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干预政治

作为“一个注意政治的人”，胡适在刚回国时虽主张 “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一这是他刚开始 潜心学术，欲从思想文化上为中国“造新因”、打基础的 主观愿望，一种近于超现实的自我心理设防。同时这也是 一般学人共同的价值取向。但他由文学革命始，暴得大名， 崛起于舆论界，并立足北大，且很快羽翼丰满。到挑起“问 题与主义”论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时，便是他“忍 不住了”要介入、干预政治的开始。加上《新青年》的历 史使命已经完成，陈独秀等走向组党，《新青年》编辑部 同人及五四文化革命派在精神上分裂（而非友谊、个人交 情的结束)。他与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朋友在思想、 精神上的分歧，使得他的政治兴趣复苏。因为在美国求学 时，他就形成了“关心政治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于社 会国家政治之见，则从西方人”的人生观，并且成为他日 后时常染指政治的心理基础。自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等七人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始，胡适走出书斋，一脚踏上了谈 政治的前台，并且是代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议政、干预政治的最前沿。 尤其是到1922年5月7日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创刊，标志着胡适政治 责任感的真正自觉，即羽翼丰满，有学术资本谈政治，且彻底离开原先所 依附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并扯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议政、干预政治的大旗。

该报筹备创办，经历了一年的努力，且与胡适的朋友，现代地质学的 开创者丁文江（在君）有密切关系，是中国高层知识分子中英美派留学生 对政治不为而为的产物，并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高潮过后一 个重要的声音。

作为著名地质学专家，丁文江（在君）对政治又有十分的热心和痴情。 他和著名银行家徐新六1919年初随梁启超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 情形返回时，经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新青年》杂志社成员）介绍与胡适 相识，并成为终生知己。由于都是留学美（胡）英（陶、丁、徐），虽各自 学有专长，术有专攻，但又有着共同的政治兴趣，故走到一起来了。他反 对胡适“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的主张，并告诫朋友们“不要上 胡适之的当”。丁文江个人是主张知识分子不仅是要关心政治，而且要锐意 参与其中，并认为“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 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一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 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说的“少数人”是指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 物，是曾国藩所说的“原才”。他甚至更加尖锐地针对好友胡适“思想文化” 的变革可造新因，教育救人即救国的主张，说道“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 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 要从实业教育着手。” 并坦诚地告诫胡适：“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 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 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面对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中国社会政治又越来越腐败、黑暗，甚 至连大学教授的“饭碗”也成了问题。在丁文江的积极倡议下，胡适与 丁文江、王徵、蒋梦麟于1921年5月21日下午在自己家中讨论组织一 个团体，研究政治、讨论社会问题，并以此作为公开批评、改革政治的 准备。他们这几个人是自命为“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把所 组织的小团体命名为“努力会”，并由胡适起草了该会的章程，即“组织 大纲”。其中有：

一、在会的人共同信守下列四项信条：

(1)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谋我们所做的职业的进步。

(2)我们当互相联络，互相帮助，并当极力使我们所做的各种职业也 互相联络，互相帮助。

(3) 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 或单独的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

(4)我们当随时随地援助有用的人才。

二、凡具有下列资格的，得会员三人的介绍，经本会会员审查会审查后， 复经当地全体会员可决，皆得为会员。

(1)有正当的职业，或有职业的能力。

(2)有忠实可靠的人格。

胡适在后来“努力会”更名为“努力社”时，把这个会员的“资格”， 表述成“社员的标准”：第一要有操守；第二要在自己职业上站得住。

胡适草拟并得到丁文江、王徵、蒋梦麟同意的这个组织大纲共十项。 正式成立日期为1921年6月1日，暂时为秘密性的。此会成立后，蔡元培、 王云五、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等入会。

“努力会”一经成立，胡适便开始他为动荡政局设计的第一个疗救的药方——“好政府主义”。

6月18日，安徽籍旧国会议员汪叔潜拜访胡适，向他谈了安福系内部 的矛盾及政治影响。胡适借机向汪叔潜表示：“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 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 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

7月8日，胡适召集“努力会”成员，酝酿要创办一个小周报以谈政 治，并于一周后南下演讲。8月5日，他在安庆第一中学演说“好政府主义”。 对此胡适在日记中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且这个以“好政府主义” 为题的演说，随后又在上海国语专修学校（8月14日）、北京中国大学（10 月22日）开讲，并将演讲稿刊登于这年11月17、18日的《晨报》副刊。

胡适“好政府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摘要）：

一、好政府主义是一种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

二、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

(1)政治的组织是人类发明的最大工具……政府的存在是由于这种工 具的需要。

(2)这种工具是一种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法律制度都是这种 权力的表现。

(3)这种工具，若用的得当，可发生绝大的效果，可以促进社会全体 的进步。

三、“工具主义的政府观”的引申意义：

(1)从此可得一个批判政府的标准：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的最 大福利的工具，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 妨碍或摧残社会的公共福利的是恶政府。

(2)从此可得一个民治（人民参政）的原理：工具是须时时修理的…… 凡宪法、公法、议会等等都是根据这个原理的。

(3)从此可得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不良，修好他。修不好，另换一件。 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

四、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

(1)要有一个简单明白、人人都可懂得的公共目标：——好政府。

(2)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 坏人背了世界走！

(3)要人人都觉悟，政治不良，什么事都不能做。

此时，胡适和他“努力会”的朋友，已由平时饭桌上讨论，到小型聚会， 且胡适个人已公开谈论政治，最后丁文江提议，胡适起名，由会员每月捐 款申请创办《努力周报》。

1922年2月4日，胡适向警察厅呈报的创办《努力周报》之事被“批 驳”回来。胡适又另拟一个措词更严厉的呈子，再请立案。随后致信丁文江， 与任叔永夫妇商讨办《努力周报》的具体事宜。

2月7日，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来京，访胡适于寓所，高梦 旦劝胡适“不要办报”，并说他在上海时，“与王云五、张菊生（元济）、陈 叔通三位谈起此事”，都不赞成胡适出来办报，担心胡适蹈梁启超之覆辙， 做“梁任公之续”。他们都主张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 办报是下策”。陈叔通还说胡适个性“太和平了，不配办报”。对此，胡适 感谢了朋友的好意，但他有自己的主意。他在这一天日记中写道“我实在 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 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 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之后（八年八月底），我等了两年多，希 想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 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 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 2月12日，北京大学新闻事业同志会成立，胡适应邀作了 15分钟演讲， 他希望新闻界的朋友要对于真的问题和活（现实）的问题有所贡献，“宁可 因讨论活问题而被封禁，被监禁，被枪毙；不要拿马克思、克洛泡特金来 替张作霖、曹锟、薛大可、叶恭绰的报纸充篇幅”！ 3月31日，胡适呈上的申请创办《努力周报》的立案被警察厅批准， 并要胡适及同人“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

5月7日，《努力周报》正式创刊，“努力会”也随之变成了公开组织“努 力社”。发刊词是胡适的《努力歌》：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这种事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

“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为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那才真是不可为了。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

努力！努力！ ” 

《努力周报》创刊，胡适有了自己说话的喉舌，那股早已“忍不住”了 的“议论的冲动”，此时迫不及待地一吐为快。5月11日夜，他在原来演讲《好 政府主义》的基础上，写成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该文本是为《努力周报》 做的一篇政论，但半夜脱稿时，他觉得此文颇可用作一个公开的宣言，故 当即打电话给李大钊商议，定于第二天邀请十几位好友，在蔡元培家里开会。 结果大家对文稿略加讨论修改，便同意列名公开发表。13日，胡适将该文 交记者发电至上海，并由通讯社传布，14日，在新出刊的《努力周报》第 二号上便有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 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 适16人领衔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主张要点是（摘录）：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 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 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一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 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 两点：

(一）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二）充分容纳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 用人等等；(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一南北问题、裁兵、国会、宪法、 财政、用人、选举。

胡适的“好政府”主张和“贤人政治”，是有所指、有所期待的。以吴 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由于得到英美帝国的支持，并在1922年4月底5月初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一举击败奉军，迫使张作霖退回关外，进而控制北京 政府和北方局势。加上吴佩孚五四时曾反对过安福系亲日卖国，支持学生 运动，有别于其他军阀，所以暂时得到北方舆论界的好评。这在胡适、丁 文江等一批主张和平渐进改革的英美派留学生看来，吴佩孚是可以扭转时 局的人，也是高层知识精英们可以信赖、支持的人。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吴 佩孚的努力，从此南北统一，在北京出现一个有“好人”参政的政府。这 样就可以由渐进的改革，达到和平的目的。

“好政府”的主张抛出之后，有原本反对自己文学革命的梅光迪表示赞 同，也有“研究系”的梁启超、林长民因未让他们签名而不满。更有代表 早期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少年中国》登文（周恩来）的批评。但更重要的， 胡适在“好政府”的路上走远了，弓丨起孙中山等国民党一派的不满。

胡适在“好政府”主张中提出结束南北对抗，主要是指当时孙中山趁 北方直奉战争之时，开府广州，任非常大总统，以护法为号召，先拟取道 湖南北伐。由于湖南省长赵恒惕和广东省长陈炯明的反对，孙中山的北伐 计划受挫，且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也公开化。南方政府的情况如此，而 北方政府，由于5月的奉军败北，直系军阀吴佩孚承曹锟之意，为赶走北 京政府的徐世昌，而通电全国要求徐世昌与广州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一同 辞去，并抬出在1917年被张勋复辟时赶下台的黎元洪总统，同时主张恢复 当时被解散的国会。

6月3日，胡适意迷情乱，听信北京政府的主意，联名蔡元培致电孙中山， 劝其结束护法之战，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此电发出后立刻遭到张继、张 难先等国民党人“气愤填胸”的指责，其中张难先在致胡适、蔡元培的信 中说“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 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 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 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 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

