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来华之时正处于明王朝统治的衰落时期，明朝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外夷人”难以进入中国，更不用说西方的科学和文化能够顺利地传播到中国了。利玛窦之所以采用“学术传教”的策略，就是想通过上层社会有识之士对西方科学产生的兴趣达到影响最高统治者，进而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目的。

由于利玛窦等人的不懈努力，这个愿望终于得以实现。在上层社会中，像万历皇帝、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都对来自异域的文明采取了开放的态度。

万历皇帝像	顺治皇帝像

清朝初期，清廷对天主教采取了更宽容的态度。年轻的顺治皇帝不仅允许传教士继续留在中国，还任命汤若望为主管天文事务的钦天监监正，诰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通政使衔、光禄大夫，赐二品顶戴⁽¹⁾。

此外还有许多传教士也得到朝廷的重用，例如对中国数学和天文学有很大影响力的南怀仁，1660年他被安置到钦天监协助汤若望的工作。至此，传教士们垄断了宫廷天文、数学的研究和教育，他们对欧洲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汤若望像	南怀仁像

1687年7月，经南怀仁在《告全欧洲耶稣会士书》中的呼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了张诚、洪若翰、白晋、刘应和李明等6名法国传教士（其中1人途中死亡）来中国传教，两年后抵达宁波，1690年2月到达北京，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年）、白晋被康熙皇帝封为“御前侍讲”，留在宫中负责给康熙皇帝讲几何学、测量学、解剖学、医学，编译《几何原理》《哲学原理》等数学著作，并且在皇宫中设立了化学实验室。由于康熙皇帝的“虚心励学”，传教士们研究中国经典和翻译西方著作之风大炽，白晋也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²⁾。

康熙皇帝对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极为赞赏，将其称为“利玛窦规矩”并用来约束在华的传教士。在历史上，康熙皇帝可能是唯一一位认真研究过数学和天文学的中国帝王⁽³⁾。康熙皇帝还成立了研究和学习数学的皇家机构（莱布尼茨曾向康熙皇帝建议成立北京科学院，但未被采纳），组织了大批数学研究人才编写了一部大型的介绍数学知识的《御制数理精蕴》。在他的要求下，法国传教士白晋特地用满语为他系统地讲解了西方几何学和代数学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利玛窦之后的清朝初期，天主教传教士为了巩固获之不易的地位，也贯彻执行了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和利玛窦的“数学文化传播”模式。

1631年，艾儒略与瞿式谷合著《几何要法》；邓玉函著译《大测》《割圜八线表》。1644年来华的传教士穆尼阁（J．N．Smogulecki，1611—1656年）引入的最重要的数学知识就是对数算法，这些内容主要包含在他的学生薛凤祚（1600—1680年）出版的《天学会通》中的“比例对数表”和“比例四线新表”中，这是风靡欧洲的对数计算技术在中国的首次传播；此外，穆尼阁还传入了一些新的三角公式以及对数和三角学结合的公式。1744年，罗雅谷（Jacobus Rho）翻译《测量全义》《筹算》；杜德美（PetrusJartoux）所著《周经密率》《求正弦正矢捷法》等书在中国出版发行。

这些数学内容是清朝初期被介绍到中国的最有价值的欧洲数学知识，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⁴⁾。遗憾的是康熙年间发生的关于东西方文化的“礼仪之争”断送了利玛窦苦心经营多年的天主教传教事业，也阻止了西方数学进入中国的步伐。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统治者认为西洋人来中国传教对封建统治不利，朝廷仅采用了西方的历法，除在钦天监供职的人外，传教的西方人士都被驱逐到澳门，不许进入内地。其他的诸如数学和科学书籍的翻译工作、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都泯灭无闻了，这致使利玛窦、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的成果成为昙花一现⁽⁵⁾。此后的一百余年中，西方数学暂时停止传入。

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被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数学再一次进入中国，其中对西方数学传播影响最大的是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年）。1852年，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开始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后9卷，1857年出版发行。1865年，曾国藩将其与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前6卷一起印刷出版，《几何原本》终于有了完整的中译本⁽⁶⁾。

之后，伟烈亚力与李善兰继续合作翻译了《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华衡芳与英国人付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三角数理》《决疑数学》等书籍引起了清末数学家的极大兴趣。但此时的中国传统数学几乎完全不能与西方数学抗衡，甚至连会通的余地都没有了。到20世纪初，中国传统数学终于被西方数学所取代。从此，中国数学走上了世界化的道路。

不管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和“数学文化传播”模式带有多少权宜性的色彩，历史的确让欧洲传教士扮演了传播宗教和科学的双重角色。

华衡芳像

多数学者认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科学传播活动具有科学文化的内涵和时代的价值。例如，利玛窦把当时最权威、最好的科学知识传播到中国；南怀仁和17世纪的耶稣会士们，也把他们能够了解到的欧洲已有的一切科学都带到了中国；明朝末年，《崇祯历书》的编纂又进一步引进了作为“第谷”天体运动体系基础的西方几何学和三角学，并立即得到广泛的应用；明末清初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的地理观念，这对后来中国地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地理观念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⁷⁾。

显而易见，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在许多领域传播科学知识，以充满异质文化气息的西方数学，对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们产生了因“异”而“新”的吸引力。他们在数学以及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翻译了大量的近代科技书籍，较早地将西方近代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天文学、哲学、伦理学和医学等融合到中国文化中，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