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自由:胡适传
一个落后的国家，积弱不振的民族，1840年以后的 百年苦难历程，是在列强的经济侵略与军事杀戮中度过， 并伴随着内部的革命与人民的反抗、挣扎，以至觉醒。作 为这个苦难、屈辱时代的知识分子，与这激荡的百年风云 共历着忧患，但同时又作为社会的良知，以自己的言行， 代表着广大民众的心声。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 社会角色，但又无法完全超脱这个充满苦难、忧患的时代， 而表现出自身相应的依附性与软弱性。关心政治是知识分 子的社会责任，干预政治又常是一部人的使命感。“救火”、 “补天”派知识分子在现代动荡的政治社会中，潇洒于自 由主义的精神空间，却无法释散“不为而为”的心理重 负，以及对社会政治生成的主导角色的依附。尤其是当内 忧外患双重夹击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常常陷入难以自 拔的困境。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论 是“救火派”的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还是“野百合花派”的王实味、丁玲，以及标榜纯正“自由主义”的罗隆基、王造时、储 安平，最后有谁的“自由”航向不偏不倚，而能保持独立的自我人格不被 扭曲，乃至被统括同化，或认知同化呢？这个时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无地、无法自由的年月。而政治兴趣十足的胡适及胡适派自由主义文 人集团与这个时代的关系，又显得特别亲和，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异常重要。 在胡适派文人集团的学人朋友中，连旷世独异的陈寅恪也被迫加入国民党， 1945年成为“最优秀教授党员”。
自19世纪末甲午中日之战中国败北之后，小日本帝国即觊觎我东三省。 随着20世纪初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逐渐张开了血腥的大口。而一个积弱 不振、内乱不息的民族，又无法抗拒这一异族的敌视行为。1931年“九一八” 事变之前，日本的经济侵略已渗透到东北的各个层次，且军事侵入已经到 了一夜之间让张学良难以应付的地步。沈阳事变日军武装侵略的炮声，惊 动着每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9月19日早晨，胡适得 知日本军队武装占领沈阳，而中国军队不曾抵抗的消息后，便在这一天的 日记上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 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 侵略！ ”如今正如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言中所说的“大火”已经烧起， 国难临头了。平时和胡适在一起谈论时政，指手划脚，自诩为“治世之能臣” 的丁文江、蒋廷黻等一班朋友，顿感梦想过的“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文 艺复兴”被大火毁灭，连那点已经打下的思想文化基础也面临炮火的摧残。 一班文化人都感到成了 “乱世之饭桶” 怕在这烘烘热焰里无所作为。中国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困厄。也就是说在外敌当前，受自由主 义“负责任”的政治伦理驱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放弃了批评政府和抗击 主流意识形态的作为，大批倒向政府，寻求政治上的内在凝聚力和抗拒外 敌的合力。所谓的民族危机感、焦虑感，使得他们极力寻求与能够抗御外敌的强势政治集团的政治合作，政治依附和言论介入也就成为必然。此时 有成就感的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在列强那里，他们 感知到了现代化的强大力量，也深深感受到了自己落后民族的屈辱。他们 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自觉是如何要中华民族摆脱落后挨打的耻辱，让自己的 国家强盛。而他们只是动动嘴皮和挥挥笔杆的文弱书生，谁有能力来实践 和完成这一使命，谁有能力来担当，他们就成为其皮上的毛。1949年以后， 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接受改造，洗心改面，认同和接受新政权新体制， 一方面是被迫的；但另一面却是出于内心几十年愿望被新政党新政权达成 后的自愿顺从。他们期待了几十年的民族复兴之梦和摆脱列强欺凌的现实 实现了，于是，就自觉臣服（当然，也有陈寅恪、吴宓这样少数的“不服”者)。
昔日为内忧而不能平静的胡适，此时又遇外患。他和朋友们想有所作 为，而不至于沦为“乱世之饭桶”。于是，胡适约十几个英美派朋友几次聚 会，讨论东北问题。大伙公推蒋廷黻、胡适各起草一个试图解决东北问题 的方案，结果是文人论政，因纸上空谈、苍白无力而夭折。民族矛盾激化， 使胡适与国民党的矛盾随之淡化。10月21日至11月2日，胡适到上海出 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前，与丁文江至南京晋见蒋介石。10月14日《申报》称: “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 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十四日中政会 简任。” “立法委员”之任未成，意在“可以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张学 良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实行军事不抵抗政策，只以政府名义向名存实亡、 毫无国际权威的“国际联盟”提请对日予以制裁。日军得寸进尺，将东三 省吞并。日本外相币原也于10月26日向国际联盟提出五项原则，作为中 日直接交涉的先决条件。胡适认为中国根本无力与日本开战，而且国家尚 未统一，最好是依靠国际组织调解，并以国际法律制裁日方。在这一点上， 他与国民党当局政策实施的动因不谋而合，并形成了一个“心理共同体”。
此时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两派并存，但后者势力为重。胡适于11月初致信主和派宋子文，主张不惜依据日本所提出的五项原则，及早和日本 直接交涉。丁文江也同意胡适的意见，并说“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 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与之同时，胡适接受好友陈叔通的建议，解决目前危急之法“分有枪杆与 笔杆两种，有枪杆到今日便应革命；有笔杆只好纠正及拟具方案，唤起全 国同情，或谋一种有组织之团体”。组织并参与了“自觉救国会”“对日让 步研究会”（主张“早日直接交涉即少吃亏”，宣扬“甘地精神”，主张救 国必有其术，御侮端在自强。对政府要竭思自失，对政府的缺点要忠言善道， 垂涕医救之。而救国的当务之急是要促使政府与日和谈，避免战争扩大。
11月25日，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受国民党政府指令，向“国联” 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的建议，后因 巴黎侨胞反对（曾殴打施肇基）和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游行的冲击，此事 未成事实。这时日军乘机攻下锦州，这使胡适感到与日直接交涉迫在眉睫。
12月中旬，报纸连续报道了将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组成的消息，且 胡适、蒋梦麟、宋哲元、傅作义、吴铁城、张伯苓、张作相、汤玉麟、罗文干、 顾维钧、王克敏、王揖唐、韩复榘、商震、汤尔和、张继、李石曾、于学 忠等35位党政军及学界名人列为入选名单。这既是国民党拉胡适入伙的计 谋，也是平津方面为应付东北日益危急时局而起的对策之一。对此，胡适 并不热心，怕陷人政治的行政杂事之中，因为，在抗日问题上，他个人的 意见已能直接渗入宋子文、蒋介石那里，不屑于掺杂入这批党军政的乌合 之众里边，故致信李石曾，请李代为向国民党政府方面声明不愿加入此组织， 并说:“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 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 的政治。这并非鄙薄实际政治，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 为己为人都比较有益，故不愿抛弃了我自己的工作来干实际的政治。此次华北政务委员会似是一种委员制的行政组织，我自信最不适宜，所以不愿 加入。” 同时，胡适为了表示自己独立身份和不放弃思想文化上的努力，特发 表《思想革命与思想自由》一文，认为建设时期最根本的需要是思想革命， 如果没有思想革命，则一切建设皆无从谈起。而要进行思想革命，第一步 即须给人民以思想自由，且“思想自由就是鼓励思想的最好办法”。
1932年1月28日上海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仓皇迁都洛 阳。3月9日，日本特务土肥原自天津劫得废帝溥仪，使其在长春登上伪“满 洲国”的皇座。与之同时，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也宣告 失败。面对外敌入侵，内战纷扰，胡适无心著述、教书，但又不愿意丢掉 学术而全心从政。蒋梦麟要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汪精卫劝他加入政府担 任教育部长，他都力辞不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局势下，受使命感、责任 心的驱使，胡适等人感到还得为国家尽一点自己的努力。于是，胡适和欧 美同学会中丁在君、蒋廷黻、傅斯年、翁咏霓（文灏）、任叔永等朋友经 常聚会，讨论国家和世界形势，有人提议仍由胡适出面办个刊物，“说说 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丁在君提议成立独立评论社，仍仿《努 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拿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先积三月之款出版第1期， 所有作者一律不付稿费。3月19日，由傅斯年代胡适拟了致华北最高长官 张学良秘书王卓然的信，请王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鲍玉麟询问办报立案之 事。胡适也在医院抱病给鲍玉麟写了信。于是，便有了 5月22日创刊的《独 立评论》（周刊）。
胡适在发刊词一“引言”中说道：“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 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 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为该刊写稿的人很多，但核心人物为胡适、丁在君、蒋廷黻、傅斯年（孟真）。刊物发行之后，胡适第46号《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中曾对他们“独 立”的“无所苟”的政论态度有所表白，并且“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 教一样”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 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 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一 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 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至晚年，胡适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道：“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 激烈的辩争。例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在君是赞成我的；又 如武力统一的问题，廷黻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又如民主与独裁的争论， 在君主张他所谓的‘新式的独裁’，我是反对的。但这种激烈的争论从不妨 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 然而，从当时蒋廷黻起草并经胡适修改的编辑方针看，他们“互相戒 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却是相应地抛弃了独立精神，尤其是胡适抛 弃他一贯的主张一民主、自由、人权，反倒倾向于专制。他们的主张： 一、内政上：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他们认为：“现在统一问题虽与 历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内，一方式的专制一 一人的或少数人的，公开的或隐讳的一是事实所必须。……民治在中国 之不能实行……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 赋人权’、‘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二、人生观：提倡事 业的人生观，科学的思想方法及健康的文艺。三、外交：“中国不应作任何 主义之世界革命之牺牲品。……二三十年内，中国需以亲日为用，自强为体。
仇日派只可在野活动，且不可过烈。” 这派主张，完全是国民党当局的统治 思想，暗合蒋介石政府的大政方针。由此可以看出，内忧外患夹击下，尤 其是外敌入侵这一民族矛盾的加剧，使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态的转变 和扭曲。所以说，《独立评论》一降生，便和国民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合拍 一致，成了偏倚统治者的舆论工具，且在许多时候替当局者言，说了当局 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
后来（1934年5月28日）胡适回味主持《独立评论》时的感觉，有一 段内心真情的流露，足见其对该刊的态度和投入“星期一我向来因《独立》 报事终日不出门，也不见客……我七天之中，把一天送给《独立评论》，不 能说是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但心里总觉得这一天是我尽了一点公民义务的 一天。所以我每到两三点钟上床时，心里总觉得很好过；若是那一天做了 一篇比较满意的文章，心里更快活了。” 早《独立评论》一个多月出现的议政刊物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时代公 论》周刊（ 1932年4月1日创刊，主编杨公达，发行人张其昀）。创刊号上 首篇文章是萨孟武的《战与和》，文章明确提出政治家对于政治问题须完全 负责。对于当下所谓“在野的勿唱高调，在朝的勿存畏缩”之说，萨孟武 说得更为明确：“在野的勿个个想做不负责任的岳飞，在朝的不但不要怕做 负责任的岳飞，并且不要怕做负责任的秦桧。宜战则战，宜和则和，谁是 谁非，千载之后自有公论，而在今日，则战和均宜从速决定。南北两份最 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刊物，在“负责任”这一自由主义底线上是一致的。 “自由是以负责任为前提的”，已经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一种实践原则和 现实关怀。
由于在对日不抵抗，对内拥护开明专制，主张剿共统一（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最根本的立足点上，胡适及同人和国民党当局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所以， 《独立评论》便成了他和一批英美派朋友发表政见的阵地，国民党政府也允 许这一喉舌存在。正因为《独立评论》在外交方针上是“亲日为用”，所以 胡适等极力主张以接受日本提出的五项原则作为解决东北问题的基础。由 于日方提出的五项原则，系一个十足侵占中国领土主权的强盗性要求，并 包含有袁世凯复辟时接受《二十一条》的内容，国民党当局不敢轻易答应。 但胡适抱着说一般人不敢说，乃至政府要人不敢或不便说的“勇气”，在6 月19日《独立评论》第5号上发表了《论对日外交方针》，代当局向民众说话， 为当局出主意，献“良”策。他的九条主张是（节录）：
(1)中国政府应该表示愿意依据（1931年）10月中日本在国联提出的 五项原则，进行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2)在国联或有关系的友邦斡旋之下进行两国全权代表的交涉。
(3)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
(4)中国应该自动的声明，在满洲国取消之后，在中国恢复东北领土 与行政主权时，东三省的政治组织应该尽量现代化，政府人选应该以人才 为标准，决不使军阀割据的政治复活。
(5)中国不妨自动的主张东三省的解除军备，中国与日本、俄国皆不 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
(6)中国不妨自动的主张：东三省原有军队现驻关内者，应该逐渐编 遣……(7)关于铁路的争议，应该由两国铁路专家会议，依据现有各种条约， 作切合事实的协商。
(8)关于土地商租的问题，中国应该要求：在政治改良与司法革新的 条件之下，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居住或经营农工商业者不得享受领事裁判权。
(9)中日两国缔结的新条约，不但应该解决积年久悬的争端，并且应 该远瞩将来，确立远东两大民族可以实行共存共荣的基础。
东北三省乃我中国之领土，日本自甲午之战、日俄战争以来，已经蚕 食日久，且随“九一八”而军事占领。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提出了五项原则： 1.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与行动；2.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全；3.彻底取缔妨 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的有组织的运动；4.对满洲各地 之日本国臣民之一切和平的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5.尊重日本国在满洲 之条约上的权益。这等于说，满洲犹如日本领土，日本人在这里如同中国 人一样。这派强盗逻辑，胡适公然认同并迎合。他的九条主张完全是日本 帝国这五条原则的应和之措。尤其是他主张自动地解除在东三省的军备武 装，岂不是让那些正在抗日的义勇军也放下枪投降。这样，不是正合乎日 本人视这块土地如自己家园一样的阴谋了？
