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自由:胡适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适书生大使的使命也就告 终一被宋子文挤出大使馆，并赋闲美国。然而，胡适书 生本色不失，他又重新捡起了荒疏5年之久的学术研究， 一头钻进《水经注》校本案的甄别辩白之中，并以加倍的 勤奋，试图夺回自己荡迹外交官场中耽误的读书时光。同 时在几所大学兼课，赚得点必需的生活费。
1944年12月5日，在美国访学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主 任张晓峰（其昀）从华盛顿到纽约，到胡适寓所拜访，提 议国内的中央研究院应脱离政治，恢复独立，并建议胡适 回国出任研究院院长。对此，胡适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表示： “我决不要干此事。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希望能留此余生， 做完几件未了的学术工作。我不能做应付人、应付事的事但胡适的政治神经 不可能因学术的压力而麻 木，稍有事端便可刺激起 他那敏感的神经末梢。这 便是12月8日他在William Henry Chamberlain 家吃饭时， Mr.Markham谈及自己曾在南 斯拉夫Tito (铁托）军中住 过多时，最近才归来。对此， 胡适日记中写下了：
他说的那儿的游击队情 形，共产党情形，都可借作 我国沦陷区游击区情形的记载。
最近欧洲新解放的各国 (法、比、丹、意、希腊）， 无一国不发生政府与共产党主持的“抗战队”（或其他名称）的火并情形。 政府主张解除此种军队的武装，而此种队伍不受命，故发生流血。…… 此种事件最足以使我们明了这十多年的中共问题，及这十年的中共对 曰作战的问题的态度，及将来的中共问题。
政治触觉敏锐的胡适此时预感到了战后“中共问题”将是他“民主建 国”理想之路上的最大阻力。在此之前，胡适自由主义之旅上，尚未与共 产党发生正面的直接冲突，中国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思想对他来说， 还从未构成与自由主义的直接碰撞。
1945年，随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亚洲及太平洋战场上的元凶日 本帝国也濒临失败的边缘。由于以苏联为核心的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初步 确立，以及随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扶植，国共两党形成分裂敌对的两大 阵营，且分属美苏两大核心国的军事势力操纵。于是，和平过渡、民主建 国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首要之事。这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的确 具有参政、议政的召唤力和吸引力。这种特殊的政治时局为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提供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机会，使因抗战8年而潜隐下去的中国自由主 义思潮再度涌起。在国民党、共产党之外，随抗战胜利而勃起的“民盟”、“民 建” “民进”等多个党派，都涂有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思想色彩，但作为无 党派人士的胡适从学斋中复出，却一下子成了中国自由主义人士复活的先 兆，同时，他也一时成为众多自由主义之士关注的中心人物。
二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人士由于受国共两党党争和军事之争的强烈 影响，都不程度地表现出参政的倾向性，和集团分野，致使国共两党决一 死战时，他们分别站到不同的阵营，以致最后分属台湾、大陆两大执政党 的统治之下，偃旗息鼓，不再高歌自由主义。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之士众目关注之焦点人物胡适，面对战后民主建国 的重大问题，他该怎么办？他虽自命为一介书生，却是国共两大政治集团 都关注的一股最大的知识界力量的代表。何去何从，使胡适在学术研究之外， 陷入了新的争斗之中。这首先给他带来了思想、情感上的矛盾和痛苦。
对于经受8年外敌入侵（局部的东北为14年）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 需要安定的生活，休养生息，以兴百废之业。对于一个流亡海外八年之久 的学者胡适来说，最切身的需要是和家人团聚，并恢复学术研究。但现实 使他无法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之志，忧国忧民的政治神经，迫使他不得 不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开出“济世”、“救世”的良方。这剂良方虽然不切 国共两党的实际，但显示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赤诚。他1945年2月3日 致即将回国的朋友王徵的信中表露了这种心思：
大乱之后，应该多注重与民休息。政治的纲纪不可不立，经济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纲领不可不完成。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话 源出于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 二字，和“疏”的一字。疏是不细密，恢恢是大而宽。“恢恢而疏”，老百 姓才能充分发展其自身的能力，从各方面谋生存，谋树立，谋发展……所 虑者“天网”或太密耳。
尽管王徵回信并不同意胡适的“无为”政治，但胡适却处于这种对国 共两党“无为”的政治理想，一厢情愿，先出面去劝告共产党人。
由于胡适自由主义大师和国际著名学者、驻美大使的身价，在大战即 将结束，国共将争雄的特殊情况下，国共双方都看中了他，并展开了对他 的争取，把他视为一种道义的力量和民主精神的象征。只是后来的实践证明， 国共两党分属美苏两大核心所建立起的阵营，胡适乃地道美国式的民主自 由人士，无法与共产党阵营相融。
1945年4月25日，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胡适、董必武、张君劢、王宠惠、 魏道明、施肇基等一批具有外交影响的知名人士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在 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期间，董必武代表共产党一方，争取 胡适在战后民主建国过程中对共产党合理合法存在的支持。而胡适则向董 必武提出他的“无为”政治主张，要共产党解散军队、放下武器，从事单 纯的参政党活动。
由于欧洲战事先行结束，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心移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日本侵略者面临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的共同反抗，失败在所必然。7月1日， 蒋介石政府派出了国民参政会代表褚辅成、左舜生、冷通、傅斯年、黄炎培、 章伯钧六人访问延安，商谈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民主建国之事。蒋介石之 所以派出傅斯年，是想利用傅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时的旧交。而毛泽东则 利用傅延安之行的机会，想通过傅争取老师胡适道义和精神上对共产党的 支持，特别是想通过傅斯年、胡适，联络美国人的感情，取得美国朝野对中国共产党的好感。毛泽东首先通过傅向远在美国的胡适转达学生的问候。
延安之行，傅斯年等人不可能，也无法完成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使命。 傅斯年与毛泽东作为旧交，虽有一夜畅谈一北大旧事、文学艺术、中国 前途，但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形象却给傅斯年造成了一种他欲与蒋介石争雄、 称雄的印象。特别是傅斯年称自己五四时期的活动只不过是陈胜、吴广而 已，而毛泽东、蒋介石才是刘邦、项羽。这引来毛泽东录唐人章碣《焚书坑》 诗句“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 读书” 的手书回敬，颇有意味。
随之傅斯年回到重庆，便通过报纸转达了毛泽东对胡适的问候。而傅 斯年对毛泽东欲与蒋介石争雄的印象，在以后也同样转达给了胡适。因为 在胡适、傅斯年等自由主义之士的心目中，毛泽东咄咄逼人的个人权威和 政治作风，与他们理性的、自由民主思想是相悖离的。
在延安时，傅斯年同毛泽东漫步礼堂时，发现了各处向领袖献来的密 密层层的锦旗，当即发出略带讽刺的赞语“堂哉皇哉！”而这点，毛泽东 当即便感到了其中的味道。所以，毛泽东也感到了通过傅斯年争取胡适的 可能性不大。于是，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再次通过在美国的共产党代表董必武， 争取胡适对共产党的支持。结果换来的却是胡适倒向国民党，并对共产党 的劝降。
8月24日，胡适致电王世杰说“顷忽起一念，拟发一电劝告毛泽东君。 乞兄与孟真一商。如兄等赞同，乞代为发出。此是闲人偶尔好事，不必向 外发表也。”
请王世杰代发给毛泽东的电文，王世杰在8月28日毛泽东等飞抵重庆 谈判后，当面转交，并将副本公开刊登于9月2日重庆《大公报》上：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
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曰宜审察世 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 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 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 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 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 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 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董君谈话要点， 今特陈达，用供考虑。
当然，这也绝对是胡适一厢情愿的“好事”，正如同共产党争取他胡适 对共产党的支持一样。因为，胡适此时已倾向国民党为正统，把民主建国 的希望寄于国民党一方。所以他和共产党一方不可能有一个沟通的契机。
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也并未把胡适的所谓“建议”当做 一回事。他们背靠苏联撑腰、输血，已抱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 因而毛泽东在随后《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曾表明了这时的态度：“人民的 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后来时局的变化也证明了胡适所说的共产党会“自致毁灭”是对国际 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所以到1954年胡适为司徒雷登所著〈在中国五十年记》 作序时，不得不承认他给毛泽东发出的这封电报，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但同时，胡适与共产党公开的直接冲突、分野也由此而始。
15年前，因人权问题，胡适及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正面的冲突，并遭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一打击、报复，在强大的政 治高压下，胡适被迫辞去了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职务。1938年，因民族蒙 难这一特殊的危急时刻，胡适虽不愿加入国民党政府，却不得不以民族大 局为重，抛开学术，当了驻美大使，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 难之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矛盾高于一切之时，身不由己的选择， 也是为一种崇高的志业献身。但同时，也因民族蒙空前大难，而淡化了他 与国民党的矛盾。因为在抗日保国这一基本点上，胡适与国民党、共产党 可达成共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都融入一个相对 宽松、开放的民族自救的民族主义的洪流之中。
15年后的今天，面对民族复苏，百业待兴的中国，北京大学校长之位 又向胡适召唤。
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和他的 朋友乃至学生们，是想要创立一种新的西方化的文化基础，以此来解救中 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苦难。30年代至40年代，胡适及他影响下的又一代 青年知识分子，虽然可能在信仰上与胡适不完全一致，救世之方和与传统 的关系不同，但他们都自视为社会、知识界的精英人物，有营造舆论和改 造社会的使命。在这20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欧美自由主义及苏联社会主义的 双重影响下，他们一部分人倾向张扬个性、自我，以言行干预社会、政治， 并不受政治的控制；一部分人因倾向社会主义而泯灭自我、个性，走向了 对新的权威偶像的迷信。对于胡适个人来说，二战胜利后立身学术界，执 学界之牛耳，或让知识、文化界唯胡适个人马首是瞻，则是不可能的事了。 因为他五四时代那最初的辉煌已逝，如今等待他的只是一个苍茫的岁月。
北京大学校长之位，此时成了胡适与国民党走到一起的最重要的桥梁。 因为有一点是明白显示着的，即蒋介石政府要借重胡适的身价，稳定乃至 复苏文化、教育界。同时，在胡适和他朋友们心中，有一个相对守恒的文 化心理，即办教育不算做官入官场。而这一点又是蒋介石的幕僚们所深知的。
1945年6月，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因出任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而辞 去了代表北京大学在西南联大任校务长的职务。两个月后，抗战胜利，国民党准备恢复北京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于是，两校校长之职，急需有人 出任。中央大学要从重庆迁回南京，校长之职，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 等人向蒋介石力荐在美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赵便成了战后中央大学 的校长首选之人。赵元任以自己不善行政事务为由力辞不就，且怕回国后 强行任命，故迟迟不敢回国，滞留在美，乃至后半生任教美国，埋骨异国他乡。 北京大学校长，由蒋介石在胡适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之间 挑选。傅斯年远不如他老师胡适在社会，特别是在国际上的声名、影响大。 蒋介石一方面怕胡适声名太大，难于驾驭，如同当年中国公学校长任上， 故有所顾忌；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胡适在国内文化教育界及美国人心目的 地位，特别是美国朝野的政治压力，以及他的政权急需美援的现实。因胡 适尚在美国，蒋介石便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先行就近征求在重庆的傅斯年的 意见。傅斯年乃胡适之高徒，胡适的影子与和声。他对胡适一向是既尊重， 又敢进言，知之最深，交情最厚。而胡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一向是先 征求傅斯年的意见。于是，傅斯年便于8月17日上书蒋介石，以自己资历、 学识有限，身体不佳为由而推辞，力荐胡适出任北大校长：
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几皆盼胡适之先生 为校长，为曰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 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 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所谓一举 而数得者也。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 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近年养病留美，其政府社会，询咨如昔， 有助于国家者多矣。又如民国二十四年冬，土肥原来北平，勾结萧振瀛等 汉奸，制造其华北特殊化。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适之先生奋臂一呼， 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 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 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将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
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者多矣。
9月3日，教育部长朱家骅（骝先）致电胡适，说已推举他为北大校长， 在未返回前，先由傅斯年代理校务。朱家骅先行电告，一方面是看胡适的 反应，同时也是对15年前，教育部长蒋梦麟因“人权”论争问题，对中国 公学校长胡适所发出敬告训令的“回收”；再者也表明国民党当局对胡适前 嫌的不计和宽容，以稳定学界，收拢学人。对此，胡适故作姿态，既不表 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这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当局15年前对他高压，使他 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难堪局面找一个体面的挽回机会；一方面也是一 般身份高的名人惯玩的故作镇静，以图讨价还价的把戏。于是，国民党政 府便在9月6日正式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事后，胡适在复邓嗣禹的信 中曾说“北大校长事，政府发表，并未征求我的同意。现有傅孟真先生扶 病暂代，故我可以稍缓回国。” 由于胡适对国民党政府未征得他同意而强行任命北京大学校长之事保 持沉默，致使蒋介石不得不于9月13日亲自致电胡适，称：“北大复员事 宜亟待荩筹洽商，望兄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 同时，国民党政府 在10月10日“双十节”明令给胡适等七人颁发了 “胜利勋章”，以褒奖他 一度出任驻美大使，对抗战的贡献。
