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

这个故事里有那么多含混模糊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讲给大家听。可随着时间流逝，它只会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然而，即使是黑夜里昏暗的路灯也总有星星点点的亮光。因此请大家允许我慢慢开始讲述，这样在中途才不会太磕磕巴巴。

那是一个秋天，我穿得很多，在一道厚重的皮质大门外徘徊，内心很紧张。我听见女秘书们嗒嗒地打字的声音，她们的手没有一刻离开过打字机，但是脑袋各不相同，一个脑袋比较大，上面戴着一把梳子；另一个脑袋比较小，留着卷发。她们正在讨论着什么。

小时候蹲便盆的时候我一定会画画，捏橡皮泥，或者让爷爷给我读书。“你就像恺撒一样，”爷爷肯定地说，“能做成很多大事！你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然而我的前途在哪？它在半路走丢了吗？在那一天我终于等到了它。作为一个不起眼的求职者，我来看看这里招不招收新的工作人员。

“请摘下制帽。”稍大的脑袋吩咐道。

我的制帽是个很好的装饰品。它很特别，毛茸茸的，好像东北虎的皮毛。将它戴在头上给我带来了自信，它默默地支持着我。然而我只能克制住内心的不满，将制帽摘下来。

馆长杜宾金娜白白胖胖的，活像个手工制作的大枕头。她穿着带花边的衣服和皮鞋。粗略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看一件即使买来也没什么用的、早已经过时的商品。

“您被档案室录取了，”她着重强调了“档案室”一词，“担任档案保管员。”

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档案保管员”一词听起来是如此的优美动听。“建筑师”“大司祭”，甚至是“天使长”都被它比下去了。我就像长了一双翅膀，从杜宾金娜面前飞走了。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能获得如此殊荣。难道真让爷爷说对了？我给爷爷打了个电话。

“祝贺你找到工作！”爷爷说，“档案室，尤其是资料库，是秘密的宝藏、智慧的源泉。你现在是它的守护者了，努力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档案保管员吧。”

那一晚人们把被雨水打得变形的路灯摘下，隔壁医院地下室里的狗叫成了大合唱。仿佛身处炮筒内部的死寂从太平间向外弥漫，太平间看上去不大，被秋天的迷雾笼罩着。

回到家之后，我发现制帽丢了。我不能把它弄丢，绝对要找回来！我回到电话亭里看了一眼，问了女秘书们，还偷偷地观察了周围路人头上戴的帽子，但都一无所获，我的制帽永远地消失了。如果它还在的话，我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更好的人生道路吧。

我工作的档案室坐落在地下，在一扇绿色的上了锁的铁门后边，那把锁看上去像个秤砣。渐渐地我了解到，锁的钥匙早就丢失了，大概在二十年以前，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杜宾金娜在提到这个问题时也会不耐烦地摆摆手：

“去跟通信员们聊聊吧，在他们那儿没准会打听到什么……”

通信室里有一种家庭的氛围。电水壶、茶杯、玻璃杯、装着方糖的玻璃罐、夹方糖用的小钳子、面包圈、面包干……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得满满的。到处都是糖果，通信员们把糖果连带糖纸一起放进嘴里，有时把糖纸吐出来、懒得吐出来的时候就直接咽下去。屋里有两个上了年纪的通信员，父称都是伊万内奇。他们用保温桶和提盒从家里带了吃的过来，垫着挂号信吃完了午饭，给信件赋予了温暖和灵魂。

他们愉快地招待了我，对我表示了关心，还有一点点怜悯。

年轻的伊万内奇经常因为信件出问题被停职。而年长的伊万内奇已经不再会为这种事担心了，他弄丢信件，把信件送错地址，除此之外还避免乘坐一切交通工具，只靠自己的两条腿和一双半个世纪之前的鞋，穿上它们就能健步如飞。

这个伊万内奇名字叫安吉尔。他在一个铁箱前停下脚步，铁箱看起来很笨重，紧紧地拧在桌子上，上面还带有一个和绞肉机很像的把手。各种各样的邮件被塞到里面，再拿出来时就已经盖好邮戳，可以准备上路邮寄了。干这件事是一种享受，一边摇着把手，一边感受邮戳和厚厚的信封接触的质感，实在是太惬意了。年长的伊万内奇是如此的兴高采烈，在把所有邮件一个接一个盖完邮戳之后，还往自己的手绢上也盖了一个。这使他的鼻子上也沾到了些许灰蓝色，还有一些形态各异的文字。

我在通信员们那里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听他们讲了很多关于送信的故事，故事的开头是马拉松。

“通信员，一个愚蠢的德国词。意思就是跑来跑去瞎忙活！而我是不会承认自己是通信员的。”年长的伊万内奇说，“我是信使。我这一代都是信使。在古希腊语中也就是天使的意思。听我说，小宝贝，我们被派遣到各地，还有哪儿是没去过的呢？有时是传递好消息，有时是坏消息。我们在这一次被赠予、被丰盛地款待，而在下一次被打个半死。传递消息，即使在那里面对的是死亡。这就是天使的使命！”