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赶走孙中山。陈炯明为国民党党 员，且是孙中山委任的陆军部长兼广东省长、粵军总司令。此举被国民党 人及一般民众视为叛乱，并遭到声讨和谴责。但胡适却站在北京政府的立 场上支持陈炯明。在6月25日《努力周报》第8号的《这一周》时评中，他说：“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 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 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 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胡适的这番话一出，陈炯明颇为感激，便于7月 16日，派人带信向胡适表示敬意。因为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中，居然有胡 适这样的学界名流公开支持，陈炯明自然是感到宽慰。

7月23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12号上的《这一周》时评中，又写 道：“陈炯明一派这一次推翻孙文在广东的势力，这本是一种革命；然而有 许多孙派的人，极力攻击陈炯明，说他‘悖主'说他‘叛道’，说他‘犯上' 我们试问，在一个共和国家里，什么叫做‘悖主’？什么叫做‘犯上’？” 此时，国民党的报纸连续发文批评胡适偏陈抑孙，胡适却自以为他的这点 政治“努力”产生了效应。在8月13日的日记中，他记有：“广州之乱事 正未有已时。陈炯明手下毫无人才；此人坚忍有余，果断不足。此时民党 四面起来，孙文前日虽已退出广东，但孙党终不忘报复，乱事一时正不易 收拾。我在《努力》（12)号上作一短评，说孙党不应拿‘旧道德的死尸’ 来压人；陈炯明此次是革命，不是叛逆。这段短文，竟引起孙党的大反对， 他们的《民国日报》日日骂我。前日有位‘恶石'张冈）骂我‘丧心病狂’ ！ 其实我的话正中他们的要害，故他们这样痛骂我。他们的骂我，正表示他 们承认这一点的有力。” 孙中山退出广州后，在珠江海面的永丰兵舰上暂时避难，在蒋介石等 人的帮助下，等待还在江西赣州北伐的许崇智回师。至8月9日，因援兵未到， 孙中山、蒋介石等人在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的安排下，由英军舰护送取道香港， 又改乘“俄国皇后”号邮轮于8月14日抵达上海。孙中山在上海定脚之后， 即反省与调适，并电召李大钊等人到沪密谈，进而作出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 李大钊建立合作的决定，即联俄联共。由于孙中山改变了策略，并与北京政府取得了一些联系，因此在舆论界引起了反响。对此，胡适在8月24日 的日记中仍表示了他对孙中山的鄙视：“现在吴佩孚一派大概是想拥孙文来 倒黎元洪。孙文在他的本省不能和陈炯明相安，而想在北方的‘三大’（按： 直系、奉系、皖系）之中做媳妇，真是做迷梦了。”

李大钊沪上会见孙中山之后，便以北大同人、朋友的身份致信胡适， 劝其改变对孙的立场，并报告了孙的下一步策略“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 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 洛阳（按:吴佩孚）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按： 张继）、仲甫（按：陈独秀）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front) 与反动派决战。伯兰（按：孙洪伊）稍迟亦当来京，为政治的奋斗。《努力》 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 随之，孙中山促请广西的刘震寰、云南的杨 希闵两将军合力出击，并于1923年1月初赶陈炯明出广州，致使孙中山于 3月21日恢复在广州的大元帅职权。陈炯明败回惠州老家。对此，胡适未 再作出反应。

在这几个月“好政府”主张和拥陈抑孙的活动之后，胡适及“好政府” 主张的十多人都有了相应的变化。李大钊虽签名，但很快代表共产党与孙 中山联手。在9月间，即孙中山退出广州，陈炯明暂得势时，北京政府便 邀胡适等16位签名的人中的三人加入“好政府”，共谋“贤人政治”。北京 政府当局任命了王宠惠为代国务总理、罗文干为财务总长、汤尔和为教育 次长。其中汤尔和之职位，是王宠惠先提名胡适出任，并让罗文干来发动 他。但胡适坚辞不就，并联同蔡元培推举汤尔和代他出来。这是胡适等人 “好政府”主张投资后换来的收获。也就在王宠惠欲让胡适出任教育次长时， 在广州暂得势（赶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陈炯明因陈独秀不就广东省教 育厅长，便让北大毕业生陈达材北上请胡去办广东大学。胡适向陈达材表示： “我不能去，大学中也无人肯去。”并要他转告陈炯明，“此时先努力把广东的治安办好，不妨做一个阎锡山，但却不可做杨森。借文化事业来做招牌， 是靠不住的”。几个月后陈炯明败回老家，胡适所希望的陈炯明在广东自治 也告吹。但胡适个人这段拥陈抑孙的演出，却引起孙中山等人的嫉恨、讨厌， 并在后来的冲突中展示出。

1924年8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重整旗鼓，欲再度北伐时，国民党的 广州《民国日报》，在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的同时，却在讲词右 上边《响影录》的专栏中登有引述胡适《少谈主义》的短文。这篇短文说： “曾忆胡适之先生有曰：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如某君者，不但宜少谈， 并宜不谈，免人齿冷。”孙中山原本就嫉恨胡适，如今又见此文吹捧胡适的 反对主义之说，且与自己谈主义的文章登在一起，心中大为不快，并就原 报亲批下文：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 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 知胡即为辩护陈姻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文批。

至1929—1930年，胡适借助《新月》与国民党再度冲突，国民党舆论 机关在围攻胡适时，还翻出了这桩旧账，新老账一齐算。

当然，不论是来自朋友的劝说，还是国民党舆论的批评，以及学理上 的论争，胡适对“好政府”的主张，有他自己的见识，并不为舆论所动。 在1922年5、6月关于“好政府”主张的论争中，胡适坚持自己的看法:“我 个人以为现在只希望大家能持一点历史的眼光，认明从前许多争执的无谓， 用忏悔的态度，大家一齐朝着‘好政府’的一个平凡的目标上做去。”并在 《答伯秋与傅斯棱两先生》一文中对自己如今谈政治的行为解释说：“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 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问题，但我们本来的主 张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的方面的。”并指出，“现 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 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 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一恶政治一太坏了，忍不 住先打击他” 。胡适此时俨然不知军阀混战，使饿殍曝于野，似乎战火也不 会烧到他的书斋。因此，他的这种言论当然要受到国人的责骂。

自从“努力会”成立，《努力周报》创办，尤其是《我们的政治主张》 的宣言发表后，胡适也确实为“好政府”而努力，他本着“不谈主义，只 谈问题”的办报方针，每周一篇政论，从“对黎元洪政府最低限度的要求”， 到“对北京政府提出的忠告”“对国会的建议”，由关心“中国共产党对于 时局的主张”，到关注孙中山南方革命，乃至出现了拥陈抑孙的两次社评。 至1922年8月13日，他在《努力周报》第15号上公开打出主张“联省自治” 的旗号。因为他自《努力周报》创办始主持《这一周》专栏时，就写下了“我 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

“联省自治”本是各省地方军阀针对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控制北京 政府）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企图实现武力统一而提出的分裂政策。胡适 开始宣扬“好政府主义”时，有期待于吴佩孚等军事强人的政治改革。但 地方军阀却不满于吴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主张自治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 赵恒惕阻止孙中山取道湖南北伐，便是出于他们想地方自治的目的。此时， 胡适见“联省自治”的呼声甚高，且陈炯明把孙中山逼出广州。于是，他 由对吴佩孚南北统一的期待，转向支持“联省自治”，并在《吴佩孚与联省 自治》一文中指出：“‘联省自治’这个名词虽然不免有语病，但他的内容 实在不过是一种联邦或联省的国家;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害国家的统一。 约法或宪法上尽可以仍旧说‘中华民国永远为统一民主国’，因为统一民主国尽可以包含联邦式的统一民主国。假使我们能做到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式 的统一，难道我们还不能满足吗？然而吴氏却要抬出‘破坏国家，违背约法’ 的大罪名来责备人，我们真不懂了。我们平心而论，‘联省式的统一国家’， 是现在唯一的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是可能的；吴氏说的‘集权于国，分权 于民’的统一，只是纸上的名词，事实上是没有那么回事的”。胡适甚至要 劝告吴佩孚:“现在的争点并不是那纸上的‘集权于国，分权于民’，乃是‘哪 几部分的权限应该归中央，哪几部分的权限应该归各省？ ” 胡适打出支持“联省自治”的旗号后，立刻遭到共产党总书记、他朋 友陈独秀的尖锐批评。陈独秀是欲走政治捷径的“根本解决”派，对吴佩 孚和北京政府，以及各省地方军阀（陈一度在广东陈炯明手下当教育厅长） 的情况，较胡适清楚。陈独秀尖锐地指出胡适的联省自治论是建立在武人 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立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之上。因为地方军阀 的联省自治主张是名，而联督割据分裂属实，且是明目张胆地提倡武人割据， 并为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了一层宪法的保障。陈独秀批评胡适支持“联省 自治”，是在舆论上为地方军阀的割据分裂提供了帮助。陈独秀还明确表示 了自己同时也代表共产党的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危机，只有集中全 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起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 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 才是目前扶危定乱，解决危机的唯一有效方法。

陈独秀彻底解决中国政治社会危机的办法，和胡适和平渐进的改革一 “好政府”主张、“贤人政治”完全相悖，也不符合胡适实验主义的社会观念， 这更加坚定了胡适荒唐的“联省自治”主张。他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 答陈独秀》一文中，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

(1)中国不适宜单一的国家组织；军阀的割据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恶果。

(2)今日只是督军总司令的权大，而地方的权极小。这两件事决不可 混作一件事。

(3)军阀的权限所以大到这个地步，是因为地方没有权，又因为中央 虽有权而无力裁制军阀。

(4)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 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