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事，文化教育界反应强烈，许多学者、学人 都纷纷致电、致信，向他“道贺”，并恳劝他不要推辞，及早回国就任，以 恢复因战事荒乱了多年的教育文化。然而，这事却苦了他的学生、朋友傅 斯年。
情性暴烈的傅斯年此时正患严重的高血压病。抗战胜利对他来说，最 切实，也是最大的愿望是赴美治病。为此，他苦撑、苦等了多年。国民党 政府任命他在胡适回国之前做代校长之事，起初他并不愿出任，但北大是他母校，也是他人生历程最初的辉煌时期。胡适又是他老师兼挚友，经朱 家骅以“大义相劝”，他才“不得不勉强答应”。这于公、于私而言，傅斯 年都够仗义的了。因此，恢复北大的艰巨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的当天，傅斯年致电，说“北大复校，先生继蒋 梦麟先生，同人欢腾，极盼早归。此时关键甚大，斯年冒病勉强维持一时， 恐不能过三个月”。随后，傅斯年又多次致电、致信，对北大复校的艰难之处， 及发展前景，作了相应的安排和请示。为此，傅斯年把自己当代理北大校 长比作是“宋江出马，李逵打头阵”。
10月底，胡适受朱家骅的委托，代朱以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 率李书华、程天放、罗家伦、赵元任一行赴英国参加由这年7月在伦敦举 行的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上发起的“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首届伦敦 会议。此举，对于无官无职的胡适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他本不愿出席。 但因傅斯年极力相劝“世界教育会议先生如不出席，殊失国家面目，来电 所谓下流妄人，正在运动，务恳以国家为念，勉为此行。” 他才勉强去参加。 会议为期半月（11月1日至16日）。会后，胡适又在英国逗留了一周，接 受牛津大学赠送的名誉博士学位。然后又返美，继续他的《水经注》研究， 同时在哥伦比亚、康乃尔两所母校兼课。
1946年5月4日，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由重庆飞至北平，作为“接受 大员”办理北京大学迁校一事。此事甚是棘手，傅斯年把它比作“两头点火” 一头是如何与清华、南开分家，从西南联大脱离。因为傅斯年自北大毕业 出国留学始，以后便未全职回北大任教（只是兼课），且自西南联大成立起， 他也未参与校务管理。此时代表北大出来办事，自然有其一定的难处。另 一头是北平沦陷后成立“伪北大”的原底子如何扫除。傅斯年一向性情刚烈， 心狠手疾，一生为人处事，恰如他1919年“五四”大游行当总指挥、扛大 旗的样子，盛气凌人。自任北大代校长始，他屡次发表声明，称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这些教职员自然是极力反对傅斯年，甚至把希望寄托于 胡适的宽容、大度之上。同时北平的“伪教职气焰极大，他们的口号是‘此 处不留爷，另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还有老八路’。这些教职员联合反傅， 终未得逞，包括“伪北大”校长鲍鉴清因有附敌（日）证据被傅斯年所抓， 也败在傅的手下，被傅清理出去。傅斯年的这一着，如快刀斩乱麻，为胡 适后来登场，扫清了道路，打好了基础。这正如傅斯年在给夫人俞大綵的 信中所说：
……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 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 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因为傅斯年深知胡老师“温柔敦厚”，与人为善，几近软弱。且胡适去 国近9年，对国内教育界有诸多隔膜，又有不少北大旧友附逆（如周作人）。 加上胡适缺少处理这等杂事的能力。若让他来处理此事，必然如傅斯年所 断言的那样。
6月初，胡适自纽约动身坐船回国，7月5日到达上海。由于刚近上海， 便在将停泊靠岸的船上通过记者透出了寻找《水经注》资料的消息，所以 刚回国的两个月，他的时间仍花在收集《水经注》的各种版本上。在上海、 南京，胡适受到了国民党党政要员，包括蒋介石、孙科等人的热情款待， 在国共两党之争，并开战前，胡适在道义和精神上倾向于国民党政府也是 大势已定。
作为一校之长，针对北大的办学作风，胡适有自己的考虑和主见。在 他动身回国前夕，学生罗常培便写信建议他“回国后开宗明义的第一章， 应该把北大恢复到当年蔡先生的自由主义的色彩”，因为这些年政治情形糟糕，教育也难办，且使一班青年裹人党争漩涡，“根本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并声称“我们这班北大出身的，都能保持自由主义不屈不挠的传统” 。因此 主张“我们固然不容CP、CY公然横行，同时也不容教授兼办党部或三民 主义青年团”。希望胡适个人“也不要为过去的感情所左右，仍望保持超然、 自由、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罗常培此言也正是胡适之希望，但事实却并 非如此简单。
7月29日，胡适偕长子祖望一起飞至北平。当日便对记者子冈谈话， 称中国的女子教育、妇女解放和新文学也有进步。同时称道美国“百年来 的对华政策没变化，一直盼中国团结强盛现代化”。他上任北大校长，仍将 坚守最可贵的“自由精神”，同时“今后北大仍将继承蔡孑民的容忍精神”。
8月4日，北大校友会在蔡元培先生纪念堂开会欢迎他。9日，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特聘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 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郑华炽为教务长， 陈雪屏为训导长（后改为贺麟），郑天挺为秘书长。这些人选多为北大出身 或由胡适推荐进北大，乃至是胡适的学生，且多出自傅斯年的物色。9月20日， 胡适主持召开了为傅斯年卸任代校长举行的隆重茶会。会上，胡适对傅斯 年这一年来为恢复北大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赞扬他这位得意学 生为母校，也为老师付出了艰难的劳动。
10月20日，北京大学正式开学。开学典礼上，胡适如同29年前一 1917年9月21日，他初次登上北大教坛，在北大新学年开学典礼上演讲 《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一样，抖擞精神，发表了新的演说。胡适要 同学们树立“独立”的精神，培养自己“独立的研究”能力，“要能不盲从， 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 头脑当头脑”。他还引用宋代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两句话，要 学生们埋头读书、研究，并不时地自我反省。同时也张扬了他崇尚的自由 主义的办学作风，“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要师生同舟共济，“把学校当学 校”，而“不要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
在抗战胜利到来之际和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视胡适为精神 领袖和社会良知的象征。外敌人侵，内战爆发，国家的动荡不宁等，尽管 这一切使广大知识分子自身的生存、生计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乃至使他们 陷入一种极端残酷的困境，但他们忧国忧民之心未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 的良知和眼睛，只要有机会，他们便试图站出来，发表自己的声音，干预 社会、政治。这一方面受社会责任感、政治使命感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 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我关注和发散。
1945年2月10日，罗常培来信，谈及组党等问题，声称：“我觉得战 后的中国确是我辈不出当如苍生何！我虽被骝先拉入国民党，但我仍然是 自由主义的信徒，有我在各报发表的星期论文可证。这一点希望你不要太 消极了。假如我们组党，您便是我们的党魁！ ” 此时中国的战争尚未结束， 且胡适、罗常培都在国外，奢谈组党之事，未免几近空疏，不合国内实际。
也就在这高涨的民主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纷纷涌动，出现了民国史 上除五四时期仅有的一个思想自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热潮。1945年 8月底，抗日战争胜利，国内知识分子都沉醉在胜利的欢娱之中，但同时在 陪都重庆传闻胡适经张君劢介绍加入“民主同盟”，乃至准备回国组党之事。 对此，胡适致电重庆友人，声明“外传本人加入民主同盟事，乃绝无根据 之妄言” 。
与此同时，胡适的学生、行政院秘书罗敦伟来信，请他出面组建中国 民主党：
顷阅报，我公否认加入民主同盟，极佩极佩。以我公之声誉，党魁有 余，何至与彼辈同流也。国内民主运动正待展开，实需要有一民主之大政党。 半年来若干名流学者、大学教授以及新兴产业界人士、有中国民主党之酝酿， 大致仍主张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完全为一英美式之民主政党。组成 份子包括文化界，产业界，再通过社会团体普及到广大之农民层，以第二 大党为最初目标，必须有压倒各党各派之优势，极盼我公领导。正式党纲， 拟请全部决定。如承复示允可，即可正式发起。政府方面亦可获谅解，公 开进行。如何之处，静待好音……故只我公允许领导，即可获致五百人以 上知名之士发起，经费绝无问题。伟亦已以此意面告蒋主席，原则上亦颇 首肯。
同时，罗敦伟还请胡适将“党纲提要，组织标准见示，以便进行”。
对此，胡适以冷淡处之。因为胡适已感到一个仍要以“三民主义”作 主张的政党，且得到蒋介石同意，那会是个什么样子的“民主党”！这本 不合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和追求。结果，罗敦伟等组党未成，又致信胡适“伟 等亦感到组党之不易，近拟发起一超党派大团结之民本运动……兹拟先办 一《民本周报》，与《独立评论》相似。”并希望胡适“出而为最高之领导”。
此时国内时局恶化，内战势在必打。饱受多年战乱之苦的广大知识分 子，便纷纷为谋求和平奔走呼喊。此刻他在国内知识分子心目中，便被视 为拯救国民于水火、内战的救星。1946年1月15日，在美国的全汉升致信 胡适，转达从国内收到的两篇有趣文章，其一为何永佶写的论文，主张要 由胡适及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三人“作全国军事领袖， 俾军队不再给任何党派利用，以致老百姓遭殃”气这实际上是一种“好人政 治”的幻想，也是想借重“教育救国”的梦呓。罗敦伟致信，让胡适在原 劝毛泽东的公开信的基础上，再发表数言，以督促“中共放弃武装斗争， 从政治协商向前再迈一步。抗战前夕与胡适过往密切的老友高宗武，甚至 致信胡适，请求他借重美国朝野力量来改变中国的政治混乱局面：“我很盼 望你在动身之前，能和你几位美国老朋友交换一点政治上的意见，必要时， 我尚盼你领导一班人作一番最有效的新政运动。”面对国内的政治势局和国 际政治形势，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企图树胡适为党魁，或办报，或当政 治领袖的想法都是不合国情的幻想而已。胡适自然也不去理会。
胡适自美返国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一心扑在复校和振兴教育、学 术之途，并无心介入政治，乃至参与组党之事。同时，他还有更重要的著 述的压力，即他的几个半部书，正等待他去续写。他在北大校长上任不久 便对记者发表谈话，称“一俟开学，一切上轨道后，可少揽些行政事务， 从事著述”。并宣布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拟重写，并且改名《中国思想史》；《白话文学史》亦拟重写，并将改名《中国活文学史》。因为在胡 适的学术生涯中，留在他心中的阴影之一便是他遭人“半部书”之讥，“上 卷先生”之嘲，乃至一些文化保守派，借“半部书”对他的人身攻击：说 胡适是宦官一只有上半身，而无下半身。暗指他的书，只会上部，而无 下部（学界传言黄侃说骂胡适“无父无后，是宦官”。胡适父亲早死，“无父” 是事实。“无后” “宦官”则是说他像“宦官”一样没有“下半部”）。胡适 必须争回这口气，雪这个留在学术史上的耻。然而，这的确又是一件很艰 难的事。他虽然借助记者对外公开宣布要完成两部未竟之作，但现实又迫 使他要花去大部分时间在政治的漩涡里周旋。这对胡适又何尝不是一件苦 事，在他生命之旅中这又该是一种最为痛苦的心理压力。不想、不愿被拖 入政治的漩涡，但又无法摆脱掉。想要自由、民主，又无法实现。他被夹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左右不是，处于一种双重的折磨之下。
内战开打，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国共双方的蒋介石、毛泽东都清楚， 在一般的近于社会思潮的民主运动之上还有一批英美派高层知识分子，企 图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既不满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又不愿让激进、革命的 共产党得势。因此，他们公推胡适出面组党，跻身政坛。而这种“第三条道路” 又得到美国朝野人士的积极支持。但是国共两党及最高领袖人物是不允许 胡适及其同人们在“第三条道路”上得逞的。毛泽东一方，此时无力抓住 胡适，是因胡适已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蒋介石则牢牢地抓住胡适，拉他 为政府装饰门面。同时，蒋介石也清楚，只要抓住胡适，就可抓住一班英 美派高层知识分子，并能有效地扼制“第三条道路”上这股民主力量的发 展蔓延。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胡适一步步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 这对于胡适个人来说，并不是自愿的，但也摆脱不掉。一方面是他对政治 抱有兴趣的心理驱使；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上层蒋介石及其幕僚有意拉他下 水。但胡适书生本色未变，与政治呈若即若离之状，同时，又不忘介入政治， 为文化教育谋发展、振兴的可能性机会。
1946年1月，以国民党、共产党为主力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并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建国的协议。全体一致通过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案。11月11日，国民党 军队进占张家口，至此，国民党政府向共产党控制地区发起了全面的进攻， 并基本上控制了除东北外全国的局势。也就在这时，蒋介石以为政权稳操， 天下属蒋，便打出“政协”会议“协议”的幌子，下令召开国民大会。
在此之前，胡适作为教育界名人，被推选为“国大”代表。此时，北 大开学典礼之后不足一月，作为刚刚就任校长的胡适，一方面是朱家骅、 蒋介石的极力拉他入“会”；一方面是他的学生一五四时北大学生运动积 极分子，五四高潮过后继傅斯年出洋赴英，受上海实业家穆藕初资助赴美 留学的“五大臣出洋”之一周炳琳（其他四人为段锡朋、罗家伦、汪敬熙、 康白情）一同时也是北大教授的自由主义之士的劝阻。
11月9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国大决如期开会，盼兄能来参 加。” 同时告知国库对北大复员分配的教育经费为五亿元。
也就在同一天，周炳琳这位在一年前曾和段锡朋等致电胡适，极盼早 日归国就任校长的北大教授，致信胡适，劝阻他以校事为重，不可去参加“国 大”：
闻先生即将飞往南京准备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 之举动，琳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撇开此举之政治关系不谈一先生对于 现实政治之看法，琳绝对尊重一单讲校务，此时可以说尚未正式上课， 事甚繁乱，局面未趋稳定。我们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先生 能否考虑迟两周，俟会真能开成再去？
作为北大法学院长的周炳琳，知道这次“国大”是蒋介石得意忘形之举， 对和平建国、结束内战是不会有好作用的。
11月10日，为了能拉胡适到会，为“国大”撑面子，蒋介石又亲自致电胡适，拉他入伙：
国民大会准于文（十二）日开会，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 务希即日命驾，莅京出席，藉慰众望，并盼电复。
为了寻求和平，也出于他一向好热闹、怕寂寞的本性，胡适于11号飞 抵南京。
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国民大众礼堂举行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典礼。 一周后，胡适以1099票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于22日和主席团其他 成员李宗仁、白崇禧、王云五、于斌等举行就职仪式，同时举行主席团第 一次会议。
在南京出席“国大”期间，胡适对这次大会抱有极高的奢望，希望中 国的民主政治由此而始，达到和平建国的目的。因此，他在11月19日接 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对民主政治抱有相当的希望，而自己决不再组 党。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需要民主，需要自上而下的民主训练。 如今中国的民主程度不高，是因为自民国元年以来，“袁世凯及其大小军阀 的阻挠，中国始终没有走入民主政治的正轨。假若没有袁世凯对宪政的阻挠， 在民主波澜中，中国不知要训练出多少政治人才”。同时，胡适推崇“五五 宪草修正案订正稿”，认为“无论内阁制与总统制都好，只要中国向民主宪 政之途多走一步，中国总是多好一分”。最后，胡适指出教育之功能一方面 是在向人民灌输知识，增加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增进与国外的相互了解， 亦即是巩固世界和平的基础。他希望国家把保护及发展教育科学、艺术文 化等列入宪法。
胡适留学美国时，是学生社会活动的热心人，主持过康乃尔大学学生 俱乐部和世界学生会的会议，并且各种会议的议事程序都是依《罗氏议事 程序》办的。他了解到美国式民主议会议事程序的精神，并掌握了这一方式的会议程序，同时，也领悟到了孙中山先生所号召并强调的使用议会程序、 把民主议会规则的标准本译成中文曰《民权初步》的涵义。当这次被选为 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后，胡适非常高兴，他想在中国尝试一下从美国学得 的会议程序，便主动要求充当“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大会主席”的第一任 执行主席。由蒋介石授意、操纵、并直接递交国民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 草案》就是在28日胡适主持的大会上，由胡适接受并交大会讨论、审查的。
