日决议案”：
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日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我的第一笔债是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于民国八年，出版后一个月，我的大儿子出世， 屈指算来已经三十三年之久了，现在我要将未完的下卷写完，改为《中国 思想史》。第二笔是《中国白话文学史》，二十五年前已经写了一半，今后 必须加紧完成它。第三笔是《水经注》的考证，这个被我审讯了五年的案 子，也应该判决了。第四，如果国家有事，需要我用嘴、动笔、跑腿，只 要能力所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我总愿意尽我的力量， 而不一定担任什么公职。
胡适这里所说的只有“上卷”而无“下卷”的欠债心情是复杂而痛苦的。 因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无“下卷”的事实，使他曾遭受到 学术上的反对派极端的人身谩骂。然而，谈何容易。胡适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流亡美国之后，仍口手不闲，以民主、自由、人权等自由主义的思想武器， 与社会主义的极权政治作对。由于胡适在海外国际政治舆论中是作为一个 自由主义者的声音存在，且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有相应的政治亲和力，大陆共产党政府便不会等闲视 之，并相应地采取反击措 施。1951年8月以后，为 使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占领 整个大陆的学术思想领域， 建立一套新的思想、学术 范式，中共中央有计划、 有步骤地开始了清算胡适 思想流毒的运动。这自然 是毛泽东个人意志的作用， 也是毛泽东个人的文化权 威在文化教育界的初步体 胡适看书时现。因为在1949年，他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 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都就“民主个人主义者”进行了批判。要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批判民主个 人主义精神、自由主义思想，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选择了先从胡适开刀。
1951年秋季开学后，北京大学文、法两个学院率先讨论“胡适思想问 题”，并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系联合举行控诉胡适罪行大会。在 这个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胡适的朋友、学生都纷纷接受马列主义，背叛胡适， 并带头站出来（多是不得已，批胡等于自保，自己过关）批判胡适的资产 阶级思想。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朱光潜、汤用彤、沈尹默等都积极 参加了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上海也举行了“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高校教 授中周谷城、蔡尚思等参加了批判会。胡适日记中的粘贴剪报显示：“11月 14日晚，北京大学汤副校长（沈按：汤用彤）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 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 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
大陆发表的大批判文章，胡适远在纽约一时无法看到，至1951年12 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60岁生日，也是北京大学53年纪念日，胡家健从 香港寄来了一批剪报，多是香港报纸转载或报道大陆的批判胡适的文章。 胡适特把这些剪报都粘在日记上，说这可用作“纪念北大”。而对上海高校 中一批教授写的批判文章，他很反感。特别是1951年12月2日香港《大 公报》编辑王芸生到上海组织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 料一参加者有沈尹默、顾颉刚、蔡尚思、刘咸、张孟闻、周谷城、吴泽一 胡适都看了。对于这份左派报纸胡适没有批评的话，对几篇教授写的批判 文章，他批注说“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评 判’还参考了不少书，弓丨了我许多话。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 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处于战国末年说），也是 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 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 ” 这是因为沈尹默的文章《胡适这个人》多是 对胡适进行人身、人格诋毁，故胡适也报之以谩骂。但同时胡适又感到这 种所谓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清算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民主个人主义 精神的开始。因此，他指出这时大陆上知识分子所处在一种“在日本铁蹄 之下都没有经过的苦痛”。而他自己则表示：“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 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他们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 种思想的回想。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的风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 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 但时局却不是向胡适乐观的 方向发展。1952年，借院系调整，胡适在北大的几位主要势力杨振声、废 名、俞平伯、郑天挺都被调整出校。这是继1949年沈从文先被北大清除之后， 对胡适势力的一次大清理。
1952年至1953年初，胡适在台湾讲学、访问。他便借机对大陆批胡运动进行了相应的回击。继1953年1月14日在台湾“自由中国之声”对 大陆广播之后，他又回答了曾虚白的询问：“共产党为什么要清算胡适的思 想？ ”他认为共产党最害怕的几点是：“第一，我提倡自由，我一生主张在 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人民必须享受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发表思想的 自由，一就是言论的自由。这都是共产党统治之下，绝对不允许的，因 为共产党最怕的是‘自由’。所以我的自由主义，我的提倡自由，是共产党 认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是第一点。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反对武断主 义，反对一切的武断主义，反对一切的教条主义。我相信一个自由独立的人， 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一切信仰，必须先要经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 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共产党要人人做马列主义的奴隶， 只许信仰，只许迷信，而不许怀疑。所以我的怀疑主义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 这是第二点。” 同时，胡适还指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不但没有说话的 自由，更重要的是人们都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大陆上有些文人，有些学者 发表文字骂我，清算我的思想，这都是大陆上没有不说话自由的铁证。我 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这些可怜的朋友们，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我一点也不怪他们。我不但不怪他们，我还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什么呢？ 我感谢他们在铁幕里，替我宣传我的思想。” 直到后来，他的四篇未完成的残稿中，还有一篇《四十年来中国文艺 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一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 认为他自己的思想遗产、价值所在便是对共产主义具有抗暴消毒力量。
最初这几年的批胡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时强时弱，且局限于北京大学等 几所高校及科研机构。时至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 研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而引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走出前台的强权 政治介入，使批胡升级。在毛泽东10月16日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 关人士《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一封信》中，向全国提出了一个政治任务：