最后，胡适更加“大胆”地说：“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 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 接着，胡适在《努力周报》上连续发表了《我们还主张召集各省会议》《评 制宪庸议》等政论，对政治投以极大的热情。时至1923年，军阀割据、混 战日趋严重，且孙中山借助广西、云南的军阀兵力把陈炯明赶出广州，恢 复大元帅府，并扩大了南方广州政府的势力，南北两个政府又出现了。且 随政治形势的急剧恶化，北京政府名存实亡，并发生了 “贿买国会”等“司 法独立之破坏”的丑事。武人、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的形象日益在国人 心目沉落，这使胡适等人心目中的“好政府”主张发生了动摇，进而认识 到这时的政治完全是反动的腐败政治，并感到现实和他所希望、支持的政 治完全不是一回事。胡适陷入了政治歧路上的迷惘，乃如梦幻之困境。巨 大的失望和沉重的失落感，使胡适在短期的反省和检讨之后，笔锋一转， 写了《这个国会配制宪吗》《张绍曾的内阁早就该走了》等政论，开始了对 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自我解嘲和脱身。至1923年4月15日，丁文江批评 张君劢玄学思想的文章《玄学与科学》，在《努力周报》上连载，并引发起 一场“玄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从而扭转了该刊的政治兴趣和倾向，掩饰 了它的政治色彩，使得胡适等人和刊物巧妙地同“好政府”脱身。

1923年10月5日，曹锟以重贿当选为北京政府总统。这一天胡适在上海， 他感到自己身体不支，且《努力周报》的具体编务多为朋友经办，他只负责《这 一周》的时评专栏。一年半来颇费心机的“努力”，被曹锟贿选上台破坏了， 他所拥护的“好政府”原来是一帮无赖军阀、反动政客，他心目中所期望的“贤 人政治”，实际上成了强人政治、恶人政治。他本想借助言论自由，对政府 进行舆论上的监督指导，以实现民主政治，并进行和平渐进的改革。但结 果却与之相反。他的“好政府”和“贤人政府”、“联省自治”主张，主观 上想使社会政治好转的“努力”，却在客观上为北京政府的腐败、地方军阀 割据统治蒙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产生了违背民心的舆论效应。噩梦醒来， 他和朋友商议，决定停办《努力周报》，以免受世人同流合污之讥。他在10 月25日写下《一年半的回顾》，总结了《努力周报》的工作，认为“今日 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 了。反直系的活动此时还没有推翻直系的实力。西南各省内乱多不易收拾， 自顾还不暇。奉浙两处也不能轻易发动。抵抗的实力既如此薄弱，而反直 系内部组合的分子又多有一、二年前全国痛恨的罪人，我们即使善忘，也 终不能一心一意地赞助今日所谓‘反直系’的人物。我们向来鼓吹的各省 会议……然而曹锟贿选成功之后，这个和平会议的梦想也更少实现的希望 了。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决 意把《努力》暂时停刊”。承认谈政治碰壁的胡适，这时又勉强打起精神， 自我解嘲、安慰地说：“我们并不悲观……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 会白白地费掉的！” 如此“努力”谈政治的失败，使得胡适在反省检讨中设想：“虽然将来 的新《努力》已决定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但我们深信‘没有不在政治 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我们的新《努力》和这一年半的《努力》在精神上 是继续连贯的，只是材料和方法稍有不同罢了。” 其实，胡适上面的这些表白，他在10月9日致高一涵、陶孟和等《努 力周报》同人，也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人的信中已剖露过，且是在 私人信函中，说得更透彻。他说“停办之事，原非我的本意。但此时谈政 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 骂，有何趣味？若撇开人而谈问题和主张，一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 之类，一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而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 对此，胡适似乎感到他“向壁”处境的尴尬，无“问题”可谈，无“主张” 可出，也违背他回国时打定不谈政治的初衷，而忆念《新青年》时代的思 想文化革命。所以，他“展转寻思”，决定停办《努力周报》，另谋一个方 向去发展：“《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 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 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 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 化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胡适如此“努力”地介入政治，却又这般灰溜溜地自我退出。这对于 一向好名爱面子的胡适来说，自然是一桩难堪之事。对于胡适为何这时“努 力”地去介入政治，胡适自己在《努力周报》创刊不久，所写《我的歧路》 中已有表露。因为在他一开始公开谈论政治时，便出现几种不同的意见： 梅光迪代表文化保守派赞同一而不赞同他谈思想；孙伏庐代表《晨报》 副刊反对一认为他抛开学术文化的船而踏政治的船，不合适；陈独秀等 共产党人反对一认为他在替军阀的武人政治张目说话；常乃惪则主张胡 适应全力介入政治。尤其是一部分朋友对他一脚踏在西街（学术文化)、一 脚去踏东街（政治）颇有异议。对此，胡适认为他谈政治是走上了“歧路”。 在众多朋友的争议中，孙伏庐的来信最有代表性：“我总有一种偏见，以 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 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 也要去走一走这条不经济的路子？大多数人所以敬仰先生，换言之，‘胡适 之’三个字之所以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换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国哲学史，能 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国语文学史，能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的《红楼梦》，能提 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话文。现在先生抛弃（或者不完全抛弃，亦必抛弃一部分）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文章，我知稍 有识者必知其不值。……我实在为先生的光阴，先生的精神，先生的前途 可惜……。”

对于朋友的各种议论，尤其是对他“变节”与“变节而又迟回”的指 责，胡适自我剖白：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 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 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 评’、‘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 挡箭牌，掩眼法！”所以，他“实在忍不住了”。并认为“我现在出来谈政 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 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 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 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 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同时，胡适还阐明了 自己思想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观念，即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 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懒惰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但胡适也不得不承认他学术、政治都不能贯注其一的原因：“哲学是我的职 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又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尤其是胡适这 最后的剖示，在后来又加上一条：“史学是我的训练！ ”构成了胡适精神与 生活的自主世界。

在《努力周报》停刊的一年里，胡适为撰写《中国禅宗史》、《白话文 学史》广泛搜求材料。由于胡适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让他两耳不闻窗外事， 埋头著书，是绝对不可能的。

1924年11月5日，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 推翻曹锟，赶走吴佩孚，改组内阁，由黄郛摄政，并驱逐废帝溥仪出宫。15日， 张作霖、冯玉祥推段祺瑞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段上台之后便组织“办理 清室善后委员会”，并宣布要邀请“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善后会议”。 胡适于1922年5月30日曾应废帝溥仪之请，入宫拜见过“皇上”，遭国人 嘲笑;冯玉祥驱除废帝时，他又致信外交部总长王正廷，抗议冯玉祥之举措， 结果再遭人责难。如今，他又作为有“资望”学者被段祺瑞邀请参加“善 后会议”。对此，胡适头脑有些发热，才冷却一年多的政治神经又在颤抖。 在给安徽省省长许世英的信中，他说：“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 至少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 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与之同时，孙中 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进京。临行之前，他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发表《北上 宣言》，主张从速召集国民大会，以确保中国的统一与建设。广大进步的爱 国人士都积极表示拥护这项主张，反对“善后会议”。

1925年1月19日，主持《京报》的邵飘萍向胡适转来了两篇批评他参 加“善后会议”的文章：袁伯谐《敬告胡适之先生》、董秋芳《致胡适之先 生的一封信》。其中董文嘲弄胡适，说他受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宠招，将兴高 采烈大踏步地前往参加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的分赃会议，与许多达官显 贵们握手言谈，共谋分赃行径。指责胡适在五四时期窃猎浮誉，至《努力 周报》时期又乘时窃势，如今竟落伍到如此地步一“胡适之”三个字上 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又努力向着黑暗的分赃会上去“干！干！干”！告诫胡适，且不可牺牲掉新文化运动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个少数军阀政客 宰割全体民众的分赃会议。

2月1日，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召开“善后 会议”，遭到了南方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反对。3月1日，合作中的国民党左 派和共产党人在北京联合召开了 “善后会议”对抗会一国民会议促成会 全国代表大会；退踞豫鄂的吴佩孚重新挑起中原战事和铁路工人的不断罢 工。因此，“善后会议”无所作为，分赃不成。胡适个人在国民的叫骂声中， 迷途知返，借机辞去善后委员的职务，又灰溜溜地钻进了自己的书斋，与 古书为伴。

1926年2月7日，被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委员的胡适， 参加该会组织的“中国访问团”，游历了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 天津、哈尔滨等，尔后经西伯利亚、莫斯科，赴英法。

也就在胡适任“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时，雷殷、马叙伦等 二十二人联名在3月中旬来信，声明北京教育界对于英国国会利用部分庚 子赔款“伸张其行政权于我国领土”的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胡适 不可就任此职。3月27日，陶行知、凌冰又致信胡适、丁文江，告知北京 国立九校校长，及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私立五所大学校长、学务局 长以及社会领袖于16日下午举行会议，商定：“一、反对英国政府所定关 于庚款处置办法，以保国权；二、要求英国无条件抛弃庚款，否则无论此 款在中国作何事业，均认为伸张其行政权于中国领土，中国决不承受，并 极端反对之。”对此，胡适有些谨慎，既怕自己陷入前辙一“善后会议” 的泥坑，又怕学界、教育界闹风潮，故向朋友去信解释，并表示自己置身 其中就“教育或其他用途”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西行途中，胡适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天，他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 监狱。这短暂的停留，在胡适的思想观念里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即他从 实验主义的眼光看去，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试验”是允许的，正当的， 他就苏联目前取得的实验成就“不能不表示佩服”。他在莫斯科会见了冯玉 祥的秘书，共产党人刘伯坚后，曾表示回国之后组团再来苏俄考察一次。

对苏联的印象，胡适及时写信告诉了国内的朋友，且有的信函在报上公开 发表，一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加上南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正联俄联共， 挥师北伐，故他的对苏好感，在北京政府及北方舆论界看来，颇有“赤化” 色彩。