据胡适晚年回忆，在他主持的这一次会议上，有些人特意来观察他们 开会的程序。当晚即有一位考试院的元老来看他，并说：“我们这一辈的民 元老国会的议员，总以为我们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议会程序了。但是今天 看到你做主席时的老练程度，实在惊叹不止！胡先生，您在哪里学会这一 套的呀？” 胡适十分得意地告诉那位元老说，这一招是在美国留学时主持 各种学生会议学来的。言语之中明显地流露出一种“美国精神”的自我满足。
接着胡适上下活动，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和朱经农等204人提出要将“教 育文化”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在“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中， 除了申明列“教育文化”入宪法的五条理由外，还就文化教育的具体“办法” 拟出了十项条文：
(一）教育文化，应以发展中华民族精神，民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 科学智能，适应国民生活之需要，并促进世界和平大同为目的。
(二）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以普遍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 水准。
(三）国家应实行教育机会均等，保障学术与思想之自由。
(四）国家应促进并推广科学与艺术之发展。
(五）教育经费在总预算中之比额，不得少于下列之规定。
甲、在中央占总预算百分之十五。
乙、在省或同等区域占省或同等区域总预算百分之三十。
丙、在县或同等区域占县或同等区域总预算百分之四十。
其他法律独立之教育基金及科学研究经费，应予以保障。
贫瘠地区之教育经费，由国库及省库补助之。国民教育经费之补助， 中央及省或同等区域，应各担负四分之一。
(六）国民教育应力求普及并改进，学龄儿童受教育之年限，不得少于 六年，一律免费。其资质优秀无力升学者，政府应以补助，使继续其学业。
(七）社会教育与职业教育，应当普遍推行。
(八）教育科学艺术文化工作者之生活，及其条件，国家应保护之。
(九）国家教育从业人员，其待遇不得少于当地个人普通生活费用之五 倍。
(十）私立学校及教育机关，国家应鼓励之，其成绩优良者，并应予以 补助。
后来此项提案经正式通过，纳入宪法第十三章《基本国策》的第五节“教 育文化”。
12月5日，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胡适出席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对外 声称“宪法草案已极完善”。当记者问起他是否会组党办刊物的问题时，他 回答说“本人生平以致力学术为职志，从无组党的意思。组党不但要花钱， 并且要费时间。本人钱与时间均不富裕，故对组党问题真是连想都没敢想过。 至于办刊物……要花费很多资本的，所以本人尚无意思办，以后如何则未 敢定。”
12月21日，胡适再次主持大会，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一读会修正 案，交二读会讨论，在“宪法”通过前，负责整个修正工作。至12月25日， 中华民国“宪法”正式通过。
在这次大会上，胡适似乎和蒋介石一样被一时的“和平” “民主”时局 迷昏了头，得意之外，有些肆意妄言。在12月16日出席励志社为部分“国大”
代表举行的宴会上，胡适即兴发言时，说道“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 认为一大成功。”他称赞国民党“以一当政廿年之政党，而自由精神与纪律 效用同时充分表现，殊为可贵。尤以最近两日来之变化。国民党所表现能 发能收之精神，较之纪律更足称颂”。
现实却很严酷。因为在这年7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位大学教授 李公朴、闻一多（后者还是他的老朋友）曾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并 激起广大知识分子的愤怒。且此时，正值国内学潮迭起，傅斯年代理北大 校长时，面对学潮四起已是不知所措，自1945年11月至12月昆明学潮， 到随后的北大学潮迭出，胡适继傅斯年之后，已完全无力应付这种政治性 的学生运动。他的民主、自由精神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已显得苍白无力了。
“国大”以后，胡适飞回北平。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 民国宪法》及《宪法实施准备程序》。也就在这一天北平各机关新年团拜会上， 胡适发表谈话，大捧“国大”的成功，称道所颁布的“宪法”，“乃世界上 最合乎民主之宪法”。
四
胡适这次不听周炳琳等人的劝阻，到南京出席“国大”的同时，还负 有一件重大的任务，就是以个人身份想为他朋友、抗战时堕落为汉奸的周 作人开脱点罪过。北大复员时，一批“伪北大”教授曾为生计和名誉计， 寄希望于胡适出任校长后的宽容，却被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一扫而光，并 惹出“伪北大”校长鲍鉴清组织的反对，及“伪北大”教授容庚以《与北 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白、申诉。胡适上任后， 虽然主张效法蔡元培兼容并包、容忍、自由的办学方针，但在对待日伪时 期落水的教授这一点上因有傅斯年的快刀斩乱麻之举，胡适也就不便更改 此种规定。胡适关注朋友周作人的命运。因为国民党政府要在“国大”召开之前， 由南京国民高等法院对汉奸公开进行判决。在他动身到南京的10月8日， 与周作人同室囚禁的汉奸，汪精卫伪政府的宣传部长林柏生被国民党南京 当局处决。其他汪伪政权的要人陈公博、梅思平等都被枪决。胡适担心周 作人也遭此极刑。
早在1938年夏天，胡适到欧洲游说英、法，作民间外交，以期英、法 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在英伦期间，胡适得知滞留北平的周作人参加了日军策划的所谓“更 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其附逆行为遭到国人的讨伐和责骂。8月4日， 胡适出于与周作人多年至交的感情，和周曾劝他不要卷入政治漩涡的诚意， 做了一首白话诗，委婉地劝导周作人离开北平南行，脱离日伪羁绊，以免 铸成大错：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梦，
梦见苦雨庵中喝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碗出门去，
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接到此诗后，于9月27日作诗答谢胡适的劝导，并以家室之累 为自己开脱：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打定主意留在北平，随后又公开出任华北伪政权的教育督办， 乃至随日伪政工、文化大员到徐州前线，慰问正在残杀中国同胞的日军， 沦落为民族罪人，遭国人唾骂。对此胡适爱莫能助，但他记住了朋友最后 的“希望”，抗战胜利后的今天，便亲自到南京，借参加“国大”之机，为 周作人汉奸案说理求情。
周作人因汉奸案于1945年12月6日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十九团拘捕， 送至北平炮局胡同监狱，交“中统”特务看管。在周作人被捕三周后，胡适、 周作人的学生，与周作人也有深交的俞平伯就致信在美国的胡适，告诉他 周作人锒铛入狱的情况，并说：
当芦沟启衅未久，先生曾有一新诗致之，嘱其远引，语重心长，对证（症） 发药，如其惠纳嘉诤，见几（机）而作，茗盏未寒，翩然南去；则无今曰之患也。……然往者不必提，请言今日事。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 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不惜，若知堂之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 行止，先生知之最深，固无待平言矣。为国爱才，当有同感，亦无须赘请 矣。
希望胡适或“建议政府，或致书友好之当道者，或诉诸舆论”，以使国 民党政府法院“薄其罪责，使就炳烛之余光，遂其未竟之著译”。
周作人在1946年5月27日被飞机解送南京老虎桥监狱，并于7月9日、 8月9日、9月13日先后三次受南京高等法院公审，在胡适到达南京的第四天， 南京高等法院以“三十五年度特字第104字号”文判决“周作人共同谋敌 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 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此前一天，傅斯年写信给他，提醒他对周作人汉奸 案要谨慎行事，不可在言语上授人以柄，并对报载北京大学公示上所说的 校产有增无减，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前北大校长蒋 梦麟证明，曾委托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产）。因而胡适到南京后小心行事， 回避了报界对此事的询问，以北大校长身份，亲自到南京高等法院出示北 平沦陷时期“北大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有增无减”的证明，目的是想减轻 周作人的刑期。
胡适与蒋梦麟两位北大校长为周作人开脱汉奸罪之事立刻被公诸报端， 引起了国人的不满。有化名“迪吉”者写了《胡适之和周作人的藤葛》一文， 列数胡、周关系，嘲弄、责难胡适这位大校长到职后不久，“放下北大校务 尽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务，急急忙忙的替他办证明公文”。“迪吉”的文章说:
曾有蒋梦麟拿前北大校长资格，证明委任周作人在北大保管校产之证 明书一件，替王龙律师添加了不少的辩护力量之外，现在，在审讯之后， 高等法院又接到胡适的证明公文，这，在胡真可说关心朋友到底，而王龙 律师在辩护上，自然更加利上有利了。
“迪吉”责问胡适、蒋梦麟“究竟为了咱们中华民国的北京大学，还是 为人家大日本帝国的北京大学？这中间就大有尺寸了。我们的蒋、胡两先生， 一唱一和，老友知堂自当感激涕零，深铭友道古风因此不堕；但一笔糊涂 账随便乱画，不知有啥个哲学观念作为根据”？
特别是证人同济大学校长董洗凡出示的证据中，说周作人有“地下工 作之功绩”，引出王龙律师对周作人有“地下文化功臣”之辩护，惹出舆论 界大哗，蒋梦麟、胡适等人也因此而遭世人批评。后来经过蒋梦麟、胡适、 沈兼士、陈雪屏、俞平伯、董洗凡等多人的极力开脱和王龙律师的辩护， 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四年” 为十年。
由胡适参与为周作人汉奸案开脱责罪之事，便惹出一些连锁反应。在 押汉奸文人张资平也于1948年3月20日连续致胡适两封信，为自己汉奸 罪开脱辩白，并寄上他的《我之辩明》一文。对此，胡适未能像对待周作 人那样，为之尽心尽力。
五
国民党政府在筹备及召开“国大”的同时，于11月4日、12月20日， 分别同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空中运输协定》， 导致美国军人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1946年12月24日夜，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公然在北平东四街头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晚清 名臣沈葆桢的曾孙女，林则徐的玄外孙女），弓丨起北平学生乃至国人的极大 愤慨。北平学生率先罢课、游行示威，强烈抗议美军的暴行，要求美军撤 出中国。事情发生后，北京大学当局立即电告胡适，要他迅速返校，处理 此事。但由于“国大”尚在进行中，直到30日“国大”闭幕后第三天，胡 适才匆匆飞回北平。在临登飞机前，记者询问他对此事的态度和对学生罢 课游行示威的看法，他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 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 不妥当。”并针对学生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口号说：“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 律问题，而美军撤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 这里胡适有 意将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目的是想借“法律”问题，化解此事造成 的政治影响。
由于胡适以校长的身份，同时也是为了安顿学生的需要，表示对此事 的“愤慨”和对学生“开会游行”的同情，国民党政府便对他施加压力。 12月31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致电胡适：
平市美军污辱女生之事系违警刑事案件，自应听由法律解决。现闻有 人假此鼓动风潮，未免太无意识，贻笑中外，应速设法劝阻，并整饬风纪 为要。
同时，外交部长王世杰来电询问详情。
奸污中国女生案究竟真相如何？有无强奸情形？盼即密示。
第三天，教育部长朱家骅又亲自打来密电，征询此事的实情、沈崇家庭的意见及北平学生的情绪，并要胡适“能先择要电示”。
沈崇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又极力庇护美军，以“有污友邦”为名， 禁止各报刊登此事详情，并将美国士兵皮尔逊转交美国军人法院审判。此 时除北平外，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受共产党地下成员的政治鼓动 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1947年1月4日，国民党教育部再次致电胡适，告 知近日上海、南京因此事引发的学潮，着重强调此案“纯属法律案件，并 非外交问题”要胡适防范有人借机“扩大煽动”，鼓动一场更大的反美行动； 希望胡适“设法抗议，有所表示，以正视听”，“劝导学生严守秩序，安心学业”。 由于胡适12月30日对记者谈话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所以国民党当局对 他这一 “不慎重”的举止表示不满，并从多方面给他施加压力，三令五申， 要他劝导学生，安顿学界。
胡适并不清楚共产党地下成员鼓动反美的实际作用。但学生大规模的 游行示威，与胡适起初对此事的“愤慨”和对学生“开会游行”表示同情 不无关系。但迫于政府压力和由此事导致的混乱局面，他感到事态严重。 为了安顿平津乃至全国学生那种愤怒的情绪和沸腾的社会舆论，胡适向记 者透露自己要以北大校长的身份，亲自出庭作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此案。
在1月6日为沈崇被美军奸污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胡适说：“沈尚 在平，且每日均与校方及其他关系方面保持接触……北大乃以监护人资格， 聘北大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及清华教授蔡枢衡三氏为其法律顾问，从 侧援助。” 1月9日，外长王世杰见报后，对胡适准备出庭作证表示不安，特向他 打来电报：
报载兄对美兵案，准备出庭作证，未知确否？美方刻正羞愤同深，兄 之地位或未便如此。尊意如何？ 1月16日上午，胡适到驻北平之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五团司令部，旁听 美军军事法庭开审皮尔逊奸污沈崇案。18日，他又随同沈父女到美驻华海 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旁听公审皮尔逊。23日，皮尔逊强奸罪已成定局， 胡适对记者谈话时称：“本人于本月6日对各位（本外埠新闻界）表示，即 有信心，相信美军法庭可有公正判决，至此皮被判强奸已遂罪，以证明本 人之信心，此案判决极为公正。”2月1日，即1947年旧历年春节，美国军人法院在北平最后审判沈崇 案件，胡适出于他一向对“保护人权”信念的“坚持”和安顿学潮的需要， 不顾外长王世杰和其他友人的劝阻，坚持出庭作证，并对劝阻的人说：“谁 没有女儿？ ”结果由于国民党袒护美方，和美军的自我遮丑，在美军单方 面处理的情况下，皮尔逊于这年8月，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而 胡适10月27日在上海就此事对记者谈话时，却回避这个问题的实质，含 混其词，半推半就地说“美国法律重证据，一个人在没有成立犯罪证据以前， 认为是无罪的。这是美国的司法精神。……这件案子很复杂，还牵涉到法 律的观点问题。……美国法庭否决华北美军法庭的原判并不新奇。迫于国 民党政府的压力和美国的势力，胡适屈从了，最后仍将此严重的政治问题 简单地归结为法律问题。
六
1947年，是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以致国共两大阵营分庭抗礼，内战全 面爆发的一年。历史到了一个紧要的转折关头。“山雨欲来风满楼”，动荡 不安的政治时局，使作为学者和北大校长的胡适也不得安宁。为了维系摇 摇欲坠的蒋家王朝，蒋介石于1月15日、24日分别约见傅斯年、王世杰， 就自己想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一事征询意见。
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将蒋介石谈话的内容告诉他。傅不同意胡 适加入政府，并将自己的六条意见提供给他。其中有“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 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一说，是傅斯年和他的老师多年来的“心理共同体”。 傅斯年的六条意见是：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意见，我可 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 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 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政府今日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 饰一下子。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其他院长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学士，对宋 尚无决心，其他实看不出光明来。