和通信员们在一起很舒适，在年长的伊万内奇的保护下，似乎一辈子都可以这样不知不觉、浑浑噩噩地过去。于是我想起要回到自己在地下室的工作岗位上，回到档案室。

“算了吧你，小宝贝！忘了档案室吧，”安吉尔·伊万内奇挥动着双手，“虽然我不迷信，但是那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伊万内奇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他还记得之前的档案保管员，最最可爱的马内奇·古季洛。他似乎被逮捕了，又好像因为弄丢钥匙被执行了枪决。总而言之，这个人至今下落不明。从那时起，档案室的门一直没再开过。在那儿发生了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只能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物品摩擦的沙沙声，又像有人喃喃地说话。从那里传出的声音久久不能停止。

我和爷爷商量了一下。

“顺着水流游泳最容易。”爷爷说，“但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会亲自把锁打开，向所有人证明自己很能干。别在一道锁面前退缩！”

我请了一个当地修理秤砣的钳工和一个我们院里溜门撬锁的小偷。不出一分钟他们就聚集到档案室的门口了。

“嗯，兄弟，”钳工说，“这种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难道要用炸药炸开吗？”

小偷因为钳工的无能为力有点生气地说道：

“你还能干什么，废物。哪儿能插万能钥匙？你看，把油灯拿过来，这儿写着什么？十六千克！和你比起来我不算文化人，不会修理秤砣……”说着他弹了我的后脑勺，还做了个怪异的动作。

的确，在坚固的钢制门环上一动不动地挂着一个黑色的秤砣，样子看上去稍微有点像一把锁。或许这种事真的存在，随着时间推移，锁逐渐退化，最终变成了秤砣。我坐在墙根努力思考着。但曾经肯定有过一把钥匙！否则最最可爱的马内奇·古季洛就不会被枪决了。没办法，只好去找杜宾金娜，向她汇报一个非常丢脸的情况，就是说，我没法进入工作地点。

正当这时，在地下室里出现了一个跛脚的少年，少年的名字叫乌兰。他抱着一只巨大的家兔，手里还拿着一把可以切割金属的锯子。

“你是档案保管员？没有钥匙就直接把它锯开！”他直截了当地说，“否则的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安生。”

我和乌兰过去就见过面。他在实验室工作，那里经常用家兔做实验。有时乌兰一瘸一拐地来到通信室，帮忙转动铁箱的把手，给我们讲那些兔子的故事。讲它们是多么聪明狡猾，能够在地下好几个不同的位置挖洞做窝，它们爱自己的亲人，当发现敌人的时候就用力蹬后腿提醒其他同伴。

“我不明白，”安吉尔·伊万内奇在乌兰走后对我说道，“他为什么是个跛子？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原因。难道因为他的眼睛斜视，耳朵长得像香蕉，就连名字也不像个正常的人名。看起来，他是不想参军服役。”

总的来说，我和乌兰之间并没有建立友谊。然而我接过了锯子，把它比在秤砣上，琢磨着我看起来有多迟钝。

“锯吧，舒拉，锯吧！”乌兰在一旁给我加油，“这世上的一切都在循环往复中达到新的和谐，一时的愚蠢在将来也会被看作英勇的。”

秤砣在我的手中变暖，散发出一种类似番茄酱的、酸酸的金属味道。黏糊糊的金属碎屑缓慢滑落下来。我的手颤抖着，心神不定，就好像一个服苦役的人，随时准备着逃跑。

“太好了！进展很顺利！”乌兰安慰我，“接着锯吧，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我再给你讲讲兔子的故事。”他轻轻地抚摸着怀里那只有着淡蓝色眼睛的、银白色的兔子。兔子支棱起耳朵，安静地靠在乌兰胸前，像一个小孩似的。“这是比利时佛兰德兔！大约有一米长、十公斤重。但最主要的是，它有和其他兔子不同的天赋，它会说话！但是人们却不想听它说的话，还对兔子的语言嗤之以鼻！”

“他们只需要我的血，”我似乎听到了低沉的埋怨声，“用我的血制造这个和那个反应……”

我用余光向身后瞟了一眼，看到了乌兰和佛兰德兔，他们都斜着眼睛看我，竖着耳朵听着我这里的动静。

“要是给我割点新鲜的草吃就好了。”兔子叹了口气。

锯子锯歪了一下，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就像夜里的鸟叫声一样刺耳。我的眼前仿佛降下了一层密不透风的、用黑纱织成的幕布。一连串东西在上面清晰地闪烁着：档案室和没有钥匙的秤砣、通信员伊万内奇、信使安吉尔、爷爷图里·席雷奇、戴着镣铐的最最可爱的马内奇·古季洛、杜宾金娜、跛脚的乌兰、像比利时人那样说话的佛兰德兔，还有我认识的钳工和小偷。或许是他在后脑勺上弹的那一下太重了，给我造成了轻微脑震荡？