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正矛盾、斗争激烈，拿不出相应 决断对策。主和派虽愿与日本人讲和，却害怕主战反日派的政治攻势，故 不敢公开表态。这时，胡适却代他们发了言。胡适个人也由此而公开地倒 向主和派，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在他这一主张公开抛出的前一天（18日）， 汪精卫致信，邀请他7月份南下参加学界名流聚谈，“对于内政外交诸问题 切实加以讨论” 。
此时，因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拱手让出东北，退踞关内，苟安于华 北最高军事长官位上的张学良，由于不忍心忘却父仇（被日军炸死）和丢 弃家乡的大片河山，虽表面上受命于中央，但抗日之心未曾泯灭，并时常 流于言表。8月6日，日军却发表蛮横的盗贼宣言，以近日东北义勇军抗日 活动为由，归罪于张学良。同时，在对待张学良个人问题上，汪精卫与蒋 介石等人意见不合，也于8月6日通电辞职。对此胡适于8月7日致信张学良， 劝张学良辞职以缓解中央政府内部的矛盾，并表示自己的军队完全归顺中央。胡适显然是既把张学良当成东北失陷的罪人，又把他看作如今中日讲 和的障碍，以及中央内部不团结的梗子。胡适为最高当局考虑，可谓煞费 苦心。他在信中劝张学良“此时应该决心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 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 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并说，如果张学良不退 却辞职，将被世人看作是反抗政府，而中国也不可能成为统一的国家。让 张学良“决然声明下野”，且认为这是“上策” 。
在致张学良信的第二天，（8日）他又写了《汪精卫与张学良》，登于 14日《独立评论》第13号。向舆论界公开表示张学良应完全服从中央领导， 最好是辞职下台。与此同时，胡适还四下活动，致信外交部长罗文干、教 授李四光，送《独立评论》给汤尔和，贩卖以和为上策的政治主张，力主 与日交涉，以和谈来解决东北问题。在9月15日给罗文干的信中，他说： “我至今还以为中日问题应该直接交涉……我们的方式应该是：‘如果直接 交涉可以有希望达到（1)取消满洲国，（2)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之目的， 则我们应该毅然决然开始直接交涉。’而罗文干回信则表示“现在日本正 在得意时候，我们亦不必急急，总要在国际有些变化时候，或日满更倒霉， 则交涉尚易开口，彼此尚有价可讲” 。
建议政府与日讲和有阻力，胡适只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9月15日， 日军在长春签订所谓《日满议定书》，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国民党外交 部对日本这一侵略中国领土主权的强盗行径向日提出强烈的抗议，并照会 九国公约当事国及致“国际联盟”电，请作有效处置。10月2日，国联理 事会英、美、法、德、意五国，纠集一批长期从事殖民和侵略活动的官员、 将领，组成了东北调查团，在经过一番所谓的调查以后，发表了一篇荒谬 绝伦的国际共管东北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其中有承认“满洲自治”，要求中 国政府公开承认东三省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自治区，国联理事会成员国及日本可派军队驻扎监督等赤裸裸的偏向日方，让中国政府放弃在东北领土主 权的谬论。对此，国民党政府暗中指示驻国联中国代表，原则上接受此报 告书的议案。同时也引起了反对之声。10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 主政府发表了《反对国联调查报告书通电》。
胡适却在10月9日《独立评论》第21号上抛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 的报告》，对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这个事先征得日方同意而进行的调查报告 表示感谢，称道他们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和对东北问题作出了“公平的 判断”。他对该“报告书”表示“我们认为最公道”，“是丝毫没有疑义的”。 对报告书中提出中日问题的十个条件，他说，“如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 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可以取消‘满洲国’，可以使中国的主权 与行政权重新行使于东三省，我以为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尤其是 他对于“满洲自治” 一条，声称“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并表 示赞成东北三省解除武装。胡适这番表态，纯属代国民党政府言，说出了 最高当局只敢暗中接受，而不敢公开表态的话。所以外长罗文干读过他的 这篇文章后，于10月16日致信，称他的表态是“胆大妄言，至所钦佩”。 并劝胡适最好南下，与政府一起讨论制定外交对策，“我等可多谈，多研究， 大胆做下去”。同时还针对胡适不愿意放弃“独立”的局外立场加入政府， 而劝他，“请兄不必仍做处女，须知兄已失身，何妨又来偷欢一次” ?
当局对胡适的这派言论表示好感，但他却因此文而立刻受到国人的痛 斥。其中郑螺生、方之桢、林有壬三人联名致信胡适，驳斥他的言论。就 胡适同意东三省解除武装问题，来信指明，东三省有二十万士兵不能守土， 是处于所谓最高司令长官之命令，而非全体将士之公意，更不是那广大民 众之意。而今日抗日将领马占山正在浴血奋战，若让他们放弃武装反抗， 就等于是让他们一致维护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满洲国。同时，来信还就胡适 拥护调查团的报告书中的其他多项议案，逐项反驳，在最后语锋一转，直 捣胡适的癞疮疤，说“闻先生与溥仪交厚，溥仪被逐出宫，先生为鸣不平，此番维护调查团，并歌颂其所拟设立东三省自治政府等办法，意或别有用心， 故意为此曲说，甚至以小己冒多数。” ?并质问胡适对国联调查团所说的“他 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这句话中“我们”究 竟代表的是什么人？
然而，胡适执迷不悟，连续发表《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 联调节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述评》，继续吹捧国联调查报告，幻 想依靠国联的调节和国际法制裁日本。
作为反战主和派的胡适，此时因取得与当局共同一致的对日主张，便 更加积极地为当局出谋划策，且将自己的主意直接与蒋介石沟通。他除了 鼓吹国联的作用，散布对日妥协、不抵抗外，还坚决反对用武力作战，替 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传声筒。
1933年2月初，日军立足东北后便以日伪军10万人，向热河省大举进攻， 塞外战事顿时紧张。在日军攻击下，奉命不抵抗的国民党热河省主席汤玉 麟弃城逃走，镇守塞外的汤玉麟、张学良部队20万人不战而退进长城以内。 3月3日，胡适与傅作义交谈，对热河失守，都表示极大的愤慨。当天晚上， 胡适因“愤慨”难消，便拟了一份电报，然后约丁在君、翁咏霓聚谈，并 商定由翁咏霓用密码发给蒋介石：“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按：张学良）所 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 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b4日，胡适得知“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 兵孤军深入，真如无人之境”。5日，胡适又得知昨天进入承德的日军先锋 队只有128人，因汤玉麟弃城逃走（且不知下落），没有遇到抵抗。对此胡 适“心绪极恶”，当晚便写了一篇《全国震惊以后》的文章。同时丁在君写 了《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这两篇手稿，胡适在7日送交张学良，并附 了一信，劝张学良“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 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因为汤玉麟乃张作霖的结拜兄弟，系出绿林。张学良作为华 北最高军事长官，也无法指使汤的行动。10日晚，张学良约见胡适、丁在君、 蒋梦麟（北大校长）、梅贻琦（月涵，清华校长），说自己受蒋介石之令辞职， 特向诸位朋友告别。
3月13日，胡适同丁在君、翁咏霓、刘子楷乘车到保定，晋见北来解 决华北危急的蒋介石。下午5时，他们与蒋见面。蒋向胡适等解释说，他 自己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个师团的人，故国内 与台湾均须动员，并说“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 传攻热河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 知道清楚的多多！ ”对此，胡适在日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这真是可怜的 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接着胡适问蒋介石能抵抗否？蒋回答：“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胡适又问。
“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 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蒋介石答道。
胡适听明白了蒋介石此话的内涵，“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胡适接着又问：“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 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蒋肯定地答道“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 放弃‘满州国’。”并向胡适等人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蒋介石要求胡适等人“想想外交的问题” 。
保定之行，胡适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这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言论和 对日主张。第二天返回北平时，他又与罗文干同车，一路上与罗交谈，又 使他产生了从民族自身反省并寻找解决目前危急的根本途径。
在关于以取消“满洲国”为条件与日本交涉这一点上，罗文干与蒋介石的态度一致，即日本人不会答应这个条件。罗文干的主张很彻底，他说： “这个民族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时，又不能做普法战后的法兰 西。如果我们能相信，此时屈伏之后，我们能在四十八年内翻身，我们也 不妨此时暂且屈伏。但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胡适则表示他从前的人生观 正好与罗相反，即以暂时的屈伏而求几十年后的重新抬头、发展。通过罗 文干的这番话，胡适表示罗文干是对的，而自己从前的以屈伏换取重新抬头、 发展的人生观错了。所以胡适表示“是的，此时的屈伏，只可以叫那些种 种酣嬉无耻的分子一齐抬头高兴，决不能从此做到兴国的目标。这个国家 这三十年来完全在国际局面之下苟活，而我们自以为是我们自己有幸存之 道！国难的教训才使我们深深感觉国际局面的重要。我们此时若离开国际 的局面而自投于敌人手下，不过做成一个第二‘满洲国’而已。以后这个‘第 二满洲国’永远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了！ ” 回到北平后，胡适收到罗文干3月10日的复信，信中以赌博为例，劝 胡适不可因此时北方危急，外交上的挫折而埋怨人，责怪政府，更不要因 北方一时的失败而丧失信心，千万不可自动认输：
赌钱全靠气。输钱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的伙计如何打错牌，尤不可 说庄家牌太好我打不过，垂头丧气；更不可说我输不了，请庄家减免赌债。 也不可于输钱的时候请朋友可怜。
同时告诫胡适进赌场“千万不可认输”，即便是输了也不可“做出寒碜 样子”，“因为寒碜之后，庄家永远吃住我这一门，朋友将不捧场下我的门注， 赌友皆看我不起。此后翻本永远无望”。这是罗文干的“外交哲学”，提供 给胡适，供他在政治生活中借鉴。因为罗文干作为胡适的老朋友，他知道 胡适是一个人生的乐观派，而国事、民族上的悲观派。怕胡适此时在言行 上有失人格，说些有失身份的话。尤其怕他责难蒋介石、张学良，同时向日本人认输。
此时，尽管罗文干劝他不可丧失信心并认输，但他为《独立评论》写 的那篇文章《全国震惊以后》已登出（3月6日夜写，12日刊出），而罗文 干也正是得知他这篇丧失信心的认输文章之后，才在10日致信，向他谈“赌 经”的。在这篇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劝导国人：“我们今天的最大教训是 要认清我们的地位，要学到‘能弱’，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 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 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这才不辜负这十八个月（也许还更长)的惨痛的教训。”
罗文干10日写的信，胡适从保定返回北平（14日）后才看到。这时， 他的另一篇丧失信心并认输的文章《日本人应该醒醒了》也已在12日晚写 成，并将登在1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2号上。罗文干早料到胡适对 国事和民族的悲观会导致他此刻受挫时丧失信心，才写这封信的。但胡适 此时的悲观和丧失民族自信心，丧失对日抗争勇气的表现，已使国人生厌， 并从中显出他的软弱。他在《日本人应该醒醒了》，警告日本人说：“即令 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 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长江流域的内地一我们还可 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 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 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胡适的这种言论，恰似罗文干所说的赌输了垂头丧气，“请庄家减免赌 债”。因此，他的这派言论一出，立刻遭到国人的强烈谴责。瞿秋白斥之为“日 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b，鲁迅说这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
接着，胡适又发表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仍坚持“我们不应该抛 弃国联”，这是与蒋介石会面时蒋要他考虑的外交上的途径。由于要日本放 弃侵略中国无望，他只好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遭德军占领四年复归；普法战争中，法割地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法才收回失地，劝中国人 要耐心等候，忍让待变，并自我安慰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史上， 四五十年算不上什么。这是胡适对罗文干在3月14日自保定返回北平时火 车上谈话的顺应。罗文干有这番主意，但是他作为政府要人不便说，也不 敢公开说出，并声称他没有说这个话的“信心”。而胡适此时，却代罗文干 说出了“屈服”于日本，像法兰西那样，在四十八年后翻身的话。
由于热河失守，危及平津，主战主和，异声同作。而塞外东北军、西 北军中宋哲元、孙殿英、吉鸿昌、傅作义都率部抵抗，屡挫日军。因为胡 适知蒋介石此时的妥协不抵抗态度，故发文迎合，代当局说话。在4月16 日《独立评论》第46号上，他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向舆论界和 国民表示，“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并针对北平主战的 强烈呼声批评说“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 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一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 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替代张学良主持华北军政事务的何应 钦，见胡适打出了主和的牌子，且和最高当局的意见一致，便于4月18日， 邀请他与丁在君、蒋梦麟至北平军分会，商讨华北停战之事，想以他们为 桥梁请英国公使出面“调停”。5月31日，熊斌受蒋介石、何应钦之命与日 军结“城下之盟”一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三 省、热河合法化，并把察北、冀东出卖给敌人。事后，胡适又在6月4日 《独立评论》第52、53合刊上发表《保全华北的重要》，支持蒋介石、何应 钦的和谈政策，拥护《塘沽协定》下的华北局部停战，并代当局向国人作 解释，认为目前中国所处局势“决无解决的能力，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因 此，“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同时还声称， 如果再与日军交战，就会使华北糜烂不堪。至6月中旬，胡适因去加拿大 参加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又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赞成《塘沽协定》，并表示“此举虽略似于无形中默认伪国之嫌，然在另一 方面言之，实系使东北问题，暂行搁置。盖战事停止后，则日本之文治派 及和平派得以抬头，同时世界上和平运动，亦得与日本相接触，否则日本之和平派与文治派，亦只可听命于军部。……故余对上海停战与华北停战， 均属赞成”。