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又假如司法院长是章行严（杜月笙之秘书），岂不糟极！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 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今日斗争尖锐强烈化，如《独立评论》之 Free lance「[自由作家]，亦不了也。
接着胡适复傅斯年信，初步表明了他对此事的态度：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主席的厚意， 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一我们在野一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 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 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一用一 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显然，胡适坚持“在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蒋介石政府，作为 政府之外的一种力量来为其“帮忙”“说话”。这是胡适一向自我标榜“无 党无派”“独立精神”的实质。
2月20日，傅斯年回胡适信，说蒋介石“老调仍弹”，坚持要他加入政 府。因而傅斯年劝他3月份到上海、南京开会时，“会完即走”，不要逗留， 免得多出一些事来：
曰前在蒋先生处，座中有布雷，老调仍弹。我便解释来信之旨（来信转去， 一字未改）：一、于事无济，于己有损，其损亦国家之失也。二、要国民党 自己振作，拿出人来；又加一层意思：我辈二三十年教授，不复可以治事， 云云。仍不以为了，说“撑面子，要如此”，倒是真话真意（上三字，非下三字）; 又说盼先生可早来，云云。由于傅斯年看透了蒋介石要胡适加入政府只是“撑面子”，故劝阻胡 适，同时责备老师要来南京开会之事：“弄这些鬼会干什么？荒山书院要人 耕也。”并向胡适再进一步出主意：“责备政府不可忘共党暴行，责共党不 可忘政府失败，此谓左右开弓，焉得尽此两极败类而坑之哉？ ” 傅斯年信中的最后一句话，可谓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立 场和态度。
2月22日，胡适又致信外交部长王世杰，重述自己不愿加入政府的理由：
今曰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 国府委员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
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当曰北大同人要孟邻（按：梦麟）辞 去北大校长，是根据孟邻自定的《大学组织法》。我决不能解释国府委员不 是官而兼北大校长。
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 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仁，亦对不住自己。
但是，蒋介石对他仍纠缠不放。3月5日，蒋亲自给他写信，陈说“改 组后国民政府委员会为集议决策机关，并无行政烦琐工作，其职权大于参 政会而性质则相同”，劝他体念“时局之艰难”和蒋的苦心，加入政府：
曰前雪艇兄返京，极称先生坚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 协助政府，闻之心感。惟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为集议决策机关，并无 行政烦琐工作，其职权大于参政会而性质则相同，且系过渡时期机构，为 期不过数月。倘先生并此而不参加，岂惟政府决定政策之最高机构失一重 大助力，社会且将致疑于政府革新政治之诚意。用敢重违尊意，推定先生 为国府委员。倘因时间匆促，不及于发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体念时 局之艰难，务请惠予谅察，是为至荷。
3月6日，胡适飞往上海参加“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后又转南京参加“中 基会”。其间两次被蒋介石召见。据3月13日日记中所示：
我申说我的意见，请他不要逼我加入政府。他说，你看我的信没有？ 是托何市长转交的。我说，没有。他最后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我决不会勉强你。我听了，很高兴。出来对孟真说：“放学了！”
在这里，蒋介石当面向胡适表明了是因为国家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 才借重胡适的牌子，目的是笼络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防后院失火； 另一方面是为了取悦美国朝野，以争取美援。
由于胡适不愿加入政府，蒋介石在第一次召见之后，又让王世杰、陈 布雷出面劝说，自以为“放学了”的胡适，又在18日受到蒋介石的第二次 召见，据日记所示：
蒋先生约谈，他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二次，我不必常到会， 可以兼北大事。我对他说，现在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 把翁文灏、张嘉缴、蒋廷黻、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黻除外） 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他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 我考虑国府委员的事。
在蒋的劝说下，他“不加入政府”的决心有些动摇。28日，傅斯年同 时打来电报和写信，对老师不听劝阻，南京逗留并在蒋介石的纠缠下动摇 了“不加入政府”的决心（23日胡适致信傅斯年，诉说见蒋介石的情形）， 颇有责备之辞。他极力劝说胡适打消“出山”念头，一说“参政会决不与 国府委员会同”，要他不要相信“国府”为“最高决策机关”的“欺人之 说”；二说政府并无改革政治之诚意。并以嘲弄的口气对待此事，说蒋介石 这样“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尤其是傅斯年以北大校事来劝 告胡适，令胡适心服“此时先生急来电托雪艇转上，谓北大同仁坚决反对， 不能为孟邻先生之续，故如发表，恕不奉命。如为此影响到北京大学，则 以此等名节之事而影响北大，爱北大者一即爱北大之精神者一决不因 此责备先生。”同时傅还以北大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试想先生答应了， 北大如何办下去？兼着，像怎样样子？不兼，谁来？我决不来，孟邻先生来， 后果可想(我想他也不来）。北大如此渴望先生，先生决不应使之再遭患难。” 最后还告诉胡适说，王世杰、陈布雷都不愿让他加入“国府”。
胡适此时受到了傅斯年如此着实的劝说，尤其北大之事和王世杰、陈 布雷虽出面劝他加入“国府”，但只是“奉命”而已，并非真心。他最后坚 定了不参加政府的决心，遂电复蒋介石：
在京两次进谒，已力陈适不能参加政府之苦衷，北归后始得读公三月 五曰手示，极感厚意，但反复考量，并曾与北大主要同事商谈，终觉适不 应参加国府委员会。府委是特任官，决不应兼任大学校长，况此是最高决 策机关，尤须常川专任。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 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 亦甚非国家之福。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 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棉[绵]力。迫切陈辞，务恳鉴察原宥。
与之同时，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长饶毓泰、秘书长郑天挺联 名致电朱家骅，力言“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今 日大局不安，教育界往往为不安之主因，适之先生在北大，对整个教育界 之安定力量异常重大”。朱家骅以稳定北方教育大局为重之由，亲自向蒋 介石极力陈词，不可使胡适脱离北大。但蒋介石仍不愿放过他，又以“国 家绝对需要相助”为由要胡适“再加考虑”。时隔半月，蒋介石见胡适确已 下决心要留在政府外边效力，不能勉强从命，乃打消拉胡适入国府的念头， 并致电胡适：
此次尊重兄意，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 群望也。国事艰虞未已，尚盼时赐管见，观测匡其不逮为幸。于是，此事才算了结。
七
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每个时期的统治者，都视学潮为一大忌讳之事。因为学潮涌起带来的诸多政治、社会问题，常是不好收拾的。单就学 潮本身也是很难对付的。自“五四”之后，北京的“三一八” “一二?九”、 昆明的“一二?一”，谁置身处理，都是一件棘手之事，常常是出力不讨 好，左右不是。当年“五四”大学潮运动的头面人物傅斯年做北大代校长， 曾参与处理昆明“一二?一”学潮，当时便遭到友人嘲笑：“请看剃头者， 人亦剃其头。”对于抗战后的学潮风起，傅斯年有他自己的看法。自昆明 “一二?一”学潮之后，傅斯年于1946年8月4日在北平《经世日报》上 发表了《漫谈办学》一文。他指出：“五四与今天的学潮大不同。五四全是 自动的……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现在可就不然了。某 处（按：指延安）广播一下，说要求美军撤退，过了几天，学生便要求美 军撤退，请问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样的学生运动，我是很不愿意 它和五四相提并论的。我们不当禁止青年政治运动，但学校应该是个学校， 应该有书可读，若弄得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岂不失了学校存在的意义？ 青年人多是不成年的人，利用他们，岂不是等于用童工？ ”傅斯年一言道破， 抗战胜利后的学潮，的确多有共产党插手组织，但国民党政府腐败，却也 成为学潮风起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在以后夺得政权，一向也不 忌讳，自“一二?九”始，多种场合都承认学潮是他们领导的，并且把学 潮当成共产党人搞乱国民党政府后院的第二战场，成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 政府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并由此引发罢工、罢市等大规模的内乱，使国 民党政府难于应付。以至于近年来有所谓“沈崇事件”也是共产党北京地 下组织导演之说。
1947年5月3日晚，胡适出席北大学生为纪念五四而举行的晚会，并 讲演《五四后新思潮运动的意义》，次日，他出席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 在讲话中称道蔡元培把一个旧式大学改造成一个新的大学，主要是由于： 第一，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精神；第二，不独揽大权。并称赞北大精神是“自 由与容忍”。
也就在五四这一天，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纪念论文《五四 的第二十八周年》。指 出“五四不是一个孤立 事件。五四之前，有蔡 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 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 的《新青年》《新潮》《每 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 革命、思想自由、政治 民主的运动。五四之后，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 预的新文艺运动，和各 种新的政治运动”。这被 孙中山概括为“新文化 运动”。且承认“此种新 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胡适 最后进一步强调五四运动造成“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 久的历史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
五四，在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情结。
五四，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面历史之鉴。
同时，五四在后来几代人心目中播下一颗颗民主、自由的种子，成了 一个感情与社会责任感发散的契机。
面对内战和崩溃的经济，1947年5月4日，上海各高校学生借纪念“五四”之机举行了以反内战、反饥饿为主旨的示威游行。这一学潮迅速扩延到南京、 北平、沈阳等地。对此，胡适亲拟布告，安顿学生，并在5月16日校临时 行政会议上通过。他对同学们的举动表示同情，表示要尽力解决物价飞涨 给学生带来的实际生计困难，同时又以调和的态度，告诫学生说“至于同 学们对现实政治自由发表意见，我们当然不反对，但政治问题都是很复杂的， 都不是短时期能解决的，更不是学生罢课所能立刻收效的。所以我们很诚 恳的希望同学们郑重考虑，切不可以牺牲学业方式，作政治要求。” 5月18 日，针对各地方风起云涌般的“学潮”和工人罢工，蒋介石政府颁布了所 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国民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 及游行示威，尤其是说当前的学潮“是共产党直接间接策动”的违法乱纪 行为，授权地方政府，对违令者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临时 办法”颁布的当天，北平学生便在街头讲演，反对国民党这一独裁、专制 政策，并于20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北大学生为这次北平学 潮之主力，并在北大四周设置街垒等障碍物与军警发生冲突。对此，北平 当局和北大校长胡适都忙得焦头烂额。尤其是胡适对蒋介石授意的“临时 办法”表示不满。他在5月19日对记者谈话时说，蒋介石的文告“不很公道”， 当局对学生的态度“有些感情的成分”。后因北平当局作出让步，即所谓的“疏 导政治”，学生才得以复课。事后，胡适致信他的学生，北平市长何思源和 对记者谈话，对市当局“爱护学生表示感谢”。
对这次学潮，胡适并不是完全反对，他在北平行辕新闻处5月31日的 星期六定例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政府应该采取“疏导政治”，让学生们的“烦 闷感情有所表现，公诸社会和全世界”，使他们在“感情发泄表现以后，自 然回复到学业上”。同时，他坚持对学潮的一贯看法：
我认为青年对政治的表示，不可完全抹杀。对学潮应有一个历史的看法，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政治不能满意时，同时没有合法有力的机关可以使 这不满意得到有效的改革，这个事情总落在受教育的青年身上，也就是学生身上。汉宋的太学生谈政治，与赢台最有关系的戊戌政变，也与学生有关。同时指出，“在国外，自有巴黎大学，千余年来，凡有革新运动，总是 有青年。1848年全欧（包括英国）的政治运动，亚洲方面印度、朝鲜的独 立运动，仍然有学生”。而“现在学生对政治不满意，感觉生活压迫，推敲 理论，见仁见智，至少承认有烦闷的理由，有不满意的理由”。
6月2日，胡适收到北大工学院机械系学生邓世华的来信，邓在信中除 对时局表示不满外，还说自己在苦闷中“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念头”。他除 了骂国共两党外，在绝望中还向胡适提了七个问题，请胡适答复。胡适当 即给邓世华复信，劝邓不要悲观，并用易卜生的一句话：“眼前第一大事是 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同时，胡适还针对邓世华对 蒋介石等人的憎恨、咒骂，回答道：“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 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 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 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 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复了邓世华信之后，胡适感到邓的问题在青年人中十分普遍，于是在 复邓信内容的基础上写了《青年人的苦闷》一文，仍以“青年导师”自居， 想引导青年“反省”。他说“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 不够的当然结果”，从而导致“我们事事不如人”。同时又说“苦闷失望” 不仅是青年人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前几年太乐观了”。 所以他搬出抗战前那套“改良主义”的理论来教导青年人：“悲观是不能救 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 不能救国的。”要恢复和兴盛我们民族的元气，“只有努力工作一条窄路， 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他重复20多年前他最爱引用的易卜生劝导青年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 铸造成器！”而他自己也忙中偷闲，只灯孤影，不知疲倦地伏案研究《水经注》。
对于校勘《水经注》之事，胡适在致张元济信中自云：“在此天翻地覆 之日，我乃作此小校勘，念之不禁自笑，此真所谓天下愈乱，吾心愈治。” 对此，张元济唱和“正惟斯人有治之心，故能救天下之乱，否则与之俱乱， 不知伊于胡底矣。” 胡适的这种精神和行为，恰如他1934年6月发表的《赠 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张扬的科学家巴斯德，又如战乱中的歌德。
接着胡适为北平中央电台写了《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的广播稿，指 出当今世界文化共同的理想目标：
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 自由的独立的人格。