他在致好友张慰慈的第二封信中称道苏联：“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 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 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 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继之，他又在第三封信中，从 实验主义的视野去看待苏联：“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 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 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 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代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 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我们的朋友们， 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 验的权利。……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 断’也是不好的。” 胡适到伦敦后，就国内朋友对他的有些“赤化”言论发生的五个疑问： 苏俄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 他们的方法对不对？这种办法有无普遍性？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 牲小些的路径不成”？胡适在致徐志摩信中作了相应的回答，并强调：“我 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下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逃不了的。”因此， “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头上的。中国糟到这步田地，一点一滴， 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欺负日本呢？我们要救 国，应该自己反省，应该向自己家里做点彻底改革的工夫。不肯反省，只 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胡适个人对苏联的 态度，却使国内的朋友发 生了疑虑。钱端升致信胡 适说：“有人说你很表同 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 不见，当刮目以待’了。” 任鸿隽在信中则说：“国 内的朋友对于你赞成苏俄 的论调发生疑问。”“疑问” 是必然的，因为胡适看到 苏联的只是些表象，且 只是从实验主义的视野看 去，只承认苏俄政治实验 的过程，而并非对结果， 和内在机制表示他的根本 意见。因为他的自由主义 精神世界中，是反对一党专制和独裁极权的。所以，当他从英伦转道美国 之后，在《漫游的感想》中便产生新的认识。认为美国式的“革命是渐进的， 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 动不发生效力”。这样相比之下，胡适方感到苏联今日的方法，不如美国比 较满意的解决法。

胡适在英伦停留及转道美国期间，正是国内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节节 胜利之时。从外电报道和国内朋友信函中，他了解到不少国内的情况。面 对北伐开始的时局，他改变了过去对北京政府的暖昧态度，开始倾向于南 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他对在英伦的朋友沈刚伯表示：“我本来是反对暴力 革命同一党专政的。但是革命既已暴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 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 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多数英国人都以为 国民党排外、仇英、倾向共产党（指国共合作）时，胡适便在演讲中认为 中国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转机。因为要使中国近代化， 就非除掉割据军阀，让国民党完成统一的工作，来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可。

1927年4月12日，胡适结束了三个多月美国游历（其间回母校哥伦比 亚大学补授博士学位），自西雅图登船回国。这一天，国内国民党开始清党 大屠杀，国共第一次合作瓦解。北伐节节胜利，使国民党逐渐结束了军阀 混乱的局面，南方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已力盖北京政府，且迁至武汉。胡适 准备回国前，曾收到顾颉刚2月2日写的信，其中有一事请求胡适：“先生 归国以后似以不作政治活动为宜。如果要作，最好加入国民党。……现在 国民党中谈及先生，皆致惋惜，并以好政府主义之失败，丁在君先生之为 孙传芳僚属，时加讥评。民众不能宽容：先生首倡文学革命，提倡思想革 命，他们未必记得；但先生为段政府的善后会议议员，反对没收清宫，他 们却常说在口头。如果北伐军节节胜利，而先生归国之后继续发表政治主张， 恐必有以‘反革命’一名加罪于先生者。但先生此次游俄，主张我们没有 反对俄化的资格，这句话也常称道于人口。民众伐异党同，如果先生能加 入国民党，他们又一定热烈的欢迎了。” ?临上船前，胡适又收到任叔永（鸿 隽）、陈衡哲夫妇的信，告诉他“孙传芳曾经通缉蔡先生，广东工党也曾宣 布在君死刑”，对胡适致信丁在君，同意其脱离孙传芳的意见表示赞成。4 月24日，船抵日本横滨，胡适首先接到丁在君由轮船公司转交的信，说国 内党争（指国共分裂、残杀），而日本又亡我中国之心不死，劝他暂住日本， 多观察研究些日本国情。实际上，丁在君是怕胡适回国后卷入党争（尽管 他不是党员），或被国民党问罪。接着传来了蒋介石指使下属反共势力，大 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避难的 李大钊的消息。4天后，他的朋友李大钊便在北京被绞杀。在这种空前恐怖 的政治形势下，张慰慈、高梦旦、顾颉刚等朋友、学生都将国内的情况如实写信告诉了他，劝他在日逗留一段时间，暂时不要回国。4月28日，顾 颉刚致胡适信：“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 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 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 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 我罢！ ”顾颉刚还说“从此以后，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 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罢。‘好政府主义’这个名词，好政府主义下的人物的 政治试验，久已为世诟病。如果先生再发表政治的主张，如果先生再从事 于政治的工作，无论内容尽与好政府主义不同，但是天下人的成见是最不 易消融的，加以许多仇雠日在伺隙觅衅之中，横逆之来必有不能逆料者。 所以我敢请求先生，从此与梁任公、丁在君、汤尔和一班人断绝了罢。固 然他们未必尽是坏人，但他们确自有取咎之道；而且先生为了他们牺牲的 名誉这样多，在友谊上也对得起他们了。”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只得谨慎行 事，不敢轻易回国。

滞留日本期间，胡适认真阅读了这几个月的报纸，并从中分析国内的 政治形势，同时与日本政界、学界名流保持接触，以了解他们对中国政治 局势的看法。当他弄清了蔡元培、吴稚晖（敬恒）、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主 张清党反共的“意义”后，便借同刚从上海到东京的哈佛大学著名法学教 授赫贞的谈话，表明了自己对国民党的态度“蔡元培、吴敬恒不是反动派， 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 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的同情的。”同时也对军事强人蒋介石表态： “蒋介石将军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班元老的支持……这个新政府能得到 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 胡适对国民党新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如此这般公开的表态、声明之后， 才于5月20日小心翼翼地回到上海。

四

胡适悄然地回到上海，他的好友，理想主义的浪漫诗人徐志摩正在筹 办新月书店，创刊《新月》杂志。胡适归来，徐志摩马上拉他入股，任董事长。

面对黄埔系、浙江派新军阀的崛起，并执掌国民党大权，胡适因有几 年前的“拥陈抑孙”一与国民党的这点前嫌，以及在北京时期与北洋政 府的暖昧关系，他一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保持沉默。当1927年10月 蔡元培出任国民党教育行政的最高职务大学院长，并聘请他为大学委员会 委员时，胡适力辞不就，表示对国民党政府“党化教育”的宗旨不能附和。 后因不忍因此与蔡失和而苟且任之，但他丝毫没有发挥作用。

1928年2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将在天津召开。由于胡适同李 大钊、陈独秀、高仁山等共产党人的朋友关系，与李大钊一起欢迎俄苏代 表越飞，访苏期间的“赤化”言论等，宣言反共讨赤的军阀张作霖在年初 ( 1928年1月）杀害高仁山的判词中故意写进他的名字，说高仁山某日“又 与党员胡适之至友吕自声在学校内开秘密会议，次日即发现反对政府传单” 等等。胡适的两位好友（李、高），均为大学教授，却死于张作霖的屠刀下。 所以，他不敢轻易北上。朋友任叔永、丁文江、汤尔和也深知他没有可靠 的政治保护决不敢到津。于是，任叔永劝他用消声匿迹的办法参加会议一 悄悄溜出上海，开完会之后，再悄然溜出天津。汤尔和以胡适只限于开会、 看朋友、取书等基本事务，向平津当局通融，以保其人身安全。丁文江则 劝他谨慎行事，如北上，必须有奉派的外交家顾维钧担保人身安全。高仁 山、胡适、蒋梦麟三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又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高 仁山遇难后，其遗孀陶曾谷成为蒋梦麟的秘书，日久生情，蒋梦麟与原配 孙玉书离婚，娶陶曾谷。胡适为证婚人。喜欢当证婚人的胡适一生为人证 婚一百五十多次。别人的风花雪月中，时常有胡适别致的身影。守着自己 寂寞的婚姻，却偏爱凑别人的热闹。于他生活如此，政治也是这样。

北京是他到欧美游历前的求职之处，北京大学是他为人师表的讲坛，同时北京也是他的家。而如今，他却有家不能回，只得让家眷南来，北大 的教职也悬空。一场革命，对于胡适来说，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尤其 是这种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的境遇，使他对新的军阀政府产生一 种特别的厌恶和排斥。鉴于张作霖在京津滥杀李、高，清华研究院导师王 国维投湖，胡适只得取消平津之行的计划。直到1929年2月梁启超病逝， 他才北上参加大殓（此时张作霖已败退关外，并被日本人炸死）。对于这种 令人室息的政治气候，胡适为了保全性命，也只好暂时忍气吞声了。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4月30日，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 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经历了《努力周报》谈政治的失败和国民党革命的 胜利之后，胡适打算借助《新月》从事思想文化建设，而疏远政治。因此， 自1927年5月归国到1929年3月近二年的时间里，他潜心著述，连北上 受阻也忍让过去，不再放言论政，惹事生非。《新月》的前13期中，除第4 期、10期未登文外，其他各期中的文章均为谈学术和文艺的，而未涉及政治。 这是他思想文化建设的新努力。然而，一方面现实又走向更加专制、独裁、 黑暗，使基本的人权、自由、民主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沉默、麻木又 非胡适的本性。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这两年，只是暂时 的沉默、忍让，而非真正的神经麻木。只要有机会，胡适便要走向舆论的 前台，自我表现，发散他个人的政治能量。如今他手下有一个能够传达自 己声音的工具《新月》，且“新月社”中还有一批视他为领袖的自由主义知 识分子。