由于胡适的言论迎合了国民党此时的对日妥协政策，且许多话是最高 当局不敢也不便说的，同时态度也是温和并体谅政府的“难处”，颇得当局 的好感。国民党当局便想乘机拉他加入政府，以为犬马之用。时任国民党 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于3月31日、4月28日分别写信请他出任教育部长和驻 德大使，胡适则回信谢绝。因为他自信在政府外边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 加入政府更多（此时的言论便证明了他这一判断，因为一加入政府，他说 话就没有这么自由、随便了），信中还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 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个无偏无党之身， 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我很盼望先 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6月13日， 胡适准备赴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路过南京时，汪精卫还约他 密谈并在他临行前送密电码一本，约定联系暗号。
1932年12月，民主进步人士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铨）、鲁迅等 人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要 求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抗日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同盟负责人 蔡元培、杨杏佛均为胡适的好友，且知胡适一向崇尚人权平等、言论自由， 便于1933年1月9日，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通知他，执委会已 通过他为会员。但他们哪里知道喜欢凑热闹的胡适此时因北方局势危急，兴趣移向为当局出谋划策，在对日问题上代政府发言，而对所谓的民主、 自由、人权已不感兴趣了。但胡适还是做出个自己崇信民主、自由、人权 的样子，着手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1月27日，上海“同盟” 总部来函要他和李济等人“在平以本会名义，相机进行”，援助被北平公安 局拘禁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马哲民。30日下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 会成立，胡适为分会主席，李济为副主席，成舍我、陈博生、徐炳昶、许 德珩、任叔永、马幼渔为执委。会上决议以同盟总会所订分会章程为会章； 主张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其他侵害人民权利之单行法；营救平 津各地被非法监禁之政治犯；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办顾祝同。与之同时，国 民党北平市党部、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宣称该会为非法组织，要市属机 关不得接受该会的任何要求。而胡适在该会成立之后，也只进行过一次响 应上海“同盟”总部的活动，即1月31日同杨杏佛、成舍我等，以中国民 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领导者的身份，视察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等三处监狱。 鉴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政治性质，与北平党政机关对“同盟”北平分会 的态度，和日本人占领东北并欲南下，胡适不愿再与国民党人产生磨擦， 以至失和，尤其不愿破坏他刚与国民党上层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所以说 该分会一成立，便由于胡适已倒向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而名存实亡。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前夕，千家驹于1月24日致函胡适，陈述 “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之冤死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 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 判决从不经过司法的手续，只不过随军事机关主管人员之喜怒而决定了一 个青年终身的命运”，希望民权同盟的成立，在消极方面能援助这一班呻吟 于人间地狱下的青年学生；在积极方面能争取法律赋予人身、言论、出版 之自由保障。千家驹明确地向胡适建议：一、在《独立评论》上立刻提出 保障人权，不依司法手续，不得任意由党部命令逮捕人；二、要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不问他是共产党或非共产党）的主张来；三、北平分会应对 狱中青年作有效的援助。最后千家驹还以“小学生”的资格申请加入北平 分会。对此，胡适根本不予理睬，因为《独立评论》在编辑方针上已基本 上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步调统一，尤其是抛弃了 “天赋人权” “主权民有” 等理论和要求，主张“短期之专政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独立评论》 的使命是要在政府外帮忙，说政府或一般人不敢或不便说的话，为当局效力。 对内讲思想统一，讲新式开明专制，而非民主政治。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后的第二天，原北大学生，因不满国民党 统治于1931年在天津被捕的韩麟符，代表同案的李玉书、杜真生、王仲青、 郑丕烈等几个青年人给胡适写信，希望能出狱共赴国难，同时诉说了他们 在狱中铁镣在身，饮食营养不足，并时有死亡，想请胡适帮助，并把他们 所想的具体办法告诉胡适：一、凡爱国学生及嫌疑犯和判刑已久者，请求 当局释放，俾得共赴国难；二、重病者（现在有20余人）可保因病假释； 三、读书、看报、写作自由；四、改善饮食，增加运动，准予随时接见亲友； 五、下镣以尊重人格人命。这是继千家驹提出对狱中青年应采取有效援助 之后，更为迫切，更为具体的问题，是“政治犯”人道主义的最基本要求。 尤其是他们正值民族蒙难之时，虽身陷囹圄，却都有上前线抗日保国之请求， 并希望胡适和杨杏佛转告蔡元培、宋庆龄，给他们以切实的帮助：“国家民 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们真感到无限的悲楚，这百十多无告的青年志士， 在切望先生们给我们助力！ ” 然而，此刻的胡适却根本听不进青年学生的 这些要求和建议，也无心来应付这些与国民党政治有关联的“政治犯”。
在此之前的1月28日，民权保障同盟会员林语堂曾致电胡适，将几天 前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杀害新闻记者刘煜生的事通报给他，希望他联络 北平学者以示抗议。2月2日，美国左翼女作家、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也致信 胡适，认为蒋介石政府“杀戮的风气现在已经蔓延到新闻编辑这方面来了” ，并告诉胡适，宋庆龄已在上海新闻界代表大会上提议收集刘煜生所招致杀 身之祸的文字，印成册子，并号召所有报纸总罢工。对此，胡适漠不关心， 若无其事。但对史沫特莱寄给他的，将要以民权保障同盟总部名义发表的 题目为《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诉书）》一控诉监狱当事者 用种种残酷私刑拷打虐待政治犯的英文材料甚感兴趣（该材料由史沫特莱 交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以中、英两种文字发出，中文被国民党新闻审查机 关扣压）。胡适感兴趣的倒不是因此事主人权之道义，而是一叶蔽目，二缶 钟惑，断言这份材料不真实，是别有用心之人伪造的。他于2月4日、5日 连续致信蔡元培、林语堂，认为那份“控诉书”是捏造的，并说：“若随便 信任匿名文件，不经执行委员会慎重考虑决定，遽由一二人私意发表，是 总社自毁其信用，并使我们亲到监狱调查者，蒙携出或捏造此种文件的嫌疑， 以后调查监狱就不易下手了。” 胡适这里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他不是在为该“控诉书”所代表的人 权问题考虑，而是怕他自己1月31日曾去考察过北平军委会的三处监狱， 如今“蒙携出或捏造此种文件的嫌疑”，并由此遭国民党当局怪罪，或失和。 他内心是要同当局保持一致，而不想因此事受牵连。
胡适在2月4日发出这封信后，第二天便看到《燕京新闻》报上登出 宋庆龄的信和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的“控诉书”。对此，他更加恼怒， 便再次致信蔡元培、林语堂，坚持说该“控诉书”是“有意捏造的”。并对 宋庆龄签名同意发表的“不慎”和信中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 犯”表示不满：“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 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同时还向蔡元培发难说“如果 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末， 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胡适这是天真的犯 傻。如果这份报告、控诉书署了“政治犯”的真实姓名，岂不是立刻要遭国民党军人监狱处死，招来杀身之祸！也就在这一天，他又致信《燕京新 闻》编辑部，否认北平军委会反省院对监犯使用酷刑，再三强调“送交孙 夫人的那封呼吁书十分可能是一封伪造的匿名信”。一胡适这里似乎坚信 监狱不用酷刑，在他1月31日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去视察此监 狱时，狱中当事者当然不会当他们的面给“犯人”上刑。再者，那些“政 治犯”也不敢直接向胡适控告狱中当事者滥用酷刑一如果是当面反映了 实情，岂不是自取灭亡。因此，“匿名”写“控诉书”则是在自然情理之中。
2月13日，蔡元培、林语堂致信胡适，告知同盟执委会已讨论了他的 来函，并说那份“控诉书”，“确曾由史沫特莱女士提交会议；在史女士确 认为自被拘禁人展转递出之作，而同人亦以此等酷刑，在中国各监狱或军 法处用之者，本时有所闻，故亦不甚置疑”。同时说此事当有同盟执委会负 责，决不是一二个人的擅自作为。杨杏佛14日致信胡适，就他所说北平的 几个朋友不能参加这一团体之事，劝他“千万勿消极，在京、平市党部开 始压迫本会之时，内部自当精诚团结也”。
胡适对此很不服气，他在2月7日写就了《民权的保障》，并刊于19日《独 立评论》第38号。文章公开分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刚成立两个月，且 正遭国民党政府压迫的人权组织，对民权保障同盟宣言中主张“国内政治 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提出质疑。他在赞成这个民权 保障运动的前提下，认为法律只能规定我们的权利，决不能保障我们的权 利，并指出：“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 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 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他甚至借“法律”来掩饰“政治”一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在对待共产党人及进步爱国人士，即所谓“政治犯”“反 革命分子”这一问题上，是无法律可依的，政治审判即是法律一而胡适 却要把二者分离开，所以，他谈道：“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 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 行动。”胡适最后这段话自然是大实话。他一向标榜自己崇尚民主、自由、 人权，而此时背离民权保障同盟的立场，站到蒋介石政府一边，为蒋介石 及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辩护。
2月21日，胡适对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日报《字林西报》记者发表 谈话，公开站在当局的立场讲话，反对民权保障同盟会关于释放政治犯的 主张和要求，说“一个政府为了保卫它自己，应该允许它有权去对付那些 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但政治嫌疑犯必须同其他罪犯一样，按照法律处 理。” 并相应地提出四项原则。第二天，该报刊登了以《〈字林西报〉记者 关于胡适为政治犯问题发表谈话的报道》为题的文章，引起了民权保障同 盟执委会主要成员的愤慨。他们当天即致电胡适，询问这完全违背本会宣 言目的第一项的话是否系他的真意。杨杏佛于23日又写信给他，希望他对“谈 话”有所解释，以保本会内部团结，“勿使此会因内部异议而瓦解也”气对此， 胡适均未作答复。总会负责人蔡元培、宋庆龄没料到一向主张民主、自由、 人权的胡适，如今竟变得如此有失身份，十分恼怒，于是，28日致电胡适， 作最后劝警：“养电未得尊复。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 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 即电复。” 胡适放弃向政府的人权要求，一意孤行，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总部便在 3月3日召开中央执委会，开除胡适的会籍。第二天，胡适看到了报纸对此 事的报道，并剪了两则报道，贴在日记上，同时在一旁写下这样一段话“此 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 在里面胡混，更好笑。” ?这里，胡适认为民权保障同盟的行为是“可笑”之事，且自以为是。由于胡适被开除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随之雀散，而3月3 日胡适被开除民权保障同盟的这一天，也正是他与丁在君、翁咏霓联合致 电蒋介石，劝蒋“飞来指挥挽救”华北之时。胡适被开除，反倒增加了他 个人与蒋介石政府走到一起的亲和力。
胡适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一举措与三年前他借重《新月》杂志，联 合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与国民党政府要“人权”正好相反。那一次被 国民党政府警告，这一次为进步的民主力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警告并开 除。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因这次倒向政府，代当局说话，公开 违背人权主张而遭受社会的不满和责难。当然，这事唯独胡适心中最清楚 其中的原委。因为他这时一方面南结蒋介石政府，北连张学良、傅作义等 军政要人。尤其是因东北、华北战事，而混迹于主持北平军政事务的张学良、 傅作义等人之间。所以他不可能对控告北平军人监狱的“控诉书”表示赞 成、支持。且因1月31日他亲自到军人监狱视察过，为避“携出”或“捏造” 之嫌，他便一意反对此“控诉书”，并分裂瓦解了这次活动。
也就在胡适致信《燕京新闻》报社，指责“控诉书”是假的，并对《字 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之后，有位叫“关仰羽”的青年，将其被拘囚及 目睹北平宪兵司令部的黑幕一一随意拘留、酷刑拷打、侮辱女犯一一人 间地狱般的生活写成文章寄给胡适，劝他排除障碍，消除个人成见，以 伸张正义，拯救无辜同胞于水火。北平军委会监狱里的“犯人”也联合 写信给胡适，陈述狱中的非人生活，劝胡适为青年，为人民之自由、人 权着想，并以铁的事实证明那封“控诉书”所说的完全属实。林一鸣致 信胡适，说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既无工作，亦少成绩，成了统治阶级 的傀儡，一味欺骗人民。这在标榜民权的中国，有非人权的行为，本已 是中国的耻辱，而如今胡适又在这个“民生涂炭，霸道横行”的世道上 为当局掩饰遮丑，岂不“被人贻笑” b!鲁迅、瞿秋白对胡适这一时期的言行也深恶痛绝。作为民权保障同盟成员，鲁迅还联系胡适《人权论集》 出版时写的序言，指出：“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 道、仁政……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并 以诗痛斥他：
文化班头博士衔， 朝廷自古多屠戮， 人权王道两翻新， 虐政何妨援律例， 先生熟读圣贤书， 千古同心有孟子， 能言鹦鹉毒于蛇， 好向侯门卖廉耻，人权抛却说王权， 此理今凭实验传。 为感君恩奏圣明。 杀人如草不闻声。 君子由来道不孤， 也教肉食远庖厨。 滴水微功漫自夸， 五千一掷未为奢。
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决裂和与此同时主张与日交涉、避免战事的言行， 一方面，为他日后与汪精卫、蒋介石政府合作，被提名出任教育部长、驻 德大使（均未就）、驻美大使投下了十分可观的政治资本；但另一方面，他 也因此而丧失了一向崇尚的民主、自由、人权、独立的精神，玷污了“青 年导师”、“学界领袖”的身份，失去了进步青年的信任，以至使他在13 年后出任北大校长时，根本无法稳定学校，最后不得不弃校而逃。另外， 1933年6月18日，他的朋友、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因向国民党要“人 权”，而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对此胡适也未向当局表示抗议。面对党争所凸 显出的问题，他的立场是明确的。