我好不容易渐渐地从乱糟糟的、如铁一般沉重的思绪中返回现实世界。奇怪的是，我躺在了地板上，乌兰正弯腰看着我。那只硕大的兔子蹲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它受到了惊吓，不停眨巴着眼睛。

“来，给我，”乌兰把一块冰冷潮湿的抹布放到我的额头上，说道，“一看就知道，你没锯过秤砣，差点把自己弄残疾了！”

我左手一根手指被缠上了绷带，像个埃及木乃伊。受伤的那根手指孤零零地竖着，还在指着秤砣的方向。

乌兰捡起锯子：

“休息一下，和佛兰德兔聊聊天。我来干会儿活。”

在昏厥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一件都想不起来。家兔的耳朵一动一动的，鼻子也时不时到处嗅嗅。看得出来它不太好意思先开口说话。于是我们沉默地坐着，看乌兰熟练地锯着秤砣，那架势就像在锯一块木头。

“佛兰德兔告诉过我门后有什么！”他微笑着说，“你相信吗？这只兔子是个国王，在那里有它小小的王国。”

为什么不信？我这样想着，偷偷地看了一眼家兔。我立刻就相信了！这可要比怀疑这怀疑那容易多了。

我悄悄地咬了几下手指，脑袋变得舒服多了，心里也平静了不少。小小的国王和乌兰就像我亲近的老朋友一样。

突然间，秤砣掉到了地板上。整个房子震动了一下，巨大的秤砣好像一个坚果般裂开了。我期待着从那里飞出一只鸭子，或者跳出一只兔子，给国王佛兰德兔送紧急电报，但掉下来的只有一把不大的双排齿钥匙。

“在哪儿一定有锁孔，”乌兰在门上摸索着，含混不清地说，“被人故意用油漆盖上了。”

佛兰德兔耐不住寂寞，高高地跳了起来，然后又像在家里憋疯了的狗一样在原地打转。过了一会儿它突然回过神来，可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又规规矩矩地坐好，背挺得直直的，耳朵叉开，仿佛坐在自己的王位上。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时不时不安地张大嘴打哈欠。

终于，乌兰从门上抠下了一块漆皮，锁孔显露了出来。我感到从那里传来的气息就像从井底吹出的阴风。

“啊！”兔子大喊了一声，把钥匙递给我。

很难用语言表达，当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拧动的时候在想什么。我似乎想起了最最可爱的马内奇·古季洛。钥匙发出一种类似手枪哑火似的噼啪声。大门慢慢地自动打开了，把我拖进了档案室里。

第一眼看到的是档案室墙上贴着的壁纸，上面描绘着松林的早晨、被沙子覆盖的丘陵和生长着低矮灌木的谷地。兔子们喜爱的地方。看，在那灌木底下就有两只，捋着胡子微微笑着。轻风吹拂着草地，松树的树尖左右摇摆。也许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墙和壁纸！天高云淡，啄木鸟咯咯地啄着干树枝。科头朝下沿着树干滑下，抓挠着树皮。树林里弥漫着湿热的树脂香味。

“这就是档案室！”我听见乌兰感叹道，“秘密的宝藏、智慧的源泉？真见鬼！兔子们的王国！进去看看，或者待在这儿，随你的便。只需要把门打开一点。”乌兰就跟在佛兰德兔后边跑远了，一点都不像一个跛子。

看上去他们缺了我也没什么问题，甚至还更好，所以连头都不回，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于是我退到档案室门口，关上了门。

一眨眼的工夫我就又把门打开了，我的毛茸茸的虎皮制帽似乎在那一瞬间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它被丢到了灌木丛里，在其中若隐若现。只不过没有和兔子好好地交谈……

我吸了一口地下室发霉的空气。没有窗户的墙边成排地摆放着用劣质木板制成的架子，里面塞满了蓝色的纸卷，就像在洗衣房里发放的那种。许多巨大的黑色的蟑螂穿梭在纸卷中间，发出恶心的沙沙声。这些蟑螂大概从最最可爱的马内奇·古季洛那时就开始有了。然而无论我如何摔门再开门，是突然间打开，还是一点一点地打开，眼前的景象还是一模一样。难道是因为我把蟑螂都惊动了吗？

“哎呀，小宝贝！你怎么跟个无头苍蝇似的乱撞？”安吉尔·伊万内奇吆喝着，急急忙忙向我走来，“我还在琢磨你跑到哪儿去了呢。噢噢，你根本是累得不行了。这个玩意儿对你来说不是锁，就是一个秤砣罢了。”他把耳朵贴到门上，那些该死的蟑螂把里面的一切都弄得沙沙作响。虽说是一些陈年旧事，却一直令人无法平静。

安吉尔·伊万内奇把我架到了通信室。就着糖果和面包干喝了一点茶，我随随便便地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被锯伤的手指一直隐隐作痛。我把报告塞进铁箱，在上面盖了个邮戳，把它拿给了杜宾金娜。愉快地走下三级台阶，我终于重返自由了。

以上大概就是整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