1929年3月，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 交了《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有“凡经省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 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 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 明，即当驳斥之” 的内容，且把“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 反三民主义之分子”都视为“反革命分子”。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其他一党专制国家所特有的东西。胡适的朋友李大钊、 高仁山都是遭这个“罪”名被处死的。两年来，胡适不曾对政治发表意见， 也不敢对借助武力重新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有什么批评言论。陈德征的提案 见报之后，胡适把它剪贴在日记上，且实在是按捺不住了。胡适于3月26日， 给他的朋友，“好政府”主张时期的16个同人之一，如今的国民党南京政 府司法院院长王宠惠写信，指斥陈德征提出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中， 法院可以不须审问，只凭党部一张证明，便可定罪处刑的荒谬措施。他指出， 这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 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并嘲弄说“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此新制， 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最后，胡适还带有几分幽默说道“我今天实在忍 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 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 ?这里，胡适的态度十分明确，意在指责国 民党政府以党代法，一党专制。

写完这封信后，胡适将信稿寄给国闻通讯社。他等了几天，未见发 出，3月29日得到国闻通信社的回信，说稿转送各报，已被检查者扣去。 这使胡适更加恼怒。于是，他便在《新月》第2卷第2号上发表了《人权 与约法》。胡适在文章中对国民党政府所谓保障人权的措施表示失望，对种 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机关侵害人民人身自由及财产的行为感到愤 慨，认为保障人权的命令并没有给人民什么保障，指出中华民国政府和党 部行事是无法可依的，因为人权被剥夺得几乎没有丝毫剩余。在陈德征提 案之外，胡适还列举了安徽大学一个校长（刘文典），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 介石，遂被拘禁了几天，他的家人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 法治”。唐山市民因商人杨润普被当地驻军拘去拷打监禁而罢市。鉴于此类 事端，胡适指出只有“法治”可以规范人。“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 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 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但是，如今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不依法办事，“人民的权利自由 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最后胡适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的 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 胡适此时放弃他只想在思想文化上从事打基础的工作来干预政治，还 得到朋友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一批清华出身，留学美国的“清华系”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罗、梁、王乃胡适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三个火 枪手”。胡、罗、王为哲学博士，梁为文学硕士。罗隆基在威斯康星大学、 伦敦经济研究所及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留学7年回国，时任光华大学政治 系主任，是国内少有的政治学专家、自由主义义士。《新月》创刊后，他一 直在刊登介绍欧美政治学的文章。如今他见胡适掉转头来谈论现实政治， 便从侧声援。在第2卷第2号上，胡适《人权与约法》文章后边，紧跟着 的是罗隆基的《专家政治》。他指出“中国的行政，目前是在这两种恶势 力夹攻之下：（一）武人政治；（二）分赃政治”。一方面，从中央政府一直 到各省政府，从国的行政一直到党的行政，都在武人指挥底下；另一方面， 国家这几十万行政人员，既没有选举，又没有考试，形成了一种分赃制度。 因此，罗隆基强调“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要专 家政治的实现，消极方面，先要除去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 实行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 。

梁实秋专攻西洋文学批评，自美国留学归国后，也加入“新月”的自 由主义阵营。在胡适、罗隆基文章之后，梁实秋在第3号卷首登出了《论 思想统一》。梁文提出的要求是“容忍！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 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并大张旗鼓地说：“我们反对思想统一！ 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 ”

从胡、罗、梁的文章看，《新月》的自由主义大旗已高树，且他们美英 派色彩颇重，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力量。在第3号的《编辑后言》中，主持人称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发表后，刊物收到许多信函。同时主持人表示“我 们的目的一则是要激动读者的思想，二则是造成一种知识的壮严……思想 上的忠实”。可以看出《新月》对自由主义思想是有一种共识和追求。同时， 蔡元培在读了胡适的《人权与约法》后，致信称该文为“振聩发聋”之作， 表示甚佩。《新月》月刊甚至大张声势，在每期中，对前一期，或前几期的 社会反应加以渲染，形成一种自由主义议政的强大舆论攻势。如第4号的 宣传页上称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痛论现在中国人民没有法律的保障， 不能享受应得的自由，根据事实用严谨的态度，大无畏的精神，向国人进 一个诚挚的忠告，在这个人权被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胡先生这篇 文章应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对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则称: “假如我们真想把中国统一起来，有人要求首先思想统一，要明了思想是不 能统一的，请读本期的梁实秋先生的论思想统一。”

由于罗隆基、梁实秋的声援（随后又加入王造时），胡适的胆子更大， 文章也更加尖锐。在《新月》第2卷第4号同时登了两篇文章：《我们什么 时候才可有宪法一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一孙中山先 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另外还有胡适与汪羽军、诸青来关于《人权与 约法》的讨论文章。这里，胡适胆大包天，开始对国民党赖以存在的精神 支柱和行动纲领展开了批评，只是有戏看好，热闹还在后头。

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胡适分析了孙中山的建国大 纲，指出“建国大纲里，不但训政时期没有约法，直到宪政开始时期也还 没有宪法”。这是由于孙中山1924年放弃约法思想，想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对国民党只讲军政、训政，再由国民党和政府来训练人民。胡适指出这是 孙中山“对于一般民众参政的能力，很有点怀疑”。“因为他根本不信任中 国人民参政的能力”。对于孙中山关于宪法与训政不能并重相容，胡适则提 出了相反的意见：“宪法之下正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 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并进一步指明：立一个 根本大法，使政府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 的权利。一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这样才能使人民走上“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走上“法治生活”。所以，胡适把这几 十年的政治失败，归于没有法治，且错误根源在孙中山：“故中山先生的根 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点根本成见使他不能 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最后，胡适套用孙中山的一句话说：中国 今日之当行宪政，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 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更是肆无忌惮地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胡适在分析了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内在矛盾和实施的不良影响后指出， “他不曾料到这样分别知行的结果有两大危险”：

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得知难。于是有打倒知识 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问知难呢？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 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 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议，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掮着“训 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箝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 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 然可以取消了。

最后，胡适由批评孙中山转向蒋介石一班人，这是胡适的写作意图所在， 也是他向最高当局施加政治影响的表示：

今曰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事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 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 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的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 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然而“行易”之说可以作一班不学无术的军人政客的护身符！此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

这里，胡适与罗隆基彼此呼应，认为实现“专家政治”，首先要打掉“知 难行易”的护身符。胡适这两篇文章尽管是学术讨论，但文字之犀利，言 辞之无情、辛辣，足以使“孙文学说”的信奉者，产生从来没有过的刺激， 也感到难堪和恼怒。

胡适前锋出阵，罗隆基、梁实秋从两翼呼应的这场自由主义的强大攻势， 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精神支柱和具体政策的实施。国民党当局岂 能听任他们“秀才造反”！所以6月10日《新月》第2卷第4号一出版便 遭查禁。

紧接着，罗隆基在胡适《人权与约法》的基础上，又写了《论人权》， 登在《新月》第2卷第5期上。他认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 的事实……努力起来争回人权，已为中国立志做人的人的决心”。并且他认 为，由胡适发起，他和梁实秋等参与的“人权运动，事实上已经发动” 。于 是，作为研究政治学的罗隆基（在这方面，他的务实、具体，且富有学理， 超过胡适）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草拟了 “我们的人权”的三十五条一在 他个人认为目前所必争的人权，附在《论人权》的后面。

国民党当局不能坐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的政治攻势，尤其是这种 对他们精神支柱的瓦解。所以8月24日，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 会第47次常会决议，呈请中央执委会咨国府，令教育部将胡适撤职惩办， 并于次日在报纸、广播发布对胡适的警告消息。这时《新月》同人着了慌， 连胡适的朋友周作人见报后，也写信说这个年头，还是小心点好，并劝他 离开上海，回北平著书。胡适本是因北平恐怖，不能回北大教书而滞留上 海，如今刚开始要争人权、自由、民主，且形成了一场“人权运动”，故他 异常冷静，不愿遇难而退却。在未刊稿《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他说，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不自由，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快 意的谣言代替了纪实的新闻，恶意的谩骂丑诋替代了公开的批评。这是一 个民族的大耻辱，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必然结果。胡适表明，他之所以 要争取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目的是想对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 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只是胡适自己还没有机会，也未来得及把这种 态度公开向国民党当局表白。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新月》在这年8月误出了第6号，只得在12 月，将第6、7号合刊为一期。这时，胡适带着怒气，联手罗隆基，一同出击。 他和罗分别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研究党义 的心得》，登在卷首。同时在这一期上，还登出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 人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合集一《人权论集》的广告。其他还有黄肇 年配合胡、罗文章而撰写的《苏俄统治下之国民自由》，形成了不屈服国民 党高压的阵势，且火力更猛。

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他 借批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的文章中盲 目鼓吹旧文化，旧道德，把矛头却直接指向国民党的政治。叶楚伧乃“南社” 成员。辛亥革命前后，“南社”社员的文学创作风行一时，但胡适对他们却 十分反感，尤其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满，并多次进行批评。如今，“南社” 诸子升官发财，便在思想上走向新文化运动的反动。他说，从新文化运动 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楚伧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 想是反动的思想。胡适开宗明义地指出他要揭穿叶楚伧“所代表的反动思 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并估价“在近年的新文化运动史上国民党 占什么地位”，以及他们对新旧文化的态度。胡适在以思想自由、舆论、文 化问题本身为例作了具体的分析之后，说明“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 来，国民党是反动的”。同时，胡适就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刨根问底，从根本上揭示“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 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如“南社”当年发起时，意在 反对“北庭”，操南音，不忘本。鼓吹民族主义，以反满清。如今当朝权贵， 在五院机构中，南社之子先后把持多年。行政院：汪兆铭（精卫）；立法院： 邵元冲、叶楚伧（先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副院长）；司法院：张继、居正； 考试院：戴季陶；监察院：于右任。他们都是当年“南社”成员。因为“国 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 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才两年多，尚立足不稳，却遭胡适之如此撼动“今 日的国民党到处念诵‘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 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 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 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 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 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所以，胡适说，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如果 不愿意自居反对之名，不做反动的事，就必须做到这几件事：