并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 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同时认为“俄国的大革命， 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 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 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它。结果是三十年很残 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 。这时，胡 适在轰轰隆隆的内战炮声中，仍声嘶力竭地呼吁“民主政治”，虽然也感到 无力，但他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底线。不久，他又发表了《我 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在上篇广播稿的基础上进一步高喊“自由民主”，并重申自己所“偏袒”的自由、民主潮流，因为“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 步的基本条件。
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 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
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 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
最后，胡适把矛头直接指向苏联的社会制度，说它是“专制集团”用“暴 力压制大多数人民”。在搏击着的血与火的中国社会现实中，他劝告国人在 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一“只有 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 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但是“自由”是什么，“民主政治”是什么，怎么实现，这在胡适也是一个 未知数。他这里不过是空喊几句口号。
面对飞涨的物价，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无法安定，作为一校之长，他 也知这样下去会生出什么事端来。9月21日，他致电南京教育部，说平津 物价高涨不下，教职员生活贫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配给实物，请按实 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 。
经过几次学潮之后，国民党政府对学生真是又怕又恨，“深虑各走极端 会演成极大的悲剧”。10月初，浙江大学因国民党军警特务残害学生而罢课 游行示威；北京大学因学生在街头募捐时被捕而罢课，并影响到整个北平 学界；加上自10月份以来，国民党防范学生“闹事”，以“共党嫌疑分子” 为名，非法逮捕了北大、燕京、清华几所大学的学生，使北平学生感到自己是在“迫害中过着日子”，从而酿成了一场“正义的保障人权的运动”。
10月10日下午，北大学生100余人，为声援被捕的同学，包围了胡适 的寓所，要求他出面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放人。他对包围的学生说“似此聚 众要求，系属非法行为，无论包围若干时间，我决不讲一句话，亦不接见 任何学生代表。”后来学生作出让步，主动退去，只派7人代表，他才出面 接见，并向学生代表说“学校当局对于被捕学生能保释者已保释，不能保 释者可能请逮捕机关予以优待，审讯时供给辩护人或法律顾问而已。”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和北平学生对“胡适校长”的期望，他又只好 放下手中的《水经注》，四处奔走交涉，保释学生，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 北平学潮方告平息。
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带给人们喜悦之外，还有一份忧患之感，那便是 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的一枚原子弹，留给每一个爱好和平者心理 上的阴影。因此，战后发展核科学，是科学家乃至每一个大学校长都认识 到的大事。核科学成为现代国防工业一个强有力的支柱产业。
就在胡适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学生饶毓泰致信，荐举一批 人才，请胡适聘为北大教授。其中有张文裕、彭桓武、马仕俊、张宗燧、 马祖圣、李作浩、李仲揆（四光）、汪敬熙、钱学森、郭永怀，黄昆等。随 之饶又接连致信，力劝胡适聘尚在美国的年轻科学家钱学森为北大工学院 长，以加强北大现代工业应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由于饶的力荐，胡适决 定聘钱学森为北大工学院院长。
由于钱学森在美国现代系统工程学、核科学领域的重大影响，且出于 核科学的保密考虑，美方力阻钱回国任职，对此，饶毓泰致信胡适，对钱 一二年内不能回国表示失望，但仍希望钱能答应负起工学院的重任。为表示北京大学的诚意，饶向胡适建议，工学院可推迟至1947年秋开办，以待 钱归来主持。
钱学森未能及时归来，饶毓泰在1946年3月3日，又致信在美的胡 适，谈北大物理系今后应趋重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和应用，以为国家之建设。 要求胡适亲自出面见美国总统，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谋求援助。因为此时， 在美的钱学森等大批科学家，因身居要位，且有国际影响，美方并不肯轻 易放人。
召唤人才回国服务是必要的，但国内教育、文化界的现实，因胡适去 国9年，已近生疏，朋友多致信向他反映。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法学家周 鲠生致信，痛说国内政治的介入，使教育行政退化，学校衙门化。希望胡 适回国后能领导大学校长们，合力向政府建议作一彻底改革。认为这不但 是为学术维持尊严，也是为学术教育的进展，有绝对的必要。
尽管胡适对国内现状并不熟悉，但他却抱有一向的乐观态度。1946年 7月回到上海后，在20日上海各大学校长及文化教育界名流为他举行的欢 迎茶会上，他谈了自己对国内现实的看法，认为我们要再吃5年或者10年 的苦，“我们文化界、教育界应当在这五年十年之间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 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们自己先就悲观，觉得世事不可为，那么国事真 更将令人悲观，令人觉得不可为了。” 北大复校之后，内战却打起来了。胡适出于对现代核科学的重视，于 1947年7、8月间，亲自致信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提议要在北 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核物理学 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发展国防工业之用。请求白、 陈两人转告蒋介石，从国防科研费中抽出美金50万在北大开设原子物理研 究中心，并很有把握地说，钱三强、何泽惠（女）、袁家骝、吴健雄（女)、 胡宁、张文裕、张宗燧、马仕俊、吴大猷等人皆已允来北大。这批学者此 时都在国外，出于爱国之心，都愿回来报效祖国，且不少都是胡适的学生。
胡适的这一建议，虽然是出于 对现代军事科学清醒的认识， 但他却忽视了中国残酷的现实。 因为此时，中共正迅速壮大， 欲与国民党在军事上抗衡，乃 至取而代之。蒋介石政府也正 穷兵黩武，忙于“消灭共军”， 哪有工夫和财力去发展这项短 时期内难以见效的现代军事工 业！
同时，海外一批学者答应 胡适愿回北大，但这只是一个 预支。因为国内内战的现实是 海外不少学子都必须正视的。 这便是8月17日吴大猷致信 北大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教务 长郑华炽时所说的：去年去英 已与张宗燧商得其应北大之约。目前同张文裕夫妇谈，彼二人尚无意回国。 海外学子多不愿归国，其原因：（1)在美易找到工作；（2)在外国工作较 在国内为便；（3)国内生活艰苦，科研条件差，政治无望。
鉴于这种国内欲发展科学教育而又缺少必要的政治、财力乃至计划管 理措施等问题，8月26日，胡适飞抵南京，在筹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选举之事外，晋见蒋介石，提出发展科学教育十年计划，并以此作为宪法 专章中“教育文化”的具体实施。随之，胡适向上海、北平的记者发表谈话， 说此次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的建议，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主张 在今后十年之内，先五年，政府应集中精力发展五所大学：北大、清华、 中大、武大、浙大；而暂不可能对全国各高校平均投资。第二，反对国家 花大宗外汇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认为此举不啻否认了自己在学术上的独立地位，主张用这笔钱来发展国内的大学。这样，既可提高各大学研究院的 尊严，又可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让国内有条件的大学自己担负起授 予博士学位的责任。
胡适回到北平，根据上月晋见蒋介石的建议，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写成 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他认为在中国要争取学术独立，必须具备 四个条件：
(一）世界现代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 不必向国外去寻求。
(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和师资良好的地方， 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
(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如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 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 国家寻求得解决。
(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各国 的学人与研究机构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展的责任。
而就具体的计划，胡适则提议：
(一）政府应该下大决心，在十年之内，不再添设大学或独立学院。
(二）本年宪法生效之后，政府必须严格实行宪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 定。……(三）政府应该有一个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分两期施行。
(四）在第一个五年里，挑选五个大学，用最大的力量培植他们，特别 发展他们的研究所，使他们能在已有的基础之上，在短期间内，发展成现 代学术的重要中心。
(五）在第二个五年里，继续培植前期五个大学之外，再挑选五个大学， 用同样的力量培植他们，特别是发展他们的研究所，使他们在短期内发展 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中心。
(六）在这十年里，对于其余的四十多个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政府应 该充分增加他们的经费，扩充他们的设备，使他们有继续整顿发展的机会， 使他们成为各地最好的大学。……(七）在选择每一期的五个大学之中，私立的学校与国立的学校应该有 同样被挑选的机会，选择的标准应该注重人才、设备、研究成绩。
(八）这个十年计划应该包括整个大学教育制度的革新，也应包括“大学” 的观念的根本改换。 胡适关于两个时段各重点扶植五所大学的想法，在当时的内战中根本 无法实现。他的这一愿望直到20世纪末，才在共产党新政权改革开放20 年后的教育体制下作为“九八五”尝试。这二者的时差是51年。
所谓大学观念的改换，胡适特别强调要在高等教育中“多多减除行政 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使得高等教育在改革中， 向研究院的方向发展。
“经”是好的，遗憾的就是没法“念”。胡适这片想靠科学、教育救国 的苦心，在这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也只能枉费了。他从良知和职业责任 感上，在为这个民族科学、教育的发展，为学术独立、自由而作“白日梦”。 炮声把梦惊醒之后，也许会痛苦，也一定会痛苦。但总比无梦的浑浑噩噩 要有意义。而在这种科学、教育救国的良策中，也渗透着胡适作为自由主 义思想家的自由精神。
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还体现在对郭沫若当选院士这一重大事件上。这 里引述1947年10月17日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名义列席院士评 议会的夏鼐的日记为证据，其中涉及朱家骅、萨本栋、吴有训（正之)、巫宝三、陶孟和、胡适及夏鼐本人等多位与会者的意见：
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 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 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 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 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 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 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 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 [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 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 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 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 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
正是这种由胡适主导的“以学术立场为主”院士选举方案，郭沫若等 才可能当选。这也正是民国学术的基本尊严。
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发布的公告所示：
本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大会依法选定院士，数理组二十八人，生物 组二十五人，人文组二十八人，并经于卅七年四月一日公告。
数理组：二十八人
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 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 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锺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生物组：二十五人 王家楫、伍献文、贝时 璋、秉志、陈桢、童第周、 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 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 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 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 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 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 叔群人文组：二十八人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 彤、冯友兰、余嘉锡、胡 适、张元济、杨树达、柳 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 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 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 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 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 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 孟和其中人文组的二十八人，文、史、哲、考古、美术史的人选多在傅斯年、胡适的意料之中，也多是他们师徒两人决定的候 选人。
胡适在对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投以极大热情的同时，还对当时中学教 育中存有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鉴于近年来中学教育方面太趋于 整齐划一，使得教学过程中缺乏新的试验和精神，中学课程太繁重，太注 重书本，缺乏方法、工具的训练，国算成绩太差等情况，强调中学教育应 采取新教学法，运用活的语言文字表情达意，以全副力量转换国文教学的 目标。
百忙之中，他还顾及母校中国公学，并致信上海《申报》社社长潘公展， 建议他在上海“发起为中国公学募捐的球赛一次或两次，以其收入净余为 清偿中公欠债三亿元之用”。并表示自己“欲写字若干幅，赠与参加球赛的 队员与执事人，以酬其盛事”。
一个自由主义学人的美好理想近于天真，他的美梦也只能是一种自我 慰藉。因为残酷的现实告诉他：当他主事北大时，教育部长朱家骅答应追 加北大五亿元复员费和蒋介石在1947年11月亲自致电向他表示对北大申 请的建筑设备费，将给予特别照顾，从宽拨给，均无法兑现。甚至连“教 育文化”列为宪法专章也是一句空话。致使北大教职员工正在暴涨的物价下， 为生计（面粉）而罢教、罢工。
九
华盛顿当局，见蒋介石政府前线失利，后方危机，深怕大批援助“付 诸东流”，毫无收益。美国朝野之中不少胡适的朋友，此时便想抬出胡适， 扶植傀儡。11月7日，外交部长王世杰自美、日访问归来便致信胡适，诉 说“在美之时，许多美国人均以不识兄之近状为念，并谓中国政府竟令兄 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先生之受冤，类此者 亦多矣” 。劝胡适出访日本，一可“充分了解日本情形与美国作法”，二可 使美国方面了解胡适近况。王世杰还将美国朝野对胡适的期望和意图告诉 了蒋介石。蒋为了求得美国之物质援助，挽救败局，原则上同意胡适出任 行政院院长，做总统候选人，或再度出任驻美大使，并要王世杰出面劝说 胡适就范。