“反对在古典文学 领域毒害青年三十 余年的胡适派资产 阶级唯心论的斗 争。”这是毛泽东 个人意志、个人权 威的再次强化，意 在肃清胡适对现代 中国知识分子思想 的影响（自由主义、怀疑主义），特别 是对学术界的影响胡适接受采访时 (他创立的学术“范式”）。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他有一个浓重的文化革命的“五四情结”，这 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绝对给予。五四高潮时，他视胡适为导师，为“楷模”， 如今，他首先要从心目中抹去胡适的影子，淡化“五四情结”，树立自己的 个人文化权威。因此，他必须摧毁胡适个人的“卡里斯马”（个人魅力）权 威。毛泽东一呼百应。11月8日，《光明日报》登出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 《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一对〈光明日报〉 记者的谈话》。认为批判胡适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 论思想的斗争”，且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并且指出“胡适的资产阶 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 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 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 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联主 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做了《三点建议》的发言，他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 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 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 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 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 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 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 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 一武，难弟难兄，倒真是有点像 ‘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胡适这 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 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 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电影 《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 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 密切的关联。把反封建社会的现 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 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 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 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正是胡 适。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 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 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就很具体地表露了出来吗？ ” 在文艺界，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由批判俞平伯到批判胡适，并形成决议：要在全国展 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召开联席会议， 在经过了二十一次的批胡讨论会后，将批胡推向高潮，普及到全国，成为 思想文化战线全面、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几乎调动了大陆知识阶 层所有的知名人士，尤其是胡适的朋友、学生或受胡适影响的学者、专家 逐个过关，自我检讨、反省、批胡，发文上千篇，会议不计其数。直到 1957年反右开始，这场持续多年的批胡（中间曾有一度批胡风）运动才宣 告结束。据批胡的史料所示，他的学生中只有吴晗等极少数人没有公开写 文章骂老师。但吴晗躲过了此关，却没能逃过“文革”的大劫，落得个自 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当时，中国科学院和全国“作协”拟定的胡适“九大罪状”是：
一、哲学思想；
三、历史观点；
五、哲学史观点； 七、考据学；
九、红学的人民性。
二、政治思想；
四、文学思想；
六、文学史观点；
八、红学的艺术性；
实际上，到后来，又加入了批判他的“禅宗研究”，致使批胡进入“十 大罪状”阶段。批胡的主要文章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为八大本论文集， 加上其他出版社的批胡著作，有近二十部之多。
此时，胡适在美国隔岸观火，“胡适思想批判”几百万字的文章，他是 一篇篇都看过的。有时还在这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看过后也就认 为“不值一驳”而丢在一边。当他的朋友、学生唐德刚把大陆批判胡适的“九 大项目”送请他过目时，他看了又看，不禁笑逐颜开，大为高兴。有一次 唐德刚指着大陆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大册《胡适思想批判》，戏问胡适：
“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胡适一语带过，且颇为武断。
继之，胡适从乱书堆中找出他中国公学时的学生，后入他家做两个孩 子的家庭教师，兼帮胡适整理他父亲胡传的遗作，并得胡适提携，学有成 就的史学家罗尔纲在四十年代所写的小册子《师门辱教记》（记述他与胡适 的交情、师承）给唐德刚看，并说：“你看尔纲会那样地批判我？”这里是 指罗尔纲写的批胡文章《两个人生》。
唐德刚当面提出质疑：“说不定罗尔纲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说！胡说！”胡适直是摇头，“不可能！不可能！”
后来在多种场合，胡适又为自己能给现代中国留下十项使大陆自上而 下，兴师动众批判的文化遗产而喜形于色。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 使我感觉到愉快兴奋”，这说明“我个人的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 全白费的”，胡适思想的“毒素”对于马列主义的奴化程度，还会发生抗毒 和防腐作用。1956年的某一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完课时，当有学生问他: “听说共产党天天在中国大陆上清算你，你对此事作何感想？ ”他把这样一 个政治问题化为一句幽默的回答：“因为《人民日报》根本没有人看，所以 它非借我的名字宣传不可。”
胡适把大陆在批胡适同时对胡风派文人的清洗视为共产党迫害知识分 子，铲除异己，清算新文化运动。他说这是清算胡适的殉道者，“胡风可被 清算，新文化运动已在匪区中止。昔日的文化革命者正在接受审判。但自 由的思想将继续在匪区展开”。胡风为鲁迅的学生，“鲁迅若不死，也会斫 头的”。胡适还对研究五四运动的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 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由于对大陆文艺界的情况，尤其是其 中左派之间的派系不熟悉，胡适错误地把批判、清洗胡风的这种由文艺界 宗派对立、矛盾激化一得势一方派借助毛泽东的权威来整治胡风一视 为共产党抓不住“胡适的幽灵”，而把胡风当作“胡适的风”来批判。胡风 与胡适本是两回事，但整治知识分子，铲除思想上的异己，实行思想专制这点是相通的。因此，他认为胡风是一个真诚的傻子。他在共产党的专制 政体下，要想争取创作的自由，结果只能是遭到“清算”。胡适此时对胡风 的看法与大陆彭柏山的看法一致。胡风上三十万言书的事，时任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对友人王元化说，胡风太天真了，“是皇帝，说了就 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胡适还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和思想体系上来看待大陆上的“批胡”运 动。他把“胡适思想批判”扩大到一种国际政治文化斗争中去认识，视自 己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正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民主力量、自由主义思想的精神 象征，而共产党的社会则是反民主的独裁的极权专制。批判杜威，即是这 两种思想的交锋。1960年7月16日晚上在夏威夷大学公开演讲《杜威在中国》 时，他说1954、1955年的大陆清算“胡适幽灵”，驱逐“胡适幽灵”，而且 每一篇攻击他的文章，几乎必然地要骂到杜威，骂杜威是毒素的根源。“在 这许许多多清算胡适思想的文献当中，有些文章坦白地承认了杜威的‘邪恶’ 影响，承认了杜威哲学和方法的影响，承认了这个‘腐臭的’中国杜威一 胡适应用这种哲学与方法所引起的影响，也承认了那些‘盲从附和的’信 徒们的影响。在共产党控制的区域里，对这种‘毒素’的影响竟这么重视， 凭着这一点，我们对于杜威给中国的影响，不就可以得到一个颇为可靠的 估计吗”？并且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共党政权倒给了我们一种想不到 的帮助，使得我们能够估计估计杜威对于中国的影响。” 批胡运动的尾声是以胡适的小儿子思杜自杀结束。
思杜在1950年9月华北革命大学毕业后，被赶出北京，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按：此校后迁至四川，改名为西南交通大学）“马列部”教历史。 反右开始前“鸣放”之时，他作为与父亲划清了界限，并积极要求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抱着对党的爱护，向党组织提建议的虔诚之心，首 先向校领导提出了一些教改建议。同时，作为鸣放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论被刊登出来了。