四
面对内政上的混乱、分裂和外敌入侵，版图变色，胡适痛心疾首地进 行历史的反省和寻根。在1932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国耻一周 年，他为《独立评论》作了《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他从甲午中日战争谈起， 四十年奇耻大辱，且今日大难当前，三百六十五个昼夜过去，而我们仍束 手无策。从历史上寻根，胡适认为这是“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 到我们今日”。从近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与眼前的现实看，他认为我们缺少一 个社会政治重心，进而导致民族自救运动的失败。因此，他提出了 “可以 用人功建立的社会重心”的几项条件：
第一，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一个大的团结。
第二，必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拥有各种社会阶级的同情的团体。
第三，必须能吸收容纳国中的优秀人才。
第四，必须有一个能号召全国多数人民的感情与意志的大目标：他的 目标必须是全国的福利。
第五，必须有事功上的成绩使人民信任。
第六，必须有制度化的组织使他可以有持续性。
胡适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这六项政治改革主张，就国民党在大陆统治 时期是无法也不可能实现的。但历史地看来，1949年取代国民党在大陆执 政的共产党却做到了这一点。胡适的梦想，在他依附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 实现，却由共产党来完成。
1933年10月底，胡适自加拿大参加完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归来，中 国的社会现实，又使他好生感慨。北方外敌之患，南方共产党领导红军地 方割据，政府内部又有派系斗争。为了清除共产党红军的地方割概根据地），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围剿江西。11月1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登出 《建国问题引论》，认为“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 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步的作自觉的改革， 在那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而激进的革命工作 者却犯了迷信主义而忘记问题的大错，中国问题在于建国统一，而不在于 建立某种主义。胡适这显然针对共产党而言的。他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 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即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 的国家。
接着胡适又发表《建国与专制》《再论建国与专制》《政治统一的途径》 等文章，为蒋介石政府的稳定与发展作舆论上鼓动与宣传。在《建国与专 制》中，他指出：“第一，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 裁专制。第二，我们今日要谈的‘建国'不单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中 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可以算是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所谓‘建国'只是要 使这个中国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里站得住脚。” ?但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 文中，他一方面反对种种专制，但同时他“不相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 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也“不相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 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 级的领袖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并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幼稚 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在我们这样缺 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胡 适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一方面借反对专制，进而否定部分舆论批评蒋介石及 国民党政府为专制的个人和专制的政党；另一方面也否定了共产党所宣传 的他们的“主义”有大的魔力，让全国人民站在他们政党的领导下。同时， 他提出中国旧式的专制已无法维系建国大业，目的是在呼唤一个新式的开 明专制（这是他们《独立评论》在内政上所鼓吹的方针之一）。开明专制是 特别英杰的政治，有了国家统一后开明的专制（因为中国是一盘散沙），再建立起一个象征全国各民族的机关，才能挽救颓败的政治制度。这里，胡 适完全背离了他青年时期的社会政治训练和一度崇尚并倡导的民权、宪政、 自由、平等的信条，且这种人格分裂行为，纯属代统治者言，在客观上起 了为蒋介石独裁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作用。
经过几个月异地他国游历，广泛了解国际形势之后，在对内政发表上 述意见的同时，胡适还手拟了关于外交问题几点意见，提出《世界新形势 里的中国外交方针》，并两次致信汪精卫，以表达他对外交问题的主张和态 度。他对“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和国民党政府没有积极的外交政策，只是 消极的招架，随波逐流的漂泊感到不满。因此，他相应地提出了外交上的 三点意见：
一、我们深信，我们到了今曰应该觉悟敌国外患决不是排外的标语口 号所能打倒的。……所以我们主张：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应该停止一切不 负责的排外论调，应该教育全国民众认识自己国中的危机和国际的局势， 应该努力充足自己的实力而不依靠浅薄无益的煽动。
二、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我们决没有孤立的生存。我们应该认识中国 外交的对象有四个方面：一是曰本，二是俄国，三是美国，四是那代表西 欧和不列颠帝国的国际联盟。我们主张，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尽力兼顾到 这四个方向，才可以希冀在国际上得到一点地位。
三、我们深信，根本上中国的外交问题还只是内治的问题。我们的内 政不上轨道，国内没有治安的保障，则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决不会得着自 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主张，我们应该多责己而少责人，多在内政上努 力而少作排外的空谈。
但胡适同时也提醒国人:今日军阀统治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 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调解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实际问题上的讨论。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对华政策声明， 狂妄地表示反对欧美对国民党的援助，流露出独霸中国的野心。三天后， 外务省发言人又发表补充声明，以“东亚主人”自居，声称关于“满洲国”， 日本盼望能承认其公允和自由之行动，以图控制满洲吞并中国。日本企图 亡我中国的野心大暴露，而国民党政府对此事却采取了温和、妥协的态度。 外交部19日发表的声明，便是“弱国无外交”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提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抗日救国六 大纲领)。
5月初，胡适在《独立评论》第99号发表了《今日的危机》，对天羽英 二蛮横无理的声明表示不满，同时认为中国的处境到了空前严重的局面，“我 们切不可妄想日本因此竟会改变它的政策”，也“切不可妄想太平洋的世界 大战即有爆发的可能”。因此，“我们要彻底明白：四月十七日的宣言的主 要意义就是不许我们准备做比利时。我们现在究竟有做比利时的决心没有？ 我们若有这种决心，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准备”？接着，他连续发表了三篇 论信心与反省的文章。他首先劝导国人在恶劣的空气里，于内乱外患日重 之时要保持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绝大信心，对他两年前的部分悲观论调 有所修正。他指出，一个可靠的民族的信心，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进 步的社会重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 和伟大，并不能拯救我们今天痛苦的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 荣的。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肯努力，不知羞耻。所谓不知羞耻，只是 因为不肯反省，有了真诚的反省，自然会发生真诚的惭愧，才会有对于民 族前途的绝对信心。在此胡适提出了一个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深层次问题。
胡适指出，一个民族也和一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 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的时候，他的盛世也就过去，并走上衰老僵 化的时期。日本强盛是因为他们勇于和善于学习别人。中国人喜欢抱残守缺， 爱谈遥远的过去时代。其实被人称道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之下， 是裹小脚不人道的野蛮行为，是大家崇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吃人礼教。这无异是胡适的真知灼见，也是他五四反传统时所击中的中国伦理 文化的要害。但亡国灭种迫在眉睫，救亡压倒一切，国人绝对需要有中华 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的自信心，有自强不息、团结御侮的历史责任感时，他 却片面地强调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掠夺了一大块土地去， 这不算最大的耻辱。而如今最大的耻辱则是中国有整个省份种鸦片烟，最 高官吏公开提倡封建迷信，中国没有完备的大学，没有义务教育。在救亡 与启蒙这一重大问题上，胡适没有认清作为主要矛盾的“救亡”。
面对现实，反思历史，胡适感到“百事不如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意识 使他感到精神上负载着极大的痛苦。他的态度是“救火”“补天”，所以“反 省说”不敢触及最高统治者和他们的精神支柱，最后将反省的焦点落到民 族固有文化形态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上。胡适此时的反省是因困惑于现实， 在剪不断、理更乱的内乱外患之中，借助历史，来达到对政治困境的超越。 因为在几年前外患以及“救亡”未到之时，他尚可以借民主、自由、人权 与当局磨擦，而如今他连民主政治和人权保障这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用 于社会的最基本的筹码都失落了，所以，他只能在历史的重负上，释散心 理上的压力。他的文化寻根（劣根）和反省批判，是以欧美文化和发展中 的日本文化为参照系，所以，他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固有文化的短处，并十 分诚挚地告诫国人：我们今日要反省，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 自己罪孽深重，决不是这样浅薄的“与欧美文化接触”就可以脱胎换骨的。 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 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 ?—几千年 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无法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虽浮沉着 几个圣贤豪杰，其中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 满天的黑暗。我们的光荣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 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认为中国如今之所以遭人欺凌、侵略，且自鸦 片战争以来一直如此，是由于我们的学问、能力不如他国进步之迅速。导致这种局面的民族文化心理，一是我们不肯责备自己，二是祖宗留下的罪 孽沉重，我们后来又不肯忏悔、认错。作为这个世纪最初也是最激进的“西 化派”代表人物，胡适否定传统，主张“西化”的呼声一直保持到晚年， 且始终是最强有力的声音。而这里，作为一个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 他是在民族蒙受奇耻大辱，国家遭大劫大难之时，代整个民族认错、忏悔， 挖曝劣根。“知耻近乎勇”。只是他一味责己，一味地对中国政治最重要的 文化载体毁容揭丑，而不敢正视中国政治最重要的角色一统治者。如果 没有统治者思过、反省，却又一直在推行愚民政策和封建专制，中国何以 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胡适在这个特定时刻来对中国文化反思，自然有其 历史的因缘和深刻的片面，但也显示了大难临头之时学者空口论道，无济 于解决中国目前危机的可悲处境。
由于他的视点和思想导向是“西化”观照下否定传统，散解重负，剖 析劣根，且成为他思想文化建设基础工程的一部分。因而这种“启蒙”性 的工作，便显示出脱离“救亡”的现实轨道。这样也就无法，也不可能看 到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内聚华夏如大家族般更深层的东西一且他一味地 视之为劣根，看不到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专制体制对人的摧残、扭曲。尤 其是他没有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保守、愚昧、落后的下面同时还蕴藏着一 种集体意识一民族意识，一种原始的生命力和求生精神。而这正是战胜 侵略者，“救亡”图存的根本所在。所以，他的“反省说”，在这个全民族 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反抗之前的紧要关头，作为一种更高、更深意义上的爱 国主义，合理而不合情，“曲高和寡”。屡遭欺凌的国人，醒来后更多地需 要鼓动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战胜外敌的勇气，而非釜底抽薪，让他们先失 掉元气和活力。
五
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政策的实施，使日军得尺进丈。1935年 6月27日，7月6日，“秦土协定”（察哈尔代表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在北平谈判、签约）、“何梅协定”（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 美治郎签约）的签立，使中国军队和国民党党部撤出冀察两省，两地沦为 日军控制。此时，胡适见中日大战势在必打，便在6月27日写长信给王世杰， 开始改变以前对日妥协的态度。即“从反面设想，一另画一个国策”。他说:今画第二策，仍假定此二事。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进那个“不很 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如何可以“促其实现”？
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之后，胡适认为日本已走上了切腹的路，而中 国要为之“介错”（日本武士切腹时必须请他最好朋友从背后砍其头，名曰 介错)。并指出“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 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廿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 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本作苦战的计画。他 的全副精神用在剿匪上，这是我们知道，又能原谅的。但日本不久必有进 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 备好了打他们’”。因此，胡适强调：
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 我们若要作战，必须决心放弃‘准备好了再打’的根本错误心理。我们必 须决心打三年的败仗，必须不惜牺牲最精最好的军队去打头阵，不惜牺牲 一切工商业中心作战场，一切文化中心作鲁文大学。但必须步步战；必须 虽步步败而仍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此外别无作战之法。
最后，胡适又提醒王世杰向最高当局进言献此主张时，应注意“双管 齐下”，即“一面谋得二三年或一二年的喘气，使我们把国内的武装割据完 全解决了； 一面作有计划的布置，准备作那不可避免的长期苦斗”。