12月12日，胡适到南京出席“中基会”董事会。当晚，他去王世杰家 中拜访，王世杰让胡适去美国走一趟，对此，胡适日记中记有“这是出我 意外的提议。他说，国家需要我去。我说，我老了，十年的差别，如今不 比从前了。我说，如对日本和会在华盛顿开，我可以充一个团员。但大使 是不敢做的了。” 14日，胡适拜会老朋友陈光甫，方知要他去美国之提议， “光甫也是一个建议的人”。次日，胡适与李惟果、陶希圣同到卢吉忱家吃饭，他们问胡适当前对美国人作宣传，应如何办？胡适回答说：“把这次立法院 选举好好的办，把总统选举好好的办，都是最好的宣传。” ?16日，蒋介石单 独请胡适吃饭，力劝胡适再去美国做大使。胡适虽然见蒋介石的“意思很 诚恳”，但又不敢当面答应，“只允考虑”。
由于胡适对陶希圣等蒋介石的幕僚曾谈及以选好总统取悦美国人之事， 虽说这话为一单纯的对国事的关心，而听者却别有心思，并报告了蒋介石。 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便命令外长王世杰于16日夜找胡适长谈，希望他改 行从政，或出任行政院长，或参加总统竞选。
17日，王世杰致信胡适：“昨晚所谈之事，当俟兄返平细细考虑再定， 惟盼数日内能酌示耳。”
平时主张做“诤友”、不干政治的胡适，行政院院长及总统候选人的大 事落到他头上，实在也使他有点眼热、心跳。此事甚为重大，使他陷入焦 虑不安之中，接连几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17日离开南京时，他留给王 世杰一封信，诉说此时进退两难之处境，尤其是改行的苦衷：“第一，我受 命办一个学校，不满一年半，未有成绩，就半途改辙，实在有点对不住自己， 对不住国家。在道义上，此举实有不良的影响。第二，我今年五十七岁了， 余生有限，此时改业，便是永远抛弃三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了。我曾细想， 我的永远改业，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的一大损失，有所不忍，亦有所不敢。 第三，我自从1942年9月以来，决心埋头治学，日夜不懈，总想恢复我中 断五年的做学问的能力。此时完全抛下，而另担负我整整五年中没有留意 的政治外交事业，是用其所短而弃其所长，为己为国，都无益处。其实在 他心里还有一重苦恼，即在这扑朔迷离的政治漩涡里，在纵横捭阖、翻云 覆雨的党争中，他一介书生又如何应付得了。
回到北平，胡适因数日焦虑失眠导致心脏病复发。医生给他服以镇静药， 并要他“坚持静卧”，北大校中事务交秘书长郑天挺代管。郑于24日同时致电、致信王世杰，报告胡适视“改行”从政一事尤重，焦虑失眠并发两次心脏 警告，并建议王世杰说，胡适留在北平，“安定人心”一层，关系极大，北 方人的普遍心理，实际上是“隐倚之为长城”。若胡适离去，“不问继之者 谁属，在心理上，无形中将少一精神的维系”。
王世杰收到胡适离去时留下的信和郑天挺的电文后，又晋见蒋介石。 两人密谋后，王世杰便致信胡适，道出胡适最“担心之事”一如任行政院长， “则必为责任心所压迫，不肯节制种种酬应”，并向胡适说明“昨已将尊意 及鄙见向介公详陈，已邀谅解，乞释念”。对此，胡适在日记中记有“十分 高兴”一语。但他根本不知道这是蒋介石设的一个欲擒故纵的骗局。
蒋介石见王世杰的劝说使胡适虽未答应，但也为之动心，于是就和王 世杰商量，先通过报纸造出让胡适做总统候选人的舆论，然后再拉他就范。
国民党政府将于1948年3月召开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并竞选总统。 在此之前几个月，已就总统候选人一事闹得满城风雨。
1948年1月上旬，胡适见报纸上登出李宗仁愿做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 后十分高兴，于11日致信李宗仁，对其参加竞选表示赞赏和支持。恰好13 日北平《新生报》登载了南京通讯《假如蒋主席不参加竞选，谁能当选第 一任大总统》，其中有胡适的名字。于是李宗仁便在14日回胡适信中，劝 他也来参加大总统竞选，才能体现出民主精神，并说，“参加的候选人除了 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
胡适之所以被舆论界公认为总统候选人，除了美国人的作用外，则是 蒋介石设置的阴谋和骗局。早在1947年底国民党筹备行宪国大之时，美国 人见蒋介石既不是共军的对手，也不是俯首听命的奴才一靠不住，便想 在华扶植“第三种势力”，美驻华大使便怂恿胡适出来参加总统竞选。1948 年3月10日，即“国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美国对 华政策问题发表谈话，表示希望“自由主义分子”将被容纳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并声称“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愿意在中国政府或任何其他地方的 政府中有任何共产党人”。这是美国最高当局公开向蒋介石政府施加的压 力，以支持和促成胡适参加总统竞选。面对政府之中“桂系”李宗仁势力 的强大竞争，和美方对自己的不信任并抬出“第三种势力”，蒋介石将计就计， 设置了公开让胡适做总统候选人的骗局。
3月中旬，胡适到南京。先参加24、25日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并被 当选为人文组组长，接着参加29日开幕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天又做“国 大”第一次预备会议的大会主席，主持讨论大会主席团的选举办法。30日 早上，蒋介石约见外长王世杰，说自己不愿当选总统，但愿担任行政院长。 因为现行宪法之下，自己如担任总统，将会受到过大的束缚，不如当握实 权的行政院长。但又不愿总统落入除胡适之外其他人之手，他便要王世杰 出面请胡适做候选人。王世杰于当天下午驱车找到胡适下榻的鸡鸣寺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楼上。因宾客盈门，王世杰便带胡适到中山陵旁的 草地上，两人坐定之后，才把蒋介石的意图告诉给胡适。
对此事，胡适很有些热心。他想做一个不管事的总统，一切由蒋介石 负责，但觉得自己身体不甚健康，且怕自己的性格与蒋的性格不能充分协调， 一时举棋不定，请求王世杰允许他考虑之后再作答复。
当晚胡适日记中记有：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万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 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 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3月31日早上，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了与胡适密谈的经过。蒋要王世 杰力促胡适鼓足勇气，接受此事。午后，王世杰遵蒋之意与周鲠生再找胡 适面谈，胡适仍未作出决定。他说自己不敢接受，是因为“真没有自信心”。 直到晚上8时一刻，王世杰来找胡适讨回信，胡适答应了，并表示此事让 蒋介石决定，自己愿接受蒋的意见：
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 大的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 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蒋介石得知胡适答应做总统候选人后，十分坦然，知道胡适已上了自 己的圈套。但胡适第二天又有些反悔，晚上又找王世杰，说自己仔细想过， 最后还是决定不干：“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 天的接受。”:2)对此，王世杰、蒋介石不再予以理睬，因为此事是不容有戏言的。
4月3日夜蒋约见胡适，向胡适表示自己要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 体会议上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并说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行政实权在 行政院，自己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胡适，自己做行 政院长；否则，两人交换，胡适任行政院长，自己做总统。
4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讨论总统是否 由国民党提出候选人，或是由党员个人自由竞选，蒋介石在会上先发制人， 声明自己决不参加总统竞选，但总统应由本党就党外人士提出候选人，副 总统可由国民党党员自己自由竞选。言外之意表明他是公开支持胡适竞选 总统的。结果此案提出，除胡适的好友吴敬恒、学生罗家伦两人同意外， 其余中央委员都坚决主张蒋介石必须为总统候选人，不同意党外胡适之辈参加竞选总统。此时，蒋介石的目的已达到，便匆匆了结了这一骗局。
对此，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有：
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 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具备五种条件:（1) 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 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他始终没 有说出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我。
这个会上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
4月5日，国内外记者报道了蒋介石不愿意当总统候选人，有意让给 胡适，而中央委员拒之的消息。蒋介石目的已达到，便让王世杰转告胡适， 说自己的计划因中央委员反对而无法实现，从而安抚胡适，了结这一骗局。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上自记所感曰：“此心歉惶，不知所止，此为一生中对 人最抱歉之一事也。”内心十分讨厌胡适的蒋介石为什么此时会感到“抱歉” 呢？是因为他设的这个骗局太简单、太容易就达到自己胜算的目的了。等 于快速将胡适和李宗仁耍弄一把。面对这个骗局，胡适感到由于国民党党 内的反对，他自己却“得救了”。同时，王世杰来看胡适，“代蒋公说明他 的歉意”。于是，胡适便在6日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连日外间有关于 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 8日晚，蒋介石约胡适到官邸吃饭，蒋介石当面向胡适致歉意。据日记 所示：
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他再三表示要我组织政党，我对他说，我不配组党。
我向他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
而胡适却仍以他自由主义者的政见，来看待这件事。
蒋介石让胡适任总统候选人的用意，胡适当时心里也较清醒（他只想 从中缓和“蒋桂”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的目 的有三：一是安抚一下美国朝野人士的心，缓解美方舆论；二是欲擒故纵， 测试一下异己力量和自己的声威；三是拿胡适做挡箭牌，压倒自己的竞争 对手、政敌李宗仁，既不使总统落入李手，也不让李任行政院长，以致组 阁。因为他断定这样借“宪法”之名可以说服胡适，造成自己让胡适做总 统的舆论，同时朝野上下的军、政、财等亲蒋势力也不会同意他让掉总统， 而使一介书生胡适得志，从而形成朝野军政要员不同意胡适做总统的事实， 遮人耳目。法为人定，一部所谓的“宪法”，岂能束缚住蒋的独断专行！结 果蒋介石如愿以偿，稳操竞选总统的胜券。
三月一觉总统梦，胡适“梦”中醒来，如释重负，又偷开会的空闲， 开始他的《水经注》研究。
接着，由国民大会代表吴敬恒、于右任、张伯苓、胡适等200人发起 签署提名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的非官方议案，于16日公布。三天后， 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蒋介石握稳总统大权后，便 极力活动，想挤掉李宗仁，让“阿斗”孙科任副总统。对此，国民政府内 部产生较大分歧，并加剧了派系矛盾，致使副总统候选人程潜、李宗仁暗 中活动，为自己拉选票。蒋介石见势不妙，忙指示主席团决议由4月25日 大会决定“推胡适、于斌、曾宝荪、陈启天、孙亚夫五位代表劝请三位副 总统候选人继续竞选”。结果，不以蒋介石的意志为转移，李宗仁“贿选”成功，孙科以116票之差（李宗仁1156票、孙科1040票）败北。一出所 谓的行宪民主竞选闹剧就此收场。
事后，胡适收到金陵大学教授，“中华三育研究社”成员苏醒之4月20 日的来信，告知在总统竞选过程中，“为推动民主思潮，就本社中大学生及 中西教授（美人八家）五百余位来一次选举测验，这个结果有关校长，谨 报告如下”：
大总统胡适之得票370票
蒋中正130票
居正6票
副总统于右任251票
李宗仁120票
孙哲生115票
莫德惠100票
这本是个民意测验，但从中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胡适的奢望， 及对时局的关注。同时，苏醒之还向胡适提出有关政治改革、社会改良、 振兴教育等12条主张。
十
作为北京大学校长，同时又想不废弛学术研究，此时胡适的确无力经 营组党、办报等事。在不加入政府、不组党、不办报刊的情况下，他的自 由主义思想只好通过言论来发散，并于1948年9月由六艺书局结集出版《胡 适的时论》一书。作为中国无党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强音，一种 精神象征，他在政治经济上主张自由政治、经济改革，并倾向于蒋介石及 国民党政府的改良，向“好政府”走。自美回国的两年多时间里，除却与 官方在重大政治事件上接触，并施加相应的政治影响外，其民间性自由主义活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扶植、支持自由主义刊物、组织民间自由 主义机构、发表自由主义时论。
1946年1月，在美国朝野及苏联斯大林的干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 继“重庆谈判”之后，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及国共 之外民主运动高涨的现实，蒋介石在政协开幕词中不得不宣布国民党对国 事的四点承诺：一、人民之自由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 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二、政党的合法地位；三、实 行普选；四、释放政治犯。尽管这种承诺很快被收回并代之以更加严厉的 专制，但在这种特殊气氛的伊始，中国降生了两个颇具影响的自由主义刊物： 上海的《观察》（储安平主编，1946年9月创刊）；南京的《世纪评论》（张 纯明主编，1947年元月创刊）。《观察》以“自由、民主、进步、理性”为 宗旨，并群集一大批知识界的自由主义精英为撰稿人。《世纪评论》则标榜 “本刊的立场是超然的，本刊同仁的思想，在大体上说，是接近自由主义的。 我们审察中国现在的环境，感觉自由主义尚有提倡的必要”。前者对时局及 国民党、共产党的精神实质施以痛切的揭露、抨击；后者在国民党首府眼 皮底下生存，在对现政府批评之外，主要是以良苦之心劝谏。《世纪评论》 的方针和立场恰与胡适个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态度相似。《观察》则因 言辞激烈，自由主义色彩浓重，更引世人注目，胡适虽然没给这个刊物撰稿， 却是支持者。
二战后，因美国政府寄希望于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发挥 作用，所以当1945年底以马歇尔为主力的调停代表来华并介入中国政治之 后，马歇尔便于1946年冬公开表示，希望胡适“留在中国，将鼓励中国非 共产党区域的自由分子，较过去更有力地发扬他们的力量，并对反动分子 和黩武主义分子所实施的专制，发生一种感化的发酵作用”。实际上，胡适 虽不能对“专制”发挥这种作用，却鼓励了非共产党区域内的自由主义分子， 较过去更有力地发挥作用。
储安平为《新月》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人的自由主义言论）所养育。他曾为该刊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并 就当时的日本侵华问题，编辑过有关论集。1946年他单枪匹马干起《观察》。 筹备之时，他曾通过陈之迈向胡适约稿，请求支持，以后，每期都给胡适 寄赠。《观察》创刊半年之后，储安平给胡适写信说明“创办《观察》的目的， 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 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因而，他想以最 大敬意请胡适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储安平特别强调要胡适撰稿“是 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 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 。由此可见，胡适这位自由主义大师的精神 力量和个人魅力，以及对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产生的影响。1947年8月，储 安平到北平组稿，曾数次到胡适寓所拜访，“恭聆教益”。随后，储安平致 胡适的信中，称“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 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 。可以说，《观察》雄风抖擞，左右开弓，与 胡适的“鼓励和指示”是分不开的。
在道义、精神上支持《观察》之外，胡适还从事了一些民间自由政治活动。 1947年5月，他出面邀请北大、清华等高校一批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教授、 学者，组织了“独立时论社”，相约针对国内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 外交诸问题，分别撰写文章，交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后来加入该社的有40 多人，并联络全国38家报刊，却没有像当年《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 那样形成较强大的政治力量。