(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

(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

(3)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4)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

(5)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直言的诏令！

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 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紧随胡适文章的是《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研究党义的心得》，罗隆基 的结论是：“孙中山先生是拥护言论自由的。压迫言论自由的人，是不明了 党义，是违背总理的教训。倘使违背总理教训的人是反动或反革命，那么， 压迫言论自由的人，或者是反动或反革命。”

这一连串的文章彻底惹恼了国民党当局。9月23日，国民党中央社发 布公告，以“擒贼先擒王”之法，说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近来发表文章， 攻击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各大报纸均登载。各省市党部如上海、青岛、 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地先后呈请中央予以严惩。中央亦称胡适言论 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学术范围，放 言空论，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上缺乏定见之人民 对党政发生不良印象。这份公开的警告通过《申报》等各大报转登。同时， 国民党政府还责令教育部对胡适提出通报警告。于是部长蒋梦麟便签署了 教育部训令，并附有具体的理由寄给胡适。蒋梦麟与胡适关系较好，他的 训令只是一张履行公差的公文，完全是用中央社公告的词句，但所附具体 理由（摘录）：

……胡适藉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 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 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 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 情指摘，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为政府计，为 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 予以相当之惩处。

这引起了胡适强烈的抗议。他将蒋梦麟10月14日签发的“该校长言 论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退回，拒绝接受警告。好友蒋梦麟只是“奉令” 行事，却使胡适不快。他在致蒋梦麟的信中驳斥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 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章，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 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并就该令中“语 侵个人”“误解党义”等含糊之词质疑。

由于胡适和国民党的积怨一“好政府”主张时期“拥陈抑孙”，这次 又放言不羁，使国民党政府决心新旧账一齐清算。10月31日，国民党宣 传部在叶楚伧的指挥下，集中力量，组织国民党人批驳胡适的文章，于11 月20日，由光明书局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集，并在该书后面附 有第2集的广告，将对胡适的挞伐视为保党保国之战事。只可惜当朝无人， 反驳胡适等人的文章多是一党专制、独裁下的拍马屁之作，和对胡适的个 人诋毁。

与之同时，《新月》的出版时间虽因查禁而打乱，但同人仍继续登文， 支持胡适，配合这场争取人权的运动，毫无示弱的态势。1930年2月《新 月》第2卷第8号卷首是罗隆基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3月《新 月》第2卷第9号卷首是梁实秋的《孙中山先生论自由》。至1930年6月 的第2卷第12号上，还登有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的长文。 同时在罗文之后还有谈政治学的《政治气象学》（刘杰敖译)、《制度与民性》 (郑放翁）。尤其是罗隆基的火性仍十足，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中，他“反对国民党的‘党在国上’；主张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建设 ‘委托治权’与专家行政的政府”。并郑重声明，我们是极端反对独裁制度 的。我们极端反对一人，或一党，或一阶级的独裁。我们的理由，极其简单， 独裁制度不是达到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的方法。

五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朋友们的劝阻下，胡适退缩了。他本着蒋梦麟部 长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行为准则，在12月13日作的《人权论集》 序中，向国民党政府缴了械。他以周栎园《书影》中鹦鹉自喻，表明了自 己批评政府这番不被理解的苦心：“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 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 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 已。’’ 由于胡适向国民党表明了自己这样做的用心是要学小鸟救火，批评国 民党政府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且态度是善意的，因此，国民党当局 在他退缩之后，便停止了对他的“围剿”，也未对他进行人身迫害。此时， 他的好友周作人写信劝他回北平尽力著述。胡适也自知上海非久留之地， 但又“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薮’，所以只好住在上海，俟局面稍稍 缓解后再北上。一些亲朋知己，也都劝他远离政治，安心著书，并针对他 的情况指出了以著述为主，教授次之，办报下策的人生之道，提醒他莫蹈 梁任公之辙。他也反省自己，认为此时染指政治，是爱说闲话、爱管闲事， 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故感念梁任公“饮冰”之号。

这场人权、自由与专制、独裁的冲突虽然因胡适的退却而暂时缓和下来， 但事端却未完。他的“三个火枪手”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还在继续斗争。 因此，《新月》也就不断遭禁，无法按时出版。1930年2月5日，国民党上 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将《新月》第2卷6、7号 合刊设法没收上缴。5月3日又发出训令，查禁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 胡适也于该月15日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

也就在胡适决定不再直接谈政治，干预时政时，他又回到思想文化建设上去。一方面写《中古思想史长编》，同时，在不抨击时势政治，不引起 国民党反感的前提下，他于1930年4月10日，写成了《我们走那条路》， 刊于《新月》第2卷第10号（1930年4月）上。文章立足和平渐进的改革， 提出中国真正敌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而这五大敌人都不 是用暴力革命所能打倒的，并否定中国形成了资产阶级之说法。于是引起 梁漱溟、周谷城致信与他讨论，批评他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列于五大恶 魔之外，有背历史事实。这出讨论进而转移了胡适个人的政治兴趣。

胡适辞去公学校长之后，接受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聘， 并在11月底离沪北上。也就在胡适离开上海前，中国公学因反对国民党当 局干涉校务而闹学潮，上海当局认为此事为前校长(胡适于5月即辞职雁手， 于是便登文敬告，想赶胡适尽快离开上海。11月15日，《申报》登文攻击 胡适说：“反动文孽之跋扈，仍猖獗不已，于中公学潮可以见之。……自胡 适潦倒海上，执掌该校后，以野心之未逞，更主编《新月》杂志，放言怪论， 诋毁总理，狂评主义，诬蔑中央，凡煽惑人心之言，危害党国之论，无所 不用其极。”同时诋毁他乘出席四中全会之便，教唆少数学生重新燃起拥护 马君武的学潮，并亲自到校，百方阐明学潮决胜之道。对此，胡适因举家 回北平，只好忍让，没有出面反击。

也就在胡适准备北上之时，他的好友、同人、主持《新月》的罗隆基 于11月4日被警方拘捕。胡适得知，当即打电话请蔡元培、宋子文出面保 释。在胡适等朋友营救下，罗隆基很快被释放。罗出来后，在《新月》第3 卷第3号（1930年12月）上登出了《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详细记述了 他11月4日遭拘捕审讯的经过。国民党当局则指责罗是宣泄私愤、诋毁国政， 并指示教育部责令光华大学解除罗的教授职务。罗隆基作为胡适自由主义 同人，在胡适被当局警告并退缩后，主持《新月》，仍与当局斗，且在《新 月》第3卷第1号（ 1930年9月）上刊出《论共产主义》，在第2号（1930 年10月）上登出《我们要财政管理权》。于是便遭到11月4日的被捕。胡 适深知国民党当局这样做，是惩罗（隆基）儆胡（适），杀鸡给猴看。他感 到罗罹难与自己有关一做了自己的替罪羊，便尽力营救罗隆基，为他开脱“罪过”。国民党逼走胡适，拘捕罗隆基，是想瓦解《新月》自由主义阵 营，折断这杆自由主义的大旗。不料，胡适服输了，罗隆基反倒不肯低头。 这样国民党当局只好亮出了解除罗教授职务的黑招术。

1931年1月5日，胡适自北平返回上海，在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 事会第五次常务会议的同时，为《新月》开禁，罗隆基开“罪”而奔波。1 月15、18日，胡适两次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而陈17日复 胡适一信），希望能和国民党人有一个建筑在“互相认识”基础之上“初步 的共同认识”，并托人带上《新月》2卷及3卷已出的三期各两份，分别赠 给陈布雷和蒋介石，“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浏览这几期的言 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 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 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1月19日，胡适又联系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其子 张芝联1949年后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国史专家），代张草拟了《上蒋介石呈》 一文，恳求蒋介石过问此事，以赦免罗隆基及《新月》同人。呈书声称“今 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议论稍 有不合，必将蹈此覆辙，人人自危，此非国家福也。钧座宽容为怀，提议 赦免政治犯，本为咸与维新起见，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 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其事均在十九年十二月卅一日以前，略迹原心， 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揆诸钧座爱惜士类之盛情，似可稍 予矜全。拟请免予撤换处分，以示包容。刍荛之见，是否有当，伏乞训示 祇遵。” 由于胡适的极力抗争和求饶，蒋介石政府对他和《新月》同人未再 米取制裁措施。

尽管胡适在抗争和求饶中暂时退缩了，但《新月》主编罗隆基却仍在 战斗，独扛《新月》自由主义的大旗。在胡适停止发表政论改登他的自传{四十 自述》之后，《新月》上又出现一个自由主义议政的政论家王造时。王造时也是清华出身，步罗隆基之后，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归国 后与罗隆基一起受聘光华大学，并继罗之后任政治系主任。罗隆基、王造 时又联手出击，在第3卷《新月》中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中国问 题的物质背景》（王，3卷4号)、《中国社会原来如此》（王，3卷5、6号)、 《服从的危险》（罗，3卷5、6号)、《平等的呼吁》、《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 《总统问题》、《民会选举原来如此》（罗，3卷7号）、《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 评》（罗，3卷8号)、《中国的传统思想》（王，3卷8号)、《昨日中国的政治》 (王，3卷9号)《论中国的共产一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罗，3卷10号)、 《什么是法治》（罗，3卷11号)、《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王，3 卷11号)、《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罗，3卷12号）、《政党的分析》（王， 3卷12号）。同时还吸收一个青年作者储安平一一他虽不谈政治，且多是写 作文艺作品，但《新月》的精神贯注了他，为他15年后创办《观察》，打 下了精神基础。