此时，国民党政府在追杀罗隆基不成的情况下，改变策略，由蒋介石 亲自出面，聘请罗为政治学“顾问”，实际上是想钳制罗的自由主义之声。 罗隆基经过对蒋介石的一段实验性“合作”之后，力辞不就，并走上彻底 的反蒋之路。在罗隆基致信胡适询问“对于中日问题的意见”时，胡适于7 月26日把自己写给王世杰的几封信抄给罗隆基，并让罗带给蒋介石看。同 时胡适还对罗谈了自己对蒋介石的看法：“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 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 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 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去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 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胡 适这里显然是想通过罗隆基把自己的主张、意见传达给蒋介石。认为罗“是 学政治的，定能用专家的术语把这个意见说的明白”。
由此可见，胡适此时在内政与外交上的思想是清醒的，且完全合乎日 后事态的发展进程，并逐步与当局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他的策划，正是通 过王、罗渗透上去的。
随后，胡适又“警告日本国民”，劝其不要高喊“中日亲善”，不可轻 视中国四亿人的民族仇恨心理，同时揭露日本对中国侵略明明是霸道之极， 却偏又说是王道，明明是在播种仇恨，却偏说是提携亲善的丑恶面目。这时， 胡适从向上进言，到舆论上公开表态，都有明显的态度转变，逐步由主和 向主战过渡。
10月中下旬之交，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 堵截，陕北会师并举旗抗日。不久，国民党南京政府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 表大会，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等西南、西北地方首领都到会。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认为后者是国家统一的象征。他在《用统一的力量守 卫国家》一文中，公开反思自己这几年的言论，为自己两年前曾为华北停 战协定（指“塘沽协定”）叫好辩护感到反悔，认为这和政府一样犯了只主张“和”而忽视御守之路，因此不能遏止日军得寸进尺。接着他又为国民 党政府这几年的妥协不抵抗政策辩解，认为这几年之中，政府不能用全力 注意疆土的防守，一半是因为剿共需要很大的注意力，很大的兵力，一半 也是因为国内不统一，各方面的猜嫌未全消除，甚至出现了两年前的“福 建事变”，因此，政府不容易有整个的国防计划。胡适这里一方面是公开表 示自己的反悔，但同时也为国民党政府开脱了对日妥协、党争、“剿共”内 战的罪责。
11月11日，天津的报纸披露了日本准备策划一批汉奸、流氓发动“自 治运动”，阴谋使“华北自治”的消息。两天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 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反对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日，已开始 倒向日本军、仰其鼻息的宋哲元、萧振瀛在北平举行北平各界人士谈话会， 报告日本策划“华北自治”之事，言语中流露出为日本招降，要北平教育 界闭口之意。在与会者惶惑不安之时，胡适和他的学生、“五四”天安门集 会的总指挥傅斯年挺身而出，反对华北自治。中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 (十大纲领）号召动员全国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华北和蒋介石出卖华北，共产党北平地下组织也在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 11月26日，国民党政府撤销北平军分会及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职务，派宋 哲元等成立“冀察绥靖公署”。十天以后，以宋哲元为首，汉奸王揖唐、王 克敏、齐燮元、曹汝霖等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试图使华北自治，冀察 两省成为变相的“满洲国”。于是便爆发了 12月9日、16日北平学生反对“华 北自治”的罢课游行。
12月9日，北大学生召开大会，胡适和傅斯年、蒋梦麟登台讲话，共 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对学生们的游行请愿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不赞成 罢课。此时，他自由主义的独立精神和干预政治的意识有所回升，且对当 局的妥协政策不满。在12月15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的《为学生运动 进一言》中，他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家又没有正 式的纠正机关，这时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学生界发生的。这几年 中，国难之下的学生沉寂只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规。在外患最严重的紧迫关头，在一个汉奸遍地的时势下，国家最需要的是不畏强暴的舆论和不 顾利害的民气，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针 对近年政府钳制独立舆论和压制好运动的青年的政策，胡适认为这是国家 的不幸。他称12月9日北平各校学生的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 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是天下皆知的壮举，它表明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 是不承认那所谓“自治”的傀儡戏的。但是，他不赞成12月9日以后学生 继续罢课，认为这种方式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要青年学生的力量和 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并培养起能自由独立且奉公守法的 个人品格。12月22日，他在《独立评论》第182号发表《冀察时局的收拾》， 对写作《为学生运动进一言》有所反悔，认为支持学生示威游行是对社会 的一种破坏，竟出尔反尔，为华北特殊化辩解。他说中央解决冀察时局的 办法是暂时的退守之计，是一个正当的办法；在赞成12月9日学生爱国游 行请愿的前提下，反对学生继续罢课；并说有少数人在播弄谣言，煽动学 生罢课，使纯洁的青年运动走上邪路，言外之意，是在说共产党插手学潮。 但学生没有听信胡适的劝阻，在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 的日子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遭到了宋哲元军警的血腥镇压。
一方是庄严伟大的斗争，一方却在施展无耻的淫威。面对这种局面， 胡适在12月22日夜写了《再论学生运动》，并刊于29日的《独立评论》 第183号，强调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悦诚服的爱戴， 而不应该滥用权力去摧残一切能纠正或监督政府的势力，指斥北平当局对 两次学生游行的处置是错误的，批评何应钦12月9日避而不见，不接受和 保护学生的请愿，谴责16日军警毒打、刺伤学生，说这是绝对不可饶恕的 野蛮行为，是军队的耻辱。在对受难学生表示同情的同时，劝他们即日复 课，不要再作不幸与无益的举动了。他还同时发表了《胡适告北平各大学 同学书》，劝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 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希望诸位同学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 报国之事，任重而道远，青年人切不可为一时冲动所误而忽略了将来的准备”。同时，胡适与清 华校长梅贻琦致电教 育部长王世杰，告知 北平局势，请政府全 力注意华北，明定方 针大计，以免误了大 局。
由于胡适这些年 来对日妥协、忍让，维护专制统治，成了 当局的代言人，反对 释放政治犯和青年学 生，失去“青年导师”的身份，早已遭青年 人唾弃，所以他的话 无人听信。1936年1 月9日，他在给周作 人的信中，也明确地 承认这几年中青年人多数不站在自己这一边，但是胡适没有正确地认识自 己，只认为失去青年人拥护的原因是自己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 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的东西，并表示自己始终不肯放弃他们，仍然要对他 们发谆谆教导之言。尤其是周作人对他的劝箴良言（劝他不要多事）和“青 年无理解”，使他感到自己任重而道远，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导师的责任，对 不起青年人。他以自己是“多神信徒”自我剖析，认为这些年来的言行是 由于嗜好自己神龛里三位大神的箴言：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 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 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实际上，胡适的思想矛盾紧系他的政治态度， 即幻想凭借国民党的势力，实现其政治改良的目的。他的言行是和国民党 政府此时的内外策略相一致的。
六
1936年4月，日本外相广田以调整中日关系为借口，向中国驻日本大 使蒋作宾提出要求中国政府事先同意他的三原则（中国绝对放弃以夷制夷 政策；承认并尊重满洲国；中日共商有效之法，防止北中国赤化)。对此， 胡适4月12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告 日本国民》，表示强烈的反对，认为广田的三原则决不配做调整中日关系的 先决条件，并相应提出了七项条件，其中包括废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辛 丑和约”“冀东协定”等，结果引起绝然相反的舆论。上海的一些报刊因为 胡适没有一条提到东北，对伪“满洲国”不敢提出废止，而认为胡适又在 贩卖反战、对日妥协言论，斥之为“民族的敌，国家的敌”，说他的话是“奴 才的梦想”；但日本驻华北军头目却对胡适发文的天津《大公报》提出了严 重警告；天津的汉奸也公开叫嚣“驱逐胡适出华北”。可见胡适的言论并非 完全亲日的汉奸之论。对此，胡适在5月10日《独立评论》第200期专门 发表《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为自己辩解。5月日本增兵华北， 宋哲元对此妥协退让。5月31日晚北平市长秦德纯请胡适吃饭，报告平津 时势恶化，以及宋哲元等人的立场。返回寓所后，他当即写了《敬告宋哲 元先生》，并刊于6月7日的《独立评论》第204号。他敬告宋哲元不要脱 离中央，背叛民族，滑向亲日派一边，并且在6月4日亲自与宋会谈，苦 口婆心劝其服从中央，不能丧失华北主权。
6月，两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 石的妥协政策，要求抗日，并将军队改成“抗日救国军”，举旗北上。对此 胡适认为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他致电李宗仁、罗文干，劝其 悬崖勒马，共挽危机，认为“今日无论甚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 危害国家之大责任” 。对方不服，复电胡适，责难他在几年前长城之役时， 主张停战休养，结果使华北寇患日深；并认为即战而败，也比妥协投降强； 反驳他的“内战”之说，说“假使中央此时皆举兵北向而不南下，则有何 内战之可言”。
12月10日，胡适从美国参加完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返回北平。12 日“西安事变”爆发。13日早上胡适还未下楼，他小儿子思杜便在楼下大 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胡适看过报纸后，方知此事。在这一天日记 上他写道：“这祸真闯的不小！汉卿（按：张学良）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 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他的勾通共产党，政府久已知之。 七日之夜，咏霓问我此事，我还不信……。”
这一天，胡适家中来客不断，都为此事议论纷纷，他说“蒋之重要， 今日大家更明白了”。于是，他致电张学良：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 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 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 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并在日记上写下了“我的判断如下”：
(1)政府的处置甚当，此是采于谦之故智。
(2)中央军队宜即进攻叛军，大约不难平。
(3)日本一时不致有动作。
(4)蒋若安全出险，必可以得一教训；蒋若遭害，国家民族应得一教训： 独裁之不可恃。
12月18日，他又写了《张学良的叛国》，认为蒋介石对今日之中国如 傅斯年所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说张学良之举动完全是叛国祸国。同 时他责骂共产党的军队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说他们提出的“联合战线” 只是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共产党所说的抗日作战是一种无耻的欺 骗。此文在20日《大公报》刊登后，即和傅斯年的《论张贼之叛变》一起 被南京当局印成传单，由飞机投掷西安城内。
西安事变很快和平解决，五十年代初胡适流亡美国，所作《史达林雄 图下的中国》一文，在追忆起这段往事时，除了责骂张学良与共产党外， 却不得不承认“西安事变”对中共统战及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战所起的历史 作用。但张学良“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却被胡适言中了。
七
在对日问题上，胡适的认识和态度虽然有所改变，但仍是十分软弱的。
1936年11月29日，在日军策划汉奸高叫“华北自治”“华北特殊化”， 宋哲元也受中央之命准备出卖冀察之时，《独立评论》第229号上发表了张 熙若（奚若）《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公开批评和责难宋哲元适应日 本的需要，使“华北特殊化”。主持华北军政事务的宋哲元对此十分恼怒， 遂即查封独立评论社，迫使《独立评论》停刊。接着北平学潮风起，胡适 因阑尾炎住院割治，《独立评论》被搁置了几个月。1937年3月初，胡适病愈回校，并于7日夜致信宋哲元，对张熙若教授的文章得罪于宋表示道歉， 同时请求使《独立评论》复刊，并表示以后“倘有言论失当，务请先生随 时指摘，以便随时正式更正” 。此信写成后，胡适亲自送给北平市长秦德纯， 托他转呈宋哲元。时至月底，宋哲元通过秦德纯转告并约胡适面谈，准予《独 立评论》复刊。
4月18日，《独立评论》复刊，胡适收到不少朋友的贺电贺函，其中“复 堂”的一封信，说《独立评论》产生于国难严重之日，《独立评论》的作者， 过去曾和前方战士一同在精神上为民族、国家冲锋肉搏;该刊所代表的精神， 曾经替民族支持了半壁江山。胡适便借他人的掌声，台上喝彩，将这封信 公开发表在《独立评论》上。
面对国内民众反日情绪高涨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逐步强大，胡适开 始改变他一向对国事的自卑。4月10日，他在《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 的国际新形势》一文中，清楚地认识到太平洋上反法西斯力量在逐渐强大。 他在环顾苏联回到太平洋上来做了第一流的军事强国和环绕太平洋一切非 亚洲民族国家的新兴军备之后，更强调作为反对霸权侵略的中国的新势力。 他认为在严重国难的黑影之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很快地形成了，虽 然她还很脆弱，但经过六年的国难磨炼之后，已初步形成了抵御外敌的武 装力量。这使他增加了不少的民族自信力。
6月18日和7月5日，胡适两次收到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要他参加庐 山谈话会的邀请信。7月7日下午正当他准备动身之时，北平市长秦德纯邀 请他和梅贻琦、傅斯年等二十余人到市政府谈话，报告局势紧张情况，交 换应付意见，直到夜晚10时才散会。夜半11时多，卢沟桥枪声响起，象 征全民族抗战的“七七”事变爆发。8日胡适离开北平南下，赴庐山参加战 时咨询机关“参政会”，与周恩来、蒋百里、梁漱溟等30余人受任为国防 参议会议员，共商抗战大事。11日下午，胡适亲自与蒋介石谈话，激昂慷 慨地陈述北平情形和民情的激愤，劝蒋不能放弃河北。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由胡适、江恒源、朱经农、梅贻琦、傅斯年、吴贻芳、陶 希圣等人参加的教育组谈话会，会上胡适发表了他对战时教育的意见：一、 国防教育，非特殊而是常态的教育;二、教育中心目标，应为国家高于一切； 三、天才救济，关于升学，主张恢复从前同等学历的规定；四、教育独立， 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 教育。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
庐山会议，胡适尚未完全放弃他和比打好的思想，尽管他内心矛盾重重， 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充足，战必付出巨大代价，但势在必打， 他又看得很清，所以也只好从众表示支持蒋介石此时的抗日政策。但他内 心深处，仍抱有和的想法。下山后，他到南京，通过钱昌照与蒋介石相约 会谈，想在大战之前作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他在8月6日的日记中记有：
回寓见蒋先生的谈话通知，先作一长函，预备补充谈话之不足。
主旨为大战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