据《人民日报》1957年5月20日“本报讯”所示（节录胡思杜谈话内容）:
《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
老年教师有了进步，领导上还用旧眼光看人
唐山铁道学院讲师胡思杜谈到高等学校领导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说，三反以前，一些年长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肯定是十分严重的，三反 中矛盾暴露了，几年来经过许多政治运动，许多老教师的思想是进步了， 而学校领导还是以老眼光看人。学校中盛行青年教师路线，而对有经验的 教师疏远，脱离了基本群众。而这些青年教师经验不足，却担负教学改革 的重任，后果实在可怕。曾经有一位机械系的教师根据部里发下的苏联教 学大纲压缩修改了，交给管教务的青年同志说，这已超过学生负荷能力六 分之一，希望他到部里去力争缩减。结果这位青年同志不知教学甘苦，到 部里开会的结果，不仅没有减少六分之一，倒增加了百分之八，以致从 1953年到现在年年精简课程，多少学生闹病。
这事实上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反映，因为这些青年同志多半是党、团员。
胡思杜还谈到唐山铁道学院四个院长、副院长都是党员，而且都是铁 道部派来的党员。教师们曾提出一个教授当院长，提了两年未批准。胡思 杜认为铁道部领导不了解知识分子的脾气。他们希望有一个教授当院长， 就如少数民族有他们自己人当自治区主席一样。另外，在唐山铁道学院中 有一个非党教务长与院长发生争论，党员院长就声色倶厉地说：“你坚持， 你得负责！”请问这样一位非党教授如何负责？ 一句话害得他一年多抬不 起头来。
希望深入了解情况，确实解决现存问题胡思杜还提出党员教师在高等学校中的作用问题。他说共产党员在一切工作岗位上要起带头作用，而高等学校一般党员教师在业务中的带头作 用是不够好的。他们业务水平不高，怎么在教学工作中起得了骨干作用。 他又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在高等学校停于呼口号阶段，号召多，做得少，这 与会议过多有关。最近他们学校工会调查了一位担负社会工作等情况的教 授的时间：社会活动占四分之一，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占四分之一，各种 会议及行政工作占二分之一。这证明他有四分之三的时间“不务正业”，只 有四分之一时间放在他应有的工作上面。胡思杜建议高等学校应有“三天 无会曰”。
胡思杜还认为唐山铁道学院领导上对教师的情况若明若暗，了解不清 楚，因之许多问题解决不了。院长（兼党委书记）很少下到系里和教研组 和教师谈谈心，也很少征求教师的意见，教学工作盲目性很大。他希望这 次学校中能边整风，边下去，作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摸教学工作究竟 存在什么问题，教师思想有什么矛盾。他说过去既然欠了这笔账，愈早还 愈好。他希望党委书记亲自动手，不要仅仅依赖支部同志搞。一般支部同 志多是年轻人，经验少，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复杂性掌握不了，在教学工作 上又无实际体会。
反右开始后，他便遭到批判。思杜在父亲被批倒批臭的同时，自己对 生活也感到绝望，便于1957年9月21日给堂兄胡思孟留下遗嘱之后，自 杀身亡。在死前的绝望中，他也许觉得自己作为胡适的儿子真的有罪，故 在给胡思孟的遗嘱中才有“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 社会主义立点功”的话。平庸的作恶者，抓不到胡适，只好把思杜这个诚 实的书生送上政治的祭坛。
当然，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发动批判胡适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对胡的争取。这和抗战胜利时，毛泽东通过董必武、傅斯年争取胡适道义和精神上支持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当时毛泽东与共产党人处于弱势，是希望 得到胡适作为一种力量的支持。胡适没有答应，且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如今的争取，则是一个强大的政体对于一个流亡异国他乡的著名政治人物 的“统战”。
据唐弢先生回忆，1957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按：下引洪 子诚文，据作协档案记录，应为中南海颐年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的知识 分子代表时，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 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 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候， 替他恢复名誉吧。” 毛泽东的话露了几分政治家的真诚，也预示了胡适未来 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说的“托人带信给他”之事，在1962年3月1日台湾《中央日报》 上发表李青来的《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一文中也有披露“在前几年‘共 匪’大鸣大放的时候，‘共匪’曾派人向美国的胡先生说，‘我们尊重胡先 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先生听了便哈哈大笑说：
‘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由于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发话，对胡适表明了他个人的态度，加上当时 政治气候的相对宽松，中共出于统战的需要，已事先在1956年利用周鲠生 到瑞士开会的机会，辗转向胡适传达信息。
1956年9月16日，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周鲠生，到瑞士 出席“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周1949年前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武汉大学校长，与胡适颇有个人交情。在瑞士会议结束后，他又应“英国 联合国同志会”的邀请赴伦敦访问。在伦敦，周鲠生会见了创办《现代评论》 时期的老友，同时也是他执掌武汉大学时的下属陈源（陈在武大英文系任教， 长期任文学院院长）。周鲠生代表共产党上层人士周恩来等，劝陈源回大陆 看看，同时通过陈源动员在美国的胡适也回大陆。陈源依老友之托，于9 月20日致信胡适，将周鲠生的原话转告：
我说起大陆上许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适评判”。他说有一时 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
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 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
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 看看世界上的实在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
然而，胡适并不相信周鲠生所说的话，他针对陈源信中所说的“对于你， 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 一句话，在下面划了线，并在一旁批注说： “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胡适与共产党的对立，主要是在思想、信念上，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是与 共产主义思想无法相容的。故也就不可能相信来自共产党一方的任何劝说。
共产党高层争取胡适一事，主要是在胡适的几位朋友之间展开的。在 1949年以前的武汉大学领导层多是胡适的朋友。两任校长王世杰、周鲠生 和文学院院长陈源分别在中国台湾、大陆和英国，都参与或晓知此事。
就在周鲠生出访欧洲，通过陈源劝胡适回大陆的同时，旅居香港的作 家曹聚仁，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记者的身份到 北京访问，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曹聚仁抗战期间在江西主持报业， 与主政赣州的蒋经国个人私交颇好。曹聚仁在与毛泽东相见时，表示回去后要设法争取蒋经国放弃反共一当然这只是曹聚仁一厢情愿的美言。他 返回香港后，于1957年致信在美国的胡适，劝胡适回大陆看看。这自然是 毛泽东及上层共产党领导之委托。曹聚仁在信中说：
适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 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 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 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 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者，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 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 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 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 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 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 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 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 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吧！ 曹聚仁这位在三四十年代因主编《涛声周刊》而被称为“乌鸦文人”， 如今根本不了解胡适的心态和政治主张，且在致信中也多“教训”胡适的 口气，故引起了胡适的极大反感。胡适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上记有：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D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一一胡适晚年在海外》。
