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整思路，扬长避短拢人心

利玛窦为配合“学术传教”策略，创造和完善了一套融合中西方数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特别是“利玛窦所带来的数学等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¹⁰⁾。

这种以传播数学文化知识为先导的模式，历经千辛万苦，并且在前人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它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

1．探索和平的传教思维

在16世纪西方的教会中，从事将天主的“福音”传向东方的有两大集团势力：一是西班牙在墨西哥的传教势力，其传教方法是直接以武力为前驱，以摧毁当地宗教文化和迅速实现西班牙殖民化为宗旨，这就决定了其传教方式带有强迫性并且十分草率和粗鲁。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迫入教的土著居民，遇到有利机会便力图摆脱新宗教的束缚。二是葡萄牙在东印度的传教势力，最初所实行的也是传统做法，匆忙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当众宣讲教义，一个月中为万名以上的居民施行洗礼。

但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这种强迫式的传教方式遭到民众的抵制和明朝官府的禁止。因为，传教士们常常面对“佛教僧侣及佛门弟子的反驳”，而且在中国也很难获得官府自由传教的许可，传教士“不能聚集很多人给他们布道……只能慢慢地、个别地讲道不可”⁽¹¹⁾。正是从其他国家的这些传教的反面典型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中国传教团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教路线。

为此，利玛窦提出了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学术传教”的主张，他认为，若想让中国人皈依天主教，“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而数学应该是最能让中国人心悦诚服的。

探索传教新思路

事实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中国的数学在不断地衰落；而另一方面由于手工业与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社会对数学的需求呼声越来越高，这为利玛窦能够以西方数学的传播作为“学术传教”的第一步营造了良好的客观社会环境。⁽¹²⁾

2．尝试“适应性”新策略

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国内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再加上“南倭北虏”危机，朝廷的海禁政策更为严厉，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欲进入中国将非常不容易；同样，宗教作为人类文化形态之一，因各国国情迥异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因此，天主教要想在中国传播，其难度指数就更大了。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8月只身抵达广东省台山县的一个距广东海岸仅30海里的上川岛，希望能进入广州传教。但明朝政府的禁令使得无人愿意冒险带他进入中国大陆，在多种努力和尝试均告失败以后，沙勿略抱憾病逝于上川岛。

1568年5月，卡内罗奉命抵达澳门传教。1569年，卡内罗兴建了澳门第一座正规的天主教堂“圣望德堂”，然而他多次希望进入广州传教的请求也均遭拒绝。⁽¹³⁾

1578年7月，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神父抵达澳门，他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了在中国的传教策略。他建议在中国的传教士不仅要避免使用其他国家的传教方法，还必须改变过去所推行的“葡国化”的传教方针；他要求传教团不仅要让入教的中国人保留中国的语言和习俗，而且一切来华的传教士也应该“中国化”。1579年和1582年，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利玛窦先后应召抵达澳门，按照范礼安所确定的方针进行认真和扎实的准备。

从公元1580年开始，罗明坚曾四度亲赴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但最终未能如愿。后经过多次不懈的努力，罗明坚在1582年底再赴广州时，获得机会转往肇庆觐见两广总督陈瑞，他反复声明：

我们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励德修身，要人服从帝王而来，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情愿列入中国子民之数，改著僧众服装。⁽¹⁴⁾

在罗明坚的一再要求和承诺遵守大明帝国的法律等条件下，他们终于获得在肇庆的居住权和在一定条件下传教的权利。这些经历预示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将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使得利玛窦等人开始思索该进行怎样的“迂回传教”策略。

3．扭转民众的抵触心理

1583年9月，利玛窦和罗明坚被允许在肇庆生活和居住。虽然他们通过送礼打通了官府的渠道，但普通民众对他们还是存有戒备和抵触之心。他们在肇庆建立住所和传播天主教义时，经常遭到居民的滋扰，主要原因就是民众的信仰和天主教义有很大的反差，以致于他们被迫于6年之后撤离肇庆。

1589年8月，利玛窦与麦安东一起从肇庆来到韶州的南华寺。因为天主教与佛教信仰迥然不同，利玛窦在南华寺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向兵备道表明了不想住在南华寺的意愿，后被安排在韶州城外西河岸边光孝寺附近购地建立了住所和天主教堂。

1591年春节，麦安东神父刚离开韶州去澳门不久，利玛窦便利用新年之际，在教堂展出了一幅从墨西哥运来的圣母、耶稣及圣约翰画像，但当地居民认为在中国传统节日时展出此画有悖风俗习惯。于是，发生了教堂被邻居夜袭事件，几个仆人受到粗暴的凌辱，后来此事由瞿太素鼎力协助处理才得以平息。

圣母与圣婴像

1592年7月，石方西神父刚到韶州后不久的一天，一伙年轻人决定攻打洋人住所，以发泄心中对洋人的怨恨。他们明火执仗，打伤两三个仆人，并用棍棒猛击石方西的身体，用斧头砍伤他的额头。利玛窦从一扇小窗户跳到小花园求救时，崴到脚踝受了伤。虽然官府要治首犯者死罪，但利玛窦还是出于仁慈和善意而宽恕了他们。⁽¹⁵⁾

此类事件发生后，利玛窦开始认真研究不同宗教之间的信仰和习惯的差异。他逐渐认识到在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中，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领域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儒士阶层也是左右中国政治的权力阶层。佛教虽然信徒众多，但僧侣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利玛窦感到只有尊重儒教，以儒家弟子的身份出现才能取得上层阶级和百姓们的尊重、理解与支持。于是，从1594年起，他着儒服、执儒生礼仪，走进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融入中国社会。

利玛窦在韶州传教六载，真可谓是充满艰辛和曲折，这亦使得他的传教策略趋于成熟。在韶州，他坚持走上层社会的传教路线；同时采取了入乡随俗的“适应性”策略，并将范礼安的“适应性传教”思想引申为“易佛补儒”“合儒”和“补儒”。

然而在韶州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针对传教士的教案，不仅反映了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矛盾，也彻底改变了利玛窦以后的传教思想，促生了他在“学术传教”中实施的“传播数学文化”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