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
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 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
和平的目标：
1.趁此实力可以一战的时候，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
步骤应分两步：
第一步为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状况。
第二步为“调整中日关系正式交涉”一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对此，国民党政府中一部分人颇为不满，程潜等人表示强烈反对，认 为他的和谈主张是炮火下的白日梦。胡适见中央已经下决心抵抗，于是就 不敢再公开叫喊“和谈”了。但他的调子仍很低，并有不少人与之协同。
因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南京，关押陈独秀的牢房也遭炸塌。为此，胡适 致信汪精卫，请求释放陈独秀。8月19日汪精卫复信，称“已商蒋先生转 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一周后陈独秀出狱。此时，胡适临时住在 南京，穿梭于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及学界名流之间。8月18日夜，他应周佛 海之约，与高宗武、程沧波、梅思平、顾祝同、郭心崧等所谓“低调同志” 聚谈，大伙要他与陶希圣再去见蒋介石一次。于是，胡适通过陈布雷之安排， 在19日下午与陶希圣一起去见蒋介石。
据胡适当天日记所示“谈话不很有结果。我们太生疏，有许多话不便 谈。但我们可以明白，他是最明白战事的利害的，不过他是统兵的大元帅， 在这时候不能唱低调。此是今日政制的流弊，他也不能不负其咎（他不应 兼任军与政)。他要我即日去美国。我能做什么呢？ ” 由于胡适在庐山会谈中曾提议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并推举高宗武负责 打通此路线，所以8月12日蒋介石出任海陆空三军总司令以国事委员会为 最高统帅部后，便召见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三人谈话，决计让他们到英 美做非正式的外交使节。但胡适此时却故作姿态，向蒋介石表示，自己不 愿在国家危险的时候向外跑，表示要留在南京，与城共存亡。这是他对一 周前尚主和的行为心理的逆反，是向最高当局和朋友们表示自己虽然曾主 和，但并不是贪生怕死，为自己考虑。中间经许多朋友，尤其是傅斯年都 以他在国际上的声望出去能替国家讲话，会对抗战前途产生很大影响的竭 诚相劝，他才勉强答应赴美。
9月8日，胡适辞别汪精卫、高宗武等朋友，劝他们不要太性急，不要 太悲观，并在这天日记上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 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 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 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
他还告诉朋友“我的态度全变了。”他抛弃了求和的梦想，从此转为“和 比战难百倍” 见解。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1937年9月26日，胡适自香港乘 飞机抵达旧金山，从事民间外交，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次年8月，他被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为驻美大使。
八
一场灾难降临，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化解了国共两党十年的同 室操戈，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也使三民主义、共产 主义、自由主义由三足鼎立，走向平和的宽容相处，尽管这只是暂时的， 但毕竟钝化了这三者的许多对立、矛盾。
自1931年“九一八”之后陷入困境的中国自由主义，随“胡适派文人集团” “独立评论群体”）的挣扎，至此，消隐于救亡的时代大潮之下。八年抗战 期间，自由主义者的形象，在延安，化作几株小小的“野百合花”，王实味、 丁玲、艾青、罗烽、萧军、舒群的自由主义感念随“野百合花”刚一萌生， 便被无情地打落，化作尘埃。在昆明，由于龙云地方割据自治，和政治上 的宽容，潜伏了罗隆基、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吴晗、朱自清、李公 朴、章伯钧、李璜、张君劢、潘大逵等一大批自由主义者。他们在抗战后期，以群体形象，出现于“民盟”的大旗下。作为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此时， 却是另一个形象，并表现出角色的内在分裂。
美国之行，对胡适个人来说是逼上梁山，这是民族灾难当前，身不由 己的一种必然选择，是良知和民族责任感的自然强化。同时，胡适也成了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一个典型代表一书生大使。这是陷入困境 中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对个人、群体自由意志的追逐、发散，向一 个民族的整体走势认同，并在这种认同中，试图摆脱他们无法完全摆脱的 困境。为了唤起美国各阶层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为了乞 求美国政府给华以经济援助，胡适利用自己与美国朝野的特殊关系（总统 罗斯福是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罗1905年入哥大法学院），寸舌不烂， 时而以文化交流为媒介，时而以个人感情作纽带，宵衣旰食，摩顶放踵， 每年都要行数万里，演讲百余处，这对一个自由主义学人是件苦差事，但 胡适很少对外人道，只是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偶尔流露出：“我在外国， 虽然没有危险，虽然没有奔波逃难的苦痛，但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 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 总是睡的很晚，白天又是要奔走。” 同时，他没有公职在身，只充当一个说客，美国许多著名大学都慕 他在学术界声望，请他到校任教，英国人也请他去演讲，他都谢绝了。在 1938年5月5日的家书中，他说道：“教书的事，我很费踌躇。后来决心都 辞掉了。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 去。” 胡适的非使节性身份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态，决定了他到美国后第 一年的国民外交性质。刚到美国他是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出现， 目的是劝说美国朝野对日制裁，对华支援。1937年9月26日，他刚抵到旧 金山，便对采访的美合众社记者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 但对自己的侨胞，他还是那句所谓的老实话一“算盘要打最不如 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此时胡适顾念自己的国力不足，尤其是 对同胞以血肉之躯去和日寇枪炮较量的事实，他感到自己应尽量设法来减 少这种牺牲。尽管8月份在国内他曾想作一次大战前最大的和平努力，以 失败告终，但是到美国后，他又想以负责的态度，尽可能地促成和平。这 是书生胡适的一厢情愿，也是他非政治家、非职业外交家的局限。因为大 战爆发后，只有以战争来遏制战争，任何形式上的和平努力，只会助长日 军的侵略气焰，这已是1931—1937年的历史证明了的。
10月1日，到美立足未稳的胡适，便在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发表 演讲，陈述危机中的中国对美国的期望，在不希望美国卷入这场不幸的战 争的前提下，敬告美国，如果他们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 和平政策作后盾，既不能使自己免于战祸，也不能达到他们所希望的国际 和平。因此，胡适期望美国充当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的实际、积极的领导者， 以阻止战争，遏制侵略，并同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促成共同的安全。胡 适还告诉美国各界，中国的抗战是一场伟大的正义战争，中国在某种意义 上来说是为整个世界和平而挺身作战的。
11月中旬，首都南京告急，胡适对此十分焦虑。纽约外交政策协会请 他演讲时，他急中失慎，竟然在答问中说了最能体现他此时心态和非外交 使节身份的话一他表示只要日军退兵，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演讲结 束后，前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请他和钱端升、张忠绂到自己家闲谈，史汀生 打量了胡适一阵之后，以右手扶在胡适肩上，很诚恳地说“你怎么能代替 东北三千万人说这种话呢？ ”胡适听罢为之一震，顿感出言不慎，不好再 说什么，只是摇头，表示悔悟?。一个月后，南京失守，国民党迁都重庆， 胡适头脑中残存“和”的念头化为烟云，随风飘去。他电告中央，主张“苦撑”，向国民党政府打气，认为此时决不能求和，并向美国朋友表示，中国 将继续抗战，即使战事延长到二三十年，亦在所不辞。
此时，在美国的中国大使为王正廷（儒堂)。大战开始后，王受命向美 借款，由于此时美国已采取所谓的中立政策，对欧亚参战国均不借贷。王 正廷因急于为国民党政府筹资，但又无法从美国财政部和各大银行突破， 只好和美国社会上的许多“混混”接洽，连驻纽约总领事也加入奔走。胡 适获知此事后，力劝王正廷不宜假手于政客和投机商，要借款，必须通过 公开而又合法的渠道，与正式银行家交涉。王正廷大使并不以为然，结果 上当受骗。王正廷大使敬重胡适的学者人格，却没把他看作外交人才，两 人无法合作。蒋介石政府权衡利弊后，只好让胡适取代王正廷。
1938年7月，胡适、钱端升、张忠绂一行到欧洲，准备游说英、法。7 月20日下午，胡适在巴黎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要胡适取代王正廷 出任驻美大使。一向主张以自由学人之身为学做人的胡适，此时却陷入了 两难境地。因为他无党无派，不愿加入政府，但此时又值战争，为民族生 存之大计，他必须调整心态，重新作出选择。他在这一天日记上写道“此 电使我十分为难。下午与端升谈此事，亦不能决。” 第二天，驻法大使顾维 钧（少川）得知蒋的电报后，力劝胡适就任此职。24日，胡适一行到达伦敦， 驻英大使郭复初（泰祺）也劝他就此职。25日下午，胡适得到孔祥熙（庸之） 23日打来的电报:
儒堂因母老多病，亟思归国。……政府因拟加以调整。介公及弟甚愿 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务乞体念国难严重，俯允电复为幸。
对此，胡适“总想辞卸大使事”，他拟了几封辞卸电报，均不满意，26日， 他又一次草拟电文，说“廿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最后推荐施肇基（植之）担任，并表示自己“以私人助其疏导舆论”。这时，在伦 敦的林斐成、郭复初都不赞成他草拟的辞卸电文，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 卸此事”。直到这天深夜，他仍不能决定是否加入政府，出任驻美大使。在 这天日记中他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却；既不能辞，不如‘伸 头一刀’之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 27日上午，他决定发出 接受此事的电文：
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 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同意出任大使之后，胡适心理的重负仍没有完全放下，7月30日，他 致信在国内的傅斯年和江冬秀，诉说自己的苦衷，责怪傅斯年为何不电告 他们（指傅斯年周围胡适的朋友）对此事的意见，同时请求妻子江冬秀对 离别的谅解。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你们当有 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 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这里，胡适是想征求傅斯年等学 生、朋友对此事的意见，因为他一加入政府，便打破了 “胡适派文人集团” 在野批评、监督政府，在野帮忙的“心理共同体”。同时，胡适在信中还谈 道：“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而要想改变这种局面， 只有依靠美、苏帮助:“关键仍在苏俄与美，此二国较有余力，而在华无大‘既 得权益’，故无‘投鼠忌器’之虑。不动则已，动则有力也。” ?在给妻子的 信中，他说过去曾发誓“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 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 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 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 的学术生活去”。个人兴趣、思维习惯在战事的冲击下，不得不发生改变。 面对蒋介石政府三番五次的催促（一周之内他收到蒋介石两封电报、孔祥 熙一封电报），胡适经过一周多反复思考，尤其是“觉得国家已经到了生死 关头”，他才勉强答应。直到晚年他回忆起这件事，还申明当时的心态：“现 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9月17日，国民党政府颁发了“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 权大使”令。他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22日，孔祥熙致电胡适，传达了国民党政府对胡适的厚望“此次使美， 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 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 离英返美前，胡适向记者申明自己将使美的动机和态度：“吾从未担任 官职，吾珍视吾之独立思想，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已 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同时，他在动身前 的9月24日写信给妻子江冬秀：“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 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 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 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 10月7日，胡适至华盛顿大使馆上任，28日向罗斯福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职业外交活动。此时正是美国被中立政策下的孤立主义空气所笼 罩，而国内广州沦陷，武汉失守，战事急剧逆转，国际间对中国抗战的前 途颇生疑虑之际，胡适使美，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在本月23日，也就是武汉失守的前两天，因国内传出的消息太坏，胡适告 诫大使馆的馆员们:“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 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31日，胡适送照片给将要同自己精诚合 作的金融家陈光甫，并自题诗于小照，且抄录在这天的日记上，以表其苦心：
略有几茎白发，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许拚命向前。
而后来一张公开印行的照片上，胡适写有“去年十一月自题小照”，四 句诗中，有三句作了改动：
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之事，对于国内急剧恶化战事下的国人，是一 支强心针，舆论界反应十分强烈。1934年1月《大公报》首开“星期论文”， 胡适为第一位执笔者，并与《大公报》老板之一张季鸾成为朋友（同时促成《大 公报》的副刊全部改用白话文，让“学衡派”成员吴宓主编的排斥白话文、 白话新诗的《文学副刊》退场）。此时张季鸾在《大公报》的一篇社论中 说，胡适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众所周知，且举足轻重的民主主义和自 由主义者，美国人应当相信他是一位最冷静与最公平的学者兼外交家。“他 最了解美国，也最了解祖国，我们政府与人民十分期待他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与之同时，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对胡适表示欢迎 和敬意，认为此刻除胡适之 外，没有人更有资格向美国 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 国说明美国的情形，并指出：