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 “两次” “看到了朝气 蓬勃的新形势”。“先生……最好能回北京、上海看看，……可以巡行全国， 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
胡适在曹聚仁信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并派人将此信转交给台湾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
也就在胡适收到曹聚仁的信一周后，即3月24日，胡适收到小儿子思 杜的信，此是思杜自杀前几个月写的。胡适特在日记上写道：
收到小三从唐山寄来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经过五十日才到。
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四页，末后说，爸爸那边， 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 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 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
由于思想信仰的差异，胡适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一次中共最高领导授意 的要他回大陆的意见。也就在这年春天（ 1957)，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 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 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大 陆了！
四
胡适作为一个青年时代沐浴过美国式“自由”、“民主”精神的人，到了《新月》时期曾以“人权”“法制”为筹码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但到了 30年代， 在蒋介石政府的高压下，倒向并支持蒋介石，鼓吹“开明专制”。后来由于 日寇入侵，外患临头，持续十四年之久，尤其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基本 上经历了一个团结对外、御侮抗敌的历史阶段，“民主” “自由”“人权”的 呼声虽然在国统区没有停息，但大敌当前，它显然降为次要的地位。内战 全面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兵败如山倒，加上苏联对中国共产党 的支持，谈笑间，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灰飞烟灭，东海扬尘。就在国共两大 力量激烈交锋，你死我活，且胜败趋向明朗化时，曾经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日、 打内战的美国朝野，见他们多年扶植的蒋介石如此不堪共军一击，且政体 腐败，不可救药，于是就在既不满意蒋介石政府，又反对共产党一共产 主义的十字路口，寻找新的途径，想在中国开辟“第三势力”。这便是胡适 一度曾被美国朝野抬出来做总统候选人的国际政治背景。结果由于蒋介石 将计就计予以对付和朝野之中亲蒋势力的强大，而使美方的阴谋落空。就 胡适本人而言，反对共产主义极权政治是他国共内战时的立场。虽然他也 不满蒋介石政权的独裁与腐败，但作为“毛发”，他要依附这张“皮”。眼 睁睁地看着他所拥护并为之效“过河卒子”之劳的蒋介石政府三年间就败 倒在共产党手下，他于心不忍。他感到这与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政策 上的一些错误不无关系。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胡适铁了心肠一坚持反 共立场，维护蒋介石政府并督促其政治改革。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有 一个传达自己声音的阵地。也就在长江天堑使国共南北暂时对峙，胡适为 寻找“阵地”费神之时，一批胡适的朋友、学生一希望拥戴胡适组成“第 三势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以反共救国，督促国民党政治改革为立足点， 在上海、南京等地积极活动，“想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经过讨论， 公推胡适为首，给刊物定名为《自由中国》，并要胡适为之起草宣言。
1949年4月14日，胡适在赴美求援的船上写了《〈自由中国〉社的宗旨》 一文，后来发表于11月20日在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这篇 文章充分显示此刻胡适心目中的言论自由与反共斗争的密切关系：
我们在今天，眼看见共产党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就罩下了一层十 分严密的铁幕。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 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无法存在。这是古代专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彻底的愚 民政治，这正是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我们实在不忍坐视这种 可怕的铁幕普遍到全中国。因此，我们发起这个结合，作为“自由中国” 运动的一个起点。
我们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有这些：
第一，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 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二，我们要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 切自由的极权政治，不让他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第三，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曰恢 复自由。
第四，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写作此文时，中国尚有半壁河山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很快就易帜变色。 船到檀香山时，胡适便把它寄给《自由中国》发起人雷震、杭立武。后来 该刊在台北出版，便以此为宣言，胡适被推为发行人。编者每期把这四条 宗旨刊载卷首，作为提醒同仁“努力的宗旨”。
《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同时还登有胡适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一文。 他指出“真正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第一， 这是急进革命的方法，与渐进改善的方法之冲突。第二，这是企图强迫划一， 与重视自由发展的冲突”。因此，他强调“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 而辩护，须对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须对民主主义 的迟缓渐进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认识。进步总是日积月累的，如 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这里，胡适又重申他实验主义的社 会改良思想和政治见解。而这又正是大陆赤变后共产党所要反对的。
离开大陆前，胡适闲居南京时，读到了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并在2月23日写下了一句话：“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 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4月14日在赴美 的轮船上，他写了《陈独秀最后对民主政治的见解一〈论文与书信〉序 言》，后寄台北，登在《自由中国》上。陈独秀是他的老朋友，他之所以在 北京大学任教，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崛起于五四之前，全仗陈独秀 这位乡友的帮助。后来由于政治见解的差异：陈走向了激进的未来派，由 最初文化上的未来主义到后来政治上的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实际上是 “一种逃避现实，跃入未知将来的黑暗中的一企图。它含有中断与传统联系 的意思，这事实上意味着一场革命”。并形成了“陈独秀派文人集团”一 后转为一个政治集团，其人员以北大师生为主：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 张国焘、罗章龙、谭平山、高君宇、刘仁静等。而胡适走向了相对温和的 实验、改良主义之路，以温和、节制的自由主义的信念、行为准则，关注 社会，介入政治，指导人生，在无法超越的现实中，追求理想化的社会改良、 民主政治与和平、渐进的政治改革，试图建立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并形成 了 “胡适派文人集团”，其成员有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毛子 水等。胡陈双方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主力由开始的合力出击到分道扬镳，形 成两个阵营。后来陈独秀完全从事实际的政治运动，并与国民党开始了竞 争。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并关押于南京监狱时，因胡适到南京后未去探监， 而引起两位朋友感情的破裂一在此之前，两人虽政见、思想不同，但并 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个人的私交之情。抗战期间，胡适使美，陈独秀客死四 川江津。陈独秀生病时，老友汪孟邹曾致信在美国的胡适，希望他设法使 陈独秀能出国疗养。胡适曾为之设法，但陈独秀一身傲骨，不肯出国。加 上战时经济、交通困难，此事遂未成。但战后胡适回国，曾设法联系朋友、 书局，为陈独秀遗著出版尽力。