《新月》第4卷出至第7号停刊。因当局的高压，罗隆基在光华大学无 法立足，便北上入南开大学任教，并主持《益世报》社论。罗隆基作为自 由主义义士，“痴”心不改，南开任教后主持《益世报》的社论，仍发表激 烈的干预、批评国民党政治的言辞，导致国民党当局采取暴力制裁，派特 务追杀至南开，在他上课途中，枪击他的汽车。幸而罗隆基御敌有方，大 难不死，打坏了一辆车子，他却死里逃生。王造时则在随后的政治活动中， 一直遭蒋派嫉恨，直到1936年成为“七君子”之一，被投入大牢。从此，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随日本军人侵占东北，在外患内忧的夹击下，陷入 了空前的困境。

六

胡适及其“新月社”同人之所以在1929—1930年间，能扯起自由主义 的大旗，与三民主义抗争，同国民党政府斗，是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的。 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内部斗争，军政实力派与国民党改组派一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有复杂的矛盾；地方军阀奉派、山西派、桂系、西北军冯 派与黄埔系中央军之间有矛盾（随之而来的蒋桂之战、中原大战）；国民党 内部开明派与专制、独裁派之间不和。所以胡适及“新月社”同人便有机 可乘，且因国民党政府在这种复杂矛盾的争斗中，必然暴露出内政、思想、 外交、军事、财政、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有缺失被胡适派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借助舆论工具捕捉。

另一方面，胡适等人与国民党党政军财等各方面官僚之间有相应的关 系，他敢说话，敢批评政府。如他与财政部长宋子文关系较密，与国民党 中常委蔡元培为知己，同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蒋百里为友。这样，周旋 于这批党政要人之间，批评某一方面，必然会因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矛盾斗争， 而被其中一部分所不满，但又有另一部分人支持。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下，胡适一开始批评政府的言论，便是钻 了当局的空子。1929年3月14日《东方晚报》登出《汪精卫等对最近党务 政治宣言》，其中谈道：“不幸北伐胜利之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以 为地盘已得，权力在手，遂避难就易、抛弃本党主义、违反民众要求、吸 引党外之反对势力、以朋分自北洋军阀手中夺来之政权，至人民之权利， 则一无以获，生命财产及自由，毫无障碍，一与北洋军阀时代无异，政治 集于官僚，人民势不得参预，亦与北洋军阀时代毫无不同。致数十万兵士 党员生命与数万万财产之牺牲，仅换得极少数人之权利，此种只更换统治 者个人而不更换政治制度之革命，实已失掉革命之意义。” ?这明显是针对 蒋介石的。7月5日，《大公报》又登出了《欲永绝军阀的根株，惟有培植 民主势力一汪精卫在法之谈话》。在这种情况下，即国民党党务系统对蒋 介石军政系统不满，且想借助民主势力，借法权来抑制蒋介石的军势强权。 于是，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出，正中汪精卫等国民党党务派之意，且 他们利用此文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民主势力来反蒋的权大于法。于是，才有 国民党元老、中常委蔡元培对胡适此文的称赞和佩服。胡适等人的文章，为国民党改组派借“法治”反对蒋介石“人治”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舆 论上的先导。

胡适借助国民党政府内部不和，从对人权、约法转向对党义、总理学 说的批评，虽然引起国民党各级党部及中央宣传部、中训部、中常委的不满， 但军政要人蒋介石却一直没表态。当国民党改组派借助手中的权力压制胡 适、罗隆基时，胡适又通过陈布雷，去打通蒋介石的关口，寻求另一方的理解、 同情和容忍。最明显的钻空子，是在1929年9—12月间，由于胡适批评党义、总理学说，而引起国民党自上而下各级党部的不满。各级党部纷纷要求制裁、 惩办、缉拿胡适，且各类报纸和政府发文惩告胡适，国民党御用文人从讨 论批评角度写文章围攻他一一这种消息、文告，胡适在日记中剪贴有上百件， 但都没有吓住他，他还在这年12月份，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因 为这时，胡适与蒋介石手下的军事家蒋百里、银行家徐新六、财政部长宋 子文关系较密，这几个人，正从各方面促成蒋介石在“蒋桂之战” “中原大战” 中获胜。蒋介石军政实力派无暇顾及胡适的自由主义言论，而国民党改组 派的警告，只是流于空喊。因此，胡适也就不怕他们。同时司法院、大学 院、教育部又都是胡适的朋友把持。这样，他才敢有恃无恐地向当局挑战， 以至到后来一一1930年7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中国国 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赞成宣言》，在倒蒋的言辞中，列举蒋 介石罪行时，许多话语和胡适、罗隆基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的言论相似。 都是借民主政治、法制、人权、自由来攻击对方。

在这种特殊的国民党政府本身就无法统一思想，且内部争斗之中，胡 适等人的自由主义言论，自然有相应的作用和效应。同时，胡适个人在这 种借助舆论宣扬自由主义、干预政治、批评政府的背后，还有一种更为具 体的自由、民主活动，且是一种潜隐的。即在《新月》杂志、新月书店抛 出的言论与著述，只是胡适等人为争取人权、自由、约法、民主的外在显 现形式，背后还有一个以胡适为首，“清华系”为主力的高层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议政组织“平社”。同时，胡适还与政府内阁中宋子文保持积极的 联系，为他设计政革方案，草拟与汪、蒋不合的辞职宣言。形成了以“平社” 为组织、《新月》为阵地，胡适为核心的“胡适派自由主义文人集团”。《新月》 上的言论只是他们这个文人集团活动中的部分外现的东西。

1928年5月19日，胡适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并讲话。 就教育建设问题，他“对政府有三个要求：第一，给我们钱。第二，给我 们和平。第三，给我们一点点自由”。这是胡适自欧美游历后回国一年后第 一次公开发表自己对于政局的意见，且以“和平、自由”作为筹码。此时， 胡适尚因平津为奉系军阀控制，无法北上，且在南京一出面讲话，6月份 南京成舍我主持的《民生报》上便登出《北平市民大会请通缉反革命罪魁》 的电文。这是南京当局通缉北洋政府段祺瑞之后的连锁反应。他们指责胡 适等应对“三?一八”段祺瑞执政府大屠杀负责，即清算他与安福系、研 究系的关系。

在胡适发表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言论之前，他首先研究了国民党的政 体及施政方针。据1928年12月4日的日记所示：“在南京观察政局，似一 时没有大变动。其理由有三：（1)现政府虽不高明，但此外没有一个有力 的反对派，故可幸存。……（2)冯玉祥似是以保守为目的，不像有什么举 动。（3)蒋介石虽不能安静，然此时大家似不敢为戎首，近来外交稍有进步， 故更不敢发难而冒破坏统一之名。” 同时，胡适也看出行政院为政府的实体 机构，而“国民政府”则流于虚名。因此，他希望将来的政府中应健全立法、 监察、考试三权机构，且趋向独立。这样才能使政府成为民主法治的政府。 也就是说，胡适在写作《人权与约法》，即陈德征提案未提出之前，已看清 了国民党政府机构中，立法、监察、考试三权的虚无，故他才敢大胆地向 当局呼吁尽快有人权与约法的保障。而这也正是国民党改组派欲反对蒋介 石独裁之时。

从南京返回上海后，他在12月14日写作《新年的好梦》一文中，表 达了对当局的几点希望：第一，梦想来年全国和平，结束内战；第二，梦 想来年全国裁兵，让民休养生息；第三，梦想来年取消苛捐杂税；第四， 梦想铁路收回国有并畅通；第五，梦想全国禁绝鸦片；第六，梦想有一点 点自由。

也正是出于这种“梦想”，胡适召集“新月社”同人，在《新月》创刊 一年之后，又欲创办《平论》周刊，又组成了专门议政的“平社”，欲“平 心而论”政治。

“新月社”从北京到上海，徐申如、徐志摩父子及姻亲张氏三兄弟嘉森 (君劢）、张嘉璁（公权)、嘉铸（禹九）都不同程度地出钱出力。胡适与徐 志摩及家人也一直保持良好的交情。1929年3月25日，胡适为《平论》周 刊写了发刊辞。《平论》人员是在原“新月社”众多同人中，集中了几个对 政治感兴趣的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潘光旦、张禹 九等人。大家公推胡适为“平论”总编，而胡适却让罗隆基主持。但终因 各自有繁碌的职业，且又有《新月》月刊，故此刊原定4月1日出第1期 而未成。于是原定登《平论》的议政论文，后来便成了《新月》上的政论 文章，即在《新月》上开辟了议政、干预政治的专栏。随后“平社”经常 聚会讨论现时政治及社会问题。4月21日，“平社”在胡适家第一次聚会， 参加者有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西林、叶公超、吴泽霖七人，27日， 第二次聚会时，在原七人之上，又加入了潘光旦、张禹九。他们均曾留学 英美，其中罗、吴、梁、潘都是清华出身。也就在“平社”活动伊始，马 君武、傅斯年同胡适的两次谈话，激发了胡适个人对政治的进一步思考。4 月26日，马君武对胡适表示“此时应有一个大运动起来，明白否认一党专政， 取消现有的党的组织，以宪法为号召，恢复民国初年的局面”。

胡适对答：“将来必有出此一途者。”

马君武又说“当日有国会时，我们只见其恶，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国会怎样腐败，总比没有国会好。究竟解决于国会会场，总比解决于战场好 的多多。”

胡适进一步解释说：“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 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他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 权力。这便是民治的起点。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 第二天（27日），傅斯年对胡适说：“孙中山有许多很腐败的思想，比 我们陈旧的多了，但他在安身立命处却完全没有中国传统的坏习气，完全 是一个新人物。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 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都只 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对此胡适认为甚是“中肯” 。