继“独立时论社”之后，胡适又于这年7月19日，联络天津知识界的 一批自由主义分子，在北平成立平津民治促进会，自任理事长。在该会成 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胡适称“这个会可以纠正中国人对公家事没兴趣的风气。 我是一个无市政专家知识的公民，但也想在这个会里作一点事”。并表白“本 会非政党，目的在地方，也在全国，这仅仅是平津一部分有职业的公民业余想作点事。盼能制定市宪章，可能时更奢望其为全国模范”。这种以 民主宪政为目的设想在当时本是一件有利于当局统治之事，但却无法付诸 实践，后来该会并没有开展相应的有影响力的活动。9月22日胡适偕崔书琴、 张佛泉、谭炳训曾去天津出席天津市民治促进会联合会议。但随着国内势 局的进一步恶化，该会在平津不了了之。只有该会的张佛泉，因受胡适的 影响，大陆赤变易帜后，到了台湾，又加入胡适、雷震领导的《自由中国》 阵营。在扶植自由主义刊物，组织民间自由议政、议事的同时，胡适还发 表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言论。1947年7月20日，胡适发表《两种根本不同 的政党》，在文中，他联系国内外实际，指出“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 党”。一种是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党员有言论行动的自由。这种党靠争取 选票取得政权，同时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英、美的政党属于这一种。 另一种是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党员没有言论行动的自由。这种党不恤用任 何方法取得政权，目的是一党专政。共产党就是属于这一种。同时，胡适 认为“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又“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 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稀有的事”。是“党的内容与作风的 根本改革”。“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 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这里，胡 适实际上是在劝谏国民党政府能给国民以更多的自由，使政治有开明的转 机。
胡适个人一向反对思想禁锢，反对任何思想、主义的宗教化一教条 化、机械化、盲从迷信。所以他在1948年3月3日复陈之藩信中再次强调： “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 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也正是出于这种对思想的单纯信赖和眼前内战烽起的现实，1948年8 月1日，他写了《自由主义是什么》，主张“和平改革”，反对“暴力革命”的流血牺牲。他指出“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 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主义的政治的意义是强调的 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操在多数人民的手里”。而自由主义在这 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在胡适看来“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 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而东方的自由主义运动却没有抓 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导致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自由 主义运动的贡献恰在这一点上，即他们觉悟到了只有民主的政治才能保障 人民的基本自由。由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 避免流血的革命。但在西方自1832年英国的政治革新以来，都是不流血的 和平革新。因此胡适个人也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 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 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
这是胡适式的自由主义思想。随之他在9月4日北平电台播讲《自由 主义》，将上述观点加以概括，说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 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因此，“自 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 的暴力专制政治” 。
显而易见，胡适此时宣扬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为了扼制内战，反对以 暴易暴的暴力革命。也正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自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先 后游历南京、武汉、杭州，大讲“自由主义”。而这时正值共产党军队发动“三 大战役”前夕。
9月27日，他在南京公余学术演讲会上，演说《当前中国文化问题》， 最后，他高呼：当前面临的选择是自由与非自由的选择，是容忍与不容忍 的选择。并自诩：“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 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 10月4日，他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在武大演讲《两个世界的 两种文化》，指出有暴力的改革，必然要走上“专制集权的路”，意指苏联 共产党的革命结果，并暗示若中国共产党得势必然走上这条道路。次日他 为武昌公教人员演说《自由主义与中国》，又强调“中国历代自由最大的失败， 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论学术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以，中国才脱不 去专制的政治枷锁。10月19日，他应竺可桢校长之约到浙江大学，仍是讲(〈自 由主义与中国》，在强调政治自由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政治自由与容忍 精神相互配合，自由主义才能够有最完美的发挥。
只可惜，此时正打内战，国共双方有谁来听他的？对广大学生和知识 分子空谈几遍，对国事有何用？高山流水，谁是知音？
1949年以后，因受海耶克《走向奴役之路》的影响，他自由主义的思 想内容才开始加入自由经济的新值和新质。
十一
就在胡适参加行宪“国大”，做着“总统”梦时，先是北大、清华研究 生会、北大全体教职工向他致电，恳求他向教育部、行政院力争改善教职工、 研究生的生活待遇，以应付暴涨的物价；接着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人 权保障委员会来电，报告北大学生邓特无辜被捕受审，“政府蹂躏人权，滥 施酷刑”，要胡适向中枢提出抗议，同时告诉他国民党政府对华北学生的迫 害正在进一步加剧：3月29日北大沙滩包括三院西斋，被数千名宪警作整 天的包围，全校师生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晚上校内的竞选火炬游行，也 被无理阻挡；31日又发生一起学生被国民党军警毒打羁押的血案，“热盼着 校长伸出爱护正义的手来”！可是，他们所希望的“胡校长”此时正神情 恍惚，幻想受冕加带，登临“总统”宝座，哪有心思顾及“后院”，并伸出“爱 护正义的手来”呢？
其实，在2月14日深夜，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常驻理事会及人权保障 委员会等方面的代表，为援助被捕且患重病的学生邓特，与胡适见面。胡适表示，学生被捕的事情，他有四个原则交训导处去办，他不会为同学的 事去跑衙门。这四个原则为:一、如有同学被捕，学校代为打听逮捕的机关。
二、通知该机关对被捕同学加以优待。三、被捕同学罪嫌若轻，由校方保 释出来。四、被捕同学罪嫌若重，请求移交法院办理。因学生嫌胡适的这 四项原则“看来很好，其实非常空洞”。于是胡适又对同学被捕事件谈了自 己基本的看法:一、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二、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三、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并借国民党宪法作依据不同意同 学说这是“非法逮捕”。甚至对自己的力量感到微弱：“我不过是只纸老虎， 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 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采（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 由于胡适在邓特被捕之事上处理不力，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等八个系会 联名“向校长进一言”。认为“校长说了校长身份上不应该说的话”。指出 政府利用特务抓同学，在毫无罪证时不予释放，甚至严刑拷打，此为违反 宪法、灭绝人性的罪行，而“校长竟以宪法二十三条为藉口，把基本人权 一笔勾消，人性何在？宪法何在？校长这种有意或无意地为政府的非法行 为寻取法律根据的行为，实为智者所不取，仁者所不忍”。指责胡适“对保 障校内自由推倭搪塞”，“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 权贵之间”。并说“昔日蔡校长曾为同学之安全以去就力争，校长口口声声 继承蔡校长之遗志，却为蔡故校长之所不为，校长何以对先贤，何以对同 学”？同时希望胡适校长“效法蔡故校长的教育家气节，负起责任来”！ 面对政治腐败，共产党插手学潮，胡适作为校长也真难应付！作为一 个大学校长，最头疼的事莫过于学潮。因处理不好，会两头受气，左右不是。 且胡适一向又标榜民主、自由、人权，到了这关键时刻，他却感到无能为力， 成了 “纸老虎”。
4月2日，也就是胡适答应做总统候选人的第三天，后院一北京大学 起“火”，秘书长郑天挺打来电报：
讲助会为争两袋面粉，拟罢课，已劝止。惟清华、北大全体教职员工 警为生活将有联合表示，请两校长（按：其中一校长指清华梅贻琦）在京 争取，并以罢工为支援。又学生为解散学联，酝酿罢课三天，今晚大会可 能通过。
4月5日蒋介石设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骗局结束，胡适刚卸下了这一 沉重的包揪，郑天挺又来电，报告自6日起，“讲助罢教三天，清华北大职 员将响应，惟对内仍负责，学生亦有罢课声援说”，要胡适早返北平。此时 北平学界完全陷入混乱状态，胡适想返校坐镇安顿，但又怕朝野上下以他 因失去总统候选人资格而退会作为笑柄，所以只好打起精神参加会议，顾 不上后院大“火”。
4月中旬，北平学界事态扩大，大“火”由学校延及整个北平。11日， 国民党特务鼓动右翼学生和冒充学生煽动无知市民在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 向北大请愿，并到沙滩北大校舍门前谩骂北大师生，捣毁教授宿舍，甚至 喊出“打倒共匪老巢北大”的口号。郑天挺等人在北大无法收拾局面，便 三番五次（包括北大教授）致电胡适，请求对策，终无济于事。4月下旬， 国大代表莫德惠发起抛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提要，胡适为联合署 名第一人，想助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一臂之力。
5月上旬，胡适回到北平。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他无计可施，无策可 献，只好钻进故纸堆里做《水经注》研究以麻木自己。“晚泊孤舟古祠下， 满川风雨看潮生”。然而残酷的现实迫使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今天和明天。 自3月底北大学潮始，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界反压迫、反饥饿、罢教罢课 运动遍及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成都等十多个大城市。6月18日，吴晗、 朱自清等北平各大学教授数百人联合发表宣言，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 绝领取“美援”面粉，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正从战略防御转向大规模的战略反攻，且势如破竹般地横扫国民党的军队。“国军”前线连连败阵，丢城 失地；后方国统区，学潮风起，人心汹汹，难得安定，乱了国民党的“后 院”，成了共产党的“第二战场”。既要维护现行国民党政权，又不能惹怒 学生，瞻前顾后，胡适感到自己已非“五四”时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时， 如今想凭借自己的名声坐镇北大、稳定北方则如挟泰山以超北海。“日近长 安远”，进不易，退也难。于是他便试着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提出辞去北大校 长的要求。而朱家骅岂能作主答应此事，他回电胡适，发恳切挽留之言：
北大不可无兄，北方尤赖兄坐镇。即弟可放兄，而总统与翁兄亦 必不能听兄高蹈；北大同人闻之，将更惶恐。故此实不可能之事，祇有万 恳顾念大局，勉为其难。倘兄有言辞消息，则华北教育界必将动摇不可收拾。 敬布悃愒，公私企祷。辞职不成，胡适只得硬着头皮苦撑。8月13日，他和清华大学校长梅 贻琦联名致电朱家骅，对国民党军警入校任意抓人表示抗议，认为“若用 警入校，则适、琦极以为不可行，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混乱，无法收拾， 政府威信扫地，国内则平日支持政府者必转而反对政府，国外舆论亦必一 致攻击政府”。并请朱家骅转此电给蒋介石，谏阻此事。
为了挽救败局，镇压其统治区日益高涨的反饥饿、反压迫、争民主运动， 国民党政府拒绝听从胡适等人的善意劝阻，于8月17日发出逮捕爱国进步 学生及民主人士的命令。第三天又开始“改革币制”，在原法币基础上，发 行金元，使通货增加了十倍。霎时间，国民党统治区混乱不堪。与此同时， 辽沈、平津、淮海大战也在共产党军队占据主动的情况下拉开了序幕，北 平的末日来临。
对于“改革币制”，胡适尤为不满。10月13日的日记中他记有：“我 九月十六南飞，其时共产党的大攻势已开始。新币制行了四个星期，还没有呈现大失败的情形。九月二十三，济南陷落了，人心为之大震动。但我 二十九日见总统，他还说，币制是大成功，收到了壹亿四千万美金价值的 金银外汇。殊不知此壹亿四千万须用五亿六千万金元去换取，此即新政策 崩溃之一个大原因。”?次日，胡适在《新闻报》上发表一个谈话，“主张速 请经济学者检讨两个月的成败得失，当修正者速修正，当废止者速废止， 必须虚心，不可护短”。
在这种覆水难收的局面下，胡适忧国忧君，仍不忘劝谏。10月28日晚 蒋介石约他吃饭，就国家局势“垂询”。胡适“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 都是很逆耳的话”，但蒋介石“很和气的听受”。胡适向蒋介石的十大进言是：
1.局势的艰难，有很大的危险。
2.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
3.必须认错，必须虚心。
4.美国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必须有虚心作基础。
5.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这失败。
6.国军纪律之坏是回国后最伤心的事。
7.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的支持他。
8.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
9.经济财政改革案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
10.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例如人们说，“放 弃大城市若继续在别处作战，那是战略。试问放弃石家庄，在何处作战？ 放弃济南后，……？放弃郑州、开封后……”这种责备，不可不深思反省。
只可惜，蒋介石当面听受，却实在无能为力挽回败局。胡适的这番苦 心只是白费了。
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四野”雄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 入关，直逼平津，千年古城很快陷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东北野战军和 华北两个兵团的重重包围之中。11月24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因货币改革 失败，引咎辞职。行政院长一职，急需有人充数，蒋介石便派原北大政治 系主任，与胡适“平生风义兼师友”的陶希圣北上请胡适出任。陶希圣离 开南京时，蒋介石亲自授意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 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当陶希圣于11 月22日到北平住下与胡适接通电话时，胡适已知他北上的任务。
后来两人相见，陶说明来意，胡适便说“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 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
接着胡适表示：“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 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
当两人谈到投机之时，胡适感慨而幽默地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 做行政院长。”并告诉陶希圣，“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 我如果做总统，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造成一部内阁制的宪法”。会谈 结果，胡适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不去南京组阁，并向陶希圣声明： 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要与蒋先生站在一起。陶希圣南归时，胡适托他带 走了先父胡传的遗稿和《水经注》的考证文稿，并嘱咐陶转交傅斯年保存。
在陶希圣来请他从政的同时，他于11月20日，在北平傅作义的华北“剿 总”讲演《国际形势的观察》，搬出他在1937年抗战前夕的老调，大讲“和 比战难” “苦撑待变”。他把国共的这场内战比成是“圣战”，是“民主、自由、 平等与集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
22日，在北大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会上经过近两小时的激烈 争论，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24日，又举行了教授会议，正式通过校务 会议不迁校的决议。