此刻，陈独秀已作古七年，胡适在残酷的政治形势下，正要流亡异国。 作为曾一起为中国文化变革，社会进步而共同战斗过的朋友，读亡友之文， 必然会好生感慨。胡适在朋友的文章中看到的是自己思想的影子：自由、 民主。所以，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一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并称 “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 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一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 大众所不需要的”。对于这个“民主政治真实内容”，陈独秀在最后写《我 的根本意见》时，“他看的更透彻了，所以能用一句话综括起来：民主政治 只是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与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 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 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 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 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可以看出，这是胡适借机在展示他 的自由主义政治见解。
内战在大陆结束后，蒋介石政府残部逃亡台湾，海外（主要是美国、 香港）华人出现了既反共又反蒋的所谓“第三势力”。这些多是早年留学英 美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或当地的华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既反对共 产主义的集体大同观念和极权政治，又不满蒋介石的封建独裁专制，同时 取得了美国官方和舆论界的支持，并极力想拥戴胡适为首。但此时胡适反 共并督促蒋介石政府政治改革已铁了心肠，不容改变。他拒绝接受与“第 三势力”公开的来往。当“第三势力”活跃分子张君劢发动他时，他对张 说“在目前共产与反共大斗争的激流中，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 中间绝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并极力主张“第三势力”应该“加入反共阵 营”。当美国人告诉他说中国有一种新力量即“第三势力”时，胡适说：现 在世界上只有两种势力，一种是共产党的恶劣势力，另一种是反共的民主 自由力量，所谓的“第三势力”只是“受世界局势迷惑而本质反共的人士”。 直到1952年底他赴台讲学时还针对记者提出的关于“第三势力”问题，发 表专题讲话，劝导台湾当局和舆论界，“应该变成一种宽大的舆论，以宽大 对待这些人士，使误入迷途的人有一个回头是岸的机会，这正是团结全世 界反共的自由人士最基本的办法”。
此时胡适在美，虽然与台湾当局的政治无多大牵连，但他的出发点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为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覆灭“辩冤白镑”一“处 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所以，当李宗仁1949年12月6日于大陆惨败弃职 赴美，在养病期间对蒋介石的独裁暴政大加抨击，对蒋介石在李代总统的 执政中暗地掣肘作梗加以揭露时，胡适亲自到医院看望李宗仁，劝李返回 台湾，以“家丑不可外扬”为由告诫李在美说话要谨慎，“若有什么批评政 府的话，也应回到台湾去说，不应在国外批评自己的政府，贻笑外人”。结 果被李宗仁以冷笑支出。
为了从道义上支持蒋介石，替蒋介石“辩冤白镑”，争取美国人对蒋介 石的理解和援助，胡适在经过短时期的隐居，沉默之后，又活跃起来，到 处演讲，发表政治时论，大政治也谈，小政治也谈，但多流于“书生意气” 的信口空喊，于台湾政治及世界局势，无多大影响。1949年12月9日在“东 西协会”华盛顿分会上，胡适作了题为《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的演讲， 极力叫喊“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 接着，他又接二连三发表了《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 等文章。前者叙述了近三十年中国的历史变革，说明“史达林怎样攫取中 国的大陆国土”，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历史性社会主义革命实验，说 成是莫斯科阴谋的逐步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执行史达林（斯大 林）战略的工具，是史达林策略的一部分，是中国国土上受苏联指挥的军 队，是消极抗日，积极打内战的“土匪”。同时他吹捧蒋介石在1936年12 月“西安事变”中表现出的“高尚人格”，总结蒋介石在搞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中的历史失误，并从客观上为蒋介石的大陆失败开脱罪责。他从国际 形势上为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寻找原因，认为“如果中间不插入历史 上空前的战争（按：指抗日战争），则史达林和共产国际或许不会在中国成 功”。后者分析国际形势，认为当德国侵略苏联时，美国给苏以物质援助和 1945年1月11日英、美、苏三国首脑签订的《雅尔达秘密协定》以及美国 “复员太快，解除军队太早”都是错误的。这样助长了苏联的军事势力，出 卖了蒋介石政府。这里胡适违背了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团结对 敌的基本精神，他个人因反苏亲蒋，而错误地看待美国帮助苏联及美国出于自己利益和道义而反对德国侵略者。但胡适这时特别得意地认为近期美 国与北大西洋十一国签订的《北大西洋公约》，为美外交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同时对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倍加赞扬，并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认为它可 以改变亚洲、太平洋局势，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来说是柳暗花明，可以保证 蒋介石偏安一隅，甚至把整个中国的前途寄以美国为主力的“自由世界的 前途”上。直到1953年初，朝鲜战争的局势已趋明朗，胡适还在《东亚的 命运》一文中，信口雌黄，白日做梦，鼓吹美国出兵朝鲜的最大意义，也 许可能逼迫自由世界走上援助“自由中国”（按:指台湾）收复中国大陆的“一 条大路”上去。
为了保全流落台岛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蒋介石个人的威信， 胡适于1951年5月30至31日，写了一封长信，交《自由中国》同人杭立 武带呈蒋介石。信中先谈自己两年来在国外的自我反省，接着谈“知己知彼”， 劝蒋介石多读中共出版的书，如《斯大林论中国》之类，并就国民党政府 的总统任制及到台湾后的选举问题，向蒋介石进言，劝蒋使“国民党自由 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第一件事是要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 并使立法院现行的“无记名表决”改为“唱名表决”。最后，胡适还向蒋介 石报告了自己写《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的情况，问蒋介石对此文“有 何批评”。
9月23日，蒋介石复胡适信，并托周宏涛从台北亲自带到纽约转交胡适， 蒋在回信中认为胡适所言宪法问题、党派问题，以及研究共产党一方情况， “均为目前急务”，但蒋要求胡适能回到台北再谈其详。同时蒋介石称胡适《史 达林雄图下的中国》一文为“近年来揭发苏俄对华阴谋第一篇之文章，有 助于全世界人士对我国之认识”。由于蒋介石含混其词，回避了胡适关于改 造国民党及民主选举之事，从而使胡适感到“党派问题，我的见解似不是 国民党人所能了解，似未有进展”。因为他的自由主义与蒋介石独裁在这一 点上是无法沟通的。
尽管胡适在民主政治的见解、主张与蒋介石完全不同，但是他还是尽 心去帮助蒋介石向民主政治迈进。1952年9月14日，他写了八页的中文长 信，借将在10月10日国民党召集大会之机，劝蒋介石实施民主政治改革。 他向蒋介石直言表示：
1.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 能树立这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
2.国民党应废止总裁制。
3.国民党可以自由分化，成为独立的几个党。
4.国民党诚心培植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 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 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今 曰宪法的种种弊病，都由于国民党当日不容许我们批评孙中山的几个政治 主张，例如国民大会制，五权宪法）。
5.当此时期召开国民党大会，不可不有剀切的“罪己”的表示。国民 党要“罪己”，我公也要“罪己”。愈能恳切罪己，愈能得国人的原谅，愈 能得世人的原谅。但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 大陆上人民听。
最后，胡适还在信中向蒋介石讲了近期发生在土耳其的执政党第一次 遵从民意，和平地转移政权的事。
胡适此举颇为天真，蒋介石在《新月》时期政权稳操，正处上升阶段， 都不让他批评国民党，批评孙中山，批评政府（如今胡适还记着，并拿这 件事向蒋讨公道）；如今台岛风雨飘摇，蒋介石因大陆惨败而心有余悸，为 保全地位，正加强集权统治，那能听得进胡适的这派自由主义言论。胡适 的这般苦心，又白费了。
五
