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数交友，适应策略注新意

利玛窦在中国充分汲取了其他传教士（如沙勿略）的经验和教训，实施了范礼安的“适应性传教”策略。他到达中国后不急于传教，而是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文化，并以儒士身份赁屋讲学，了解中国社会。他广泛结交上层社会的士大夫们，向他们传授欧洲的科学、技术和艺术，以自己的学识和过人的才智赢得了尊重，继而达到传播天主教义的真实目的。

他的这种“学术传教”策略大获成功，也形成了利玛窦独创的以传授西方数学为主要内容的“数学文化传播与交流模式”。

1．传播数学是“学术传教”的前奏

数学文化的传播是利玛窦“学术传教”的一个工具及其核心组成部分。利玛窦进入中国后，惊喜地发现中国上层人士对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数学情有独钟。利玛窦在给教廷的信中说：

在我们的著作中，使中国人感兴趣的首推世界地图与数学之类的书籍，以及其他介绍新奇事物的书籍。

当徐光启建议利玛窦翻译和刻印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时，他立刻指出：“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他还告诉徐光启，“此书未译，其他书俱不可得”⁽²⁾。《几何原本》成为利玛窦与徐光启翻译的最重要的一本西方数学科学著作，也是我国近代数学教育中使用最广泛、最基础的教材之一。

《几何原本》教科书

中国人欣赏利玛窦的科技和数学才能，利玛窦也正是通过传播西方的数学文化赢取中国人的好感。事实上，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可以看出，他很快就以自己的数学天赋和数学知识震撼了中国人。⁽³⁾《明史》中也记载：

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

然而，作为一名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传播天主教，他以传播数学来笼络中国人心，以利于传播福音，弘扬天主教。因此，传播西方数学仅仅是利玛窦传播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手段和策略，并作为主线贯穿在他的整个传教生涯中。

2．“以数教民”和“以数会友”

利玛窦开始在中国传教时并不是很顺利，后来他调整思路，通过“以数教民”和“以数会友”⁽⁴⁾，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结交了很多知识分子，而且也得到了政府官员的理解和帮助。

根据学者林金水的考证，利玛窦在中国结交的知名人士有140多人，其中不乏王公贵族，比如说瞿太素、李卓吾、章潢、祝世禄、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知名学者。⁽⁵⁾特别是在肇庆的时候，利玛窦与知府王泮交往甚密，从而得以传教六载。王泮对利玛窦传教团的鼎力支持，实质上反映了当时部分有识之士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和对利玛窦渊博学识的仰慕之情。⁽⁶⁾

王泮向利玛窦了解西方世界

而到了韶州时，利玛窦又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传授给儒士瞿太素，并运用中国算经术语，与其成功地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并在士大夫中流传，这些做法都有助于提高传教士的声望并促进天主教义的传播。以至于在1591年春节，发生了当地居民袭扰教堂事件后，也是由瞿太素请出韶州知府谢台卿才得以平息。

之后，利玛窦听从了朋友瞿太素的劝告，蓄发留须，脱下袈裟穿上绸袍，以儒家弟子的身份出现，从而取得了上层阶级和百姓们的尊重、理解与支持。如此一来，“易僧服为儒服”也就成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事业上的一次重大策略转变。

为了北上京城传教，1595年4月，适值友人兵部侍郎石星途经韶州返京，利玛窦请求兵备道徐大任和石侍郎引他前往南京和南昌。石星欣然接受利玛窦的建议，“马上命韶州长官发给他旅行执照，盖上他的官印，给予利玛窦神父在江西省旅行的充分权利”⁽⁷⁾。在南京，利玛窦又结识了徐光启、李贽以及礼部尚书王忠铭、皇帝的顾问祝世禄等人。⁽⁸⁾

事实证明，通过“以数会友”的方法而结交的这些中国的朋友，都或多或少地为利玛窦深入中国内地直至在明王朝的首都北京传教起了重要作用。从此以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便从广东肇庆、韶州的开拓阶段进入南昌、南京、北京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3．创造中文数学术语和科学名词

利玛窦向国人介绍西方数学时，非常重视数学概念的中文译名。他凭借多年学习汉语的功底，对每个数学名词都字斟句酌地仔细与中文名词进行对应和比较。

他翻译的数学术语：几何、角、点、线、平面、直角、锐角、钝角、直线、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圆、圆心、相似、外切、曲线、曲面、立方体、体积、比例等专用名词堪称经典，沿用至今，甚至还影响到日本、朝鲜等其他东方国家。⁽⁹⁾

此外，在其他科学著作的翻译中，利玛窦也首创了许多词汇。如北半球、北极、赤道、地平线、地球、南半球、南极、上帝、圣经、圣母、十字架、天国、天主、天主教、纬度、阳历、耶稣、阴历、造物主、子午线、主（基督教徒对上帝的称呼）等。利玛窦所创造的这些词汇，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了科学术语，对汉语词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