“胡适不是狂热分子，他是言 行一致的哲学家。他的外交 必定是诚实而公开的。他将 有很大的贡献，使中美两国 人民既有的和好关系更能增 进。” 当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 使的消息传出后，日本政界 异常关注和惊骇。因为在此 之前一年间，胡适虽然只是个说客，属非职业性外交使者，已经使日本朝 野感到不安。从杨鸿烈在这年7月16日致胡适的信中可知（杨为胡适的学 生，刚从日本返国）:“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 他们甚至说蒋总司令现在的政权也是建设于您的‘《独立评论》的哲学’之 上。先生在美国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 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此‘王道政治’并 非如儒家的理想，实乃为其神话传说的神武天皇的建国宣言，纯粹为野蛮 夸大，兼弱攻昧，取威定霸的原始政治的理想）；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 织的宣传，……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如今，胡适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便引起日方不得不迅速调整外交人才。代表日本舆论的东京 《日本评论》曾向朝野建议对策，最后政府派出鹤见祐辅、石井菊次郎、松 冈洋右共同对付胡适。鹤见擅长文学，石井擅长经济，松冈则是擅长雄辩。 石井是1917年《蓝辛石井条约》的签订人，美国人对他的印象很深。日俄 战争后，他曾因偷阅英使的文件，发现俄皇愿意割让桦太半岛一半的电文， 便电告日本出席朴资茅斯会议的代表，坚持割地的要求，获得成功，从此 成为日本外交界的宠儿。三人中松冈幼年流浪苏格兰，英语最好，演说可 与胡适匹敌。尔后双方逐鹿于白宫，展开外交战。
尽管中、美、日三方对胡适当大使的反应十分强烈，但是胡适个人却 面临着身体、精神和生活的多重痛苦。国内战局恶化，使他和大使馆十多 人的薪俸都无法保证。他有难言之隐，只能向妻子诉说。11月24日，胡适 写信给妻子，他引述了妻子的一段话：“但愿你给我信上的一句话：‘我一 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路上去 的。”胡适表示：“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 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 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 想。……所以我给新六的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我现在 过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体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过的。 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 用……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 胡适接二连三地向妻子 诉说心中的苦楚，是一个自由主义学人无法完成这个角色转换的心理上重 负的表现。国家处于大难之下，他个人的这点痛苦，不便向外人道，只好 再三地向妻子诉。
从胡适个人的素质看，他生性胆小怕事，好名爱面子，不是一块可塑 的职业政治家的料。学术上的求实、认真，在政治上却并不一定完全适用。 他用治学的严谨、求实精神来从事政治、外交，必然会产生如他信中所感叹的痛苦。马克斯?韦伯认为一切职业政治家是在“与魔鬼的势力为伍”，“谁 要探索如何使自己的灵魂解脱，他人的灵魂得救，他不会在政治这条道上 探索，因为政治有全然不同的任务:只能用暴力来解决的任务”。同时还特 别指出：“谁要想从事政治，特别是从事职业政治，他就必须意识到那些伦 理上的悖谬，意识到他对自己在这种悖谬的压力下发生的变迁所要负的责 任。” 这种“压力”实际上是人格的内在力量，这种“责任”则是承受心 理变态、人格扭曲、人性扼制的平衡所表现出的“纪律”。胡适作为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从事外交，角逐政坛，只是被蒋介石当局作为一种外交工具使用。
作为一代学者，自由主义大师，胡适是以学术为业，他以往二十一年 的“谈政治”都是些“边缘政治”，只是在决策主义、技术主义之外的实用 主义模式上，“通过这种方式，实用的问题能够被转换为学术问题，学术成 果又能进一步作为信息反馈到具有接受能力的公众中去”。并以这种（实 用主义）模式“满足主张以刺激政体改善的方式去联系知识、技术与实践 的民主呼声。” ?而以政治为业者必须时刻同自己本身的浅薄和过于人情味 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庸俗不堪的虚荣心”。而胡适则完全不具备这种政 治“人格”之“强”。因为他胆小怕事，虚荣、爱面子的个性（驻美大使期间， 美国许多学校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一点，也是他任职期间遭人非议之 处一说他有大使的正事不干，专捞学位），他满面春风和为人处事时浓重 的“人情味”，便是以政治为业的“敌人”。
九
“大使”一职对于胡适来说，是一件苦差。尽管有“苦”，他也得硬着 头皮干，并且在实践中发挥出了他超常的能力。
上任伊始，胡适首先致电蒋介石，分析当前国际形势，陈说“和比战难”及“苦撑待变”的道理。他说：“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 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讲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 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况言，惟有等待时势演变。” 接着胡适 与政府派遣的金融专家陈光甫合力为争取美方借款而奔波。不久，即与美 国财政部长摩根韬达成2500万美元的中美桐油贷款协议。这笔款虽然是属 美国以商业为招牌的抵押贷款，但有着对中国抗战的巨大政治影响，被视 为中国抗战初期维持体力的一支强心针，也是胡适初出书斋，旗开得胜的 第一功。这是因为此时美国正在以超一流的水平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和开发， 美国人不但在精神、思想和感情上都厌恶战争，而且有国会通过的“无论 在哪个地区发生战争，美国总统可以宣布那个区域为冲突区，在那个区域 里面美国政府不许美国国民去，不许美国船只驶进去” 的所谓“中立法”， 因而导致不能有政治性的借款。加上王正廷的前疴，国民党政府便派了谙 熟经济的陈光甫到美与胡适合作借款。陈到美后以商人身份与美财政部商 讨，最后决定由中国政府设立一个“复兴商业公司”，在国内购买桐油，卖 给美方组织的“世界贸易公司”，然后由该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 契约，担保人为陈光甫立身的中国银行。
初次借款成功，被国民党朝野之士视为胡适使美所完成的第一项历史 任务。事实上促成此事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胡适作为留学美国的国际 知名学者，为美方所信任是一个重要方面；而日本为世界之公敌，作为正 义的反侵略的中国理应受到主持国际正义、人道的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和 支持；杰出政治家罗斯福此时已经完全信赖中国政府的奋力并将继续抗战； 亲苏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怀德从中对部长摩根韬的操纵；美国资本家对中国 土特产桐油的垂涎和觊觎，以及美国为了保持在华的既得利益等等，都是 不可缺少的因素。其中怀德亲苏一曾经被指控为充当苏联的间牒，值得 一提。他是当时亲苏分子渗透到美国内政外交财政中精明能干者之一，为摩根韬最得力的助手。“桐油贷款”一事便出自他与陈光甫之合作。他受苏 联指示，设法帮助中国经济，以防日本北犯攻苏。1938年10月，怀德曾代 摩根韬拟致罗斯福之签呈稿，极力主张援华，认为“所费不过比一艘战斗 舰稍多一点”。“桐油贷款”事成之后，胡适以个人和政府的名义向怀德表 示感谢。但怀德推说，他只是私人同情中国的抗战，并不愿意胡适向国内 政府提他的名字，更不愿向美国提起他的名字。
贷款成功之后，胡适也受到国民党的嘉奖。12月4日，他在纽约“哈 摩尼俱乐部”讲演《北美独立与中国战争》时，断言“中国抵抗侵略者战 争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要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 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其敌人不利的时候一 定会到来的”，并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必将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也就 在这次演说之后，兴奋之余又与康乃尔大学同学、朋友聚会饮酒，使他在 一年多亚、欧、美各洲奔波游说的疲惫之下，第一次心脏病发作，住院医 治两个多月。
12月17日，胡适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 47岁生日。这一天，他写有一首《自寿小诗》：
卖药游方廿二年，
人间浪说小神仙，
于今回向人间去，
洗净蓬莱再上天。
胡适在诗中把前二十二年的自由学人生活比作“卖药游方”的“小神 仙”；把如今当驻外使节比为走向人间，为赴国难，同时希望在祖国“蓬莱” 大地驱除倭寇之后，自己再回到教坛和学术研究中去。
正当胡适累倒病榻之时，国内又传来了令他不安的消息。12月18日，胡适一向敬重的好友，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因亲日已久， 与蒋有隙，率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自重庆秘密出走，经昆明、河内 转到香港。胡适较了解汪精卫的反战态度，对他出走顿感不妙，并预测到 汪精卫将迈出可怕的一步。因为11月3日武汉陷落一周后，日寇即对国民 党由军事进攻改为政治诱降，并由日本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帝国所望于中 国者，在求共肩建设东亚新秩序之任务。……至于国民党政府，倘能抛弃 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 加拒绝。”12月27日，驻英大使郭泰祺电告胡适，说汪精卫欲公开对日讲 和，与日本共同防共。28日，王世杰也来电告知此事。郭、王之电的意思， 是让胡适劝阻汪精卫，他们知道胡适为汪精卫之挚友。尤其是王世杰的电报， 是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下发的，实际上是向胡适表明了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 代表蒋介石要求胡适恳劝汪精卫悬崖勒马。于是胡适在病床上致电汪精卫：
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 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曰 反对和议，实为国家百年设想。务乞公垂听。
该电报12月29日到达香港时，汪精卫已按照与日方预定的步骤，在 河内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11月3日诱降声明（《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 基本政策》）的所谓“艳电”，木已成舟，覆水难收，汪精卫遂成背叛祖国 和民族的败类，遭国人唾弃。但是汪精卫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叛国投敌， 收到胡适电报之后，便令陶希圣复胡适信，陈说出走之动因，极力为其倒 行逆施辩解。
1939年元旦，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重庆政府迫于种种压力，宣布开 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对于汪精卫的处分，胡适致电重庆政府，表示拥护，认为这是对主和派的沉重打击，最能表明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同时他还 分析美国的远东政策，认为他们将在经济上帮助中国抗战，对日则相反一 以经济制裁之，以大增军备威胁之，三者皆足以激怒日本，使其猛省回头， 或发狂导致太平洋国际大战。而胡适自己的努力目标也与之相应，“使美国 政府人民明了我国待援情形及抗战决心，使美能多助我制裁日本”。
以桐油为抵押的借款2500万美元旋即用罄，蒋介石政府甚盼美方再开 绿灯，并答应以滇锡为抵押与美财政部交涉。于是，胡适又开始为第二次 借款而进行紧张的工作。
1939年2月20日，因心脏病就医的胡适刚刚出院，美国国会开始讨 论修正中立法案，力主中立的孤立主义一派势力颇大。因受蒋介石之令关 注孤立派之活动，并伺机借款的胡适，一出院便四处活动，试图阻止美国 国会中立法继续修正。然而中立法是当时美国内政外交上的一项大法，包 括罗斯福总统在内都得完全尊奉。胡适经过一个月的游说，如蚍蜉撼大树， 毫无作用，他便致电重庆外交部：
参院所提（中立法）修正案有五件，毕（德门）案只其中之一，参院 外交股廿二日开会讨论。七日来美政府领袖充分利用欧局为促进外交形势， 打破孤立主义之利器，同时反战分子亦将用全力维持中立法，以为孤立论 之最后壁垒，故此时所争乃在根本原则，而不在细目。弟正日夕注意。
此时胡适全身心投入这一工作，这种要“负实际政治的责任”的外交 事务，使他真正明了，以前二十多年的“言论”议政，带有很大的“个人自由” 色彩，并“不是直接负责任”。在1939年3月11日的日记上，他写道：
我从前谈文字改革，思想改革，明知其有利无害，故从来不感觉迟疑。 近十年来，事势所迫，我不能不谈政治，才感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 可不兢兢业业的思想”（十九年四月《我们走那条路》)。近年我不能不讨论 对曰本和战的问题，责任更重大了，有时真感觉到担不起这大责任。然而 替《独立评论》或《大公报》写文字，究竟还只是“言论”，还不是直接负 责任。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的经验，才是负实际政治的责任，一有一 次我拟了一个电报，我的两个秘书不敢译发，要求我改动，我叫他们照原 文发出。这种责任心使我常感觉担负不了！ 也正是处于这种心态，胡适在5月1日日记中针对在他之前施肇基、 王正廷大使的政绩，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当大使的行动尺度：“我去年早就宣 布了我的‘无为主义'现在还是如此。无为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乱做事， 不求立功。” 毕德门之修正案表面同情中国，但实际上对华有害无益，胡适三番五 次地向美外交部及毕德门本人详细陈情，劝其不可实施。胡适见外交部无 动于衷，便到国务院，说明毕案只有中国受其大害。美国国会见胡适穷追 不舍，便让毕德门本人再次向胡适解释：已自行修正提案，使中立法只适 用正式宣战的国家，中国抗战不受影响。胡适不以为然，最后直接谒见罗 斯福，请求废止中立法。结果美法难变，胡适无可奈何，只得隐约其词， 复电重庆外交部说：“今午谒罗总统谈二事：一、中立法案，彼谓据现在形 势众议院可望通过，直截废止中立法，但参议院形势稍复杂；惟毕德门最 同情中国，彼必不忽视中国之利害云……。” ?后因参议院两党意见分歧，相 持不下，7月22日白宫召集参院两党会商半夜，终于决定暂时搁置。中立 法案修正宣告失败，胡适乐以为这是世界局势绝大转机之开始。
由于日军铁蹄不仅践踏了中国的大好河山，而且也损害了美国在华的 既得利益，美外交部曾向日方提出过抗议，但骄横得不可一世的日寇却置若罔闻。加上日方对美向华贷款的不满，更是向在华美国人发泄，占其租 界，炸其在华商埠企业。这迫使美方不得不对日采取经济制裁，7月26日， 美国政府宣布废止“美日商约”。对此，胡适异常兴奋。在以后的“对美国 的中国朋友谈话”中流露出他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态度：“非至公正之和平确 有实现之可能，中国决不轻言和平，……美国前次宣言废止‘美日商约' 确已挥动其最锋利武器，美国且可为和平与正义而利用其锋利无比之武器， 以付诸日本。中国抗战愈久，其地位亦愈强。中国前途之关键，悉操于中 国之手。中国继续抗战廿八个月，或至五年，则将来交涉时，中国之地位 当愈见有利。日本军阀将来可有乐于接受公正的和平之一日。惟在此时期 以前，中国当继续英勇抗战。” 正值胡适大病之后的这番忙碌之时，大洋这边，独居上海“孤岛”的 江冬秀反复托人致电、致信胡适，要胡适借病辞职，或接她到美国去，从 而加重了胡适心理上的压力。
胡适在医院住了 77天，是2月20日出院的。江冬秀得知胡适有病的 消息稍迟，她在4月初，通过胡适的朋友张慰慈、王徵致信、致电（张在 上海无法直接发电，转请在重庆的翁文灏致电胡适），要胡适借机辞职。胡 适只得再三复江冬秀信，向她申明大义，请求理解和支持“我是为国家的 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 对于不能接江冬 秀到美国的原因，胡适说道“《琵琶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我此次 出门，既不为利，更不为名，只为国家有危急。我被征调出来，不能不忍 起心肠，抛家别友，来做两三年的孤家寡人。为什么我不叫你出来呢？第一， 你不懂话。……第二，你不在此，我可以免去许多应酬。……第三，我本 来不指望久居，故要减轻担负，可以自由来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一 句名言。……因为这种种原因，所以我不叫你出来。”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逝香港，院长之空阙，急 待填补。胡适被推举为院长候选人之一，国内学术界不少人都认为此位非 胡适莫属。但鉴于国难当头，外交之道也十分重要，又都不愿意让胡适此 时回国。贤妻江冬秀听说此事后，便写信给胡适，劝其做学问，再不要留 恋政治，走错了路，把前半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把人格、思想毁在这 个混乱的年头。江冬秀平时写信，字句不通，但胡适能明白她的意思和良 苦用心：你千万那（拿）定主意，不要耳朵软存棉花。千万你的终止（宗旨） 要那（拿）的定点，不要再把一支（只）脚鞑（踏）到烂呢（泥）里去了。 再不要走错了路，把你前半身（生）的苦功放到冰泡里去了；把你的人格、 思想，毁在这个年头上。” 此时，翁文灏、张慰慈、傅斯年、王世杰等都致 信胡适，谈及中央研究院院长人选。对此，胡适回江冬秀信陈述其此刻的 处境：“你谈起中央研究院的事，此事外间有许多传说，我无法过问，也无 法推辞。我并不想做院长，但我此时若声明不干，那就好像我舍不得丢现 在的官了。所以我此时一切不过问。” 在7月22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今天 发愤写航空信给王雪艇，说我若不做大使，决不就中央研究院院长。因① 我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②咏霓或朱骝先都比我更适宜。③我要保存(或 恢复）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大官。④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 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 “美日商约”废除和美方对华的商业性贷款，使日本政府十分恼怒。 1940年7月，日方威逼英国停止使用缅甸公路向华运送军火，并增兵越南， 试图切断另一条运输线。重庆外交部电催胡适，让他竭力向美国国务院陈 述缅、越公路危机，请其设法挽救。同时日方也想通过和谈的幌子，控制 美国暂不介入太平洋战事，以拖延利己的时间，于是便有了美日会谈。