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的最初几年，虽然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已 经形成，且成对立之势，但由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蒋介石顽固反共，极 力想反攻大陆。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台湾完全处于蒋介石独裁统治之下， 政权的本质，只是大陆旧政权的延续。共产党虽借助苏联海军进驻旅大港， 但海军力量仍处于弱势，所以蒋介石在得到美国第七舰队协防的有利条件 下，疯狂地扩军备战，以图反攻大陆。同时，蒋家父子总结与共产党军队 交手失败的原因，无不感慨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取信于民为战无不胜 的两大法宝，自供不讳说政治思想工作不如共产党一这一点，在苏联生 活十多年的蒋经国感触最深。于是，由蒋经国亲自抓“思想政治工作”，在 实行改革土地所有制政策的同时，仿效共产党“党指挥枪”的办法，实行 强权的“党治军队”“政治化军人”的措施。
文化方面，最初几年的台湾是文化沙漠。对此，后来脱离蒋经国军政 管制到美国并写作《吴国桢传》《蒋经国传》和半本《龙云传》而遭枪杀的 作家江南感触为多。但他也同时感到，“沙漠里偶然也有绿洲，清泉甘冽， 棕榈婆娑，那就是先打着胡适招牌后改由雷震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 月刊”。《自由中国》杂志的主持人和编委多是胡适的朋友、学生，是一批 地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义士。他们的宗旨是积极反共，鼓吹民 主政治、言论自由，同时也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不满，并督促其改革。 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自由中国》曾挣扎着发出过几声嘶叫和哀鸣，如空 谷足音，回荡在小岛的上空。并一度成为台湾民主、自由声音的象征。雷 震则是这个刊物的主持人。
雷震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参政 会副秘书长、政协秘书长等文职，并参与国民党败退大陆前的上海、厦门防卫，颇得蒋介石重用。在国民党大陆军事失败之机，他联络并想借重胡 适，创办刊物，进行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从精神上反共。由于对蒋介石 及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反省，到台后，他又能联络王世杰等，成了国民党的 政治改革派，主张改造国民党，以英美式的民主政党形态，党只管组织和 宣传，平日不过问政府的政策，好实行党政分家。这一点，与胡适的党内 有派在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国民党振作、强大，进而促使民主 政治的实现。但是，蒋介石、蒋经国都要仿效共产党，主张革命一切听命 于党，党有主义和领袖，政治与军事都由党指挥，排斥了雷震等人的政治 改革方案，并使他离开了权力中心。在蒋介石讨厌他的同时，又因他主张 撤销军中党部，改进军中教育，以期达成军队国家化而惹恼了蒋经国，并 为后来遭政治大难而埋下祸根。于是，他痛下决心，专治舆论，借重《自 由中国》向蒋介石及国民党进行政治劝谏，并紧紧地拉住胡适作为乘凉大树。
据江南《蒋经国传》所示，1951年1月，《自由中国》社雷震一行赴香 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遇到一批所谓海外“第三势力”代表和青年 党头目，他们向雷震表示了对蒋介石的极大不满，大骂蒋介石父子“违反 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 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 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 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并极力怂恿雷震在《自由中国》上发文警 告蒋家父子。
雷震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且想做真正意义上的诤臣、谏官。他返台 后，先就香港各界民主人士的意见写了报告书，其中包括反对党化军队。 不料这份报告落入蒋公子经国之手，经国一见雷震便气势汹汹，板着脸说： “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 之所为。”雷震平时并未把蒋经国视为皇太子，且因自己曾得到过蒋介石的 二万大洋奖赏（奖他在上海、厦门防卫中出的苦力），尚感到是蒋介石的幕僚。 如今受到蒋公子经国一顿叫骂，自感心中不平，并设法出这口恶气。
由于反对“以党治国”之事遇到重大阻力，雷震便就国民党土地所有权改革及经济金融管理问题，在《自由中国》上发表了夏道平执笔的社论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但此文一出，立即遭特务头子彭孟缉的盯梢。彭向 蒋家父子报告说，该文“破坏了台湾的金融管理”，随即《自由中国》杂志 便遭当局的高压和军警特务的刁难。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中指出，有人在土地银行开户取得银行期 票，然后以期票作押，付高利向人借款，等到借款成交的时候，即由治安 机关当场出面抓获，告贷方地下钱庄罪，并可援用“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 暂行条例”进行军事审判。社论就此向当局提出三条质疑：一是开户存款 的人不少于一百七十万元，似非普通人;二是治安机关起诉书只有贷方姓名， 而无借方姓名；三是借方以一百多万元存入银行，每月却只得四五分极低 利息，不可理解。由此，社论推断这是政府机关或治安军警为谋破案奖金， 而事先设计好的诱民入罪的骗局。这样对于政府威信将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并要求政府详查此事的内幕和责任，以正法纪。
此社论一出，可谓捅了马蜂窝，并在舆论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国民 党政府发言人沈昌焕于6月11日邀请台湾银行董事长徐柏园和保安司令部 督察处长陈仙洲，向新闻界解释金融管制措施。其中，陈仙洲在作了八点 说明之后，特别强调在破获非法金融活动案件中，都可能有中共匪谍从中 操纵，因此，他要求新闻界合作，支持各级政府官员推行金融经济措施， 防范共谍从中阻挠，破坏政府威信，打击人心士气。这实际上是说《自由 中国》的社论有碍政府的金融管制。
此事惊动了许多国民党要员，其中陈诚、王世杰、吴国桢、陈雪屏、 陶希圣、黄少谷都过问此事，并参加调解。最为恼怒的当是红极一时的保 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面对强烈的舆论反响，特别是治安单位的不满， 雷震不得不接受好友陶希圣、王世杰“息事宁人”的建议，《自由中国》紧 接着又发表一篇社论，表示赞同经济管制，为推动和促进工作做得更好， 故只是提出批评和督促，同时也肯定台湾经济管理的成效以及治安方面的 认真和辛苦，并声明《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绝对不是故意侮辱有 关人员的操守。
胡适在美国看到了《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后，十分高兴，特致 信雷震，认为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 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 由中国》的招牌”，并表示“十分佩服”。
《自由中国》创刊的前两期，展现给海外自由主义者胡适的只是一线晨 曦，但很快便被蒋家父子的压城黑云笼罩住了。且以《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为转折，与国民党政府形成舆论上的相抵触之势。正当胡适为这篇社论高 兴，并写信道贺之时，他听到军事机关曾有压力的传闻，随后又看到香港 《工商时报》，证实了他的想法，接着便是《自由中国》为补救而发的新社 论，认为那是“受了外力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的文字”！作为“诤 友”的胡适出于对“自由”“民主”的崇尚和对蒋介石政府压制“言论自由” 政策的不满，于8月11日写信给《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表示因《政府 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曾引起有关机关（军事的）的不满，因而使到言 论自由化受到一次无形的损害”，“为了批评时政得失而引起了意外的麻烦”， 要求辞去自己为《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头衔：
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态度批评实 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
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 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封信被雷震在1951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上公开刊 出。但胡适又没有收到这一期的《自由中国》，同时他看旧金山《世界日报》 上登出的合众社的消息，说《自由中国》已被查禁。于是，他再次致信雷震、 毛子水，要求查证合众社的电讯是否属实“如果不确，请你们通告合众社， 请他们更正，并请电告我。如果《自由中国》真有被禁发售的事，那么，我们更应该为此事向政府力争，应该把一切证件让国桢主席知道，让辞修 院长知道，让蒋总统知道。”胡适同时强调：“自由中国不可没有自由，不 可没有言论自由。总统和行政院长在这个国难时期，更应该切实鼓励言论 自由，使人民的痛苦，政府的毛病，都有上下周知的可能。此是大事，我 辞职的事是小事。我要先弄明白一点：究竟你们在台北办《自由中国》有 没有言论自由？你们是否能继续发表像《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类批评文 章？ ” 胡适写第一封信要求辞职，并非爱惜羽毛，只是出于一时气愤和由对 以往蒋介石政权大陆统治失败的反思而做出的“抗议”。该信在《自由中国》 上登出，当局更是慌乱，比《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更着急。李士英、萧自 诚打电话给雷震，说胡适的信不该发表，因为“第一要被共匪引用；第二 国际上的反响不好”。罗家伦转达王世杰的话给雷震，说刊登胡适的信造 成了胡适与政府的对立，并感伤地说台湾正值风雨动摇，受不起来自美国 的胡适信函的风浪冲击。蒋介石则对雷震刊出胡适的信十分震怒，要下令 开除雷震的党籍，后因陈诚反对，改为警告。并由行政院长陈诚亲自出面， 于9月14日写信向胡适解释其中原委，安慰胡适。声称：“先生远道诤言， 心意何切，当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衷忱，欣然接受。至《自由中国》 之言论自由，当可由先生此函之在《自由中国》刊载而获明证，无待赘言。 先生维护自由民主，眷怀国家民族，尚乞清诲时颁，曷胜感幸！ ” 胡适的第二封信，经雷震转交陈诚看后，陈劝雷震切不可再惹恼蒋介石， 或造成更大的社会舆论。由于陈诚亲自出面安顿胡适，此事暂时平息。而《自 由中国》社全体同人也想借胡适的大名做招牌，继续办刊，并极力主张胡 适“继续领导”。但由于此事，已使《自由中国》与蒋家父子关系失和，被 蒋家父子视为在台推行愚民政策和家天下统治的绊脚石。
