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著书授徒，数学交流成定式

在利玛窦看来，中国人普遍存在着“本本主义”意识，相信书本，认为凡是印在书上的东西都是对的。他在写给罗马教廷的信中曾经明确谈到：

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不能进去的地方，书籍却能进去，并且仗赖简洁有力的笔墨，信德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由字里行间渗入读者的内心，比用语言传达更为有效。⁽¹⁶⁾

事实上，在十六七世纪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载体唯有图书，故其渗透力在当时确实是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因此，“西学东来，以科学书籍之翻译为第一步……明季开翻译之风者，自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其始，而其对于科学介绍之功亦最大”⁽¹⁷⁾。

据美籍华裔学者钱存训的研究统计，自1584—1790年间，利玛窦、金尼阁、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来华耶稣会士所译的西学书籍约计437部。其中，天主教义类图书251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机械、医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131部；哲学、教育、伦理道德、心理、音乐理论等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55部。⁽¹⁸⁾

利玛窦与他人合译的数学著作有《测量法义》《经天该》《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同文算指前编》《通编》《别编》《圜容较义》等。而这里面，以《几何原本》的影响为最大。梁启超曾评价说：“徐利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¹⁹⁾

而早在利玛窦加入耶稣会之前，耶稣会就以传教方面的创新精神而负有盛誉，其传教方式力求从俗、宽大，强调要适应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耶稣会的基本特征及教义宗旨为利玛窦推行“适应性传教”策略提供了可能性。

远东视察员范礼安是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制定者，他要求传教士不但要会读、说、写中文，还要尽量熟悉和适应中国的习俗。利玛窦来华之前，罗明坚在贯彻执行此传教策略方面已进行了某些探讨和实践。而利玛窦到达肇庆后则创造性地实践了这一传教策略。⁽²⁰⁾

从传教的时间和地点上看，利玛窦在中国居住28年，其中在肇庆传教6年，在韶州传教6年，在南昌和南京传教6年，在北京传教10年。利玛窦去世时（1610年），天主教在中国共接收教徒2500人左右。⁽²¹⁾至1667年，耶稣会所辖教徒人数达到25万人；1700年，中国的天主教徒人数已达30万人。在一个日益走向保守闭塞的国家，能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应该说是与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分不开的。⁽²²⁾

事实上，利玛窦在肇庆的传教活动是天主教入华后的摸索期，而在韶州、南昌、南京等地是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发展期，在北京则是鼎盛期。因此，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起源于肇庆，其核心“数学文化传播”模式则构思于韶州，形成于北京。

1583年9月10日，罗明坚、利玛窦等人进入了当时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他们隐瞒了真实目的，借口“抵达中国，是为它的盛名和光辉所吸引”，请求知府王泮允许他们修建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以便远离澳门的尘嚣和喧哗而度过余年；并答应遵守法纪，不打扰他人。

肇庆仙花寺教堂	利玛窦拜见王泮

因此，利玛窦不大张旗鼓地聚众布道，不公开谈论宗教的事，而是把时间更多地用于研习中国语言、风俗习惯以及以身作则来教导这个异教的民族。⁽²³⁾

他们在教堂里挂上圣母画像，摆满从欧洲带来的一些西方物品，如世界地图、自鸣钟、乐器、天文仪器以及大量的科技和数学书籍。他们对参观教堂的人士有意无意地宣讲基督教义，并与对基督世界的宗教风俗感兴趣的人自由地讨论一些问题。同时他们将基督教义用中文写成《天主圣教实录》（罗明坚著），送给有高深学识的各阶层人士。当时的肇庆知府王泮非常喜爱这部书，印了许多册，使得此书在国内广为流传。

为了表彰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在学术和文化方面对明朝的贡献，王泮特地命人制作了“仙花寺”和“西来净土”两块匾额，悬挂于教堂和住所的门口上方，这两块匾大大提高了传教士们在各阶层百姓中的声望。⁽²⁴⁾

之后，在带来的西方科学如地图学、地理学、天文学和建筑学甚至制作钟表、天球仪和地球仪的技术等方面，利玛窦着实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特别是他以自己的数学知识征服了中国人。至此，利玛窦坚信“中国人是个好思考的民族”，采用先以“学术”传予知识，再以“教旨”触其心灵、润其心田的传教方法，将有助于中国人逐步增加对基督教的理解。

1589年8月15日，利玛窦等人被迫乘船离开肇庆。8月24日，抵达韶州南华寺；8月28日，被送至韶州城里，在武江西河岸边购得一块土地建立了居留地。利玛窦到了韶州以后，虽然也得到各方面关照，但比起在肇庆的岁月，遇到的麻烦似乎更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利玛窦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研习中国文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上面。

他停止传教活动，转而潜心研习儒家典籍，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以便为进一步有效地传教打下基础。1593年，利玛窦首次将“四书”翻译为拉丁文作为来华新教士学习中文的读本，并且于1594年把“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寄回意大利出版，成为最先编辑中国书籍并附以注释的西方人。

瞿太素是利玛窦在韶州接收的第一个学生。他聪明好学，从学习数学入手旁及其他，除了跟利玛窦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算学、欧几里得几何学、象数学（将数学的原理应用到实践中，即用符号、形象和数字推测宇宙变化）之外，还学习了西方语言、逻辑、物理及天文学等。

在两年的时间内，瞿太素不仅不知疲倦地学习着那些对他来说新奇的东西，还自己动手制作了诸如天球仪、六分仪、测像仪、星盘、罗盘、日晷等仪器，以此受到朋友们的尊敬。⁽²⁵⁾甚至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其实瞿太素早已做过深入的研究，并且在韶州时已经与利玛窦合作译出了第一卷。因此，瞿太素成为最早将西方的文明成就系统地引入中国大陆的儒家学者之一。

1599年6月，利玛窦在南京接收了第二个学生张养默（明末哲学家王肯堂的学生）。当时，张养默已经“无师自通学习了欧几里得的第一卷，并不断向利玛窦神父请教几何学问题……他还告诉利玛窦以传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传教的目的了”⁽²⁶⁾。张祖林认为，张养默自学的《几何原本》第一卷，可能就是瞿太素此前译出的第一卷。张养默不断地向利玛窦请教几何学问题，或许是想要将《几何原本》接着翻译下去。⁽²⁷⁾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与徐光启进行了短暂会晤。徐光启在1596年赴广西做家庭教师时，途经韶州府遇见了郭居静神父，应邀参观了韶州的教堂，得知来中国传教的利玛窦神父精通西洋的自然科学。在南京结识利玛窦以后，对其所讲“格物穷理之学”极为赞叹，遂向利玛窦学习和讨论天文历法、数学、测量等学问。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达北京。随即觐见万历皇帝，并进献了圣像、三棱镜、自鸣钟、圣经、十字架、西洋琴等礼物。万历皇帝命礼部待以上宾，并赐以宣武门外东首一处宅地居住。此后，利玛窦得以安心地在北京城内居住，并且与士大夫晋结，向士大夫传教。

1604年4月，徐光启考中进士留在北京，得以再次跟随利玛窦学习数学。于1607年5月24日，与利玛窦一起译完克拉维乌斯编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同年在北京出版印行。《几何原本》的刊印出版改变了中国数学以实用计算为特征的《九章算术》的经典地位，这是对中国传统数学的革命，因而成为中国近代数学以及数学教育的起点。

至此，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和受到无数次的教训之后，最终“数学文化传播”成为定式，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