9月4日，胡适拜会将与日进行高级官员交涉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向他探听美方对这次美日会谈的态度和立场。赫尔告诉胡适说，美国和日本进 行的只是试探性会谈，未能觅到可以进行谈判的共同基础。一周后赫尔约 见胡适，告知美日首脑会谈，将不会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并表示美国反 对日本继续在中国驻兵，如日方态度不能改变，美国将拒绝首脑会晤。
为了及时把握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和美日会谈的动向，胡适紧紧地追逐 着罗斯福、赫尔的行踪。11月底，他偕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拜访赫尔， 请求经济援助。一月后，罗斯福发表了《炉边谈话》，强调中、美、英三国 命运关系密切，表示美国愿意承担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责，以大量军需援华。
正当胡适全心关注美日会谈时，国共两党出现了同室操戈的“皖南事 变”。“皖南事变”所产生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不良后果，以及共产党 并未因此而屈服于国民党，反而又重组“新四军”。这在国际舆论界引起重 大的反响。美苏两大军事强国都担心中国的内战扩大会影响国际政治、军 事格局，并对蒋介石政府多批评之词。1941年1月30日，胡适致电外交部， 称：“新四军事件，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 故深盼部中将此事详情及本月初以来之经过，电告本馆，以便随时向美国 朝野解释。” 3月7日，陈布雷亲自致电胡适，陈说蒋介石整治“新四军” 及反共的理由，胡适复电，报告美国朝野对此事的意见，同时也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共党事，委座苦心应付，良深钦佩。美方舆论，大抵可分为三 种：（一）左倾分子当然不免与共党同情。适遇机解释，恐无大效。幸为数 不多，无足轻重。（二）一般民众不知我国详情，亦不愿深知一切，只望我 国不起内争，不影响抗日前途。（三）政府领袖明悉我国实况，同情政府苦 心。但因美国民众意见，深望我政府能:（a)避免直接冲突，以息外间反感； (b)官场营私舞弊恶习竭力肃清；（c)资产阶级应使平均负担战争责任；（d) 现中国米珠薪桂，必有极多不满意分子，政府当设法助之，以免左倾；（e) 农工情形，当有明显救济办法；如此共党或可失去其号召力，而不再扩充云云。” 由此可见，胡适在国共两党之争时的立场，以及他身处异国他乡对 国事的关心。
1941年1月20日，胡适放弃美国一所大学赠送博士头衔的机会，参加 罗斯福总统的三届连任就职典礼。不久在华盛顿足球俱乐部宴会上，他席 次在罗斯福与赫尔之间，被视为外国使节中最尊荣的座次。此后胡适频繁 地出入白宫，引见去访中国官员，探测总统对华态度，商谈租借军火事务， 事无巨细，成了外国驻美使节中最活跃、最得宠的人物。由于胡适代表中 方请求美国最高当局与日会谈不可牺牲中国利益，不可放纵虎狼，5月23日， 赫尔再次约会胡适，阐明美日交涉的进展情况和美对此的坚决立场，说美 日初步交涉并没有正式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 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任何结论性的交涉”。
德、意、日三国轴心形成之后，德军于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一 个月后，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冻结了日本在美的全部资金。美国的断然 行动，使日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美方也由中立，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倾斜。 由于苏德开战，美方倾斜，两大军事强国对大战的介入，使蒋介石政府开 始考虑胡适大使的去留之事。在此之前，蒋介石派宋子文到美请求经济援助， 但宋急于“立功”，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便操纵了大使馆及其他驻美领事， 并逐渐架空胡适，且暗中排挤他。尤其是胡适不听宋子文这位“钦差大臣” 的随意指示，并和傅斯年等人对孔、宋两家“发国难财”多次表示不满（胡 适要孔、宋等大资产阶级负担战争责任），引起了宋的反感。宋子文便暗中 向蒋介石推荐施肇基取代胡适大使之位，并于1941年7月12日再次致电 蒋介石，陈说无法与胡适合作，催促蒋下令撤换胡适大使，“仰蒙俯允，尤 感荩筹。国际风云日亟，更非外交方面之协助不能相与有成”。宋子文认为 如果不撤换“不听命”他“指示”的胡适大使“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责， 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 此事还得回溯去看。
宋子文如此活动，要求蒋介石撤换胡适，是他经过了近一年对胡适大 使的不满之后。他是1940年6月26日到纽约的。他一到美国，便盛气凌人， 带来了对胡适、陈光甫工作的不满。而胡适个人殚精竭虑，以病躯为抗日 奔波忙碌，功劳、苦劳尽有，自然也受不了“钦差大臣”宋子文的瞎指挥， 更不愿受这种出力不讨好的“窝囊气”。据胡适日记所示，1940年7月2日， 即胡适陪同宋子文到白宫拜会美方政府要人的当天晚上，他们便产生了冲 突。胡适在日记中写道“饭后回到他的旅馆小坐。他说，总统既然答应了 帮忙，借款一定有望了。我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 有这么容易。’他又批评光甫的两次借款条件太苛。我说：‘我Warn (警告） 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 的条件是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 由于胡适、陈光甫不接受宋子文的责难，加上7月中旬英国政府受日 本威胁，决定对缅甸问题作暂时让步，使刚到美国的宋子文十分着急。对“缅 甸问题”，胡适也“很着急，故终日奔忙” 。而宋子文“着急”后，便向胡 适施加压力。7月12日，宋子文责难胡适：“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 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 ” 显然，宋子文是代表国 民党政府中的一部分人说这番话的。他认为胡适大使的许多工作不是“正事”。
胡适本是一位无权力欲，不愿从政的自由学人。在民族蒙难，国将不 国之紧要关头，他毅然抛开书本，离妻别子，效法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术。 他冲破了“弱国无外交”的精神枷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战时中国 尽了一个自由主义学人的最大努力。如今（1941年7月），尽管他已感到被 宋子文架空，无外交实权，但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只想无愧于战时的 “征调”。当然，胡适也不知道宋子文此时正在他背后物色人选，欲取而代之， 只是蒋介石等最高当局迫于太平洋地区形势急变，胡适还有别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未能采纳宋子文的主意。胡适本人也因日美关系出现转折，而 欲锐意介入美日会谈，争取美国向中国作最大的倾斜。
9月，美日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日方派野村与 来栖两位大使在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对此，胡适积极在罗斯福、赫尔身 上争取主动。时至11月18日，胡适同赫尔一起参与同野村、来栖的会谈， 使自己介入美日和谈之中，变被动为主动。三天后，日方向赫尔提出了一 项所谓临时妥协方案，内容涉及在越南驻军、恢复美日通商、要求美国停 止对华道义和物质援助等问题。其中在留驻军队25000人的问题上，美方 妥协答应了。胡适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妥协将无法约束日军驻越军队攻击 中国，便向赫尔争取限制日军，赫尔没有答应。胡适将此事电告重庆方面后， 蒋介石立刻复电说：
此时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 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 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可能再 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 赫尔国务卿，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正）亦万不信美国政 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像也。
24日，由于胡适的请求，赫尔再次约见胡适等四国大使，出示临时妥 协草案的美方定稿，并告诉胡适说这是美国为了争取时间而采取的必要措 施。此时胡适已通过国内戴笠的军统情报局破译的日本电文，得知日军准 备对美下手，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美军当局。美方为了 自己争取时间，关键时刻竟想出卖中国（戴笠的军统情报局研究译密电的 技术室，在侦译到日本空军准备轰炸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的情报后，军统 美国站站长萧勃便告诉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郭报告给美方军事当局，美军方面却报之一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一是中方没有先进的 电讯工程;二是美日关系尚好，中国可能从中离间）。形势紧迫，凭胡适之 力难以遏止美国的这一外交政策。于是他向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求见罗 斯福，请求总统阻止此事。邱吉尔也致电罗斯福，反对美国利己害华，关 键时刻对日妥协，并说“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由于 中英两国的强烈反对，赫尔才于11月26日决定撤销妥协方案，从而使太 平洋局势为之一变。
就在赫尔告知胡适美国方面撤销对日妥协方案的当天下午4点多钟， 野村和来栖又到国务院谈判，赫尔出示《赫尔备忘录》四项基本原则，十 条建议。其中第四条就是“北美合众国与日本政府除支援设在重庆的中华 民国政府外，不得予其他任何在中国的政府或政权以军事、政治、经济的 支援”（当时南京有汪精卫的伪政权)。谈判至此，由于美方改变了妥协态度， 日方以失败告终。于是便有了 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对英美作战的决定， 并以轰炸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珍珠港为开始。
12月7日夜，胡适在纽约参加该市的一个宴会，并发表演说，因与罗 斯福有约，他便连夜赶回华盛顿。次日上午，胡适赶到白宫，罗斯福将刚 发生的事告诉他：“胡适！那两个家伙（指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 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的告诉他们了。你可以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 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 中午，正当胡适在大使馆进餐时，罗斯福从白宫打来电话，开口便说： “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 ”胡适听罢，便 急电重庆，报告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9日，美国对日宣战，重庆国民党政府也正式发布文告，向日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全面展开。
美日会谈失败和美国参战，重庆方面认为是胡适之功，同时也称之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 而美反战派则认为，美国 参战完全是罗斯福上了胡 适的当。这话虽然与事实 不尽相符，过分抬高了胡 适，但起码可以说明，不 可低估胡适在外交上的作 用（当然也有一说，说罗 斯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 前，已获悉了情报，但他 未作相应的防御性处置， 目的是以此来惊醒一批大 资本家及反战的国人，拖 美国参战。）美国被迫参战，太平 洋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逐 渐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有利 地位，胡适的大使使命也 将告终。狡兔死，走狗烹，何况一介书生胡适！蒋介石让他使美，不过是 想利用他的声望，联络一下美国人的感情，一旦渠道打通，局势扭转，他 的使命便告完结。被宋子文完全架空的胡适，在1942年5月17日写给翁文灏、 王世杰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个出力不讨好职务的倦意和在职的苦衷：
某公（按：指宋子文）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 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
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 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 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 栈”了。两兄知我最深，故敢相告，不必为他人道也。
今年体气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六月以后， 稍可休息；我在此三年不曾有一个Weekend (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今 夏恐非休息几天不可了。
1942年8月13日，胡适从朋友处得知蒋介石决定由魏道明接替他继任 驻美大使。果然，两天后得到重庆政府免去他大使的电报。当晚10时，他 回电中央：“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因为被解职也是早 晚的事，他早有预料。两年前的这个时候（1940年8月14日），他的学生、 挚友傅斯年已写信告诉他，在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国内对他做大使的 意见是：一、大使馆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效率不高；二、对蒋介石未 能“奉令承教”，竟敢违抗总裁之令（指胡适初次接到蒋介石要他当驻美大 使的电报时，未回电）；三、同参与汪精卫叛国的高宗武交往过密；四、外 交政策中拉拢对中国既已同情者，而不与反对党接洽;五、只好个人名誉事， 到处领学位。这些显然是吹毛求疵之言。重要的是美国外交之路已经打通， 且美被迫参战，国民党当权之人，随即觉得胡适的使命已完成。蒋介石政 府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便想采纳宋子文之意把胡适免去，但又碍于美 国朝野对胡适的好感（ 1939年7月20日，胡适执掌中国公学时的学生吴健 雄女士致信称：“一位准备去中国帮助抗日的美国人说：‘从美京传来消息， 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您老人家是崇敬备至！ ”给胡适留个台阶，让他自己请辞，而胡适个人是蒋介石代表国民党政府“征调”出来帮助抗日的， 他不愿因“辞职”而蒙受“不合作”之名，故又十分尴尬地在“大使”这个“空” 位上“恋栈”了 8个月，最终被免职。
据新近披露的蒋介石日记所示，宋子文与胡适的矛盾只是一方面，是 表面的，背后更有蒋介石本人对胡适的不满。
蒋介石在1941年11月30日所写的《本月反省录》中说：“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而独对中国 压迫之故智，以售狡计。果尔，美国务院主张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 势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当千钧一发 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妻云：无论商家与住室，若非家 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 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 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 至也。”（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30日）这里一方面看出，宋子文到美国当钦差大臣的确是“家主与老板娘” 的主意，是家天下的政治把戏。
蒋介石在1942年10月13日所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藉外国之势 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顾。彼使美四年，除为 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 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 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蒋介石日记,942年10月13曰）很清楚，蒋介石是怕“其功更大”，尾大不掉。
后来的事态发展，更加证明了胡适作为“文人名流”给蒋介石带来的 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