六
1952年11月16日，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从纽约 动身飞往台湾。胡适知道自己此行的意义不单是讲学，更重要的是他将作 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力量，推进台湾民主政治的进程，争取言论自由，并给《自 由中国》以相应的支持。而蒋介石也知道胡适到来，会掀动一次自由主义 的浪潮，也做好了扫他兴致，压他气焰的精神准备。
临行前，胡适对台湾《中央日报》驻美特派记者谈话时，依着台湾当 局的腔调，鹦鹉学舌，不着边际地空喊几句：“我们要反攻，要攻到西伯利 亚去，这是何等任重道远！所以我们要忍耐，要善自努力，配合国际的大局， 步步做去”。“我们今后的反攻，必须集中自由中国全部的人力物力，配合 民主国家的大战略，作最艰苦的奋斗，决不能稍存幸胜之心。”中途，胡适 在东京作短暂停留，受到国民党驻日本大使董显光的宴请，在日本发表的 谈话中，他称“近三年当中，美国一般人民的情绪均朝有利于中华民国方面表现出很大的改变。
这种支持并同情自由中国 的倾向，将会继续下去”。 19曰，胡适自东京搭“西 北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台 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 王世杰、何应钦等军政要人 及教育学术界约一千人的 欢迎。
11月28日下午，胡适 出席《自由中国》月刊社三 周年纪念会并讲话，称道 该月刊替“自由中国”建 立了一个“自由言论”的机关，并针对台湾当局压制言论自由，指出“言论自由，只在宪法上有那 一条提到是不够的。言论自由同别的自由一样，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的；……人人应该把言论自由看作最宝贵的东西，随时随地的努力争取， 随时随地的努力维持”；同时胡适还强调，言论自由也需要政府的鼓励，认 为“我们当政人的，应该极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什么是合法 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呢？舆论就是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舆论的批评， 只要是善意的，就应该承认是合法的。至于代表民意的机关，无论是中央 的立法机关，地方的立法机关，对政府的实施有反对、有批评都是合法的。 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负起这个责任，为 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自由的风气和习惯。 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中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生命，都应该寄托在自由世界一块” 。
最后，胡适要求雷震、毛子水等《自由中国》月刊社同人允许他辞去“发 行人”的虚名，并表示愿意做“一个负比较实际责任的撰稿人或海外通讯 员”。理由是他个人经常在国外，无法为《自由中国》负实际的责任，并说 言论自由是要争取的，争取言论自由就应该负责任，“话说错了，要负说错 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在法律上的责任。要坐监的， 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负罚款的责任”。在胡适的一再请辞下，《自 由中国》社于1953年2月同意他的要求，改以《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的 名义发行。
12月9日，胡适出席台北市编辑人协会的欢迎宴会，并作了 “言论自由” 的专题讲演。他称“言论自由如同其他的自由一样，应由人民自己去争取， 并不是专靠法律的保护或宪法的条文可以得到的”。他为此建议政府“应该 多容许私营的报纸存在，而且应该扶助，鼓励私家报纸，让它发展，这也 是养成言论自由的一个方向。政府要靠政策行为博取舆论的支持，而不靠 控制来获取人民的支持”。同时，他向报人、编辑呼吁，报纸“应该开放，越开放越可以养成新闻独立，越可以养成言论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 舆论的支援”。但胡适最后强调“言论自由”的度，“在当前国家环境艰危 之际，我们的言论自然都是为政府好，所以要尽量避免刺激，保持平实和 负责任的态度，慢慢地政府也了解了人民的善意，人民也能体谅到政府的 苦衷，互相谅解，而言论自由就可以完全实现”。
在台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统治的蒋家父子，对《自由中国》 早存戒备之心，见胡适的言论与当年主持《新月》时如出一辙，怕他这位“自 由主义”大师，《自由中国》的后台，挑起该刊在台舆论界的更大“混乱”一 对自由、民主的要求，更怕他兴风作浪，动摇其统治，便想寻机杀一下胡 适的威风，扫一下他的兴致。于是，蒋介石便在12月12日借检阅军队为名， 邀请胡适参加。事后，蒋介石在与胡适单独谈话时，出示一份香港的《大 公报》，其中有胡思杜《对我父亲一胡适的批判》一文。这是蒋介石事先 准备好的杀胡适威风的道具，且以为会收到预期的效果，不料自讨个没趣。
蒋介石问胡适是否与大陆上的小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因思杜在文章 中声明过此事），并假惺惺地询问思杜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实际上 思杜声明的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全是处于政治压力的“政治”化处理， 并无什么法律、人伦的意义。蒋介石明知这是胡适的痛处，故意往此处捅。 然而胡适也决非平庸之辈，虽无政治领袖的才能和手段，却也必定是一代 学人。他已识破了蒋介石是在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自由”到与 父亲断绝关系，损自己的面子，便心中暗笑蒋介石竟忘了自己过去的家事。 于是胡适随机应变，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公子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 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按：暗指1927年蒋 介石叛变革命，违背国共合作一“清党”大屠杀时，曾受到苏联共产党 的谴责。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也积极地参加了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 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的活动，并发表声明“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而且此声明经塔斯社传至全 世界，与胡思杜的批判胡适文章言辞相同）。词真意切，透出胡适的几分幽 默和睿智。此言一出，如医圣妙手，直捣蒋介石的疼处。蒋介石完全没有 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反讥有方，只好报之以苦笑。于是，两人谈话陷入尴 尬局面，不欢而散。
胡适平常有演讲之才，应付各种答问有随机善变之能力，且反应敏捷， 有出其不意之效果。这下对付蒋介石的发难，可谓轻而易举，使蒋介石自 讨个没趣。
事后，蒋经国闻知其父并未压倒胡适的气焰，而且由于胡适出言不逊， 导致两人不快。蒋经国此时借“皇太子”之天赐地位，在台湾正青云直上， 炙手可热，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神威，对此“疮疤”一向是讳莫如深， 岂容胡适之辈当着蒋介石之面揭之并加以讥讽！蒋公子经国恼羞成怒，但 鉴于胡适的声望和影响，投鼠忌器，于是就私下放言说，他恨不得把胡适 空投大陆，让中共把他批倒批臭！并嘲笑胡适只可到台湾来贩卖自由主义 的假药，何不到大陆去讲“言论自由”？此话被后来的反胡适派多次引用。
胡适得知此事惹怒了蒋公子经国后，不寒而栗，禁不住冷汗发背沾襟。
无风不起浪。上面这段故事是我根据两岸的传言所写成，现在从蒋介 石日记看来，并无此谈话的详细记录。权作我将民间故事弓丨入胡适的传记。
蒋介石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时，乃寝。不料寝后 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 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 ”（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2曰）导致蒋介石“苦痛极矣”的“胡之言行”究竟是什么？尚无法知道。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 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 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 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 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 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蒋介石日记，1952年12月13曰， “上星期反省录”）蒋介石说“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可见两 人根本无法沟通。
胡适听雷震、毛子水等《自由中国》半月刊同人谈到，该刊与国民党 政府的冲突，主要是来自主张实施严格思想、主义控制的蒋公子经国时， 他感到蒋经国在苏联滞留十多年，学会了苏共钳制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 套，且又有军政大权在手，不可轻视之。胆小怕事的胡适感到自己应该退 让一步，不必走出前台，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不能再使矛盾激化。于是， 他激流勇退一极力要求取消《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的头衔，改任该 社编委，并于1953年1月16日再次拜见蒋介石，作长时间的谈话。