11月底12月初，国民党政府下令北大、清华等高校南迁，告诫教育部要乱中求静，并说“遇到万一时，政府为保护民族文化，决心全力设法‘抢 it”’。
面临共产党军队围城，而国民党军队又溃败无力的局面，胡适在12月 4日晚北大行政要人公宴钱端升时，公开表示“我过了十二月十七日（五十 周年纪念日），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不 做校长时，我也决不做《哲学史》或《水经注》！至于我能做什么，我自 己也不知道。’ 胡适说这话，显然是对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拉他改行加入 政府的反应。尽管他已回绝了陶希圣，但现实又使他心头有些发热，并生 出从政的念头，只是还主意不定罢了。因为在11月26日，即陶希圣离开 北平几日后他曾向郑天挺谈及陶来拉他从政之事。两人还在一起讨论若从 政做行政院长的人事组阁问题，郑向胡适建议，如果去组阁，“人才内阁是 这样的：党人少要，旧阁员少要，不必一定是内行，必须有声望，有议见， 有担当’。这个组阁标准，实际上是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 贤人政治，且他和郑讨论的内阁人选，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行政院 副院长傅斯年，内政童冠贤、朱骝先、周鲠生，外交王雪艇，国防俞大维， 财政K.P.Chen，教育杭立武？交通石志仁、凌鸿勋，司法林彬？卫生刘瑞恒， 工商李烛尘，农林钱天鹤？谢家声，粮食杨绰庵。实际上，这批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即便是被“行政院长”胡适拉起从政，又如何能与共产党交手， 抵挡共产党大军的攻势，并挽回国民党的败局呢？
12月5日，平津战役开始，时局的急剧变化，不容国民党政府迁校。 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人则合谋求蒋介石设法救出 胡适等北方学界名人。
12月13日，合众社称：“胡适博士已内定为蒋总统之高等顾问，其职 责与罗斯福总统时代之霍浦金相似。’并说蒋介石曾授命胡适组阁，然胡 氏谦辞，但他同意来京参与政府，出任总统顾问。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派青年部长（原北大训导长）陈雪屏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并说：“北平的 城防一天一天的接近，不如早点离开！”胡适早已因兵临城下而坐卧不安， 但此时却强装镇静，并告诉来者，“中共的叛乱和日本的外患不同，外患来 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言语之中，仍显 示出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陈雪屏第二天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胡 适不愿南下的事后，蒋又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南去，并于14日再次派 专机飞平，强行接人，同时令胡适劝几位名教授一齐南飞。
飞机到了北平上空时，西苑机场已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只有南苑和天 坛临时机场可用。来者告诉胡适说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适打电话 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南下，被陈拒绝。连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坚决要 求留在北平，不愿同他一起走。只有陈寅恪等少数人愿意跟胡适南飞（陈 寅恪后来留在大陆，未随国民党逃往台湾)。
14日一清早，陈雪屏便从南京打来电话，力劝胡适南行。十点钟胡适 到校，又见陈雪屏的电报“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 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在来使的催促下，胡适整理了自己简 单的行李，眼看捆装好的102箱书无法带走，他只好捡些重要的带着，其 中包括他正在校勘的几部《水经注》稿本和他独自占用的《脂砚斋朱批石 头记》抄本。江冬秀则给小儿子思杜留下够结婚用的金银首饰和一些细软。 待胡适城中收拾好行李后，傅作义的军队已将城门紧闭。胡适给傅作义打 电话，想让他连夜放行，结果联系不上，只得住在城内东厂胡同自己家里 等候。直到深夜11点多钟，傅作义才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胡适南飞， 飞机次日上午八时可到。胡适在电话中却故作姿态，对傅说他不能同傅留 守北平的歉意。傅作义则表示可以谅解。
当天晚上，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便笺，说“今 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写完此信，胡适 感到一阵酸楚涌上心头，等待逃亡的焦虑折磨着他，使他难以入眠。夜阑 人静，室内灯火阑珊，窗外月明星稀。他披衣出门，独自踱步庭院，听远 处风声鹤唳，楚歌四起，此时此刻，他只有时而举首望月，时而扼腕长叹。
第二天上午8点，胡适到勤政殿傅作义的总部等待飞机。此时傅正在 和共产党代表谈判，准备化干戈为玉帛，他念记自己与胡适的旧交（傅作 义率部长城抗日时，胡适是积极的支持者，事后他又为大青山死难烈士写 了歌颂文章和纪念碑文），且胡适执意要走，于是便放行。
12月15日下午4时，胡适夫妇和陈寅恪、黄金鳌、毛子水、刘崇鉉、 英千里、钱思亮（按：跟随胡适，在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向国民党政府推 荐他为台湾大学校长。因为他的妻子为江冬秀的干女儿，所以他出任校长 一事被不少人视为胡适徇私情)、袁同礼等朋友、学生在傅作义的亲兵卫队 护送下，到南苑机场登机起飞。临入座前，胡适向北平作最后一瞥，古都 含黛，草木萧然，远眺西山，隐约可见。别时容易见时难。一时百感交集， 怆然而涕下！
胡适到达南京后，蒋介石在傅斯年、朱家骅、杭立武、陈雪屏等策划 下，又在17日致电傅作义，要求他将平津62位学界重要人物分别疏导南移。 据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一文引用台北“国史馆”中的“蒋中正总统文物” 所示：
北平傅总司令宜生兄，口密。（一)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为:（梅贻琦)、（李 书华）、（袁同礼）、（袁敦礼）、李麟玉、陈垣、（胡先骕）、汤用彤、（冯友 兰）、叶企荪、饶毓泰、陈岱孙、（郑天挺）、（贺麟）、郑华炽、沈履、霍秉权、 褚士荃、黎锦熙、温广汉、黄金鳌、徐悲鸿。（二）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为、朱 光潜）、、毛子水）、（邱椿）、（张颐）、、陈友松）、刘思职、（梅贻宝）、齐思 和、雷宗海〔案：应为雷海宗〕、刘崇鉉、戴世光、邵循恪、吴泽霖、赵凤喈、敦福堂、张恒、金澍荣、（英千里）、张汉民、徐侍峰。（三）在平之中 央研究院士为:（许宝騄)、张景钺、陈达、戴芳澜、（俞大绂）、李宗恩。（四） 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如（杨振声）、罗常培、钱思亮、马祖圣、赵 迺抟、钱三强、严济慈、张政烺、沈从文、邵循正、邓广铭、李辑祥、孙毓棠、 蒯淑平。请兄分别疏导，即日南移，如获彼等仝意□□口，可派机或备船 接运。其搭机人员并请兄代排订次序电告，尤以有括号者，务须来京，如何？ 请速电覆中。其中有的已经随胡适南来。
吴晗为胡适执掌中国公学的高徒，后来仗胡适引荐提携而立足清华， 治明史建树成家。后来吴晗背叛师门，倾向共产党，导致师生关系僵化。 1948年国共两党军事大较量时，吴晗两次想争取胡适，劝他不要跟蒋介石 跑下去，终因三尺冰寒，话不投机，阳关独木，分道扬镳。就胡适弃校南 去一事，大陆易帜后，吴晗曾对和自己一起搞民主运动的地下党成员说过： “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可以把胡适留下的。” 言语之中，流露出未能使 胡适改食周粟，而首阳采薇的惋惜之情。据当时在胡适身边工作的邓广铭 回忆，当兵临城下后，传闻很多，有人告诉胡适说“听说共军围而不打， 西山那边的共军广播说，只要你不走，北大不动，共军不会加害于你！” 意在劝胡适留下。也有人说胡适门生、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因通共的特殊身 份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得胡适暗中保护，先行投奔解放区，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的接见，吴晗向毛、周谈到北平地下斗争及高校情况时，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 而这些传闻到了胡适那里，他却嗤之以鼻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 套！”结果胡适弃校南下，中共权威人士便随后宣布他为战犯。
至于这三十年来，在我多次被问及“胡适多亏走了，否则会不会是郭 沫若，或大右派”时，我的答案是：历史不可假设！
十二
此时时局急转直下，前线平津、淮海两大战场国民党军队非败莫属； 内政方面，翁文灏内阁垮台，未能当上副总统的“阿斗”孙科出来组阁、 送葬一任行政院长。蒋介石无奈，只得厚着脸皮，向华盛顿求援，妄想 借长江天险守半壁河山。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对蒋介石失去信任，加上蒋 支持杜鲁门的政敌共和党杜威参加竞选，导致两人有隙。国务卿马歇尔和 幕府的中国科专家均感国民党无可救药，任何援助，均将白费。美方的漠 不关心，使蒋介石感到的确是日落西山，黄昏临头。于是蒋介石又派夫人 宋美龄亲自赴美，向白宫求助，要求杜鲁门派军事将领来华，并援助十亿 美元的军费。杜鲁门的答复是“除非美国派军队参战，任何大量军事援助，均将于事无补。” 正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胡适逃出北平南下，这无疑是给蒋介石一根 救命的稻草。在胡适飞到南京的第二天（12月16日），蒋介石便邀请胡适 与夫人江冬秀到总统官邸晚餐，为胡适祝寿。同时要胡适赴美，如抗日初期， 做非正式外交使节，游说华盛顿，乞求援助。这也是蒋介石为何两次派飞机接胡适南来的真正原因。随后胡适答应赴美，蒋介石便如期让俞国华支付胡适一定数量的生活费。
17日，为北京大学校庆日。纪念大会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内，朱家骅、 蒋梦麟、陈雪屏、傅斯年等都出席。胡适主持大会讲话时，竟泣不成声地说: “我是一个不名誉之弃职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 面子在这里说话。”新亭对泣，会场凄凉。
就在这蒋家王朝在大陆即将倾覆之际，闲居南京的胡适开始反思这30 年来自己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 “三十功名尘与土”，左思右想，答案不明，却又增添一层忧愁。有一天， 他对新闻记者王洪钧说：“我们没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 量，有其深远的影响。”但“我绝不反对年轻人做政治活动。青年人应该积 极参加政治”。
这时，他已决定赴美求援，并拜会前燕京大学校长，此时的美国驻华 大使司徒雷登。胡适老泪纵横地向司徒雷登诉说了自己的遗憾，承认自己 在抗战胜利后，只知钻到有兴趣的古书堆里，而“未在思想战场上努力， 以致共产主义横行”。同时还表示，“如果还有任何事他能作而能挽救中国， 他一定去做” 。胡适自知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局面，已如覆水难收，言语之 中，流露出对倾覆在即的蒋家王朝的失望和赴美求援前景的渺茫感。
当胡颂平劝他：“先生如能到外国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还是可以 救国的。”
胡适的回答则是：“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 人说话！”
1948年的最后一天，阳历除夕，胡适约他的学生傅斯年共度岁末。夜 阑秉烛，孤灯双影，相对凄然，如噩梦之中。师生两人一边饮酒，一边诉 说着自己今后的打算。最后，远望前途，茫如烟云，难以把握;而回到现实， 国事又使他们痛心疾首。瞻前顾后，进退两难。于是，两人同吟起陶渊明的 《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吟罢，师生两人不胜感伤，禁不住凄然泪下，如包胥之涕，洒于秦庭。
第二天为新年元旦，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上特记下一句：“在南京作‘逃 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面对共产党军队势如破竹的强大来势，1949年元月1日，蒋介石虽发 出了主张和平的文告，但暗中却积极活动胡适去争取美国人的支持。1月8 日胡适趁蒋介石邀他到总统官邸吃晚饭的机会，侧面向蒋劝说与共产党讲 和。他为蒋介石讲述了二战时美国麦克阿瑟的副手温赖特将军守Bataan (菲 律宾的巴丹），因力竭而投降。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投降后，温赖特被 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予他“荣誉勋章”。
此故事讲完后，胡适感觉蒋介石“稍有动意”。
但蒋则劝他去美国，并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 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最后胡适接受了蒋的劝说，表示愿意到美国做民间外交，争取美国人 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覆巢之下，安得完卵”。此时，胡适“幸福的家庭”遇到了不幸：小 儿子思杜滞留北平；大儿子、儿媳就职于荣毅仁父子在泰国的公司所设的 香港办事处;而江冬秀见胡适欲出国便想回安徽老家定居。1949年1月上旬， 胡适寄信到芜湖，要在那里经商的本家好友胡乐丰前往南京。胡适向胡乐 丰了解了家乡的情况，并告诉他，蒋介石欲划江而治，而自己要赴美求援， 夫人江冬秀可能留在国内，要拜托胡乐丰照料。胡适先让他回绩溪故里安 顿一下，再到南京接江冬秀回绩溪上庄暂住。临别时，胡适将宋人陈简斋 的《临江仙》小词题给胡乐丰，借此抒发自己此时此地的感伤、惆怅之情：
忆昔午桥桥上饮，
坐中尽[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
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
渔唱起三更。
后来，胡适在傅斯年等人的劝说下，放弃了将夫人江冬秀送回绩溪故 乡的打算，决计让她和俞大綵（傅斯年夫人）先行到台湾，并于1月14日 亲自到上海为她们送行。第二天，胡适被聘为“总统府资政”，24日，胡适 写信给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坚辞“总统府资政”，声称“依据《大 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有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 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资政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 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1月21日，共产党军队百余万已饮马长江，俟机强渡。蒋介石在国内 外强大的压力下，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下野一退居幕后，东山高卧， 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的引退，实想利用李宗仁出面与共产党“和谈”， 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以集蓄力量，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也就是这时， 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开始释放日本战犯和汉奸。26日，周作人被保释 出老虎桥监狱，并暂居上海。刚出狱的周作人得知胡适也在上海，便托友 人王古鲁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 (按：指 1938年，胡适在伦敦寄诗，劝周作人南下）。胡适未听周作人的劝告，反倒 两次叫人约周作人往谈，向周担保，无论到香港或台湾，都少不了他的教 授位置，被周谢绝。3月22日，胡适赴台湾安置夫人江冬秀的生活。几天 后又返回上海。27日下午，他由傅斯年陪同，到中山堂演讲《中国文化里 的自由传统》。在大难临头，国民党政府大陆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时，大讲自 由主义。他说“‘自由’这个意义，这个理想，‘自由’这个名词，并不是 外面来的，不是洋货，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中国从古代以来都有信仰、思想、 宗教的自由，但是坐监牢而牺牲生命以争取这些自由的人，也不知有多少。 而“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已经到了 ‘自由’与‘不自由’的斗 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今天我就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老 祖宗为了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由的传统，介绍给各位， 今后我们应该如何的为这自由传统而努力” 。
4月6日，胡适受蒋介石“重托”，毁家纾难，从上海搭威尔逊总统号 轮赴美国求援。4月21日船抵旧金山时，新闻记者蜂拥而上，告诉胡适说 国共和谈破裂，共军百万雄师已经渡江，要胡适发表对大陆时局看法和自己的态度。胡适因多日没看报纸，信息中断，听到这一消息后为之一震， 但马上强作精神，如子囊城郢，他对记者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 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说罢便望洋兴叹，悲上心头。两天后，共 产党大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统治寿终正寝。胡适所依附的国 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如一枕黄粱，转眼成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