也正是马、傅的谈话刺激，和“平社”朋友间的相互鼓励，胡适鼓足勇气， 发起了这场人权运动，以实现他新年的梦想，和应和马君武的“将来必有 出此一途者”。同时，也可看出，胡适写《人权与约法》和随后批评孙中山 的学说（尤其是被国民党歪曲了的），有马、傅个人意见融入，是中国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也说出了一些在野知识分子或从政知识分子（如 蔡元培、蒋梦麟、王宠惠等）想说而没有说、或不便、不敢说的话。

在5月6日，即“平社”成立，马、傅对胡适谈话后，胡适便写成了《人 权与约法》，借批评陈德征提案而诱发一场人权运动。而此时胡适个人的心 态便是他认同丁西林所说的：“向来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日我们应该 相信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即又“忍不住了”。

5月10日，“平社”第四次聚会，胡适提议请同人各预备一篇论文，总 题为《中国问题》，每人担任一方面，分期提出在“平社”聚会时讨论，合 刊为一部书（这些论文，后来多在每次“平社”聚会中讨论)。也就在这一天， 他完成了《知难，行亦不易》。后来《中国问题》一书由新月书店出版，内 收胡适、罗隆基、青松、吴景超、刘英士、郑放翁、全增嘏、沈有乾、潘光旦等人的十篇文章。分为政治、财政、人口、农民、制度与民情、宗教 与革命、性、婚姻、家庭的存废、教育、优生等多个方面，当时称它为中 国人“指出一条共同努力的方向”。“平社”时政讨论一直坚持到1930年7 月24日，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 央执行委员会宣言》发布一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等人公开声讨军事强人 蒋介石之后（《民国日报》1930年7月22日登出此宣言）。到1931年1月 11日，胡适北大任教后又返回上海参加会议，为罗隆基开罪之时，“平社” 又在张禹九家聚会一次，共商教育部要光华大学撤罗隆基教授职务的对策。 从新月社、平社的基本成员看，其实力基本是“清华系”（连当时的非政治 派闻一多也是清华出身。）可以说，“新月”时期这场“人权与约法”的运动， 是在“清华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归顺胡适旗下而高涨的。

胡适在召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讨论政治，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同 时，还与财政部长保持密切联系，并为宋子文设计政革方案。这是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试图借助国民党政府的开明派（此时宋子文既不满蒋介石的专 制、独裁；也不满汪精卫等国民党改组派的抱守残缺，及流于总理遗言、 总理思想的空疏，试图有所作为，但宋后来到美国把胡适从大使的位置上 挤下，且贪污腐化，发国难财，又为胡适所憎恶）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1929年7月2日，宋子文在看了胡适于《新月》上发表的干预政治的言论后， 再次约见胡适。因为他前不久曾对胡适表示，要胡代“他们想想国家的重 要问题”。而胡适也正想寻机借时局稍有好转来为政府“谋一点根本的改革”。 胡适在7月2日与宋子文的会谈中，明确地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政革主张（摘 其大要）：

(一）召集约法会议，制定约法。

(二）约法修正之前，可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

原则：（1)以行政院为政府。（2)司法院独立，改为大理院。（3)立 法院独立。（4)考试院独立。（5)监察院独立。

(三）组织法修正后，即改组政府及四院。

原则：（1)淘汰最不适宜的人选。（2)充分实行专家政治。（3)充分 容纳异己人才：如监察院宜用无党派或左派人才。（4)实行文官保障。

(四）党的问题，宜有冷静的考虑。

原则：党部今日只能暂行“议会”的职权。党部应该可以监督行政， 可以对行政机关建议，但行政部可以有否裁权，否裁有不当时，应如何救济， 也应有规定。

(五）裁兵问题，是专门问题，不是军人自身所能了，当延请国外专家 与国内学者及商界代表共同研究一个方案。

(六）提倡工商业最急之务：

(1)改善劳工待遇，宜用“劳工立法”，不当鼓励罢工怠工。（2)劳资 仲裁宜有公正之仲裁机关，不当令党部干预。

(七）用人宜实行考试，但考试不可限于党员，也不可用党义为考试科目。

最后，胡适向宋子文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 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

此乃与虎谋皮。宋子文听得进，国民党政府岂能听得进胡适的这派自 由主义言论。

8月5日，宋子文因不满国民党内部争斗，辞职后自南京到上海。6日， 宋子文托索克思邀胡适去面谈，并请胡适代他起草辞呈。胡适推辞不掉， 便代宋子文起草了辞职电报。

至1930年9月6日，即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罢兵前夕， 宋子文又约见胡适，听取胡适对时局的意见，并向胡适询问：“假如你在我 的地位，应该怎么办？ ”胡适回答：“我若做了你，一定劝老蒋讲和。他若不听，只好请他自己干下去，我不陪了。

宋子文则说：“时机未到。”

胡适听了宋的这句话后，表示：“我对你有点失望。你是筹款能手，却 全不懂得政治。你应该自己有点主张，为什么只能跟着别人跑？你的地位 可以领导，你却只能服从。”

宋子文听罢，不再回话了。

胡适这是有意为难宋子文，让他和小妹夫蒋介石翻脸岂不是不合情理 之事。且孙、蒋、宋、孔联姻，四方都有相互利用之处。没有蒋介石，也 许宋子文自己也干不成财政部长。而蒋借重宋家财势，也正是为了钱财和 外交力量。

此时，因胡适已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且中公又在闹学潮。准备北上回 北大教书的胡适，面对混乱的政治局面一中原大战；东北虽易帜，归顺 中央，但日本人又在染指，且汪精卫又想在北方介入，试图联络张学良、 阎锡山、冯玉祥反蒋；汪精卫等人操纵国民党改组派与蒋介石军政实力派 失和一胡适感到自己真正陷入了困境，因为从舆论上干预政治而不能， 为人谋划改革方案而又无法实施。所以他才在9月3日日记中写了这段无 可奈何的话：

近来与人谈政治，常说：民国十一年，我们发表一个政治主张，要一个“好 政府”。现在，一民国十九年，一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 再让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个政府。

政府的最低任务是“警察权”，一保境安民，一凡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够不上政府。

1930年10月初，胡适接受北京大学之聘，去北平找房子，并安排从上海搬迁之事，他4日到北平，立刻引起了南北舆论界的关注。因为此时汪 精卫正在北平领导冯、阎反蒋，并欲拉拢张学良参加。所以胡适在北平刚 落定脚，宋子文便于8日来电催他南回，怕他被反蒋派利用。由于胡适此 时已被汪精卫等人内定为要聘请的“北方扩大会议”的约法起草委员（这 正是写《人权与约法》的结果，如今被反蒋派利用），所以他11日又乘车 到天津，会见原北京政府总检察长、财政总长罗文干（钧任）、郭复初（泰 祺）等人。由于罗文干和胡适都是“北方扩大会议”要聘任的约法起草委员， 故他俩见面后便讨论“约法”问题（此时正是汪精卫领导下的改组派以“法 制”反对蒋介石“人治”的关键时刻）。其主要内容为：

(1)约法为宪法之预备，决不是训政的约法，只是一种有限制的宪政 时代的根本大法。

(2)约法第一部分应规定人权，根本原则为“有法律、有制裁、无法律，无制裁”。

(3)第二部分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规定联邦式的统一国家。

(4)第三部分为政府组织，我主张有一个议会。……钧任主张“元首制”： 议会举元首（一人或数人均可）；元首任内阁；内阁对元首负责；不对议会 负责。我初意主张内阁制，后来我也赞成此意，以图政府安定。

同时，罗文干主张他和胡适共同草拟一个约法议案，公布于报章，而 不参加南北约法起草之事。胡适表示同意。也正是罗文干的这一举措，使 罗在1931年国民党政府人事调整时出任司法行政部长，次年又兼任外交部 长。

当天晚上（11日），郭复初拿着汪精卫的一个稿本来与胡适、罗文干商 议，内容是促使东北军张学良加入反蒋阵营。胡适表示反对，认为这样是 去一蒋又来一蒋（指张学良），对国家无补，“不如说约法宪法与国民会议等”。由于胡适反对汪精卫的主张，郭复初便邀请胡适、罗文干一同去看汪 精卫夫人陈璧君。胡适当面向汪精卫夫人表示了不同意见，汪夫人则说“精 卫必不能放弃党的立场。”

听到这里，胡适有些恼怒，便不客气地说道：“老实说，党到今日，还 有救吗？是否能靠北平会馆住着等候差使，月领四五块的生活费的二千多 人，来中兴国民党吗？精卫还是愿得这二千人的同情呢？还是愿站在‘国 的立场’来博我们多数人的同情呢？”

罗文干在一旁为胡适帮腔，向汪夫人说：“你们争粵二中与沪二中，争 三全会与四全会，与我们何干？我们都是‘蛋户’而已。”

由于罗文干、胡适、郭复初不支持汪精卫的主张，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也正是胡适北方之行没有站到汪精卫的反蒋阵营，故随后便得蒋介石的信 任。郭复初也在1932年后出任驻英大使，抗战期间一度任国民党外交部长。

胡适暂时在平津逗留，但又怕南京政府疑心他参加汪精卫的反蒋阵营， 故在12日又托董显光带信给宋子文，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政治主张：

(1)解放言论：取消报纸检查，凡负责之记事与言论皆不得禁止。

(2)监察审计机关皆宜容纳反对党。

(3)对东北、西北，宜有根本方针，宜认清“统一”之性质。统一应 是协商的，而非征服的；应是侧重地方分治的，而非骤然中央集权的。总之， 应明白认定“联邦式的统一国家”的原则。其涵义为：①凡政权统一之区域， 皆认为自治区域。②中央列举其权限，此外皆由自治区自主。③凡属于中 央权限内之事项，皆归还中央。④各自治区域合组联邦统一国家。

蒋介石只管向大舅哥宋子文要钱，是不会向他要政改方案的。因此， 胡适向宋子文的这些政治改革进言，只能是枉费心神，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