这次约两小时的谈话，胡适以告别的形式，讲了“一点逆耳的话”，这 些“忠言”，蒋介石“居然容受了”。胡适向蒋介石真实地表示了个人的意见， 指出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个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 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 言中”也。同时，他向蒋介石指出，现行宪法中，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 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而，整个政府竟 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为此，胡适向蒋介石建议: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 最好是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胡适这里有意去向蒋介石不高兴处捣，而这些又都是蒋介石忌讳别人 说的。只是看在胡适作为客人的面子上，没有使胡适难堪。一个讲自由、 民主的人，向一个专制独裁者讲道，自然是不易讨好，不得咎即是好的收场。 当蒋介石问胡适：“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
胡适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如此问话，感到奇怪，回答道：“当然是 选举总统与副总统！”
蒋介石是想总统连任，故向胡适探问外界舆论与西方选举法：“这一届 国大可以两次选总统吗？”
“当然可以。”胡适肯定地回答。
接着又说“此届国大，召集是民卅七年三月廿九日。总统任期到明年 (民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为满任，二月廿日必须选出总统与副总统，故正在 此第一届国大任期之中。”
蒋介石听到这里，发现胡适早已注意到自己的违宪之事与无知之处， 有些不耐烦“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
谈话结束后，胡适告别蒋介石，并在这天的日记上写下一段话：“这最 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 事实也正在胡适的“惊异”之中。蒋介石果真“不要宪法”了。因为 对于中国的专制独裁者来说，过去，现在都是无视宪法的。宪法对于他们 来说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是用来装潢门面，欺骗世人的。1月17日，胡 适告别友人，由蒋公子经国、陈诚、王世杰、张道藩、王宠惠等送至机场， 取道日本返回纽约。临离开台湾前，胡适向记者说了几句足见此时自己两 难处境的话：“回国两月，我觉得我的祖国大有进步，前途非常光明；我不 仅感到高兴，更觉得兴奋。大约一年左右，我还要回来的；以后希望每年 能回来一次，但我也希望当我下次回来时，大家能给我不说话的自由，让 我胆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 言语中蕴含着想做“诤友”而又不能享受“言论自由”的苦衷。
胡适的名字虽然从《自由中国》封面发行人的位置撤去，但众所周知， 他仍是该刊物的后台。这次访台与蒋家父子稍有失和，但蒋家父子鉴于他 的大名和国际影响，尤其是要顾及美国朝野的舆论、压力，还得表面上尊 敬他，厌恶也只能在背后。这种貌合神离的关系，到日后《自由中国》遭 蒋经国一手查禁，雷震入狱时才见分晓。
七
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胡适有自己的片面和局限。为自由主义的理想， 他时而激烈，时而妥协，而这一切，又都受政治环境的制约。在向蒋介石 政权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过程中，他毕竟是老马识途，官场的明争暗斗似 乎使他聪明了许多。他先是假雾成斑，隐退避害，继之“亡羊补牢”。他知 道言多必失和“言论自由”在台湾是不可能的道理，所以，作为一个“享 受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他要求有“不说话的自由”。在吴国 桢事件上，他则是完全站在蒋介石父子的一边，替蒋说话。
1954年2月，胡适赴台，参加3月的总统选举大会。3月20日，胡 适任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大会主席，主持总统选举。22日，蒋介石当选 国民党政府总统。胡适在记者采访时说：蒋总统当选连任，我表示百分之 一百的赞成。今后六年，是国家民族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只有蒋先生才能 克服一切困难，蒋先生背负此项重大的责任，我表示万分的钦佩和感谢。4 月8日，胡适返回美国，随之发生了吴国桢与胡适的争执。曾任上海市市长、 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因反对蒋经国夺权、家天下、警察统治和蒋家父子闹翻， 于1953年5月辞职赴美国。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因与吴关系密切， 而被蒋介石以舞弊、失职免去职务。于是吴国桢在1954年2月发表激烈而 尖锐的言辞，抨击台湾的黑暗政治。吴国桢的文章中指责国民党在台实行 特务统治，他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兼任保安司令部司令，但对保安司令部的 各种军事审判案件完全不能作主，许多事情都是蒋家父子最后决定，而蒋经国组织救国团，仿效苏联要所有学校师生入团，就像“共青团”和希特 勒的青年团。吴国桢1921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在清华学校读书时 听过胡适的演讲，属于胡适的学生辈。出于讨好蒋家父子的目的，和“辩 冤白镑”的需要，胡适挺身而出，先是劝吴国桢不要在外边随意批评政府， 继之又于8月3日致长信“驳斥”吴的言论，并说吴的“毛病是他没常识， 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甚至8月16日，发表英文稿《台湾怎 样自由》，“反驳”吴国桢“台湾已沦为警察国家”的说法。
胡适批评吴国桢“说谎”。他说自己曾看见至少269件保安司令部的判 决书，上面都有吴的官印和亲笔签名，而吴又自称时常释放犯人，这都证 明吴有实权。所谓蒋家父子干预，他根本无权之说，纯属存心说谎，欺骗 美国人，以污蔑自己的国家和政府，造成美国人对“自由中国”的不良印 象。胡适同时还批评吴国桢关于蒋经国组织救国团与共产党的“共青团”、 希特勒的青年团一样的说法。认为“共青团”“青年团”都是有排他性、秘 密性和天之骄子性的，这和“救国团”的“无所不及”完全不同。吴国桢 看透了胡适的个人用心，当即回信反驳，说他自己担任保安司令有名而无实， 这是真正的事实，蒋介石、蒋经国、陈诚、彭孟缉、王世杰都知其中的曲直， 让胡适去找王世杰一谈便知其中详情。至于那“判决书”上的签名和官印， 纯属借用他的名义，或者是他经过不断要求，才要到手里批准的。至于更 多的案件，他根本就没有过目，也不知道。同时，吴国桢还揭露蒋经国的“救 国团”除了所有师生被迫入团外，其实还确有一个秘密的天之骄子集团一 嫡系特务队。
此时，台大教授、《自由中国》社编委、自由主义义士殷海光也到了 哈佛大学。胡适与吴国桢争执的来往信函，殷海光都看到了。殷海光就吴 国桢对蒋家父子的批评文字，看后向胡适表示有“如饮琼浆”之感。他不 赞成胡适个人对蒋家父子的辩护，并表示出相当程度的不满。他致信胡适， 说吴国桢批评的“蒋家”，哪里是我们的“国家”？是“国民党的政府”， 哪里是“我们的政府”？殷海光尤其不满胡适根据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的 资料而不了解事实真相去攻击吴国桢，而且把攻击吴国桢的信特地复印一份寄给蒋经国。这是有意向当局及蒋公子讨好，有失他自由主义大师的身份， 也有背他学历史、研究历史的职业道德。
殷海光在信中还进一步批评胡适亲和当局以及被当局利用的表现。并 向胡适示例说，苏联有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西方有很好的声望，被斯大林 利用作为一个招牌，利用他办外交，争取援助，用过后就像烂草鞋一样被 抛掉。指出胡适也是一个妥协的自由主义者，被国民党当局当作一笔存款， 存在“自由银行”里，榨取无穷的利益。批评胡适叶公好龙，这些年在海 外及台湾代表自由主义，象征自由主义，并被自由主义者视为大师、领袖， 他个人“享受自由主义”，而没有“为自由主义尽甚么力” 。
对殷海光“真切”的批评，胡适虽向殷海光表示不会介意和生气，但 私下却说殷“书生气”重，是“一个书呆子”。
1954年9月，胡适为援助雷震，进谏蒋介石，同时表达自己自由主义 思想，以及做诤臣而不受当局理解的心态，特写了读书札记《“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一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后来此文刊于1955年4 月1日第12卷第7期的《自由中国》。他引用范仲俺的《灵鸟赋》的原文， 其中有：
思报之意，厥声或异：
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惧而脩德，俾王之兴；
雉怪于鼎，惧而脩德，俾王之盛。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并指出，“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 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 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 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这显然是胡适借传统的谏诤，来表明自己与蒋介石的臣君关系。对此， 唐德刚以“三分洋货，七分传统”概括之，并说：“胡适之就是这样一个标 准的传统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实验主义呢？晚年的‘胡适’ 只是一种宗教哲学合二为一的最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也可说是孔孟 之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